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加快了世界格局的转换

一 国际金融危机加快了美国的衰落

早在20世纪60年代，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就预言说，美国将重蹈罗马帝国和大英帝国的覆辙，走上衰退的道路。1986年，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发表《美国的相对衰弱》一文，指出美国称霸世界的世纪已经终止。1988年，肯尼迪发表《大国的兴衰》一书，他在该书最后一章最后一节《相对衰落的头号大国美国及其问题》中，从战略高度上论述了美国所处的困境，指出美国正在承受决定以往列强衰落的“帝国过分扩张”的风险，因为“美国今天承担的全球义务之多，与1/4世纪以前大致相当，但那时，美国在世界GDP中所占份额、军费以及军队人员编制都比现在大得多”；美国承受着工业的相对衰落、农业的衰落，“两者合在一起造成惊人的有形贸易赤字”“勉强维持局面的唯一出路是进口前所未有的大量资本，这样，几年之内就会把美国从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变成世界最大的债务国”；虽然“美国的经济和军事、综合国力仍将超过任何一国”，但与“二战结束后几十年内那样的力量对比过于悬殊”了，当然，他说这里所说的美国的“所谓衰落，是指相对衰落，而不是绝对的衰落”。

肯尼迪此书出版以后，引起了一些人的共鸣，如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戴维·卡莱奥也发表了《美国的破产》一书，美国乔治敦大学教授查尔斯·库普乾则出版了《美国时代的终结——美国的外交政策与21世纪的地缘政治》一书等；但肯尼迪的观点也引起了不同意见的争论。而随后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诸如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的终结，日本经济出现十年停滞，克林顿时代美国的繁荣等，更使得以肯尼迪为代表的“衰落主义”销声匿迹了一段时间；取而代之的，是美国自信心的恢复和美国总统布什的狂妄自大。

但进入21世纪以后，肯尼迪又在美国《新闻周刊》2002年12月～2003年2月特辑上发表《到了美国退场的时间？》一文，指出虽然从军事角度看，没有国家可以与美国抗衡，但从经济和科技角度看，“仅仅几年前，美国的互联网流量大约占全世界的45%，可去年国际电信联盟公布，美国所占份额已降至29%，与欧洲相同，低于亚洲所占31%，这一点具有重要意义：经济实力的转移通常先于军事实力的转移”；而从软实力的角度来说，美国的软实力在世界各地都受到了争议，美国面临着将自己孤立起来的危险。

随着在阿富汗、伊拉克的两场战争，美国在军事上的压倒性优势不仅没有自动转化为政治上的胜利，反而陷入协助被占领国进行国家建设的泥潭中，而随着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在美国更出现了一股“新衰落主义”情绪：首先，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在2008年向美国总统提供的全球趋势报告中，预测虽然“美国仍将在全球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只是诸多世界强国之一”；而它在4年前提供的那份报告中，则预测“美国将继续占主导地位”。这份报告在全球引起了轰动。在这个过程中，还出现了一批惊叹美国衰落的书籍。例如，法里德·扎卡里亚的《后美国世界——大国崛起的经济新秩序时代》、安德鲁·巴切维特的《美国的极限——实力的终结和深度危机》、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美国实力的衰落》、芝加哥大学教授罗伯·佩普的《帝国的衰落》、小施莱辛格的《美国的瓦解》等。

2011年6月6日，英国《卫报》发表其经济版主编拉里·埃利奥特的《美利坚帝国的衰落》一文，指出美国是一个受严峻问题困扰的国家，近1/6的人口靠政府的食品券才能获得足够的食物。美国的预算现在已达到希腊的赤字级别，华盛顿的政策已处于瘫痪状态。他认为，2011年的美国就像公元200年的罗马或“一战”前夕的英国：一个处于权力顶峰但裂痕开始显现的帝国，军事过度扩张，财富分化加剧，经济外强中干，公民入不敷出、靠举债度日，曾经有效的政策不再奏效，居高不下的暴力犯罪率，肥胖成为流行病，沉迷色情及能源使用过度，这些弊端或许告诉我们“美国已处于文化堕落状态晚期”。

