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陆机、陆云是太康文坛的两位重要作家。钟嵘《诗品序》云：“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沈德潜《古诗源》谓：“（陆云）诗与士衡亦复伯仲。”郭绍虞著《中国文学批评史》则云：“晋初文学首推二陆，即就文学批评言，二陆亦较为重要。”二陆的作品也十分丰富。《晋书·陆机传》载：“（机）所著文章凡三百余篇，并行于世。”《陆云传》载：“所著文章三百四十九篇，又撰《新书》十篇，并行于世。”《晋书》未说明卷数。葛洪《抱朴子》云：“吾见二陆之文百许卷，似未尽矣。”《隋书·经籍志》：“晋平原内史《陆机集》十四卷。”“晋清河太守《陆云集》十二卷。”传于今者，陆机有赋28篇，诗3卷106题156首，文24篇，演连珠50首。陆云赋8篇，诗26卷35篇，颂、诔、书等文共30题88篇，另有黄葵等《陆云集补遗》文2篇。太康文人无出二人之右者。

一 研究历史及现状

太康文坛作家众多，群星闪耀，有“张潘陆左，比肩诗衢”之说。二陆，尤其陆机，“是曹植以后两晋至南北朝文坛上的一颗巨星，是六朝文学家的一面旗帜，他在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上揭示出六朝文学创作发展的道路，居于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先导地位”。自西晋太康以来，二陆一直备受关注，虽聚讼纷纭，褒贬不一，却从未曾离开人们的视线。在唐前文学史上，除“屈宋”“三曹”、谢灵运及陶渊明外，少有人获此殊荣。具体研究情况如下。

（一）基础资料

第一，二陆文集。二陆诗文颇多，史载陆机“文章凡三百余篇”，陆云文章“三百四十九篇”。从晋至唐，散佚颇多。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陆机）所著文章凡三百余篇，今存诗、赋、论、笺、表、碑、诔一百七十余首，以《晋书》《文选》校正外，余多舛误。”《直斋书录解题》也提到《陆士龙集》与《陆士衡集》，可见，宋人已经对二陆文集做过整理与校正工作。金涛声以为：“主要采自《文选》、《玉台新咏》等总集和《艺文类聚》《初学记》等唐人类书，集中残篇断简比较多，已经远非陆机集原貌。”刘运好也认为“陆机文集到宋代又一次散佚，且宋已无完本”。宋人刻本《陆士衡集》虽已佚，但此本刊刻对后世贡献颇大，后世士衡文集多以此为祖本。元明清刻本，刘运好《陆士衡文集校注》序言列有六个系列：十卷本系列（陆元大刊刻）、十卷本系列（汉魏诸名家集本）、八卷本系列、七卷本系列、二卷本系列、一卷本系列。《陆士龙集》尚存，且相对完整。后人刊刻，黄葵《陆云集序》列有：宋刻本（项元汴跋）、明正德陆元大刻本、清赵怀玉、翁同书校本、明抄本、张燮刻本、《诗纪》及《百三家集》本。

第二，其他总集及选集中的二陆作品。梁萧统《文选》录陆机诗51首，文、赋8篇，连珠50篇，合计109篇；陆云诗5首。徐陵《玉台新咏》录陆机诗13首，陆云诗4首。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录陆机诗25首，文、赋27篇；陆云诗5首，文、赋7篇。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录陆机诗12首。另有，《太平御览》《太平广记》也有二陆部分诗文及记载。总集有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丁福保《全晋诗》、冯惟讷《诗纪》、严可均《全晋文》。这些作品基本被录入金涛声的《陆机集》、刘运好《陆士衡文集校注》和黄葵《陆云集》中。

第三，生平资料。保存二陆生平资料最为完备的是房玄龄的《晋书》。但唐代距晋时已久远，且屡遭战火，故许多记载语焉不详。另外，陈寿的《三国志》、葛洪的《抱朴子》中也有一些关于陆机、陆云的材料。《机云别传》主要见于《三国志注》、刘孝标的《世说新语注》中。臧荣绪的《晋书》，主要见于李善的《文选注》中。上述资料是我们考证二陆生平的主要材料。

