毛赫交恶开端
赫尔利因调处国共党争而闻名中国，但他最先是作为蒋中正与史迪威之间的黏合剂而被罗斯福派往中国的。8月3日，适逢罗斯福离京而未对蒋史问题做出决策，马歇尔“为了加速这一决定，也为你［史迪威］寻找一条可行的出路”，在事先获得史迪威首肯的情况下，向总统推举赫尔利作为特使访华，但“并不明确他的权限”，只告知赫尔利要协调史迪威与蒋中正的关系。[268]史汀生对赫尔利作为人选极其赞同，甚至表示他唯一担心的是赫尔利迅捷的作风与慢节拍的东方不相适应（hustle the East）。[269]罗斯福一如既往地欣然接受，只不过添加了纳尔逊作为特使成员，以协助赫尔利从事“非军事”方面的工作。
对于罗斯福送到中国来的这些特使，现有的中英文献评价都不甚高。苏联间谍艾德勒称赫尔利为 “绣花枕头 ”（stuffed shirt playing at being a great man）。[270]蒋中正的政治顾问拉铁摩尔也曾发表过有趣的论断，说赫尔利和纳尔逊都是罗斯福扔到中国来的“垃圾”——自视甚高却无用处。[271]蒋的另一位经济顾问杨格则描绘了赫尔利“老态龙钟”的样子，明确表示他完全不能胜任总统在华代表之职，而唯一让蒋颇感满意的纳尔逊“在经济方面并不胜任……只知道生产”，最终导致了中国原本就严重的通胀更为加剧。[272]正如数十年后1970年代初中美关系解冻前夜时那样，尼克松（Richard Nixon）总统也不信任常设的外交机构，而更偏好于个人特使这种非常方式来建立最高层之间的对话。这种方式虽然高效，但必然会增加外交政策的偶然性和个人色彩。
赫尔利是一位富有而自恋的律师。他英俊挺拔，圆滑世故，曾当过故乡俄克拉荷马州乔克托（Choctaw）印第安人的代表，喜欢不时发出著名的“呦喉”呐喊声来吸引他人的注意。因在1928年总统大选时为共和党候选人胡佛（Herbert C. Hoover）拉票而在成功后被政治委任为作战部长，从而拥有少将军衔。1932年，赫尔利重操旧业，在美国石油公司与墨西哥政府的协议中再次为自己挣得谈判专家的美誉。后来的事实证明，他还是把中国问题想简单了。在华多年的林迈可后来回忆说：“赫尔利鄙视中国人。他问我是否不同意他们是不可救药的民族，而且必须在一个强者的统治下以迫使他们遵守秩序。”[273]
1944年9月6日，赫尔利在史迪威的陪同下抵达重庆。9月19日，由于后者不听劝阻，赫尔利基本意识到自己调处史蒋矛盾的任务已难达成。就对待蒋的态度而言，在史迪威的前车之鉴下，赫尔利明显改变了先前一味施压的做法，而是更注重蒋的意见。起初，华盛顿并不同意撤换史迪威。然而，赫尔利左右逢源，两头讨好，并与蒋达成秘密协议，即赫尔利帮助撤换史，蒋甚至表示愿意与中共妥协。[274]赫尔利以其敏锐的政治嗅觉，果断地改变了他的在华使命，抛弃了史迪威，而转向一个更大的计划，即调处国共关系。史迪威尚未正式离职，他即向蒋自荐赴延安做说客，并告诉中共：“（一）为美苏俱不欲中国分裂，绝不同意中共之不合作，反抗中央。（二）英美对日反攻，并不以为中共军队是一种力量，打算在内”。[275]
他像两个月前华莱士时一样，在来华之前先去询问了苏联的意见。在莫斯科，外交人民委员（后称外交部长）莫洛托夫（Вячеслав М. Молотов）在不留记录的条件下表达了与斯大林类似的观点，即“那些自称‘共产党’的中国人与共产主义没有丝毫关系。他们不过是借此表达对经济贫困的不满。一旦经济状况改善，就会忘记政治主张”。这位斯大林的宠臣继而慷慨表示：“苏维埃政府乐于看到美国在中国经济、政治和军事事务中居于领导地位”。[276]为了表示诚意，莫斯科严禁驻渝的苏联外交官与中共公开联系，只有大使在特殊情况下才被允许与之接触。[277]
10月17-24日，赫尔利经蒋同意在重庆三次会见中共代表林伯渠和董必武。在第一次会谈中，他明白表示了自己作为罗斯福总统代表希望中国团结的意愿，就当前形势谈了大约七点意见，概括起来主要有：蒋允许他必要时去延安；中共应尊重蒋的抗日领袖地位；美国分配东西绝不偏重某一方。随后，林、董电告了延安。毛泽东结合赫尔利的意见分析，蒋确实对共产党有所缓和，并批示道：“蒋最怕指名批评他，美国亦怕我们不要蒋，故在许蒋存在条件下，可以作出一些有利于我们的交易来”。[278]
10月18日，赫尔利约中共驻渝代表吃饭，谈了大约两个小时，除了重复前一天的观点外，还表示出美国急切要与中共合作的意图。他说：“美军很快就要在中国海岸登陆，但国共不团结，美军要双方接洽，否则妨害军事行动很大”。赫尔利甚至建议：“假使你们不用共产党这个外国名称，你们将大大的减少反感”。[279]
这时候，蒋中正终于赢得了个人对史迪威的胜利。10月22日，就在史迪威离开中国的第二天，他的前顾问戴维斯突然出现在延安，与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等中共核心人物进行了深入的交谈，他明白表示自己所说的并非个人意见，而是“代表着美国领导人的一个非常确切的想法”，即美国愿意与一个不受苏俄控制的中共建立合作关系。戴维斯与包瑞德更提供给八路军总部一份美军在中国沿海的登陆方案，以询问中共意向。经过一周的深思熟虑，延安以江苏连云港为例，设想了登陆兵力、补给及日军反应情况，表示中共可提供5万正规军，前提是获得美国的武器支援，即从太平洋战场缴获来的日军轻武器和弹药就基本足够。[280]
就在10月22日下午戴维斯冒着重庆的小雨飞赴延安的时候，蒋中正和宋子文就中共问题讨论了半日。当晚，赫尔利也加入了他们的辩论，并劝告蒋立即实行民主改革。23日，赫尔利与中共代表进行第三次会谈。他为了讨好对方竟表示已经拒绝了蒋前日一个不利于延安的提案，用赫尔利的话说：“叫你们在前面打，他们在后面打，意思就是要消灭你们”，继而宣布自己愿赴前线“作两军的连锁”以使国共并肩作战。[281]作为一位调解者，赫尔利在一方面前贬低另一方，意在抬高自己，是不适当的。27日，戴维斯从延安致电赫尔利，暗示后者如果访问这个共产党的红色首都将为他在罗斯福面前赢得有力的政治地位。[282]这正是赫尔利想要的。
其实，赫尔利终结了一切与援共有关的人和事。他的到来已经终结了一位美国将军，正在终结一位大使，将来还要终结军方与中共的合作。高思对于他本人未受到蒋中正的重视（更为重要的是，未受到华盛顿的重视）而深受打击，他的职能已被一个又一个钦差大臣所取代，离职是他的明智之选。而他的辞职过程，更加说明这位大使乃至整个驻华使馆在华盛顿眼中的无足轻重。在高思尚未正式递交辞职申请，而是托谢伟思向国务院带去口信后的第三天，1944年11月1日白宫毫无遗憾地宣布了他的辞职。[283]赫尔利即将接替他的职务。
11月7日，赫尔利仍以罗斯福总统代表的身份飞抵延安。周恩来迅速派人请来了毛泽东。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亲自赶到机场迎接外国人。延安举办了前所未有的盛大宴会，而且没有按照惯例庆祝当日的苏联国庆十月革命节。翌日上午，毛、周、朱与之会谈。赫尔利带来了一份由他亲自起草并经蒋中正修改认可的五点协定基础，其核心内容是“在中国，将只有一个国民政府和一个军队。共产党军队的一切军官与一切士兵当被中央政府改组时，将按照他们在全国军队中的职位，得到一样的薪俸与津贴……并将承认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的合法地位”。[284]一句话，中共军队接受国民政府收编，国民政府承认共产党合法。毛泽东没有立即表态，只是礼节性表示了感谢。
11月8日下午3时会谈继续举行，毛泽东首先花了很大气力来阐述共优国劣的观念，接着针对赫五点中有关改组军队的核心问题，表明需要改组的是吃不饱、穿不暖、没有战斗力的国民党军队，随后就避开这一话题，仅表示愿意与蒋会面。赫尔利对这位中共领导人的长篇批评有些不满，但他根据调处的经验，总要先扬后抑、各有褒贬，于是他提到了国民党军最近在缅甸战场还是打了不少胜仗，又道：主席谈及委员长和国民党的时候就好像是中国的敌人所说的话一样。这一下可惹恼了毛泽东。他在片刻犹豫之后，强烈回应道：“将军，我所重复的，在外国是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的话，在中国是孙夫人和孙科先生的话。我想重复这些人的话，是可以的吧！说我重复敌人——日本人的话，那是不合事实的”。赫尔利赶忙说，他并不是指日本人，而是那些希望看到中国长期分裂的人。毛泽东慢慢恢复了节奏，说自己批评中国是为了克服缺点而且反映的是希望中国团结民主的意见。赫尔利机敏地跳出了无谓的争执，改口说自己误解了主席的意思，为了中国的团结民主和肃清贪污，如果主席不同意这五点的话，希望提出自己的条件。毛泽东遂逐条表达了看法，把改组的对象改为国民政府，由新组成的联合政府成立联合统帅部，命令“一切军队”，并公平分配联合国的物资。周恩来补充说还要加上各种自由权利。赫尔利按照字面意思表示接受，并念念不忘要求删掉前面有关“误会”的记录。[285]这样在以国民政府主导下的改组就被换成了一个临时大拼盘，没有任何实质利益被触及。为妥善起见，毛泽东为文字定稿又多要了一天时间。
