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局篇
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发展战略的由来、形成和沿革
一 新中国的建立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程中筑起了一座丰碑
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很早就形成了统一的国家,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曾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近现代世界的兴起在中国可以追溯到公元11世纪的宋代,以宋代王安石“变法”为标志,逐渐产生了一个与大地主、大封建领主利益相矛盾的国家机器,日益采用具有近代色彩的“重商主义”方式,与大地主的剥削形式进行斗争。伴随着这种具有近代色彩的国家重商主义趋势的扩大、煤铁冶炼技术的突飞猛进,是地方割据的封建势力消失、统一的国内市场的形成,最终是第一个世界贸易体系以“朝贡贸易”的方式,以中国为辐辏向四周扩散。
16世纪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方萌发并逐渐崛起。随着西班牙和葡萄牙对美洲的征服,以及随后荷兰、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在广大亚洲、非洲国家大肆进行殖民征服、掠夺和扩张,西方世界开始“挤进”原有的朝贡贸易体系。从那时起到1900年,西方后来居上,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和产业革命,欧洲国家以炮舰政策最终摧毁了朝贡贸易体系,建立了以西方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体系。而清朝统治集团则采取闭关锁国的保守政策,固守墨守成规的传统的小农经济封建生产方式,使中国与当时日益奔腾前进的世界历史潮流绝缘隔离,延误了社会的发展,坐失了良机。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就这样落伍了。
西方工业化一开始就是与剥夺外围和外部、排除外围和外部地区工业化的世界不平等体制联系在一起的。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就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此后的百余年间,受尽西方列强与国内官僚买办、封建地主阶级的欺凌、剥削和压迫。哪里有压迫、剥削,哪里就有反抗。国内外敌人的压迫、欺凌,促进了民族的政治觉醒。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和广大人民群众纷纷起来,进行反抗斗争。从“太平天国”起义到“戊戌变法”运动,从“义和团”运动到“辛亥革命”等一系列大规模前赴后继的革命、改良和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都相继遭受挫折或失败。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对中华民族来说,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中华民族真正意识到要取得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彻底胜利,必须动员、联合各革命阶级和团结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及“平等待我之民族”,以武装革命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这就是中华民族实现复兴的道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团结带领人民前赴后继、顽强奋斗,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中国共产党建立后,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合作,积极参与了北伐战争。当国民党右派背叛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导致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工农红军,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在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头,进行了长征,召开了遵义会议,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在这以后,实行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将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中国化,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之后又经过三年解放战争,最终建立了新中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征程上迈出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筑起了中华民族复兴的一座历史丰碑,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二 不应将改革开放前后的两个历史时期对立、割裂起来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广大人民,适时地实现了从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成功地开展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三大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在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早在1945年,中共七大就提出了把我国从一个农业国转变为一个工业国的奋斗目标,为新中国成立后进行现代化建设定下了最初的基调。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明确指出,“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在曲折的经济建设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许多有益探索。在经济建设中,特别是在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过程中,我国政府根据协议曾得到苏联大量的经济和技术援助,为建立新中国的工业体系打下了初步基础。后来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一些错误和问题的暴露,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明确表示要走出一条适合中国自己国情的道路。从最初“走苏联的路”到“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从提出“超英赶美”到设想“两步走”实现国家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毛泽东一直在试图找到合适的发展道路和方案。他结合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诠释了应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方针。他提出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关系、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关系、自力更生和对外交流的关系、生产和生活的关系、统一意志和生动活泼的关系等一系列原则和政策方针,深刻影响了新中国的历史进程。特别是在苏联撕毁协议、撤走专家之后,毛泽东下决心让中国自己发展科学技术。此后在较短时间里,我国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迅速研制成功原子弹、氢弹,发射了导弹、人造卫星,为国防工业、航天事业等尖端科技的发展打下基础。