在2011年9月29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承认美国“已经变得有点软”的说法遭到右翼人士激烈的公开谴责以后，扎卡利亚在2011年10月17日的美国《时代周刊》上发表《有关美国正在“变软”的残酷事实》一文，历数美国衰落在各个方面的表现：

（1）从大部分全球竞争力指标来说，美国都在走下坡路。它在世界经济论坛（WEF）的排名略微下降，排在第五位，位于瑞典、新加坡、芬兰和瑞士之后。其他研究显示，美国下滑得更远。

（2）信息技术创新基金会发现，从实际的风险投资到研究的各方面，美国都落后于日本、韩国和瑞典等国家。该基金会评估了44个国家和地区在过去10年提升自己竞争力的努力，结果美国排名倒数第二。

（3）二三十年前，美国的高校毕业生在人口中所占比例居世界之首，如今排到了第九，而且还在下滑，WEF的报告令人吃惊地将美国的科学和数学教育排在第51位。

（4）20世纪50年代，美国家庭负债仅为可支配收入的34%，如今则为115%。

（5）20世纪50年代，美国政府对研发基础设施和教育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今天，所有这些领域的开支都在减少，基础设施和研发开支在GDP中所占比例足足下降了一个百分点。在1970年以后的25年间，支持自然科学研究的政府基金下降了54%，而且还在继续下降。

（6）30年前，加州总收入的10%流向了高等教育，当时仅3%的总收入流向监狱；今天，加州总收入的11%流向监狱，8%流向高等教育，而且还在迅速下降。

（7）联邦政府为每个65岁以上的成年人花费4美元，而对每个18岁以下的孩子的花销则仅为1美元。我们青睐消费而不是投资，看重眼前而不是未来，关心我们自己而不是后代。

（8）自由论者彼得·蒂尔在《国民评论》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指出，美国中档工资几十年来都没有改变，美国的创新文化已经被普遍的对“轻松成功”的追求和速战速决的心理所侵害。

二 国际金融危机加快了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

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国家力量被削弱的趋势加快了，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成为全球经济推动力的趋势也加快了，这就使世界经济呈南高北低的态势；而且新兴经济体还率先走出危机的阴霾，这是对“二战”结束以来由西方主导的经济体系的一次最严重的打击，也是对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一次严重打击。

现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北富南穷的差距，源于“二战”以前资本帝国主义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残酷剥削和压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是靠牺牲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发展起来的。在“二战”结束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统治终结了，但由于世界经济秩序是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建立和确定的，它所反映的主要是它们的利益，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利益和合理要求并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以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北富南穷的差距还在继续扩大着。例如，进入20世纪80年代，国际经济环境对发展中国家更为不利，石油和其他初级产品价格下降，市场利率上扬，致使许多发展中国家陷入债务危机，大量资金外流，经济发展受到严重挫折，在整整10年里，其经济增长率都低于发达国家，许多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水平停滞不前或连年下降，致使发展中国家在世界GDP中所占比重从1980年的20.6%，下降到1989年的16.1%，而发达国家所占比重则在同期从占65.9%上升为占71.1%；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与发达国家人均GDP之比，由1980年的15.36∶1上升为1989年的23.86∶1。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的1999年度《人类发展报告》显示，占世界人口20%的发达国家所拥有的世界总产值高达86%，它们占全球出口市场的份额也高达82%。而占世界人口75%以上的发展中国家所占的这两项比例仅分别为14%和18%。世界经济在不断发展，而全球最不发达国家的数量也在逐步上升。10年前最不发达国家总共有36个，在2000年已经增加到48个。

所以，随着苏联解体、两极格局宣告终结之时，德国的彼得·格鲁贝在《第三世界覆灭——南北战争已开始》一书中，曾经悲观地宣称，随着苏联的解体，东西方对抗结束，第三世界也许再也没有利用大国彼此对抗获得两个集团的援助的可能性了，这就阻塞了南方走向经济发展的每一条道路，并使其毫无反抗地听从北方制度的摆布、服从北方的利益。他在其书的最后一页中归纳其观点说：“对北方寄予期望，或者要求它援助贫困的南方，这是毫无意义的。北方之所以不会这样做，是因为它只认得已经使其生活富裕的方案，但这些方案对南方却是不适用的。……其实，与官方所保证的相反，北方也许根本就不愿意帮助南方，因为南方的贫穷是南方依赖于北方的重要前提，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是如此，而且在北方的我们是从南方的贫穷中获得好处的。东方崩溃以来，由于我们再也没有敌手，不必害怕敌手的竞争，所以我们就能单独决定南方必须走什么道路。我们将利用这一点”。