11月9日下午，赫尔利看完中共修改后的对案，当即表示“这些提议在我看来完全合理”，并也多要了一天，以便“认真研究”。至此，他基本上尚未有重大失误。但随即他就被毛泽东提出与蒋中正在重庆谈判的设想冲昏了头脑，毛泽东暗示这五点只不过是两人见面的基础，赫尔利随即以“美国的国格”担保毛泽东本人及其随员在渝的安全，甚至自告奋勇表示要在毛泽东签字后的协议上签上自己的名字。此时赫尔利唯一不放心的竟是蒋在这个大拼盘里的地位，在得到毛泽东慷慨地担保“要他［蒋中正］当主席”之后，终于如释重负，以为自己已为蒋挣到了他想要的东西。当日晚，就在赫尔利以权利法案的文笔去包装中共对案的同时，毛泽东主持了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他说：“明天签字后，我们的文章做完了，问题即在重庆了”，“承认一个联合的国民政府并不妨碍中共将来组织解放区联合政府”。他是要在中国内地建立第三个政权，而第二个政权——南京“国民政府”头面人物汪兆铭在数小时后即于日本名古屋辞世。周恩来明白道出了问题的所在，即赫尔利将参加政府与成立联合政府混为一谈，而蒋则很清楚其中的微妙差别。[286]其实，中共早在赫尔利来延之前就确定了对策，他们并未指望达成什么政治协议，毛泽东曾将此次会谈定性为“蒋介石要赫尔利来调停，想给些小东西而对我们加以限制”；延安随之确定了基调，就是要积极地将蒋踢过来的球再踢回去。[287]
11月10日，这个球经过赫尔利的润色而更加光彩夺目，但在实质上还是中共的五点意见。毛泽东对此极表满意，夸赞道：“抗战八年未能得到的东西，今天在赫尔利将军帮助之下，有了实现的希望。”中午12时45分，双方在充满民主和公正的协议上签字。之后，毛泽东拒绝了赫尔利一起赴渝的邀请，但是指派周恩来随行，并立即将会谈结果电告莫斯科。[288]
当日下午2时，赫尔利怀揣着中共五点和一封毛泽东致罗斯福的感谢信，以及天真的自信飞回重庆。毫无疑问，蒋中正会像毛泽东拒绝他的提案一样轻松地加以拒绝。赫尔利犯的一个根本错误，就是他不应该代表他永远无法代表的蒋，贸然飞赴延安，且作为谈判双方之一（尽管协议字面上以及他自己宣称是见证人）并签了字。正如他不断提醒对方的那样，他代表的是美国总统和“美国国格”。赫尔利高估了这几个字对中共的影响力，但也低估了其对自己的反制力。他过于爱惜羽毛，反而轻率地授人以柄。
果然不出所料，蒋中正于11月11日看到赫尔利带回的五点就大呼上当。近日由于成都学生罢课一事，蒋已经大伤脑筋，对共产党早就恨之入骨，在前晚的日记上刚刚写下“离间中美情感与伤害国家利益，共匪不灭国无宁日”的话。今日又生出这许多变故，广西重镇桂林意外丧失，柳州陷落，华南最大的美空军基地被自行炸毁，贵阳、重庆、昆明岌岌可危，真是祸不单行。原以为“经验与老成”如赫尔利者竟是“糊涂失察甚于一切美人”，蒋痛感“此实于我政府为一大之打击，而是共匪诡计最大之成就也”。[289]
蒋当时如果知道罗斯福对此的想法，可能就要痛哭流涕了。这位美国总统刚刚宣布第三次连任成功，并同时发布今年内访华的消息，但他对赫尔利那份充满着美国权利法案精神的协定文本，并未感到困扰，恰恰相反，罗斯福本人也觉得“完全合理”，而且在获悉蒋中正将之彻底推翻的时候，显然表示出“十分失望”和反感，他不知道这个人到底在想些什么。[290]就这一点来说，赫尔利作为罗斯福的私人代表是完全称职的。理所当然，美国的契约文化是相信白纸黑字的东西，而在中国字面之下还有潜在的引申义。当他们以同样的信条去看待共产党的提案时，会离奇地发现这与国民党的提案同样合理。从另一个方面说，史汀生对赫尔利的担忧变成了现实，那就是后者不能也不愿逐渐去了解中国人的政治。
周恩来回到重庆后，如鱼得水。他乐得不被召见，尽情发挥外交天分，趁机疏通他在延整风期间搁置的种种关系。他开始游说刘鸿生、李烛尘、章乃器等工商界人士，并赢得了他们对共产党的信任。[291]周恩来还让亲共的美国财政部代表弗莱德曼（Irving S. Friedman）借回国述职的机会带亲笔信给摩根索，表示对国民党不愿进行中国政治改革的强烈失望，同时也邀请摩根索派代表莅临延安来缔造共产党与美国之间的合作。[292]而财政部负责援华事务的高级官员怀特（Harry D. White）是苏联间谍。摩根索在这群共产党人的影响下，早就认为国民党已经无可救药而中共却生机勃勃。因此财部尽力耽搁国会1943年初已经通过的5亿美元援华资金的兑现，至今仅运来了价值1900万美元的黄金，杯水车薪，根本无法起到救市的效果，国民政府的黄金储备已然殆尽。怀特自豪地说：“我们已在职权允许的范围内尽量拖延”。[293]用杨格的话说：“那时哈利·怀特正在出卖中国。他业已为苏联挣得了数亿贷款，却阻断对中国的援助 ……破坏有美英成员参与的所谓平准基金管理会 ”。[294]
11月21日，赫尔利才将国民党的答复交给已在重庆活动了10天的周恩来。这一答复与最初赫携去延安的五点并无太大区别，浓缩为三条：中共军队改编；中共将领去军委会做官；重申三民主义。用毛泽东通俗的语言表示，即是“招安”。赫尔利这次谨慎了许多，当周恩来追问他是否仍同意中共联合政府的主张时，他吸取了教训：“我不能使用同意的字眼，因为我不是谈判的当事人，我只是见证人。”但毕竟赫尔利手中有中共想要的东西，他仿佛在为自己10天内的转变进行辩解：“我们是准备帮助你们的，成百架飞机的东西等着帮助你们；但是没有这一协定，我就无法帮助你们。”这话对周恩来发生了作用。他于11月29日和30日两次致电毛泽东，建议以退为进，表示如果国民政府一时不能改组，中共要求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同时，再次抛出“联军统帅部”的绣球，由美国人担任统帅，中共派代表参加，而旨在“设法扩大美蒋之间的矛盾”。这位优秀的共产党外交家表示：“目前美国作统帅利多害少，将来我们力量壮大了，而且有‘北方’的加入，美国束缚不了我们”。[295]这里的“北方”即指苏联，那时苏联会对日作战的消息早已不是秘密。
毛泽东似乎产生了犹豫，他征询留法将领陈毅的意见。这位因受饶漱石排挤而于年前调来延安的新四军代军长，连夜写好一份长篇报告，却是旨在打消毛泽东对美国的幻想。报告表达了陈毅对蒋中正乃至美国的强烈不信任，认为与国民党和解是下下之策，他把美国等同于“敌寇”，把美国可能的援助比喻成“残汤剩水”，并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帝国主义弄得极其精巧的商业手法，这是他们的传统，口惠而实不至，惯会牺牲别人替自己打仗，而外表装潢得十分漂亮。”陈并建议：对赫尔利推迟表态，不入阁，也不宜急于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应继续在敌后争取一两年的时间大发展，“招美依我，而我取得全局的中心地位”。这一番话说到了毛泽东的心坎上，他对这份报告大为称赞，复信写道：“来示读悉，启示极多，十分感谢！今日已电渝不交复案，周董均回，拖一时期，再议下着。至于基本方针，如你所说那样，除此再无二道。”[296]周恩来立即领旨辞去，赫尔利大为懊恼。
随后让赫尔利更为懊恼的事发生了，毛泽东威胁说要将五点协议“连同签名一起，公诸中外媒体”。这位新任驻华大使震怒了：“妈的——他骗了我！”[297]他认为共产党故意使其难堪，并怀疑是苏联教唆的结果。毛泽东则于12月12日指示留渝的王若飞转告美方：延安毫无与之决裂之意，五点协议如赫尔利不愿发表，即可不发表，至于赫的签字以及他与毛交换的信件，中共自始既无公布之意，所欲发表者唯五点要求本身云云。为了消除赫尔利的疑虑，毛泽东又于三日后亲自去信，表示愿意与美国合作并且已得到了罗斯福的认可。他写道：“罗斯福总统选举胜利时，我曾去电祝贺他。在他回给我的电报上说：为着击败日本侵略者，愿意和一切中国抗日力量作强有力的合作”。[298]
