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欲望

关于娼妓性质的界定及其合法化问题的争论有愈演愈烈之势。总结上文的分析，道德派、父权压迫派、公共卫生派倾向于把娼妓认定为一种必须杜绝的社会现象；而性工作派、一些社会学者、女性主义者和行动者在这个问题上普遍沿用了西方学界关于娼妓非罪化的思想，提出娼妓是一种劳动，并将其定位为“性工作”。最近数年间，由潘绥铭、李银河等著名学者发出的非罪化声音把女性地位和劳动权益放在首位，成为在这个问题上里程碑式的跨越。“性工作”是一个很有进步意义的称呼，它不仅赋予了“小姐”们劳动的权利，而且把这种劳动跟其他工作等同起来，在我们看来，这都是非常重要的赋权行动。在邓玉娇事件之后，上述学者奔走呼号，还通过行为表演等方式表达了学者的态度，已然成为维护这一群“弱势女子”的斗士。

在珠三角地区，绝大部分“小姐”都是非广东户籍人口。她们就像我们熟悉的打工妹，缺少社会福利，没有社会地位，甚至比她们更“憋屈”，因为她们属于一个备受打击和侧目的群体。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身份政治框架下的赋权只是一个美好但艰难的愿景。虽然如同几年前“深圳事件”般的事情时有发生，也许在什么都讲求法律维权的时代这种方式会悄然生根发芽，但在紧张的政治氛围和强大的话语中，它无疑只能如樱花般短暂。那么，当一个人几乎什么权利都没有、连身份都得不到认同、背负重重污名的时候，他/她是不是真的就“被”噤声了呢？他/她又会如何为自己谋求生存的空间和表达的权利？我们研究中常常遇到各种“弱势群体”，不仅有草根阶层，更会有“三教九流”，他们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那么除了“身份政治”，还有什么理论框架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他们？

很多人可能比较习惯从宏观层面去分析，潘绥铭曾根据国内外文献梳理出10大类29种女性参与卖淫原因的观点或理论（潘绥铭等，2005c: 292-308）。黄盈盈则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提出，女性进入性产业是一种“得失平衡”，是一种自身内部的“结构调整”，即她可以选择牺牲个人声望、社会福利和部分权利，来换取“较高的收入、更轻的劳动强度和相对的自由”（黄盈盈、潘绥铭，2003: 59）。张慧霞认为，应从性工作者自愿与否的角度来考察她们的流入，从“完全自愿”到“完全被迫”间可以划分为六个档次（张慧霞，2005，载于潘绥铭等，2005c:257）。完全自愿指的是与其他女性相比，从业者也有较多的就业选择，是因为“喜欢或乐意”去从事性工作的；而自愿指的是在劳动力市场中选择性较小，只能在工厂工人与性产业间选择（同上：258）。这些研究首先详细地分析了各种流入途径与业内/业间流动状况，为我们展现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性工作者的流动机制。同时它们也揭示了娱乐行业或性产业从业者流入情况的多元性，首次提出了小姐群体的自主性，回应了较早前关于此议题的道德批判和压迫论调。但有一个问题在现有的框架下始终无法很好地回答，即这种“得失平衡”、“自身内部调整”与“自愿”、“喜欢”，到底来源于一种什么驱动力或动机，女性从业者从中到底得到了什么。目前的研究都基于“性工作”的意识形态和身份政治的框架，即认为这是一种与其他职业相同的职业，应给予合法地位和承认从业者的合法身份（潘绥铭等，2005c；李银河，2005）。当学者和行动者为这群女性奔走呼号，要赋予她们“性工作”权利的时候，她们自己又是怎么想的呢？她们心中渴望的是这份“工作”吗？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她们最想要的是什么？

这里面有相当多的问题宏观的因素是解释不了的。例如，小姐们常说，因为要多赚钱才出来做这行，但她们中的大部分积攒不了多少钱；她们也常说，等赚到几万时就不做了，实际上她们很可能经过许多年都无法达到目标。这是为什么？她们往往很容易满足于一些微小的事物，例如用上一个好牌子的卷纸、买到好看的衣服、住进要交管理费的小区、去超市购物等，这些我们认为微不足道的、表面化的东西，却能带给她们很大的快乐。这是为什么？是因为她们天生就乐观吗？很多已经结了婚或者有了孩子的女性也在从事这个行业，她们为什么会抛下婚姻与家庭，走进这个既漂泊不定又“不正当”的生活呢？很多小姐不喜欢“性工作者”这个称呼，也不希望被人这样称呼，她们觉得这个看似中立的称谓反而更加“污名化”，难道她们是死硬派，明明身陷泥潭还顽固不化？