但是，这种悲观主义的估计却是建立在观察的片面性的基础上的，因为在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可变因素很多，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保证现在的发达国家会永远处于经贸、科技的领先地位，发展中国家则将永远处处落后，赶上发达国家毫无希望。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世界的先进技术和发明，避免发达国家所走过的弯路和新科技成果的实验过程，赶超发达国家。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当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处在“失去的十年”的时候，韩国就先行崛起，在短短二三十年间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跻身发达国家的行列，其人均GDP由20世纪80年代初的1480美元，跃升到1999年的8490美元，使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同期由6.38∶1缩小为3.03∶1。所以，在那时，英国的《经济学家》杂志就发表文章指出：“历史表明，今天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有朝一日会超过一些富裕国家，在经济规模和人均收入方面都将如此，正如18世纪末英国变得比荷兰更富裕，19世纪末美国超过英国一样。”而就整个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发展的新转机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转折的原因，一是因为出现了经济全球化和资本主义世界国际分工的发展变化；二是因为一些南方发展中国家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着手进行经济改革和调整，适应于形势的发展变化，积极推动经济增长。

经济活动全球化的一个根源在于发达国家的资本为自我扩张而进行的跨国运动。在“二战”以后，由于殖民地附属国已经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资本跨国运动的剥削性质受到了限制，互惠作用则得到了初步的显现。这样，发达国家的资本可以通过全球化，实现生产要素的最佳组合，而发展中国家则可以通过全球化获得它们急需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经济的起飞和加快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后，东亚的新兴工业体、所谓“亚洲四小龙”，之所以能扩大其工业品在世界中的份额，就是因为它们抓住了“二战”后全球化以及因美国侵略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而出现的历史机遇，参与了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实现了工业化。

至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国际分工，应该说在500年来已经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发展阶段，是以农业和手工业为基础的殖民地分工体系。当时，资本主义国家把自己的手工业产品卖到非洲，又在那里买进奴隶运往美洲，让他们去从事印第安人所不能胜任的采掘劳动，以获得美洲的黄金白银；随后就用这些黄金白银去换取亚洲的胡椒、丝绸、瓷器……然后再把它们运回欧洲去牟取暴利。第二个发展阶段，是以资本主义工业化为基础的殖民地分工体系。在这个发展阶段上，资本主义通过工农业产品的不等价交换去剥削殖民地，国际分工的主要形式是垂直分工，是资本主义国家与自己势力范围内的殖民地在原料和工业领域的分工。但是由于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出现了大量的合成原材料，各国经济对原材料的依赖程度相对下降；由于科技革命加强了产业结构的技术优势，在行业之间、企业之间、生产流水线上不约而同地开展了水平分工合作，这就带动了资本输出的空前扩大；又由于殖民体系的瓦解和发展中国家的兴起，旧式垂直分工已难以为继，于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国际分工就进入第三个发展阶段的水平分工，而水平分工的发展则促进了生产要素在全球的合理配置。同时，这种新的国际分工又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勃兴创造了条件。

20世纪90年代，有些发展中国家为适应全球化和新型国际分工的发展趋势，积极发展对外开放，大力引进外资，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于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开始拨云见日。所以，在当时，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在一篇题为《世界之战》的文章中就此发表评论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经济增长速度上“这么大的差距，会使世界明显地发生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在这种明显不同的经济增长速度之下，南方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比重、它们的出口额在世界中所占比重也将逐步提高；南方与北方相比的人均GDP增长率、南北之间经济水平的差距都将逐步缩小；南北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扩大的趋势从此可望得到扭转。另外，南北双方经济的相互依赖关系也将有所加强。因此，《经济学家》的这篇评论接着指出，发展中国家的面貌已经与过去大不相同，它们已经不完全是“原料出口国并从这种出口中挣得收入来进口西方的制成品”了，相反地，现在它们自己的制成品正在大量出口，而且这种出口的制成品在它们国家的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已经从1955年的5%增加到1993年的大约60%，而它们在世界制成品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则从1970年的5%增加到1993年的22%。而北方国家除了从南方国家进口原材料和大量制成品之外，还将越来越多地向南方国家出口生产资料、技术产品，越来越多地依赖南方市场，越来越多地向南方国家进行投资，开拓和占领这个广大的新兴市场。虽然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仍然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依然存在。