从赢得战争的角度来说，毫无疑问，美国军方对与中共可能的合作大感兴趣，因为这些中国人（请注意，除了国共本身之外，很多外人不认为他们是共产党）表示愿意提供人力和地利支持，即有数万士兵在临近日军的广袤的中国土地上（无论是否日占）展开战斗和协助。在对日作战的最后阶段，当原子弹研发机密仅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的时候，军人们普遍认为登陆日本本土势所难免，而中共在华北、华东的存在就显得不仅必要而且十分重要。上自罗斯福总统，下至史迪威的继任者魏德迈将军和战略情报局长多诺万（William Donovan）将军，再到观察组包瑞德上校以降，都不反对甚至积极促成这种合作。1944年11月底，魏德迈在多诺万来华之时，授意他的参谋长麦格鲁（Robert B. McClure）少将草拟一份游击作战计划，以便于和这个特种战争专家商议，同时也想得到蒋中正的首肯。魏德迈和多诺万都批准了，之后魏德迈外出巡视。[299]麦格鲁询问新任军政部长陈诚的意见，陈诚也仅表示事关重大要认真研究。[300]事实证明，麦格鲁在未获国民政府（主要指蒋中正和陈诚）和驻华大使赫尔利同意的情况下，就匆匆将计划告知了中共，从而引起了赫尔利的强力反弹。
12月15日，戴维斯、包瑞德携同情报局特工伯德（Willis H. Bird）中校飞到延安。包瑞德应该还清晰地记得七天前毛泽东和周恩来动情的承诺：“如果美国抛弃我们［中共］，我们会非常非常遗憾，但是对你们的好感却未有分毫改变……我们愿全身心无条件地效劳于一位美国将军旗下（We would serve with all our hearts under an American General，with no strings or conditions attached.）……如果你们在中国沿海登陆，我们将亲往迎迓，并听从号令。”[301]这一次伯德中校带来的行动计划着实让他们欣喜，该计划包括空降四五千名美军伞兵至华北，同时给2.5万名八路军战士配备美式武器，协同作战。事后证明，该计划曾获得罗斯福总统同意，而且并没打算经国民政府批准。罗斯福过于自信地认为他可以同时和“两个［中国］政府”打交道，并且能够让他们彼此合作。[302]
在三天的逗留中，伯德一行与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等密切会晤，中共方面谨慎地询问了一些技术性问题，包括中共需提供协作的具体类型。毫无疑问，这确实是中共长期以来所期盼的实质性援助。他们对伯德非常友好。伯德事后报告麦格鲁，这些共产党人对他说：“华北人民视美国为最好的朋友，视魏德迈将军为总司令，如果给他们下达军令，将服从之。”[303]在临别的时候，中共还赠送伯德一把令包瑞德都十分欣羡的日本军刀。
10天后，12月27日，当包瑞德再次（也是最后一次）飞抵延安的时候，他带来了来自美国军方的新口讯：如果有（尽管按照麦格鲁的训令，他强调了这仅是一个初步的构想）一个师的美国伞兵部队在德国投降以后空降到山东共产党控制区内的海岸，中共能否在美国正式补给到达以前，提供除军火之外的日常给养？这次毛泽东、周恩来的表现并不像包瑞德所期待得那样欢呼雀跃，他们似有疑虑地询问该美军师（可能多达2.8万人）的行动会否事先通知中共方面，在得到包瑞德比较含糊的答复后，他们依旧表示了合作的态度。[304]中央军委内部提议与美军合作的前提条件是获得21个旅的装备，[305]并要求魏德迈事先交出这些武器和弹药。[306]他们甚至于几天后，交给观察组的执行组长、战略情报局官员克劳姆莱（Ray Cromley）少校一封信件，让军方（避开大使）转交白宫，称愿意访问美国。[307]朱德还向战略情报局要求2000万美元的贷款，用于“对伪军的争取和破坏工作”。[308]中共对美外交随之达到了巅峰。
中国的问题在于国共党争并没有因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而消失，相反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愈演愈烈。美国自从参加了太平洋战争，也就具备了干涉中国政治的理由。这种干涉在战争结束前的1944年，变得尤为急迫：一方面，中国尤其是国民政府几乎独力抵抗日本长达七年（甚至更久），国将不国，一旦崩溃就会增大美国反攻的阻力，必然增加美军人员的伤亡；另一方面，日本必然战败，无论国民政府能否支撑到那一天，一个内战的中国既不符合美国长期对华政策，也不符合美国战后对远东的设计。1944年，对美国来说，是干涉权力独享的一年：欧洲列强无暇也无力东顾，包括苏联在内——在这一年里，莫斯科与东京的中立条约在法律上依然有效，而斯大林与毛泽东在组织上已经没有隶属关系了。
1944年，美国政府正式介入国共内争，就如美国人所期待的那样，对中国事务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其影响之深远却是始料未及的。诚如谢伟思后来在给魏德迈的备忘录中所承认：“无论我们愿不愿意，我们的存在本身已经构成了影响中国内政的一股力量。”[309]美国官方人员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他们不但便利了中共与外界进行情报交换，更使得共产党人产生一种错觉，仿佛自己已与国民党处于平起平坐的地位，实际上鼓励了他们拒绝与国民党合作的态度。[310]用周恩来的话说，美国人介入，使得国共关系成为“举世关心的一件大事”，使过去不平等的地位变得平等。[311]毛泽东则在当年9月22日的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即表示“中共威信在大后方之高，是全国、全世界注意的问题，现在要解决中国问题，必须估计到我们”，并大胆宣称国共是“两个平等的东西，不是一大一小”，甚至指出中国政治的重心有逐渐转移的趋势。[312]1945年春天，他更明确宣布“外国人压［力］”促使了中共在国内地位的提升：“赫尔利来延安，美军观察组驻延安，这个影响很大，国民党特务机关也受到影响。爱金生、高桂滋这些人都说天下是我们的，文化界签名谢冰心、顾颉刚都参加了。这个报告中我们没有说这样的话，但有这股神气，我们要准备迎接胜利”。[313]（强调为引者所加）
在美国人看来，在驻华大使高思认为最能体现美国人思想的谢伟思看来，中国应该像美英一样实现民主的政党轮替。在美苏结盟的大背景下，包括谢伟思在内的绝大多数美国驻华外交、军事官员，尤其是自由主义左派，对意识形态的冲突并没有天然的不安，反而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深恶痛绝，倾向于以民主妥协的方式来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314]而此时中国共产党所塑造出来的种种形象，适时地满足了他们的心理和价值需求，使他们觉得那些有利于共产党的报告，既是符合中国利益，也是符合美国利益的。
更为重要的是，在美国的决策者看来，中国的共产党只是中国的，而并非共产党。这一观点是经过卡尔逊、史沫特莱、斯诺、史迪威、居里、拉铁摩尔、戴维斯、范宣德、谢伟思、费正清等人的反复灌输，最终变成了罗斯福的观点，变成了美国政府的观点，也就反过来变成了马歇尔、史迪威、赫尔利等企图联合国共的任务。罗斯福相信只要莫斯科不再援助中共，这些装备简陋而又士气高昂的农民战士就极有可能接过美国递出的橄榄枝，服从美国指挥来打击华北和华东的日军，成为政府军的有效助手。美国政府从一开始就相信斯大林关于中共并非真正共产党人的言辞，而否认延安与莫斯科之间的联系。他们不相信国民党。这种深刻的不信任背后，有事实也有偏见。罗斯福绥靖斯大林，但可以得罪蒋介石。国务院上下提及中共时大抵加上“所谓”的前缀或者引号，他们推测这个所谓的共产党仅是在组织形式上模仿苏共，但在政治要求上却更为缓和；驻渝使馆宁愿相信东京和延安的宣传，而不信任重庆的任何言辞，国务院更进一步得出结论：国共不和完全是“重庆的过错”。[315]副总统曾代表总统明确表态，美国要求介入国共谈判，但拒绝斡旋中苏关系。罗斯福本人亦暗示美国斡旋中苏的前提就是国民党对共产党让步。[316]但这恰恰是与蒋中正同意美国干涉的初衷相悖。此种“共产党有国界”或者“中共非共”的逻辑亦为美国未来的总统杜鲁门和他的国务卿们所继承。白宫自负地认为美国人能够促使蒋中正低头，并要让国共两派中国人统一于联合政府之下。因此，罗斯福在年初就向国民党方面亲自施压，迫使蒋中正最终允许美国向延安派驻军事观察组，以建立与中共初步的直接联系。作战部长史汀生在日记里写道：“如果我们不能摆脱（get rid of）蒋介石，我们就不能与目前中国唯一的生力军取得接触，即共产党人”。[317]