不过,后来的实践进程表明,毛泽东决心要学会“经济工作”并非很成功。他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仍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领导全党全国搞带有空想色彩的“大跃进”和“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化”,背离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后果。毛泽东对“反右派”和“反右倾”斗争中发生的严重扩大化错误也负有重要责任。至于“文化大革命”,更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一场灾难性的大规模内乱,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许多不幸,伤害了一大批干部和知识分子。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在“文化大革命”造成极度混乱、党和国家面临严重危机的紧急关头,1976年10月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邓小平、陈云等一批有威望并具有丰富治国经验的老领导、老干部先后恢复工作,成为党和国家新的领导核心。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12月13日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恢复了党的正确思想路线,为随即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充分准备。这个讲话实际上是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1978年12月18~22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历史性转折,从中国的实际和时代需要出发,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走上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这里需要指出,毛泽东逝世、“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涉及如何评价毛泽东及其领导下的党和国家发展的一些重大是非问题。这可以追溯到1979年初召开的全国理论务虚会。会议是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召开的。会上大家敞开思想,各抒己见,就毛泽东晚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严重错误和社会上“左”的错误思潮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清算;但是会上也出现了另一种倾向。有人在会上发言全面否定我们所走过的社会主义道路,说社会主义是“早产儿”,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的全部工作,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说得一无是处。与此同时,自1978年冬,北京街头出现了被称为“西单墙”的大字报群。“西单墙”的活跃分子和参加理论务虚会的极少数人,相互串通,沆瀣一气,掀起一股否定革命、抹黑新中国的腥风恶浪。他们大肆宣扬历史虚无主义,把建立新中国视作“原罪”,将其污蔑为封建专制国家,污蔑、丑化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实际上是试图使中国改旗易帜。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受党中央的委托,于1979年3月30日在理论务虚会上做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1981年6月举行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又正式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邓小平同志曾找参加决议起草工作的胡乔木、邓力群等人谈话,强调指出:“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他说,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不把毛泽东思想,即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应该作为我们今后工作指南的东西,写到决议里去,我们过去和今后进行的革命、建设的分量,它的历史意义,都要削弱。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
但是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围绕坚持还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展开的“自由化”与“反自由化”的斗争愈演愈烈,以致酿成了1989年的北京政治风波,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只得采取断然措施平息了有可能严重影响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这场动乱。
树欲静而风不止。近些年来,国际上以及国内少数追随西方对华实行“西化”战略的人,热衷于兜售“普世价值”观,鼓吹“西方宪政民主”,甚至出台所谓的“零八宪章”,要共产党下台,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还有人提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所推行的一系列新政,故意歪曲指称为“民主社会主义”;说什么搞“改革开放”是“打左灯,向右拐”,不过是为了避免“修正主义”之嫌,故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罢了。这实际上是主张以资本主义或改头换面的民主社会主义来改造中国,使我们丧失得来不易的独立地位,而蜕化为西方国家的附庸。
正像习近平同志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二十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绝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在这个基础上把党和人民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三 新中国成立后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形成、沿革和发展
外交作为一个国家内政的延伸,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49年10月1日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外交方针政策(或称国际战略)就是在我国悠久的历史传统、文化传承和社会经济发展基础上长期发展、逐步演进变革的结果。下面将着重从国际(外交)层面,对新中国成立后27年与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两个历史时期新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发展战略的沿革及其异同,做一些扼要的阐述分析。