为什么一些南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会反超发达国家，而且差距还那么大？这里且以一些拉美国家和东亚的“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两个国家和香港、台湾两个地区）的崛起为例来加以阐释。

1948年，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劳尔·普雷维什从当时拉美的经济特点出发，提出了在拉美国家要推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就是说，拉美国家在进口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应通过在国内生产一部分原来依靠进口而国内却有可能生产的产品去替代进口，以保证另一部分必须进口的产品的进口，通过这种发展战略逐步实现拉美国家的工业化。这种战略的主要内容，一是国家通过征收高额关税，对进口进行数量控制，通过设置非关税壁垒，限制甚至完全取消外国产品的进口；二是通过采取财政、税收、价格、信用等优惠措施，保证本国企业的发展，减少对发达国家的依赖；三是避免外部干预，在半封闭状态下迅速构建自己强大的经济体系，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这种战略在一些拉美国家实施以后，成效显著，但随后这些国家的经济情况又每况愈下，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更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从而宣告这种发展战略走进了死胡同。

与拉美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不同，东亚“四小龙”推行的是面向出口的工业化发展战略。这些国家和地区之所以采用这种战略，其内部原因是它们多数都幅员较小，内部市场容量很小，不适宜长期实行进口替代发展战略；其外部原因则是，20世纪60年代正逢这些国家和地区发展出口加工业的大好时机。它们利用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正把劳动密集型工厂大量向外转移的时机，适应于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全球经营战略的需要，把它们引进的外国资金、技术、外国市场（特别是美国市场），同本国的廉价劳动力结合起来，大力发展所谓“两头在外”（原料和市场）的出口加工业，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原来的条件和非洲基本相同，但在采取面向出口的工业化发展战略以后，在短短的30年中，其经济增长速度已经5倍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

然而，东亚“四小龙”毕竟只是一些较小的国家和地区，它们的崛起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力量对比的改变还不甚明显，更谈不上对世界格局转换的重大影响了。但是，当像中国这样的世界大国，一旦走上了符合时代主题和本国特征的发展道路，找到了恰当的发展战略而奋力崛起的时候，当像印度、巴西、俄罗斯这些大国也迅速发展起来的时候，世界格局的转换就会被日益明显地提上日程了。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认为，未来世界经济格局的鲜明特点是主要新兴经济体的崛起。

1997～2007年的10年间，东亚14个新兴经济体克服了亚洲经济危机的负面影响后，经济增长速度居于世界前列，GDP的年均增长率超过9%，它们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越来越高。

2001年11月20日，美国高盛集团全球经济研究部主管、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在为美国寻求未来市场的战略对手、寻找最有投资潜力的国家和地区时，在一份题为《全球需要更好的经济之砖》的研究报告中，首次提出了“金砖四国”（BRIC）这个概念，他把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这四个重要的新兴市场国家放在一起考量。2003年，他又在《与“金砖国家”一起梦想——2050年之路》这份研究报告中，详细论述了这个概念，指出在世界经济的许多方面，诸如商品市场、外汇市场、资产包括个人资产市场、固定收入市场等方面，“金砖四国”已经开始发展成为最重要的影响力量，世界经济之所以能够从容地应对美国经济的减速，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有“金砖四国力量的支持”。