中国战场的形势恶化是国民政府与美国政府关系恶化的先兆。这种从一开始就极不对等的脆弱的“同盟”关系，一直依靠着罗斯福的政治许诺和华盛顿的强大身段来维系，美国口惠而实不至，往往激起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反响，而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又加深了美国人本能的歧视。毫无疑问，国民政府没能发挥美国人所普遍希望发挥的作用。随着史迪威事件的发展，不单是美国军方，甚至国务院、白宫乃至普通民众对国民政府的观感都一落千丈，官方对蒋中正本人的猜忌也一度加深。随着史迪威的被召回，中国战场的价值也被无限降低，罗斯福即将以出卖蒋中正的方式去迎合斯大林的胃口。
不少中外学者认为当时中共非常希望获得美国的政治承认，其次才是武器援助。[318]这既抬高了中共的外交目标，也高抬了美国在其心目中的地位。其实恰恰相反，中共领导对承认本身并不看重，首先限于意识形态的藩篱，他们不可以也不可能视“美帝国主义”为友（当然，“美国友人”是严格归于美国人民的范畴），或者说，仅按照苏联政策以及抗日的共同需要而视之为“盟”，这在中文里的含义是有很大区别的。就在延安与史迪威加强联系的9月22日，毛泽东同孙平整整谈了两个小时，旨在澄清“美国人不可能解决中国任何问题，更别提整个远东问题。这就意味着莫斯科在最关键的时刻还得不可避免地介入进来”。[319]周恩来最初提出美国观察组构想的时候，就明确要求由“美国陆军军官”组成；毛泽东则于年底表态：中共愿意充分合作的条件为美军登陆计划够大并且提供武器装备。[320]就在毛、周为美援呼告的时候，延安的干部们却表达了真实的看法：“美国人不会为中国人达成一项公正的协议而感兴趣的。对于共产党人来说，他们是敌人，只不过暂时与之结盟罢了。”[321]理解了这一点对于解释1944-1950年中美关系的波动和各种猜测极为重要，那就是中共为什么无法实现与赫尔利、马歇尔以至司徒雷登（Leighton Stuart）合作的根本原因。
在蒋外交最困难的时候，中共继续利用国际形势予以打击，并开始酝酿自己的政权。史迪威被撤换，好像在中共领导层并没有产生较大的反应。[322]不过，他们开始更为频繁地询问美国对于国共的政策究竟如何，并且明确表示欢迎美国对国民党采取强硬立场，一再将中国与南斯拉夫做类比，把蒋中正比作保皇派米哈伊洛维奇，暗示毛泽东即是铁托。[323]毛泽东希望从美国军方直接得到武器装备的援助，并使中共像南斯拉夫党那样，自己组织政权和拥有强大的军队。圣诞节那天，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一个具有分水岭意义的指示，明确宣布：“最近八个月，中国政治形势起了一个大变化。国共力量对比，已由过去多年的国强共弱，达到现在的国共几乎平衡，并正在走向共强国弱的地位……战争愈持久，我们愈丰富，愈强盛，数年之后，我们将出现为中国最强有力的政治力量，由我们来决定中国命运。”[324]
[1] 米夫是王明在共产国际的导师、季米特洛夫的助手，1938年被斯大林清洗，死于狱中。
[2] The Diary of Georgi Dimitrov，10 January 1944，pp.294-296.See also Vladimirov，China’s Special Area，pp.169-174.
[3] The Diary of Georgi Dimitrov，25 and 29 February 1944，pp.299，301.
[4] 中国公安部档案馆编《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简称《唐纵日记》），1944年1月13日，群众出版社，1991，第404页。
[5] 王云五主编《民国胡上将宗南年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第125页。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第493-495页。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第461页。
[8]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董必武电》（1944年1月9日），中央档案馆藏。
[9] Vladimirov，China’s Special Area，p.177.
[10] 聂菊荪、吴大羽主编《董必武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第198页。
[11] The Diary of Georgi Dimitrov，1 April 1944，pp.311-313.
[12] Vladimirov's papers，29 March 1944，in Vladimirov，China’s Special Area，p.194.
[13] Stilwell diaries，17-24 April，4 Oct.and 5 Dec.1938，Joseph Warren Stilwell Papers，Boxes 38，41，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Davies，China Hand，p.27；Freda Utley，The China Story （Chicago：Henry Regnery Company，1951），pp.105-107；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第34页。中共党史学界关于史迪威与中共在1943年以前从未有过任何接触的说法是有违事实的，例如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第440页。
[14] Israel Epstein，Woman in World History：Life and Times of Soong Ching Ling （Beijing：Foreign Languages Press，2004），p.395.
[15]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79页。
[16] John K.Fairbank，Chinabound：A Fifty-year Memoir （New York：Harper & Row Publishers，1982），p.273.
[17] 程远行：《一位老外交家的足迹：我所知道的王炳南》，人民出版社，1998，第138页。
[18] 有关刘斐系“共谍”的回忆录甚多，但他加入过共产党的证据不足，可以确定的是中共通过地下党员杨东莼向他发出指示。见程思远、屈武于刘女沉刚、婿王序平《刘斐将军传略》（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卷首序文。参见魏大铭、黄惟峰《魏大铭自述：前军统局传奇人物》，香港，蓝月出版社，2012，第17页；蒋匀田《中国近代史转折点》，香港，友联出版社，1976，第83页；周宏涛、汪士淳《蒋公与我：见证中华民国关键变局》，台北，天下远见出版公司，2003，第102页；熊丸、陈三井、李郁青《熊丸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第75页。
[19] 参见乔冠华《口述自传》，载萧关鸿等编《那随风飘去的岁月：乔冠华·章含之》，学林出版社，1997，第166-170页；王明湘等《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重庆出版社，1995，第194页；程远行《我所知道的王炳南》，第166-168页。
[20] Harvey Klehr and Ronald Radosh，The Amerasia Spy Case：Prelude to McCarthyism （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6），p.21.
[21] 《魏大铭自述》，第38页。
[22] Davies，China Hand，p.140.
[23] Epstein，Soong Ching Ling，pp.378，400-401；吕德润：《美国将军史迪威与八路军》，《炎黄春秋》2001年第1期，第52页；尚明轩等编《宋庆龄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第140页。
[24] Letter，Song to Stilwell，24 June 1944，quoted in Epstein，Soong Ching Ling，p.422；Stilwell diaries，24 Sept.and 20 Oct.1944.