中国自近代被卷入世界体系以来,长期以来是一个充满革命性变化的国家,每次政权更迭,都会引致对外关系的变动。即使是在1949年以后,中国的外交战略也不乏戏剧性的变化。但是从跨越百年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可以发现几代中国人不懈奋斗所追求的目标,这些目标反映的就是中国最基本的利益诉求。这些中国人民所认定的历史使命主要有以下四项:第一,实现现代化;第二,恢复大国地位;第三,完成国家统一;第四,实行社会变革。这四项目标决定了中国基本的国家利益,构成了支配着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大战略的要素。就对外关系而言,这四项目标也是推动其发展演变最主要的内在动力。
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消除战争,实现和平,是近代以后中国人民最迫切、最深厚的愿望。“我们的和平发展道路来之不易,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经过艰辛探索和不断实践逐步形成的。我们党始终高举和平的旗帜,从来没有动摇过。在长期实践中,我们提出和坚持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确立和奉行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向世界做出了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的庄严承诺,强调中国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这些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坚持下去,永远不能动摇。”
但是近些年来不断有人提出一些论点,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与改革开放前的国际战略割裂、对立起来。有人说什么“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奉行的是截然不同的国家发展战略”;指责“改革开放前,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国策是逆势而非随势”。这里所谓的“势”,有两种含义:一是指静态的总体格局,二是指动态的主流趋势、态势。
“二战”后期,毛泽东、周恩来当初估计,美苏继续合作将是战后国际形势发展的大趋势。在此条件下,国内可能出现国共合作、和平建国的局面。因此他们主张,中国应与美苏都保持友好关系。然而,战后不久,美苏关系严重恶化,国内也爆发了内战,党的领导人不得不重新判断形势,选择新的外交战略。1946年下半年,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两个阵营”、一个“中间地带”的理论。他认为,战后世界将分为以社会主义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和以美国帝国主义为首的反动阵营;在美苏之间隔着一个辽阔的中间地带,由欧、亚、非三洲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构成。美苏之间不会爆发战争,美国极力突出美苏矛盾的目的是力图控制和侵略包括中国在内的中间地带国家。1949年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对形势的基本估计是,中国革命所具有的反帝性质和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力量的增长,使我们可以采取和应当采取有步骤地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而帝国主义绝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因此,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明确宣布,新中国将“一边倒”、“倒向社会主义一边”。
“二战”结束后,社会主义国家由苏联一国变成包括苏联与中东欧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以及亚洲的蒙古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内的社会主义阵营。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建立,大大增强了世界社会主义的力量,社会主义运动得以迅速发展壮大。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也掀起了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新高潮。而资本主义势力则遭相对削弱,暂时处于低潮,出现了毛泽东所说的“东风压倒西风”的时期。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此并不甘心,竭力挽回对其不利的局势,不仅发动了朝鲜战争、印度支那战争、苏伊士运河战争,而且还试图通过“和平演变”方式,颠覆社会主义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新中国外交只能选择“一边倒”,同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起,反对帝国主义的冷战与侵略政策,为保卫得来不易的胜利成果而顽强抗争。显然,这乃是“大势所趋”顺势而为,绝非是什么“逆势”而动。我们坚定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支持他们争取和维护国家主权与经济独立的斗争,在自己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给予他们力所能及的援助和支持,尽了自己应负的国际义务。我们党对苏共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在对待斯大林问题上的错误做法提出了批评。在对待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方面,我们也曾批评和帮助纠正了苏联某些大国沙文主义的做法(如波匈事件),为维护国际共运的团结尽了自己的力量。
这里我们着重谈一下抗美援朝战争。新中国成立后不久,1950年6月25日朝鲜半岛内战爆发,美国做出两项决定,一是派遣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二是派遣军队进入朝鲜半岛。美国的行动打断了中国实现国家统一的进程,使中国失去了解放台湾的有利时机;美军在朝鲜越过三八线,将战火烧到中朝边界。当时,作为世界上的头号强国,美国有着巨大的装备与技术优势;美军还纠集了英、法、澳等其他15个国家的军队组成所谓“联合国军”,不仅人多势众、兵强马壮,并拥有绝对制空权、制海权和技术装备优势。面对强势的美军,面对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中国政府毅然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0年10月25日入朝作战,以非凡的勇气和战略战术打赢了这场战争,迫使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不得不于1953年7月27日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毛泽东主席在总结抗美援朝战争时指出,帝国主义侵略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在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意义,远远超过了战争结果的本身,它不仅结束了西方列强依仗武力在东方任意霸占一个国家的历史,而且改变了世界对新中国的认识,使新中国六十多年来成功地避免了大规模侵略战争的风险,维护了国家的和平与稳定,以大国的姿态登上国际舞台。