美国政治学家帕拉格·康纳在2009年4月一次接受俄罗斯《独立报》记者的采访时，认为“金砖四国”一词是高盛公司经济学家为形容四国的经济发展奇迹而创造出来的，它并不是一个同盟，因而组建“金砖四国”集团是“不现实”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更认为“金砖国家这个词在政治上没有太大的意义”“金砖国家不太可能成为一个重要的联盟，甚至不可能成为由志趣相投的国家组成的政治组织”。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和他们的说法相反，由于“金砖四国”这个概念，确实反映了在现实生活中一群伴随着全球化与产业结构调整而崛起，共同致力于和平发展，正在用强劲的经济增长实现现代化、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新兴国家的现实，因而人们就目击了它逐渐演变成为一个现实的国际合作平台：2009年6月16日，“金砖四国”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举行了第一次峰会，发表了《“金砖四国”领导人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会晤联合声明》; 2010年4月15～16日在巴西巴西利亚举行了第二次峰会，会后发表《联合声明》; 2010年12月，“金砖四国”一致商定，吸收南非为正式成员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金砖四国”更名为“金砖五国”（BRICS）; 2011年4月14日在中国三亚举行了第三次峰会，会后发表了《三亚宣言》; 2012年3月28～29日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了第四次峰会，会后发表了《新德里宣言》。金砖国家的国土面积占世界的26.8%，人口占世界的42.88%，经济规模占世界18%，但其平均经济增长速度在21世纪的头10年超过8%，远高于发达国家年均增长速度的2.6%，因而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2012年已达到56%（同期发达国家七国集团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9%），外汇和黄金储备占全球近一半，因而是国际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是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乌拉圭国际问题专家西韦奇甚至认为，由于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四次会晤针对美国和欧盟放松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控制，决定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这就开始为构建取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新秩序打下了基础。

继金砖国家之后，国际社会中还涌现出一系列新兴国家集合体的名称，如“展望五国（VISTA）”“新钻十一国（Next-11）”“基础四国（BASIC）”“灵猫六国（CIVITS）”等，尽管这些名称所指国家有些重叠交叉，但它们也反映了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的事实。

关于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的意义和影响，2006年9月16～22日的英国《经济学家》周刊曾发表题为《新巨人》的文章论述说：“去年，新兴经济体达到了重要的里程碑，占据世界GDP总和的一半以上（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这意味着富国不再主宰世界经济。新兴经济体正在推动全球增长。”“由于这些新来者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它们将为世界经济提供自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推动力。”“IMF预测，今后5年新兴经济体的年均增长率将达到6.8%，而发达经济体将增长2.7%。照此下去，在20年时间里，新兴经济体将占全球产值的2/3（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00年以来，由于新兴经济体增长的加速，世界人均GDP每年递增3.2%。这超过了1950～1973年的黄金时代，也超过了工业革命期间。从1870年到1913年，世界人均GDP每年平均仅增长1.3%。这意味着21世纪的头十年，世界平均收入的增长可能会是有史以来最快的。”

2008年9月8日的法国《论坛报》发表达尼埃尔·德亚努的文章，就上述问题阐述说：“亚洲国家经济的强劲增长削弱了西方制定游戏规则的能力，全球经济权力的再分配反过来又影响着地区经济和政治，以及各种各样的军事联盟。”

2011年1月4日的英国《金融时报》网站发表的马丁·沃尔夫的《处于大趋同的掌控之下》一文，则把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看作是新兴经济体与西方发达经济体的“收入趋同，增长趋异”的结果。他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现在的地位是19世纪和20世纪初增长趋异时代的产物，但这种趋异现在发生了逆转，因而西方国家现在的地位将难以维系；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收入趋同的趋向又规模空前、不可阻挡地发展起来，于是，当年被边缘化的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正在重新成为核心。

在法国巴黎政治学院教授、经济学家亚历山大·卡提卜的《全球新大国——金砖国家如何改变世界》一书中，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被看作标志着“西方大国独自决定地球未来的时代已经结束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加快了一个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进程，我们即将迎来由美国和西方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的终结，一个更多样化、更开放的多极世界正在浮现”“工业化晚于西方的新兴国家正迎头赶上，寻求在世界经济、金融、环境、地缘政治和安全等重大问题上发挥影响”；世界进入“由南方国家主导的第二次全球化”新阶段，巴西和中国在重塑世界经济和道德中心的过程中扮演着核心角色。