[25] Davies，China Hand，pp.110，234.
[26] Epstein，Soong Ching Ling，p.423；《宋庆龄致杨孟东函》（1945年2月17日），吴全衡、杜淑贞编《宋庆龄书信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288页。
[27] See Theodore H.White ed.，The Stilwell Papers （New York：William Sloane Associates，Inc.，1948）.
[28] Memo，Service for State，23 Jan.1943，FRUS，1943，China，pp.196-197.
[29] Memo，Davies for Hopkins，31 December 1943，FRUS，1943，China，p.399.
[30] 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p.312；Davies，China Hand，p.196；Dragon by the Tail，p.296.
[31] Memo by Grew，31 July 1944，FRUS，1944，vol.6（Washington：USGPO，1967），p.491.
[32] Memo，Service for Stilwell，27 August 1944，enclosed memo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Service and Mao，23 August 1944，FRUS，1944，vol.6，pp.602，610.
[33] Letter，Service to Stilwell，10 Oct.1944，quoted in Milton E.Miles，A Different Kind of War：the Little-known Story of the Combined Guerrilla Forces Created in China by the US Navy and the Chinese during World War II （Garden City，NY：Doubleday，1967），p.333.
[34] Despatch，Gauss to Hull，27 March 1944，and Wallace report to Roosevelt，10 July 1944，FRUS，1944，vol.6，pp.241，386-387.
[35] 杨德慧：《杨杰将军传》，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第390页。
[36] Memo，Davies for Stilwell，11 July 1942，FRUS，1942，China （Washington D.C.：USGPO，1956），pp.115-116.
[37] See memo，Davies for Currie，6 August 1942，FRUS，1942，China，p.227.For the soviet spies，see Allen Weinstein and Alexander Vassiliev，The Haunted Wood：Soviet Espionage in America—the Stalin Era （New York：Random House，1999），p.157.
[38] Memo，Davies for Stilwell，31 July 1942，FRUS，1942，China，p.129.高思大使于8月12日将此报告抄送国务院，转述了戴维斯的这一观点，但未置可否。
[39] See Romanus and Sunderland，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p.278.
[40] 聂菊荪、吴大羽主编《董必武年谱》，第182-184页。
[41] 《蒋中正致宋子文电》（1943年9月9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第1卷，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81，第162页。
[42] 聂菊荪、吴大羽主编《董必武年谱》，第190-191页。
[43] Roosevelt，As He Saw It，p.207.
[44] 熊式辉：《海桑集》，香港，明镜出版社，2008，第454页；另见《董显光自传》，曾虚白译，台北，台湾新生报社，1974，第135-136页。
[45] Memo，Service for Stilwell，29 August 1944，FRUS，1944，vol.6，pp.618-619.
[46] Despatch，Gauss to Hull，18 November and 22 December 1943，FRUS，1943，China，pp.380，390-391.
[47] Yu Maochun，OSS in China：Prelude to Cold War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6），pp.163-164.参见陈翰笙《四个时代的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第76页。
[48] Telegram，Gauss to Hull，10 August 1944，FRUS，1944，vol.6，pp.505-506.
[49] Davies，China Hand，p.171.
[50] 孙科：《怎样应付当前的困难问题》（1944年3月9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演讲稿），《我们唯一的路线：孙院长最近言论集》，国民党党内印行，1944，第24页；Memo，by Chase，15 June 1944，FRUS，1944，vol.6，p.456.
[51] 《朱家骅、徐恩曾致蒋中正报告》（1944年5月24日），“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革命文献——中共诡谋与异动（二）》：002-020300-00050-085。
[52] See dispatches，Gauss to Hull，28 February and 3 April 1944，FRUS，1944，vol.6，pp.358，392-393.
[53] Davies，Dragon by the Tail，p.247；Davies，China Hand，p.199.
[54] E.J.Kahn，Jr.，The China Hands：America’s Foreign Service Officers and What Befell Them （New York：The Viking Press，1975），pp.99-100；程远行：《我所知道的王炳南》，第139页。
[55] 邓宝珊是同盟会员，和续范亭一样是老西北军，在抗战期间与陕甘宁边区关系密切，其女邓友梅在延安加入共产党，他在1948年底、1949年初共产党劝降傅作义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见石佩玖《邓宝珊将军在榆林》、杨令德《我所知道的邓宝珊先生》，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邓宝珊将军》，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第144、220页。
[56] Despatch，Atcheson to Hull，10 September 1943，FRUS，1943，China，pp.329-330.
[57] Stilwell diaries entry，2 September 1943.
[58]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83、484页；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第291-292页。
[59]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568页。
[60] 熊式辉：《海桑集》，第454页。
[61] Stilwell diaries，29 March and 13 Sept.1944；David D.Barrett，Dixie Mission：The United States Army Observer Group in Yenan，1944（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70），pp.30-31.
[62] Davies，China Hand，p.214.For the memorandum，see Davies，15 Jan.1944，FRUS，1944，vol.6，pp.307-308.
[63] 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79页；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在延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第2页。
[64]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545页；Davies，Dragon by the Tail，p.252；memo，by Service，Smyth and Hamilton，11 Feb.1943，FRUS，1943，China，p.207；memo，Davies for Stilwell，16 March 1943，FRUS，1943，China，p.214；memo，Davies for State，24 June 1943，FRUS，1943，China，p.258；Barrett，Dixie Mission，pp.22-23.
[65] Davies，Dragon by the Tail，p.273.
[66] Yu Maochun，OSS in China，p.160.
[67] 《唐纵日记》，1944年2月17日、3月26日、4月1日，“上星期反省录”，第413、418-420页。
[68] Telegram，Roosevelt to Chiang，9 February 1944，in FRUS，1944，vol.6（Washington：USGPO，1967），p.329.
[69] 蒋中正日记，1944年2月13日。
[70] Minutes，Roosevelt and Stalin meeting，8 February 1945，Bohlen Collection，in FRUS，1945，The Conferences at Malta and Yalta （Washington：USGPO，1955），p.766.
[71] Memo，Handy for Marshall，7 February 1944，Record Group（RG）165，National Archives at Atlanta.
[72] Memo，Marshall for King，10 February 1944，in ed.Larry I.Bland，The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vol.4（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6），p.281；see also editorial notes on Pages 276-280，ibid.
[73] Miles，A Different Kind of War，p.18.
[74] Davies，Dragon by the Tail，p.300；Albert C. Wedemeyer，Wedemeyer Reports！ （New York：Henry Holt & Company，1958），p.258.
[75] 《罗斯福致蒋中正电及蒋批示》（1943年11月12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第3卷，第285页。
[76] 见《各县征送民工人数统计表》，中国四川省档案馆藏民国档：116-128。
[77] Romanus and Sunderland，Time Runs Out in CBI，p.26.
[78] Memo，Marshall for Stimson，17 February 1944，see also notes 1 and 2，The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vol.4，p.307.
[79] Morgenthau diaries entry，19 January 1944，in ed.William Leuchtenburg，The Morgenthau Dairies：World War II and Postwar Planning，1943-1945（Bethesda，MD：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1997），vol.695，pp.176-177.
[80] Telegram，Boatner to Stilwell，19 February 1944，see note 1，memo，Marshall for Roosevelt，14 February 1944，The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vol.4，p.300.
[81] Davies，Dragon by the Tail，p.318.
[82] Hara Takeshi，“The Ichigo Offensive，” in eds.Mark Peattie et. al.，The Battle for China：Essays on the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937-1945（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p.392.
[83] 服部卓四郎、『大東亜戦争全史』、東京、原書房、1965、616-620頁。
[84] 《蒋中正致罗斯福电》（1944年2月22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第1卷，第164页。
[85] Telegram，Roosevelt to Chiang，1 March 1944，FRUS，1944，vol.6，p.367.
[86] 胡乔木回忆录编写组在查阅大量文献档案后，以肯定的语气写道：“毛主席得知美国政府准备向延安派遣一个军事观察组是在1944年3月初。当时，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给党中央发来一份电报，说一位在国民党政府内担任顾问职务的美国人士告诉我们，罗斯福总统已致电蒋中正，要求派遣一个军事考察团去西北。”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34页。
[87] 聂菊荪、吴大羽主编《董必武年谱》，第198页。
[88] 《唐纵日记》，1944年2月24日，第415页。
[89] 叶惠芬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56卷，台北，“国史馆”，2011，第398页。
[90] 陈翰笙：《四个时代的我》，第70页。
[91] 谢爽秋：《1944年中外记者团延安之行》，载《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第298-306页。
[92] 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第203页。
[93]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571页；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第215页。
[94] Hsiao Li，Bold Plum，p.261；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第202页。
[95]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叶剑英年谱（1897-198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第407页。
[96] Despatch by Service，31 July 1944，FRUS，1944，vol.6，p.535.