要解释这些问题，我们恐怕要从小处——从一些我们经常忽略、不会留意甚至是不屑于留意的东西，以及从日常的、无意识的、细微的、感官的方面——入手。有人可能要问：这些似乎都是神乎其神、玄而又玄的形而上的东西，在研究中该怎么处理呢？但在生活中，正是因为梦想（dream）、欲望（desire）、对未来的念想（imagination of the future）的存在，才让人产生驱动力（initiative）去做各种事情。曾家达与何式凝在一篇关于日常生活“精英”话语中的性和性欲的文章中指出，欲望这个叙事/分析语言（language of desire）创造了一种主体空间，反映的是人的日常生活中即时的、有关肉体感受的甚至是非理性的那些方面，通过它，我们能更好地理解人的自我建构（Tsang and Ho, 2007:625）。然而许多的研究都恰恰忽视了“欲望”这个分析工具，并未触碰日常的、无意识的、细碎的那些方面（Cameron and Kulick,2003）。欲望和念想，尤其是性/精神/情感方面的欲望和念想，往往没能被正确地表达。不要说在学术话语中，就连在日常生活中，这种欲望的话语也是模糊不清、遮遮掩掩、说不清道不明的。然而它们对于既定的社会道德和秩序却最具有颠覆性（Tsang and Ho, 2007: 625）。它们有时候显得很抽象，却是一个非常有用的语言，它表达的是某个特定社会经济政治背景下某一群人对某个社会进程的经验和他们想要作出的改变。欲望的表达往往会突破既存的道德、性别等社会规范，这种“冲突”聚而成为新的空间，亦即空间再生产的过程。列斐伏尔已经指出了欲望的“精神力量”（2002: 8），这需要我们进一步用现实经验去阐述，凸显其对女性重要的情感、精神、象征性意义——即便面对的社会现实不能在一时间改变，这种由欲望产生，发生于日常生活中的微小行动能为她们带来自我实现的愉悦感。显然，在过往的研究中，对于这个概念的理解和运用还是很不足够的。尤其在融入理论和分析框架的深层理解和运用方面，人们的平凡性、无语性和微小力量，更需要我们来挖掘。脱离了它来谈身份政治，就好比架空了人们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去追求人身权利。在中国的大背景下，在不深入了解性产业从业者自己对于这份“工”的感受和理解的情况下用身份政治的框架去讨论合法化，去倡议“性工作”，总是一件有点“缺斤少两”的事情。

那么我们应把着眼点放宽，不仅在专业、学术和精英话语——却也是欲望语言常被忽略、被误解之所在——而且要在充满流动性、多元性、生机勃勃的日常话语系统中去解读欲望，使之成为“物质世界、心理世界和社会政治世界”间的桥梁，实现不同学科、研究领域或话题，如人口流动、劳动、亲属关系、民族主义等广域范围内的联结性与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Weston, 1998，引自Tsang and Ho, 2007: 625; Ho and Tsang, 2005）。此外，欲望在女性研究中的重要性也不容忽视，尤其是性欲、情欲，这是女性理解自我和主体性建构的重要场所，是对既存社会规范实现突破和跨越的可能途径（Ho, 2007）。

这些学者的论点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在对小姐的研究中，解读欲望成为核心：可以言说的/有形的/物质的欲望和不可言说的/无意识的/身体的/情感的欲望交织在一起，让我们更清楚作为女性外来流动人口和污名化的人群，她们如何作出某些决定和选择，如何在全球化飞速发展的环境下调整适应和构建自我，也能更好地理解这个过程中的困难、迷惑和不确定性。这也正是欲望的一个本质特性，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贯穿首尾的变化、流动和开放性（Rofel, 2007）。