有人认为,当年毛泽东既主张反对美帝国主义又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似乎是推行“两个拳头”打人的战略;指责“中国改革开放前,总体上既没有顺应和利用历史发展大势,有效地为自身拓展国家空间和提升国际地位;也没有很好地化解各种困难和障碍,为自己谋得国家发展的机遇”。这一观点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就拿对西方国家的政策而言,毛泽东是明确地把美国同其他西方国家区分开来的。这方面一个鲜明的事例是新中国同戴高乐治下的法国,于1964年1月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当时的世界是美苏主导的两极世界,美苏两家各要控制其盟国。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国家要独立成为一种潮流,中法两国的领导人毛泽东和戴高乐都非常珍视自己国家的主权和独立,而且公开表明反对任何人干涉别国内政的立场。这件事情当时被称为外交“核爆炸”,它不仅扩大了中法双方外交上的回旋余地,而且推动了国家要独立的历史潮流,打破两极格局,促进了世界向多极化的方向发展。
随着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国际局势的发展,国际格局发生巨大变动,出现了“苏攻美守”的新态势,使中、美、苏三方的关系发生了重要变化。苏联取代美国,成为对中国最大和最直接的威胁。与此同时,美国被迫进行战略收缩,并考虑改善对华关系,从而为中美关系的解冻提供了契机。在这一历史转折关头,毛泽东展现出非凡的洞察力和决断力,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一条线”“一大片”的论断和“三个世界”理论。他敏锐地把握国际局势变化,向美国发出信号,与美国总统尼克松一起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
朝鲜停战后,我国领导人最初的估计是国际局势将趋于缓和。为此,中国采取了一系列重大外交行动。周恩来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和1955年万隆会议上都明确地向美国做出了缓和的姿态。1956年8月,毛泽东在审阅党的八大政治报告时专门加了一段话:“为了和平和建设的利益,我们愿意和世界上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建立友好关系。我们相信,这一点总有一天会做到。”但是,冷战时期两大阵营都把对方视为敌对的国际势力。在冷战大环境下,美国的意图是牢牢控制住台湾,制造“两个中国”。在美国看来,台湾对它整个东南亚的防御作用非常重要。如果新中国得到了台湾,那共产主义世界就得到了向东南亚扩张的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美国认为,中苏已经捆在一起,一时半会儿分不开了,而且很担心共产主义扩张,所以尽管中国做出了缓和姿态,美国仍然拒不承认新中国。不过,从1955年8月1日开始在日内瓦举行的中美大使级会谈,成为中美两国保持接触、交换意见的途径。
1969年的中苏边界冲突,促使毛泽东、周恩来重新思考外交战略问题。按照他们的布置,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四位元帅研究国际形势和战略问题后,向中央建议:利用美苏矛盾,缓解中美矛盾,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在寻求共同安全利益的基础上,联合美国,抗御苏联霸权主义。
1967年10月,时任美国副总统的尼克松在《外交季刊》发表文章表示:“从长远来看,我们简直经不起永远让中国留在国际大家庭之外。”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在总统就职演说中,再次针对中国表示:“经过一段对抗时期,我们正进入一个谈判时代。在这个世界中,任何民族,不论大小,都不会生活在愤怒的孤立之中。我们不能指望每个人都成为我们的朋友,可是我们能设法使任何人都不与我们为敌。”毛泽东理解了美方传递的信息,并就此评论说:“从1949年起到现在,他们尝到了我们这个愤怒的孤独者给他们的真正滋味。”
中美大使级会谈从1955年8月开始,至1970年2月结束,历时15年,共136次。会谈虽断断续续地进行,却为处于敌对状态的中美两国提供了一条沟通政策、试探彼此意图的联络渠道。尼克松时期,中美举行了最后两次大使级会谈,双方在1970年1月20日举行的第135次大使级会谈上,美方就台湾问题上做出新的表述:(1)美国无意寻求把对于台湾的看法强加于任何一方,并且无意干涉(大陆和台湾)所达成的任何协议。(2)坚定承诺不支持国民党反攻大陆的行动。(3)表达这一希望:随着亚洲和平与稳定局势的发展,我们能够减少美国驻台军队。这一表述,迎合了中方多年以来在台湾问题上对美国的要求。会谈做出了将举行中美“高级会谈”的决定。
1971年4月6日,毛泽东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北京。7月9~11日,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明确承认台湾属于中国,并且做出逐步撤军和最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许诺。7月16日,中美双方同时发表公告,宣布中国政府邀请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中美双方发表《联合公报》。这是20世纪最为重要的外交突破之一,为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开辟了道路。
尼克松总统访华在世界上引起巨大的反响。1971年10月18~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就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提案进行专题辩论。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努力和支持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1972年9月25~30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9月29日,中日双方签署并发表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宣布自1972年9月29日起建立外交关系。
随着中美关系的缓和,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中国与欧洲国家出现建交高潮。至70年代末,除安道尔等四国外,中国已与西、北、南欧所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与英国、荷兰的关系也从代办级升为大使级,同圣马力诺建立总领事外交关系。1975年中国还与欧洲共同体建立正式关系。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也于70年代初先后与中国建交。截至1976年10月中国已同110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这里应该指出,毛泽东晚年所犯的“左”的错误,在国际斗争中也有所表现。这主要是高估了世界革命和爆发世界战争的可能性。1966年8月举行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提出:“当前正处在世界革命的一个新时代”,世界形势的总趋势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在中苏有关国际共运的争论及“反修”和反对“社会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毛泽东也提出了不少概念不清和错误的东西,使得我国和我党同各方面的关系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颇为紧张,致使中国的安全环境明显恶化了。但从总体上看,我们仍坚持了我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方向与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我国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在这一时期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做的斗争,必须加以肯定。正是因为中国敢于同时与美苏两个大国对抗,才使我国得以在冷战的大环境下,逐步成为世界舞台上一支完全独立的力量。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政治上结束了毛泽东时代。80年代逐步改善了我们同苏联及其他所谓的“修正主义政党”或国家之间的关系;在加强对第三世界工作的同时,我们再次重申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邓小平在时代主题问题上提出了新的重要论点:“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后来概括成为“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论断。这就实际上放弃了毛泽东时代关于世界最根本的问题是“战争与革命”的论点,为我们将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为改革开放和建立全方位对外关系提供了有力支撑。此后我国的对外政策再也没有出现大的波动,保持了前所未有的稳定和连续性。