[97] 《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第7页；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第206页。
[98] 《毛泽东与武道谈话节录》（1944年7月18日），张迪杰主编《毛泽东全集》第19卷，第16-17页。
[99] 张克明、刘景修：《抗战时期美国记者在华活动纪事（二）》，《民国档案》1988年第3期，第130页。
[100] 毛泽东：《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社论），《解放日报》1944年8月15日，第1版。
[101] 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33页。
[102] 《任弼时年谱》，第467页；Hsiao Li，Bold Plum，p.272.
[103] 《唐纵日记》，1944年6月13日、7月10日，第437、444页。
[104] 李璜：《学钝室回忆录》第2卷，香港明报月刊，1982，第537页。
[105] Owen Lattimore and Fujiko Isono，China Memoirs：Chiang Kai-shek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 （Tokyo：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1990），pp.56-60，96.
[106] Telegram，Harriman to Hull，22 June 1944，FRUS，1944，vol.6，p.799.
[107] 此处及以下见1944年6月21-23日蒋中正与华莱士会谈记录，转引自张九如《和谈覆辙在中国》，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68，第43-59页。See also summary notes of conversations between Wallace and Chiang，21-24 June 1944，in US State Department，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pp.549-559.
[108] 蒋中正日记，1944年6月18日。
[109] Lattimore and Isono，China Memoirs，pp.139，181-183.
[110] 《傅斯年致蒋中正函》（1944年6月5日），王汎森等编《傅斯年遗札》第3卷，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1，第1491页。
[111] Memo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Chiang and Wallace et al.，by Service，23 June 1944，FRUS，1944，vol.6，p.461.
[112] Lattimore and Isono，China Memoirs，p.186；US State Department，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Washington D.C.：USGPO，1949），p.57；《王世杰日记》第4册，1944年6月23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第341-342页。
[113] See Odd A.Westad，Cold War and Revolution：Soviet-American Rivalr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Civil War，1944-1946（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pp.2，123.
[114] Telegram，Gauss to Hull，27 July 1944，FRUS，1944，vol.6，p.136.
[115] Telegram，Gauss to Hull，9 August 1944，FRUS，1944，vol.6，p.505.
[116] 〔俄〕齐赫文斯基：《回到天安门：俄罗斯著名汉学家齐赫文斯基回忆录》，马贵凡等译，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第72页。
[117] Telegram，Hurley to Roosevelt，7 November 1944，FRUS，1944，vol.6，p.667.
[118] Barrett，Dixie Mission，p.84.
[119] 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第194页。
[120] 《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指示》（1944年8月1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318页。
[121] Barrett，Dixie Mission，pp.32，36-37，45，84，90.
[122] 叶剑英：《八路军七年来在华北抗战的概括》（1944年8月3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叶剑英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第159页；《叶剑英年谱（1897-1986）》上卷，第408、414页。
[123] Michael Lindsay，The Unknown War：North China 1937-1945 （London：Bergstrom & Boyle Books，1975），p.6.
[124] 《毛泽东、朱德致邓小平、滕代远并告山东、平原及五台电》（1944年10月14日），张迪杰主编《毛泽东全集》第19卷，第140-141页。
[125] Yu，OSS in China，p.168.
[126] 参见《陈再道回忆录》第2卷，解放军出版社，1991，第5页。
[127] Hsiao Li，Bold Plum，p.281.
[128] Theodore White，In Search of History：A Personal Adventure （New York：Harper & Row Publishers，1978），p.189.
[129] Remarks of Mao to Votaw，18 July 1944，FRUS，1944，vol.6，p.538.
[130] Despatch，Gauss to Hull，8 September 1944，FRUS，1944，vol. 6，p. 559.
[131] Report，by Service to Stilwell，18 September 1944，FRUS，1944，vol. 6，p. 576.
[132] Memo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Service and Mao，23 August 1944，FRUS，1944，vol. 6，p. 614.
[133] The Diary of Georgi Dimitrov，25 July 1944，p. 326；师哲：《峰与谷》，第86页。
[134] Report，Service to State，23 March 1945，FRUS，1945，vol. 7，pp. 301-303.
[135] See Michael Lindsay，The Unknown War，p. 83. 1944年8月15日新华通讯社首次成功用摩斯码向旧金山播报英文新闻，电台功率为一千瓦。See despatch，Gauss to Hull，21 September 1944，FRUS，1944，vol. 6，p. 582.
[136] 师哲、李海文：《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第208-209页。
[137] 师哲：《峰与谷》，第76、85页。
[138] 蒋永敬：《胡志明在中国：一个越南民族主义的伪装者》，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2，第96、145、152-153页；《张发奎将军抗日战争回忆录》，香港，耀群熨金印务公司，1981，第44-45页；参见胡志明《我与中共》，《展望》第183期，1969年，第5页。
[139] 参见陈炎《战后越南局势之演变》，《东方杂志》第43卷第18期，1947年12月，第17页。
[140] Memo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Service and Po Ku，12 September 1944，FRUS，1944，vol. 6，pp. 585-586.
[141] See Michael Schaller，The US Crusade in China，1938-1945（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1979），pp. 187-188.
[142] Letter，Raymond P. Ludden to Mrs. Peterkin，23 April 1945，quoted in Wilbur J. Peterkin，Inside China，1943-1945：an Eyewitness Account of America’s Mission in Yenan （Baltimore：Gateway Press，1992），p. 127.
[143] Tsou Tang，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1941-50（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3），p. 5.
[144] Hsiao Li，Bold Plum，p. 293.
[145]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79-80页。
[146] Barrett，Dixie Mission，p. 49；Davies，Dragon by the Tail，p. 348；Hsiao Li，Bold Plum，p. 280；Peterkin，Inside China，pp. 19，24，29；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第193页。
[147] Barrett，Dixie Mission，p. 55.
[148] Letter，Song to Wilbur J. Peterkin，22 July 1944；《宋庆龄致杨孟东函》（1944年8月5日），吴全衡、杜淑贞编《宋庆龄书信集》上卷，第276、283页。
[149] 《毛泽东致刘少奇电》（1942年7月9日）、《毛泽东致周恩来电》（1942年6月26日），转引自《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69页。
[150] 叶惠芬编注《事略稿本》第56卷，第430页。
[151] 《林伯渠致张治中、王世杰函》（1944年6月11日），转引自杨奎松《失去的机会？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新星出版社，2010，第197页。
[152] 杨奎松：《失去的机会？》，第186页；参见毛泽东1944年5月21日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的报告，中央档案馆藏。
[153]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515页。
[154]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67页。
[155] 杨奎松：《失去的机会？》，第186页。
[156]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5编第4卷，第260页。
[157] 杨奎松：《失去的机会？》，第186页。
[158] 《任弼时年谱》，第466页。
[159] Telegram，Gauss to Hull，31 July 1944，FRUS，1944，vol. 6，p. 491.
[160] 参见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原新华书店，1948，第17页。
[161]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572页。
[16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第445页。
[163] 在官方中共党史叙述中，也存在着对1944年 “联合政府”说法是由美国人提出的承认，只不过强调“他们［美国］说的联合政府同我党提的不同，他们是想用这个把我们套住，纳入国民党的轨道”。（马芷荪《赫尔利来华与一九四四年国共谈判》，《文献与研究（一九八四年汇编本）》，人民出版社，1986，第339-340页）美国政治学家邹谠也肯定了美国政府的意见是中共中央“联合政府”口号提出的先决条件之一。See Tsou Tang，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1941-50，p. 175.
[164] 《中共中央致季米特洛夫电》（1941年3月7日），黄修荣主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第19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第166页。
[165] Memo，Davies for Hopkins，31 December 1943，FRUS，1943，China，p. 399.
[166] 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第16页。
[167] Despatch，Penfield to Hull，30 May 1944，FRUS，1944，vol. 6，pp. 441-442.
[168] Telegram，Stilwell to Roosevelt，4 July 1944，in ed Larry I. Bland，The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vol. 4（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1），pp. 500-506.
