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全球贸易的未来

文 Arvind Subramanian and Martin Kessler 编译 纪洋

“伪”超级贸易体

1995年，克鲁格曼（Krugman）指出，20世纪中后期，出现了超级贸易体，比如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马来西亚，它们的出口已经超过GDP的50%。这是之前见所未见的，即便是在全球贸易的第一个全盛期（1913年），稳坐第一把交椅的英国也仅有18.5%的出口占比。

然而，克鲁格曼对“超级贸易体”的定义或许不够精准。具体来讲，超级贸易体可以从两个角度衡量：第一，是国际视角，关注该贸易体在全球贸易中的分量；第二，是国内视角，关注其贸易量在该国经济中的分量。克鲁格曼显然只用了第二个标准。他提到的区域经济总量都不大，难以对全球贸易产生什么影响。如果加上第一个标准，这些贸易体就都无足轻重了。

真正的贸易巨人——中国

直到20世纪末，真正的超级贸易体才浮出水面，这就是中国。从国内视角看，现在中国贸易占GDP比例约50%, 2008年曾达到62.2%，是一个足够高的比例；从国际视角看，考虑到中国的经济规模与收入水平，其贸易超过国际平均水平近60%，是名副其实的国际贸易贡献者。

把当下的中国与其他贸易体做一下对比，中国的重要性将更加明显：1975年，美国处于全盛期，其贸易占GDP比例为16.1%，比国际平均水平约低35%; 1990年，日本如日中天，其贸易占GDP的20%，比国际平均水平低50%。或许，在国际范围内，只有1913年的英国可以与中国一拼，它当时出口占GDP的12%，比国际水平高84%。但是，把贸易占GDP比例与国际贸易贡献率都考虑在内，中国无疑是空前的贸易巨人。

有人做过简单的测算，到2030年，中国出口将占到整个世界的16%～17%，是美国的3倍，是德国的4倍，成为主导全球贸易的最强力量。对全球贸易的任何分析，都必须特别考虑中国的影响。

中国挑战之一：穷邻富己？

20世纪，中国成功地压低人民币汇率，推动出口，带动增长。然而，在未来20年内，随着中国成为最大贸易国，这种行为至少有两重危险。

首先，对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中国是强大的对手。这些国家的增长依赖贸易与国外市场，中国的汇率政策对它们的增长造成威胁。除非中国改变政策，否则此类贸易争端不会减少。

其次，中国正在成为兵家必争的全球市场，而非单纯的世界工厂。对于低收入国家，对中国出口是推动经济的重要途径。然而，如果中国继续压低汇率，压低自己的购买力，它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巨大的进口商。低收入国家的增长机会，将被中国政府的汇率政策扼杀。如此一来，贸易冲突在所难免。

中国挑战之二：谁进谁退？

在贸易谈判中，双方各让一步，互惠互利，才可能达成协议。这就意味着，势均力敌、背景相似的对手，有着相似的让步空间，有着等价的互惠利益，更容易联手合作。然而，未来世界最大的两个国家——中国与美国并不是这样的。

让我们回首“二战”之后的贸易体系。当时，美国与欧洲是全球最重要的力量，它们的市场开放度相似，即便在不开放的领域，它们的封闭程度也是相似的。这样的对称结构为互惠互利提供了便利。最终它们携手建立了新的贸易体系。

然而，如今，美国与中国的开放程度极其不对称。在服务业、技术、政府采购领域，中国政府控制了大部分经济活动。根据2012年的一项估算，中国在服务业的政策封闭程度是美国的3倍。这就意味着，在未来的贸易谈判中，中国可以提供给美国的“额外开放”很多；而美国能给中国的很少。

因此，中国的谈判筹码不仅来自它的经济规模与贸易规模，更来源于它的封闭程度。随着中国人均收入的提升，其国内市场愈发诱人，中国的谈判力量将进一步增加，中美谈判将更加不平衡。

在不远的未来，美国制造业空心化加剧，更加依赖服务业，它将不得不出口服务，以助力经济增长。到那时，中国成为美国出口服务业的重要目标，而中国这一部分市场是封闭的。在谈判桌上，倘若中国仍不愿开放市场，而美国已经没有什么封闭市场可以额外开放给中国，美国很可能扬言封闭市场，以威胁中国。中国若不妥协，两国的贸易冲突将波及整个世界。

中国与全球贸易的未来

未来全球贸易的首要问题是：中国愿不愿意放开政策，开放市场。一旦认识到中国空前的重要程度，及其与日俱增的谈判力量，我们应该明白，左右中国政策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小了。当下的中国，今非昔比。如何与中国携手合作，是全球贸易不可忽视的议题。

本文原题名为“The Hyperglobalization of Trade and Its Future”。本文作者分别为彼得森研究所（PIIE）的高级研究员与研究分析员。本文的初稿为“走向更好的全球经济”项目（Toward a Better Global Economy Project）的一个章节，经修改于2013年7月发表在PIIE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