十分明显，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正在促进着世界经济格局和全球经济治理的变革。

三 世界格局向多极化发展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国际金融危机加快了美国的衰落和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这就加快了世界格局的转换。那么，现在的世界格局到底是什么样的？应当说，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还是众说纷纭的。

一种意见认为，当今世界仍然是单极时代。例如，2009年美国《外交》双月刊3～4月号发表美国达特茅斯学院斯蒂芬·布鲁克斯和威廉·沃尔福思的《重塑世界秩序》一文，他们一方面说“当今世界是个大国纷纷崛起、新的挑战（从恐怖主义和核扩散到金融危机和全球变暖）层出不穷的世界”，另一方面又认为，“综合财富、规模、技术能力以及生产力等各种因素，在可预见的将来，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法跟美国相比，世界现在是、在将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仍将是一个1+X的世界，也就是一个超级大国加若干个大国的世界”，“美国将长期处于世界领导地位，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要强大得多”; 2011年美国《美国人》双月刊3月号则发表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卜大年的《为什么现在仍然是单极时代？》一文，以国际社会对利比亚局势的反应来论证：由于美国与北约盟友具有共同的世界秩序构想，使美国具有了无法衡量的道德优势和正当性，这就使美国在物质实力方面与中国、印度等国缩小差距时仍能维持单极时代。他说：“我们在见证单极时代。为什么？因为‘其他国家’——也就是中国和印度——不愿也不能发挥领导作用。”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世界虽已脱离单极体系，却并没有走向多极时代，而是走向了“无极世界”、“零极”或“非极”或“零国集团”、“集极时代”，等等。

例如，2008年1月18日的日本《时事解说》发表该刊评论员明石和康的《日益复杂的“无极”世界》一文说，由于美国地位下降，无力维持单极秩序，而同时又缺乏其他出色的领导国，世界将进入不稳定的“无极化”时代。他引证说：“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约翰·奇普曼将目前世界上这种缺乏出色领导国家的现象，称为‘无极的世界’。他认为，当今世界不是走向有秩序的‘多极化’，而是走向不稳定的‘无极化’。”2009年5月27日的俄罗斯《消息报》发表美国世界安全研究所俄罗斯和亚洲项目主任、俄罗斯政治学家尼古拉·兹洛宾就其新书《第二个世界新秩序》一书的出版答记者问说：“在我看来，世界正在成为一个无极世界，而不是多极世界。不会有影响力超群的力量中心，超级大国也失去了自身的意义”，“美国无法像几年来那样充当世界领袖，而中国又尚未成熟到足以承担这一角色。结果，单极世界向无极世界转变”。2009年10月21日的俄罗斯莫斯科电又发表兹洛宾的《世界走向无极化》一文，进一步阐述其观点说：“我觉得，关于我们正走向多极化世界的说法没有说服力。它不过是为旧思维模式所束缚，想当然地认为单极世界之后就会是两极或多极世界。与此同时，无极世界即将来临的证据却历历在目。八国集团被二十国集团取代，难道这还不能证明？”

又如，2008年日本《外交论坛》月刊7月号发表春原刚的《集极时代——21世纪美国外交和八国峰会的走向》一文说，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但阿富汗、伊拉克战争及美国在其中的所作所为，使“美国的‘单极’时代草草宣告结束”“作为美国‘单极’时代的负遗产，联合国和八国峰会等传统国际机制出现了强烈的制度疲劳”“作为这种‘负连锁反应’的终点，如今的世界进入了一个历史上很少见的时期。作为一个大‘极’，美国失去了曾经拥有的力量，而另一方面，俄罗斯、中国以及印度等新兴大国却成为潜在的‘极’，还有欧洲、日本等旧有大国。这一体制既非单极支配，亦非多极结构或无极状态，这就是如今国际社会的现状”。现在，“美国不可能再回到‘单极支配’状态。而应以这种新的现实为前提，建立以美国为中心，集结多个中小规模‘极’，汇集各‘极’力量的新世界体制。既非‘单极’又非‘多极’亦非‘无极’，即将到来的是‘集极’的时代”。2011年美国《华盛顿季刊》春季号发表西蒙·瑟法蒂的《迈进一个后西方世界》一文，他认为，在21世纪中，在后西方的世界，“单极状态已经让位于事实上的零极，亦称‘非极’”，但美国仍然享有优越地位，“美国的角色很可能仍将是核心性的”。欧亚集团主席伊恩·布雷默则在就其新书《各自为政：“零国集团”世界中的赢家和输家》一书答记者问时，说他所谓的“‘零国集团’世界是指一个没有哪个国家或国家联盟愿意和能够持续发挥全球领导作用的世界”。