[169] Service，The Amerasia Papers，p. 62；Davies，China Hand，p. 191；Joseph W. Esherick，Lost Chance in China：The World War II Despatches of John S. Service （New York：Random House，1974），p. 159.
[170] Telegram，Gauss to Hull，4 July 1944，FRUS，1944，pp. 116-117. See also Service，The Amerasia Papers，p. 67.
[171] Yen Chun，“The Soong Ching Ling I knew，” in China Today，1 January 2008，on line：http：//www.china.org.cn/english/news/237694.htm ［accessed on 8 January 2015］. 中文版见陈燕《接过父母的“友好事业”》，刘铁娃译，《今日中国》2008年第1期，第34页。
[172] Dispatch，Gauss to Hull，1 September 1944，FRUS，1944，vol. 6，p. 539.
[173] Telegrams，Hull to Gauss，8 July and 9 September 1944，FRUS，1944，vol.6，pp. 120，567-569.
[174] 《中共南方局致中央电》（1944年8月16日）、《毛泽东“抄弼、刘、康、周、彭、朱、叶、毛”的批示》，中央档案馆藏。
[175]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536页。
[176] 聂菊荪、吴大羽主编《董必武年谱》，第210页。
[177] Memo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Service and Mao，23 August 1944，FRUS，1944，vol. 6，China，p. 608.
[178] 《中共中央致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电》（1944年9月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323-324页。
[179] 聂菊荪、吴大羽主编《董必武年谱》，第213页。高思的言论则是国务卿赫尔的授意。See telegram，Hull to Gauss，9 September 1944，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pp. 63，563.
[180] Vladimirov，China’s Special Area，p. 231.
[181] Service，The Amerasia Papers，p. 72.
[182] 参见《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上的报告》（1944年9月1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334页。毛泽东指示见聂菊荪、吴大羽主编《董必武年谱》，第213页。See also Vladimirov's papers，13 September 1944，in Vladimirov，China’s Special Area，p. 235.
[183] 陶文钊等：《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第445页；另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547页。
[184] Service，The Amerasia Papers，p. 72.
[185] 《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43年1月25日），转引自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第431页。
[186] 中国学者邓野认为“联合政府”主要是毛泽东根据豫湘溃败使得国共力量对比发生变化而自主提出的政治诉求，值得商榷。见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29-31页。
[187] Memo，by Davies，7 November 1944，FRUS，1944，vol. 6，p. 668.
[188]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537页。
[189] 《戴笠致蒋中正电》（1944年5月16日），吴淑凤等编《戴笠先生与抗战史料汇编：中美合作社的业务》，台北，“国史馆”，2011，第189-191页。
[190]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539页。
[191]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547页。
[192] Barrett，Dixie Mission，pp. 31-32.
[193] 《毛泽东致陈毅、饶漱石电》（1943年1月5日），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办公室编《粟裕年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第92页；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21-422页。
[194]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81页。
[195] 《毛泽东致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电》（1944年8月21日），张迪杰主编《毛泽东全集》第19卷，第57页；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538页。
[196] 《任弼时年谱》，第467页。
[197] 《中央、军委关于民兵工作的指示》（1944年9月26日），中央档案馆藏。
[198] 《中共中央致华中局电》（1944年9月27日），转引自《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第304页。
[199] 《叶飞回忆录》，第328页；《粟裕年谱》，第116页。
[200] 蒋中正日记，1944年9月16日。
[201] 《周恩来致毛泽东电》（1945年2月2日），中央档案馆藏。
[202] Memo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Drumright and Gauss，2 October 1944，FRUS，1944，vol. 6，p. 631.
[203] Telegram，Gauss to Hull and Roosevelt，16 September 1944，FRUS，1944，vol. 6，pp. 573-574.
[204] Telegram，Boatner to Stilwell，19 February 1944，see note 1，memo，Marshall for Roosevelt，14 February 1944，The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vol. 4，p. 300.
[205] Warren F. Kimball ed，Churchill and Roosevelt：The Complete Correspondence，vol. 2（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pp. 755-756，759.
[206] See memo，Marshall for Dill，28 February 1944，and telegram，Marshall to Stilwell，1 March 1944，The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vol. 4，pp. 318-319，321-322.
[207] Memo，Marshall for Roosevelt，30 June 1944，File 4-430，The Marshall Papers，The George C. Marshall Foundation，on line：http：//www.marshallfoundation.org/Database.htm ［accessed on 8 January 2015］.
[208] 参见齐锡生《剑拔弩张的盟友》，第448-450页。
[209] Telegram，Marshal to Stilwell，1 July 1944，top secret，in ed Larry I. Bland，The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vol. 4，pp. 500-506；Davies，The China Hand，p. 190.
[210] Telegram，Stilwell to Roosevelt，4 July 1944，in ed Larry I. Bland，The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vol. 4，pp. 500-506.
[211] 《蒋中正致罗斯福电》（1944年7月8日）、《蒋中正致华莱士电》（1944年7月8日）、《蒋中正致孔祥熙电》（1944年7月8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第3卷，第637页；第3编第1卷，第875-876页；第3编第3卷，第635-636页。
[212] 《徐永昌日记》第7册，1944年7月18、23日，第374、383页。
[213] 《王世杰日记》第4册，1944年7月27日，第364页。
[214] 《罗斯福致蒋中正电》（1944年8月23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第3卷，第654-655页。
[215] Telegram，Marshall to Stilwell，31 August 1944，George C. Marshall Papers，Pentagon Office，Box 60，Folder 56，George C. Marshall Library，Lexington，Virginia.
[216] 蒋中正日记，1944年8月31日，“本月反省录”。
[217] Stilwell diaries entry，7 Sept. 1944.
[218] Stilwell diaries entry，8 Sept. 1944.
[219] 《罗斯福致蒋中正电》（1944年9月11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第3卷，第309页。
[220] Stilwell diaries entry，12 Sept. 1944.
[221] White ed.，The Stilwell Papers，16 Sept. 1944，p. 331.
[222] 参见齐锡生《剑拔弩张的盟友》，第488-490页。
[223] 陈方正编《陈克文日记（1937-1952）》（下），1944年9月14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第898页。
[224] 齐锡生根据蒋中正日记所述“正午哈［赫尔利］与史迪威不约而来见余”断定史迪威缺乏礼数的行为方式造成了蒋的高度不快，而史迪威日记所载上午“十时半，重庆，委员长召见我，带赫尔利12点去了”，可见合理的解释是蒋召唤在先，但史迪威不愿一个人去，偏要拉上赫尔利，在蒋午休的时候求见。但这并不构成蒋不快的重要原因。参见蒋史两人日记；齐锡生《剑拔弩张的盟友》，第494页。
[225] 蒋中正日记，1944年9月15日。
[226] 蒋中正日记，1944年9月16日，“上星期反省录”。
[227] Telegram，Stilwell to Marshall，15 September 1944，quoted in Romanus and Sunderland，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pp. 435-436.
[228] 参见郭汝瑰、黄玉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下），第1303-1304页；服部卓四郎、『大東亜戦争全史』、614頁。
[229] 《唐纵日记》，1944年9月17日，第460页。
[230] Minutes of the 2nd plenary meeting at Quebec，16 September 1944，quoted in Romanus and Sunderland，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p. 441.
[231] Romanus and Sunderland，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p. 442.
[232] White，In Search of History，p. 169.
[233] Barbara Tuchman，Sand Against the Wind：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1911-45（London：Macmillan，1970），p. 492.
[234] 《罗斯福致蒋中正电》（1944年9月18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第3卷，第658-659页。
[235] Davies，China Hand，p. 203.
[236] 蒋中正日记，1944年9月19日；熊式辉：《海桑集》，1944年9月28日，第453-454页；Young，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p. 314.
[237] 梁敬錞有关去史决定于9月19日的论断，值得商榷。见梁敬錞《史迪威事件》，第284页。
[238] 蒋中正日记，1944年9月20-21日。
[239] Report，Service to Stilwell，3 September 1944，FRUS，1944，vol. 6，pp. 615-616.
[240] 《中共中央致董必武电》（1944年9月8日），中央档案馆藏；《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582页；聂菊荪、吴大羽主编《董必武年谱》，第212页。
[241] Stilwell diary，13 September 1944.
[242] Romanus and Sunderland，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pp. 429，432.
[243] Vladimirov，China’s Special Area，p. 238.