学者潘毅在她关于打工妹的著作中多次谈及欲望（Pun，2003, 2005）。广东是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建立的地方，是“世界工厂”，吸引了千百万的年轻女性在此打工，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打工妹。她们远离农村的家乡跑到大城市里，扎堆在城市边缘的工厂中，忙碌在永不停歇的生产线上，受着严格厂规的管理。在《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一书中，她探讨了下列两个问题：为什么打工妹会那么毅然决然地跳入血汗工厂的“油锅”？为什么个人欲望与经济由生产型转向消费型的国家政策如此吻合？潘毅认为，农村/城市差距日益加大，而这种差距带来的虚空感和缺乏感放大了从农村走向城市的打工妹的消费欲望，促使她们走入生产链条中，因此个人的欲望被解读为“所有一切现实和真理的源泉，孕育了真实、主体和社会”（Pun, 2003: 482）。它就像一架机器，与消费互相作用，为了实现自我改变，打工妹在欲望下消费，在消费中不断产生更多的欲望，甚至“在劳动中也想着消费”（同上：478），成为欲求主体（desiring subject）。在这里，消费被视为一种自上而下的政治运作，是国家在全球化中急于调整自己的位置时用以刺激经济的一种策略，而非草根自发的、出于个人意愿的行为（同上：473, 475）。在这样的消费中，形成了新的不平等阶层（同上：472, 474）。打工妹为了不被边缘化，只有不停地消费，努力化身为理想中的消费者市民（consumer-citizens）。

潘毅运用了“抗争次主体”（minor genre of resistance）的概念去解读打工妹的劳动生活：她们随时发现或创造机会，以社会主体的身份在车间里发动别样的“社会革命”（Pun,2005:78），对抗打工经历中的痛苦和悲伤。这不是一种集体抗争的形式，而是在阶层意识觉醒的每一个时刻所发挥出来的自主性，是一种日常实践。例如，妇女从农村到城市、从家庭到工厂，每日消费和不想嫁回农村都是一种抗争和逾越，颠覆了中国妇女几千年来禁锢于父权家庭中的形象（同上：63），给她们带来权力和改变的可能性。潘毅认为驱使打工妹“动”起来的欲望是改变自己的命运（同上：65），她们走进工厂，以劳动来挑战父权家庭结构，以化身工人阶级来挑战农民身份。这种家庭与工作之间的纠结处于中国从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向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中，以城乡二元的形式被呈现出来（同上：72,75）。

这本书中，潘毅把欲望作为一个核心概念来分析打工妹心中那种不断升腾、驱动她们日常生活行为的抽象力量。在她的新马克思主义思想下，“欲望”产生于阶级意识的层面上，是一种自我形塑技术（self technology）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对立关系，前者在后者面前是要作出让步与牺牲的。打工妹们可以依靠消费改换衣装，可以进修不同的培训课程对抗社会不公，甚至洗涤“内里”，却依然无法逃离打工者这一劳动阶层，无法进入真正的城市化生活（Pun,2003:485,486）。因此，打工妹的形象是一种悲情形象——无论怎么消费，她们只能是低下阶层，横亘在她们和城市消费者之间的似乎是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

潘毅的著作充满让人感动的真诚，我们仿佛看到那一双双被禁锢于厂房内不见天日的眼睛，仿佛能闻到他们身上浓浓的塑胶味，我们惊诧和震动于打工妹的失语，被她们的梦魇闹醒而彷徨无奈。在这深深的悲悯中依然可见挣扎与躁动，这也是我十分想延展的地方——这些来自农村的妇女们究竟如何在这样的社会空间中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哪怕是一丁半点？我希望延伸潘毅对于打工妹欲望和主体性的讨论，以“小姐”为例，从一个更正面的角度深入探讨她们为了争取生存空间所做的努力和抗拒。我想，故事的另一面也许能使我们更充分地理解女性的欲望，不只是物质上的，还有性（sexual）和情感（affective）上的，这些欲望如何改变了她们的生命选择和实践，而这些在潘毅的著作里均没有涉及。我也希望通过不同维度，不仅从阶层（class），还融入性别（gender）、 “性”（sexuality）、权力（power）和欲望（desire）去探讨这些事情。

