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史学”的追求和区域社会研究的萌芽

19世纪的西方史学注重个别历史事实的差异性，而“种族”与“地理”则是形成差异的两个要素。这一特色也影响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地理”“种族”问题逐步进入知识分子的视野。当时中国史学界就兴起了一股要求改革中国旧有史学，开创中国“新史学”的呼声，当时以梁启超为首的许多学者，如章太炎、陈黻辰、马叙伦、邓实、黄节等都展开了讨论，话题聚焦于应不应该建构和如何建构中国“新史学”。这次大讨论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建构“民族国家”和重新定位中国的国族认同，从而导发国民爱国意识。另外，“新史学”提倡将史学学科化，并要求视线下移，提倡采用西方的史学理论和社会科学理论的多学科方法，注重对历史发展规律进行探求，希图在新的视角下，以对基层历史的研究为基础，写一部新的以“民史”为中心的中国通史，来教育国民。正所谓“爱国心始于爱乡心，故近代谈教育者注重乡土”。

1920～1930年代的新旧史学家，则无不意识到地理对于“新史学”的重要意义。傅斯年一生的志愿是写成《民族与古代中国史》，所关心的是种族、地理。缪凤林屡次声明“兹讲国史，要在明白国人过去在神州之动作，故首宜注意者，曰国史之民族，曰国史之年代，曰国史之地理”。“地理”的影响倾向于把历史现象空间化、地域化，关注不同区域之差异及互动。

从北京大学国学门、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到中央研究院，这一民国“新史学”的主流均提倡研究现代民间文化，开始对区域的历史做具体的研究。北京大学国学门创建伊始，其重心之一就是新材料的发掘整理，特别是如民间社会歌谣、风俗、方言等地方性资料的征集。1927年，厦门大学国学院则明确提出，用区域的视角调查各地的风俗，从搜集地方材料开始，进而重新描绘中国社会。随后，顾颉刚与何思敬、钟敬文、容肇祖等创立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创办《民俗》周刊，对华南农村社会的民俗、宗族等问题进行研究。这对史学从利用民俗学转到对社会学、人类学方法的大量引进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为后来的区域社会史的诞生和兴盛埋下了伏笔。此外，中国学界也试图与国际接轨，并产生了一批影响深远的研究成果，如潘光旦的《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林耀华的《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和费孝通的《开弦弓》等。

随着社会史大论战的展开，为了确定中国社会的性质和生产关系的性质，从而决定中国革命的性质，开始强调对社会经济史的研究。陈翰笙创办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最早使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农村研究。当时《食货》杂志创刊和华南研究兴起，以傅衣凌、梁方仲等为代表，在福建、徽州及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史方面，有意识的做了地域性的细部研究和比较研究。至此，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开始逐渐发展起来，在以后历史的动荡中也没有中断，并逐渐构筑出有迹可循的区域经济史的学术传承脉络。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冀朝鼎的英文本著作《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域水利事业的发展》。这是一部最早的区域经济史。这本著作打破了我国古代史学按照行政区划撰写地方志的传统，将研究区域划分成几个“基本经济区”，将环境对经济的影响、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列为考察范畴，具有史学转型的意义。

“新史学”一脉可以说赋予了带有区域色彩的学术研究以时代意义，那么我国渊源自有的修志传统，则为新的区域研究的深入开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与知识资源。传统读书人对修纂地方志往往十分热心。在清代学者眼中，编写地方志是一项重要的学术活动，章学诚更是对地方志的编纂理论有过深层次思考。20世纪初，受地方自治思潮的影响，曾经兴起过一个编纂乡土教科书、乡土志的高潮。然而，进入民国后，虽然各省纷纷修撰省志，但科学史学一系多将目标放在与国际汉学争胜上，因而往往是被人视为旧学人才参与方志的编纂。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巴蜀学人将地方志的兴衰与整个史学乃至学术全体的兴衰联系在一起的，这些学人的见解已超出通常所谓“地方志”的范畴，而有走向“地方史”“区域史”的道路。正是这些有明确地方区域意识的修志活动，使得抗战时期成为学术中心的四川，兴起了新一轮的向近代史学转化的巴蜀史研究。当时，新旧融合的四川大学史学系就树立了较为明确的区域研究意识，他们提出“中国幅（员）广大，各地情形殊异，各校自具特色，如地方及专题研究，皆当因时、因地、因人而设置其最适宜之选修课，庶能发展特长，有益实用”。在巴蜀史研究逐渐兴起的同时，东北、西北、西南等各地方的区域研究也都纷纷开展，这些直接为新中国成立后乃至1980年代的地方史研究奠定了学科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