[244] Service's Amerasia paper，21 September 1944，in ed. Esherick，Lost Chance in China，p. 275.
[245]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583页。
[246] Report，Service to Stilwell，25 September 1944，FRUS，1944，vol. 6，p. 589.
[247] 熊式辉：《海桑集》，1944年9月28日，第454页；See also Davies，Dragon by the Tail，p. 334-335.
[248] 吴国桢：《夜来临：吴国桢见证的国共争斗》，第185页。
[249] 蒋中正日记，1944年9月22-23日，“上星期反省录”。See White ed.，The Stilwell Papers，22，23 and 25 September 1944，pp. 335-336.
[250] Romanus and Sunderland，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pp. 451-452.
[251] Despatches，Gauss to Hull，26 and 27 September 1944，FRUS，1944，vol. 6，pp. 596-598.
[252] Memos of conversations，by Willys R. Peck with T. F. Tsiang，T. M. Wei，and H. H. Chen，13，20 and 27 October 1944，FRUS，1944，vol. 6，pp. 641，652，658.
[253] Stilwell diary，28 September 1944.
[254] Henry L. Stimson and McGeorge Bundy，On Active Service in Peace and War （New York：Harper & Brothers，1947），pp. 533，538-540.
[255] Stilwell diary，7 October 1944.
[256] 参见齐锡生《剑拔弩张的盟友》，第531-553页。
[257] Wesley F. Craven and James L. Cate eds.，The Army Air Forces in World War II，vol. 5（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3），p. xii.
[258] Stilwell diaries entry，4 October 1944.
[259] 周宏涛、汪士淳：《蒋公与我：见证中华民国关键变局》，第26页。
[260] See Davies，China Hand，pp. 190，220.
[261] Stimson diaries entry，13 October 1944，Henry L. Stimson Papers，vol. 48，p. 147，Manuscripts and Archives，Yale University Library.
[262] Wedemeyer Reports！ p. 327.Romanus and Sunderland，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p. 469.
[263] 《熊丸先生访问记录》，第62页。
[264] Wedemeyer Reports！ pp. 292-293，316.
[265] Romanus and Sunderland，Time Runs Out in CBI，p. 25.
[266] Memo by Service to Stilwell，10 October 1944，FRUS，1944，vol. 6，p. 709.
[267] 《蒋中正与孟斯菲尔德谈话记录》（1944年12月11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8卷，第169-172页；US State Department，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p. 61.
[268] Telegram，Marshal to Stilwell，3 August 1944，top secret，in ed Larry I. Bland，The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vol. 4，pp. 544-545.
[269] Stimson Diaries entry，3 August 1944，H. L. Stimson Papers，vol. 48，p. 7，Manuscripts and Archives，Yale University Library.
[270] Letter，Adler to White and Morgenthau，12 Feb. 1945，in Morgenthau Diary，vol. 2（New York：De Capo Press，1974），p. 1458.
[271] Lattimore and Isono，China Memoirs，p.85.
[272] Interview with Arthur N. Young，conducted by James Fuchs，21 February 1974，pp.59，85-86，Harry S Truman Library，Independence，Missouri，USA，on line：http：//www. trumanlibrary. org/oralhist/young.htm ［accessed on 8 January 2015］.
[273] Michael Lindsay，The Unknown War：North China，1937-1945，p. 88；Hsiao Li，Bold Plum，p. 332.
[274] Memo，Davies to Vincent，14 November 1944，FRUS，1944，vol. 6，p. 693；Davies，China Hand，p. 229；聂菊荪、吴大羽主编《董必武年谱》，第217页。
[275] 熊式辉：《海桑集》，1944年9月28日，第455页。
[276] Telegram，Harriman to Hull，5 September 1944，FRUS，1944，vol. 6，pp. 255-256；Nelson report，31 August 1944，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p. 72.
[277] 齐赫文斯基：《回到天安门》，第66页。
[278] 《董（必武）林（伯渠）致毛（泽东）周（恩来）电》（1944年10月17日）及毛泽东10月19日批示，中央档案馆藏。
[279] 《董（必武）林（伯渠）致毛（泽东）电》（1944年10月18日），中央档案馆藏。当日同名电有两件，第一件概述了17日电的内容，第二件才是18日的报告。
[280] Davies，China Hand，pp. 216-220.
[281] 《董（必武）林（伯渠）致毛（泽东）电》（1944年10月24日），中央档案馆藏。
[282] Telegram，Davies to Hurley，27 October 1944，FRUS，1944，vol. 6，p. 659.
[283] See note 20，Service，The Amerasia Papers，p. 74.
[284] 赫尔利：《为着协定的基础》（1944年10月28日），转引自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第571页；另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556页。
[285] 关于1944年11月8-10日赫尔利与毛泽东四次会谈内容，详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46-354页，以下会谈内容皆转引于此。See also memo of conversation，8 November 1944，FRUS，1944，vol. 6，pp. 678-687；Barrett，Dixie Mission，pp. 59-62.
[286] 《毛泽东关于国共两党协定的报告》（1944年11月9日），转引自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第454页；《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557页。
[287] 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44页。
[288] Vladimirov's papers，11 November 1944，in Vladimirov，China’s Special Area，p. 265.
[289] 蒋中正日记，1944年11月9、11日。
[290] Snow，Journey to the Beginning，p. 347.
[291]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898-1949）》，第579页。
[292] White to Morgenthau，8-16 Dec. 1944，in Morgenthau Diary（China），vol.2，pp. 1383，1387-1388.
[293] David Rees，Harry Dexter White：A Study in Paradox （London：Macmillan，1973），pp. 171-172.
[294] Interview with Arthur N. Young，conducted by James Fuchs，21 February 1974，pp.72，74，Harry S Truman Library，Independence，Missouri，USA，on line：http：//www. trumanlibrary. org/oralhist/young.htm ［accessed on 8 January 2015］.
[295]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55-356页。
[296]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57-358页。
[297] Barrett，Dixie Mission，p. 75.
[298]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59页；Letter，Mao to Hurley，16 December 1944，FRUS，1944，vol. 6，p. 741.
[299] Bevin Azexander，The Strange Connection：US Intervention in China，1944-1972，p. 27-28.
[300] Memo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Chen and McClure，19 December 1944，FRUS，1944，vol. 6，pp. 741-743.
[301] Report，Barrett to Wedemeyer，10 December 1944，FRUS，1944，vol. 6，p. 730. See also Barrett，Dixie Mission，p. 73.
[302] Snow，Journey to the Beginning，p. 348.
[303] Telegram，Bird to McClure，24 Jan.1945，quoted in Michael Schaller，The US Crusade in China，1938-1945（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1979），p. 203.
[304] Barrett，Dixie Mission，pp. 76-78.
[305] 《叶剑英年谱（1897-1986）》上卷，第419页。
[306] Wedemeyer Reports！ p. 287.
[307] 《新华日报》1945年1月10日，第3版。
[308] Letter and proposal，Zhu De to Donovan，23 January 1945，photocopied in Yu Maochun，OSS in China：Prelude to Cold War，pp. 195-196. See also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pp. 86-87；Young，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p. 345.
[309] Memo by Service to Wedemeyer，14 February 1945，in ed. Esherick，Lost Chance in China，p. 357.
[310] See memo of conversation by Gauss and Chiang，31 August 1944，and memo by Augustus Chase，26 September 1944，FRUS，1944，vol. 6，pp. 547，596.
[311] 马芷荪：《赫尔利来华与一九四四年国共谈判》，《文献与研究（一九八四年汇编本）》，第341页。
[312]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547页；陶文钊等：《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第445页。
[313] 《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1945年3月3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第99页。
[314] Service，The Amerasia Papers，pp. 80-81.
[315] Despatches，Gauss to Hull，29 July 1944，FRUS，1944，vol. 6，pp. 489-490.
[316] Message，Roosevelt to Chiang，14 July 1944，FRUS，1944，vol. 6，p. 245.
[317] Stimson's diaries entry，14 December 1944，H. L. Stimson Papers，vol. 49，p. 92，Manuscripts and Archives，Yale University Library.
[318] 例如陶文钊等《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第440页。
[319] Vladimirov，China’s Special Area，p. 239.
[320] Davies，Dragon by the Tail，252，p. 347.
[321] Vladimirov's papers，15 December 1944，in Vladimirov，China’s Special Area，p. 283.
[322] Barrett，Dixie Mission，p. 42.
[323] 见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第452页。
[324]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的分析与任务的指示》（1944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432-4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