十八大产生的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领导集体,将在外交领域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是当今国内外各方关注的焦点。对此,十八大给出了明确的回答。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和平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要坚持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共赢的发展,通过争取和平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扩大同各方利益汇合点,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科学地判断时代潮流的发展大势,在保持外交大政方针延续性与稳定性的基础上,拓展创新,全面推进外交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道路。维护国家利益是中国外交根本而重大的原则。在复杂的国际相互依存情势下,有效地维护国家利益并非易事。中国外交风格一向含蓄低调。在这种氛围下,有人曾鼓吹不“挑战”现行国际体系和现存国际秩序;认为中国要想被外部世界接纳、避免被“预设为敌”,就必须推行“安抚战略”。而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新的外交开局,发声清晰有力,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尤其是在事关我核心利益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根本利益问题上,表态硬朗,颇有底气,毫不含糊其词。
这种硬气的底气来自哪里?首先应归功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力日趋增强。当前中国外交能够硬气起来,而且说话越来越有分量,前提就是包含军事实力在内的我综合国力蒸蒸日上。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的快速发展,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抓住机遇,增加了在主要国际经济金融机构中的份额和表决权,促成20国集团等新型全球治理平台的出现。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世界的联系日趋紧密,重要性与日俱增。中国的成就促使国际社会,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对中国的期盼日升。中国把握自身国情与世情的结合点,找准中方利益与各方利益的汇合点,通过更为主动、积极的外交实践,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
当前我国面临着一种错综复杂、相当严峻的国际局势。我国的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六大核心利益,面临不同程度的威胁和挑战。面对这种形势,习近平主席态度鲜明地指出,“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这样的表态,具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它向国际社会发出明确的信号,提醒一些国家不要在战略问题上做出误判。
从深层看,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代领导集体,之所以在对外关系上能够如此挥洒自如,根本原因在于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遵循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牢牢把握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正确处理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又是第三世界中重要的一员。我们处理任何事情都不能忘记自己的国际定位与身份,不能容忍现今世界上霸权主义肆虐、少数大国颐指气使、一家说了算的局面继续。面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世界各国同舟共济的客观要求,各国应该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要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反对干涉别国内政,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国将积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为实现世界持久和平不懈努力。中国把周边作为外交优先方向,塑造更加和平稳定、发展繁荣的周边环境。我们将大力弘扬新型义利观,重视与发展中国家构建命运共同体,明辨敌友,认清威胁来源和团结依靠对象,以更好维护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并对世界和平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中国将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不仅要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还要打造中国对外开放与合作的升级版,与世界共享机遇、共创繁荣。我们既要做当代公认国际关系准则的维护者,同时要更积极有为地参与国际体系的变革与完善。
这里谈一下创建和谐世界的观点。新中国外交历来奉行和平发展的政策方针,近年来将我国传统文化中有关“天人合一”说与“和”“合”等元素引入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体现了中华民族在对外交往中爱好和平、讲信修睦、协和万邦的文化传统。建设和谐世界的思想,为全世界指明了一个美好而又可及的共同理想,对于国际社会的健康发展和我国外交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不过,这里还应该指出,中国要想实现和平崛起,就要处理好和平与战争的关系。和平不是靠单方面的美好愿望就能够实现的。必须分清敌我,团结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看清对手的战略图谋,加强防务建设,使军队做好能打胜仗的准备,从而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中国尤其应当警惕国内外敌对势力对我实行“西化”“分化”的图谋,重视抓好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避免使苏共亡党、苏联解体那样的悲剧在中国重演。
(王振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