为什么面对着冷战结束以后世界格局从两极向多极转换的同一个发展趋势，人们会提出那么多众说纷纭的说法？为什么有的说法对超级大国美国已经不再能为所欲为地主宰世界的客观事实竟然视而不见，而有的说法又离奇地提出只有出现了另一个取代美国的霸主，才叫作向多极化发展，否则就只是向无极、零极、零国、集极、非极化发展的古怪说法？这里当然不能排除人们各自认识论上的原因，但在实际上，更重要的则是因为美国为了在一个变化了的世界里，继续维持其已经失落的单极霸权，而从在舆论上抨击多极世界到在行动上竭力阻挡向多极格局的发展的缘故。

例如，美国小布什政府时的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就说：“一些人满怀喜悦……谈起多极化，似乎这一体系本身好得无懈可击，应当为实现这一体制本身而努力。而现实在于，多极化从未成为一种团结各国的理念。它只是一种阻止战争所必需的恶魔，但也并不能促进和平。”有些人也制造舆论说，在当今条件下，追求多极世界或许是一种倒退，是回到19世纪，当时，每个国家只为本国利益服务，反对其他所有国家，这样的体制注定是无法稳定下来的。因此，一些国家经常会结成联盟，当积累的政治失衡超过某个临界点，就会爆发血淋淋的、旷日持久的战争。在目前的全球化世界中，这样的政治模式绝对是无法接受的。

应当说，赖斯等人把当今世界向多极化格局发展的趋势和历史上大国争霸、瓜分势力范围的局面混同起来，是没有根据的。这是因为，当今世界正在走向的多极世界格局，是世界各大力量和地区性强国和国家集团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进一步彼此借重、相互牵制、竞争共处的产物，它是与日益发展的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相互结合、相互促进的，由于世界民主与和平力量的壮大，由于时代主题已经由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因而未来的多极化政治格局，必然不同于历史上列强争霸的政治局面，它将使世界各种力量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加强协调和对话，不搞对抗，共同维护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因此，推动世界多极化，完全不是要重演历史上大国争霸和瓜分势力范围的旧剧，而是要推动世界各国各地区平等竞争、互利合作、和平相处、共同繁荣。积极推动世界走向多极化，尊重各国和各国人民的意愿与利益，这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基础，它有利于削弱和抑制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有利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有利于促进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协调平衡发展。

更重要的是，当今世界走向多极格局反映了当代世界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积极推动世界格局多极化，就是走历史的必由之路。2003年8月号俄罗斯《国际生活》月刊发表历史学博士叶夫根尼·巴扎诺夫的《多极世界的必然性》一文指出：“全球化使各国相互依赖程度越来越高，以致将来不再会借助武力来解决矛盾，而是会越来越多地参与合作。美国人面临的将是一个在日益加深的相互依存基础上进行合作的更为完善的多极世界”。而2011年10月28日法国《费加罗报》发表的法国战略研究基金会特别顾问弗朗索瓦·埃斯堡的《危机打造的世界》一文则指出：“经济危机正在深刻改变着力量对比关系，甚至是国际的游戏规则”“所以人们看到许多重大的战略后果产生了”，其中之一便是“一个真正多极世界的降临。今后，一些新兴大国将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平起平坐”，而“北美、欧洲、日本等工业革命‘继承国’的普遍削弱则成了一个重大的现实。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都背上了沉重的债务”。