美国学者罗丽莎（Lisa Rofel）将欲望定义为“在不同的领域——情色、物质的和精神情感中——交织作用的期待、需要和渴望”（Rofel,2007:3）。在她看来，欲望主体是新新人类，他们的自我呈现（self representation）和表述（self narrativization）是与消费、跨国文化生产、对情/性的表达和个人主义相关联的。通过欲望的概念，她把个人与中国“重归世界轨迹”的国家使命联结在一起，欲望主体（desiring subject）与欲望中国是互相构成的——在中国重归世界经济的时候，每个个人都在重塑自己的主体形象；每个个人的自我表征就构成了国家的文化想象（cultural imaginary）。从这个意义上讲欲望是转型时期个人和政府重新定位的“重要的文化实践”（同上）。

这与潘毅对于欲望的理解有所不同：潘毅强调的是欲望背后个人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对立关系，在谈主体性的时候更多的是从工厂劳工在某些时刻涌现的阶层意识出发；罗丽莎则更多地把欲望看成一种与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下的阶级意识与运动式的热情不同的，向往新事物、新生活、新时代和一切新东西的人性，跨越阶级、性别、种族、年龄而存在，它跟国家之间不是单一的对立关系，而是更为复杂的互相竞争、互相融合的关系（同上：20,21）。她扩展了对于新自由主义主体化（neoliberal subjectification）的分析，不仅从个人角度，还延伸到国家民族发展的角度，将主体化视为个人规划与更广泛的国家民族发展规划之间的相互嵌入（同上）。

罗丽莎还从不同角度定义欲望，指出欲望不仅仅是物质的，还有性的和精神情感（affective）的。从20世纪80年代起，她就在中国长时间进行田野调查，深入了解不同年代、不同地方、不同职业的女性群体对性别、自我身份、现代化等的认识。在《欲望中国》一书中她指出，中国城市年轻女性的精神情感欲望是“超越地域的界限，拥抱时尚，做国际化的人”（同上：121），而从农村移往城市的女性则有着一种“微妙的情感动力”：通过消费等手段超越社会分层，实现时尚化、都市化，同时淡化作为保姆、打工妹的污名（同上：121,132-33）。两个群体都渴望现代化、国际化，但是现代化、国际化对她们来说又有不同的意涵。对于都市女性来说，这种国际化是一种非常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公民身份的彰显（Keane,2001）；而对于农村移民来说，这是一种对于社会公平的追求。横亘在两者之间的看起来似乎“不可逾越的鸿沟”（同上，2007: 133），却是不断驱使农民工前行的动力。

特别有意思的是，罗丽莎指出了欲望的实验性和不确定性，正如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没有经验可参照，没有既定模式可遵循。每个人成为欲望主体的过程在这种背景下也是没有定式的、多元的，有时候人对欲望和渴求的表达是一种令人鼓舞的可能性，但有时可能是令人窒息的绝望（同上：6）。每个人对于改变、进步或变革都有不同的解读，对新生活就有不同的愿景，因此他们的渴望与欲求就不一样，想要的东西不同，或者对此的理解不同（同上：23, 25）。欲望从此有了颠覆传统和既定规范的内力，使原本被区隔在外或被认为非传统的人或行为变得正常起来（同上：23）。那么，小姐的欲望表达就显得十分重要而有意思了。

如果我们用欲望来解读像小姐这样的底层人群的生活经历，我们就更能理解他们心中所愿所想，不会简单地就把他们的想法与行为归结为不正当、越轨、失足或者堕落，也更能明白前文提出的那些“为什么”和更多的看似矛盾或者难以理解的问题。进城务工女性进入性产业做小姐就像是一个“实验”，即便这只是一个暂时性的选择，就像许多小姐表示的那样，“做个三五年就不做了”，也需要面对很多不确定因素和困惑。她们离开工厂，放弃打工生活，是对“努力工作，取得成功”的国家话语的反叛和逃离，这就是一种欲望的表达——带有一点点反建制的勇气，对更宽裕生活的向往，对时尚的追求，对物质生活的渴望和对个人自由、情感自由的想象。这种对欲望的建构超越了物质的基本方面（Pun, 2003, 2005），加入性和情感的因素，使之饱满起来。

潘毅和罗丽莎对欲望和主体性的分析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但欲望到底包含了哪些元素呢？尤其是性和情感方面的欲望，到底指的是什么？主体性又是由什么体现？这些女性日常抗争到底是为了得到什么？这些正是本书试图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