既然多极世界的出现符合客观规律，又有利于和平和发展，那么美国为什么不予以接受，还要加以抨击呢？

2009年12月5日的英国《金融时报》，发表了扎基·拉伊迪的《为何奥巴马不希望一个多极世界》一文予以剖析说，由于美国在实力的三个方面，即在物质财富、战略实力、实力本能这“三个方面均具备相对其他国家的明显优势，因此没有理由接受对全球秩序的重新配置”，“美国确实明白它无法再随心所欲地主宰世界，而且它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差距也愈来愈小。因此，美国需要世界其他各国来维持其卓越地位，而不是瓦解这种地位。美国的目标是，为国际行动挑选特别伙伴，以更好地维持在所有领域的领导力”。美国总统奥巴马2012年5月23日在美国空军军官学校的毕业典礼上就明确宣布：“美国现在是、今后仍将是国际关系中必不可少的国家。因为我坚定地认为，只要我们在这一历史时刻屹立不倒并履行责任，21世纪将与20世纪一样，成为另一个伟大的美国世纪”。

应该说，这就是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2009年7月15日在美国外交学会发表讲话，提出美国要建立“多伙伴世界”的缘由与底蕴所在。在那次全面阐述美国对外政策的讲演中，希拉里说：“我们的外交政策必须真实地反映这个世界。采取19世纪的大国协调策略或20世纪的均势战略没有意义。我们不能恢复冷战时期的遏制政策，也不能采取单边主义……我们应该在更多国家间引入合作机制，减少竞争，建立一个多伙伴世界。”她企盼着通过“在更多角色中开展更广泛合作和减少竞争，天平有可能从一个多极世界向一个多伙伴世界倾斜”。

对于美国人提出的这种“多伙伴世界”战略，2009年8月3日的俄罗斯《独立报》发表叶夫根尼·克洛奇欣的《从多极世界到多伙伴世界》一文评论说，这表明“美国人决定对其所不喜欢的‘多极世界构想’做些温和的修改，把它变成一种‘多伙伴’战略，也就是说同世界上尽可能多的国家建立伙伴关系”，以便让美国“以世界领袖的身份走出危机”。

不仅如此，美国还通过所谓“重返亚太”，多次伙同日本搞“联合军演”，并企图利用日美同盟撑腰支持日本霸占我钓鱼岛，又挑动、支持菲律宾、越南等肇事挑衅中国、激化南海局势，乃至构建巨大的对华包围网等举措，竭力阻挡世界格局向多极化发展。希拉里在2011年11月号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一文，表示美国将加强从印度次大陆到美国西海岸这一横跨印度洋和太平洋广大区域的战略结合；然后奥巴马也发表以此为基调的堪培拉讲演；接着是美国国防部又在2012年1月和5月发表《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国防的优先任务》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的军事与安全发展》年度报告，为从军事、经济和外交上全面包围和封锁中国进行周到准备。对此，美国欧亚集团主席伊恩·布雷默指出：“加强美国在亚洲的存在已经成了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头等大事”“这有双重动机：首先，华盛顿希望利用中国邻国对中国崛起的担心增强与其现盟友（例如日本和韩国）之间现有的安全关系和新盟友（例如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建立伙伴关系。其次，美国希望在这一很可能在未来数年内为全球经济提供主要推动力的地区建立更加广泛和强大的商业势力，从中获利。华盛顿为加入和扩大《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一项旨在使太平洋两岸各成员国的经济实现自由化的自由贸易协议——所做的努力就是这一趋势的明证。就这一协议进行的谈判并不包括中国”。但是，布雷默担心“美国‘重返’亚太未必奏效”。他说：“不能保证这一战略定会奏效”，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众多亚洲国家可能会发现，如果美国这个全球超级大国与中国这个地区强国之间的关系急剧恶化，它们将越来越难以在继续发展与中国的贸易关系的同时与美国维持紧密的安全关系。更有可能的是，它们将被迫支持某一方”。

超级大国的美国从反对和抨击世界的多极格局，到提出“多伙伴世界”这一企图在变化了的世界里继续保持美国领导地位的战略，再到“重返亚太”，搅乱南海局势，构建对华包围网，阻挡世界格局向多极化发展却又未必奏效……凡此种种，清楚地说明了在冷战结束以后，世界格局由两极向多极发展特别是多极化格局的最终形成，虽然是一个充满着曲折、复杂斗争的长期过程，但这一历史方向却终究是不可逆转的。逆历史潮流而动者妄图螳臂挡车，到头来只是说明其不自量力而已！

（徐崇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