（二）研究概况

第一，古代研究。自晋至清末，人们对二陆的研究具有比较鲜明的时代特点。以唐朝为分界线，唐前对二陆的评价褒多贬少。主要集中于对其辞采的称赞上。如晋人葛洪称二陆文如“玄圃积玉”。谢朓称陆机“有杞梓之贞心，协丹采之辉波”。钟嵘《诗品》称陆机“才高词赡，举体华美”；陆云“清河之言平原，犹陈思之匹白马”。刘勰《文心雕龙》评价比较全面，涉及才思、风格、声律等多个方面，代表着南朝二陆研究的最高成就。同时，钟嵘、刘勰的研究也是后世研究的基础。唐代基本延续了六朝的基调，褒多贬少。最为重要的成果是唐太宗《陆机传论》，其文涉及二陆家世、性格、文章等多个方面。

至唐代以后，宋元人的主要贡献是文献整理，已如前云。诗话如《王正德诗话》《后村诗话》《沧浪诗话》《王观国诗话》以及元好问《论诗三十首》等都有涉及。主要集中在陆机的拟古诗及二陆诗的模拟特点上。如《王正德诗话》即指出士衡、士龙诗的模拟特点，并认为其诗文“体弱”，缺少建安风骨。叶适然在《习学记言》中亦如是说。因此，严沧浪认为“陆士衡独在诸公之下”。

有明一代，学者论述多沿袭宋人说法，或评其模拟，或言其藻饰，陈陈相因。览其主要贡献，在于从结构上探讨二陆诗文。如茅一相的《欣赏诗法》言“五言之有冒头”事，王世贞的《艺苑厄言》言以赋为诗事，许学夷的《诗源辩体》从诗体的角度分析士衡诗历史渊源，胡应麟的《诗薮》论陆士衡、陆士龙兄弟以五言之法作四言诗的问题等。明代二陆研究，除刊刻《二俊集》的贡献外，以张溥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及胡应麟的《诗薮》成就最高。前者实是一篇简短的二陆研究论文，后者则从时代背景、诗文的发展演变、诗法等多个方面论述了二陆诗文，既有纵的追源溯流，又有横的比对，还涉及二陆的差别。

清初诸家之论，与明人相较，是一个小的转折。明人贬之者众，清初之诗家以褒扬为多。大体上，此一时期论者多从才高的角度肯定二陆。如钱谦益、吴乔、贺贻孙、毛先舒等。如毛氏云：“士衡之诗，才太高，意太浓，法太整。”这一时期的学者，多从“变”的角度，把二陆放在大的背景中进行讨论，如叶燮的《原诗》提出：“《三百篇》一变而为苏李，再变而为建安，三变而为晋，如陆机之缠绵铺丽，左思之卓荦磅礴，各不相同也。”王士祯的《师友诗传录》：“诗之变也，其世变为之乎？……迨于张华、傅玄以及潘、陆而风（艳丽之风）斯漓。”清代中叶之后，对二陆的看法分歧较大。赞之者，如吴淇所选陆诗几乎篇篇称善；贬之者如沈德潜的《古诗源》谓士衡“胸少慧珠”，陈祚明谓士衡诗“亦步亦趋”。清人对二陆研究以吴淇的《六朝选诗定论》成就最高，其书中选陆机诗48篇，陆云诗4篇，逐一详评，颇能得二陆旨意。

要之，古代研究，涉及面比较广泛，诸如陆机诗的俳偶雕刻、诗意繁缛、二陆诗的模拟特点、二陆诗学思想以及二陆的家世生平等都有所涉，但限于古代诗文评论的特点，都是一些零散的、感悟式的研究，不够深入，也不够系统。其对后世二陆研究所起到的是铺垫和启发作用。

第二，现代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清末至1949年为第一阶段。这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水平大幅度提高的时期。这时候的研究者相当一部分是学贯中西的大家，他们既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又掌握西方先进的研究方法。在二陆研究方面，此时学者做出了较大的贡献。首先，学者们摆脱了中国传统的感悟式、评点式的理论批评方式，着手对各类问题进行系统的、理性的分析与考察。如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撰成于1917年，第四课开篇即引臧荣绪《晋书》语“陆机字士衡，与弟云勤学，天才绮练，当时独绝，新声妙句，系踪张、蔡”，并以按语表达自己的主张，认为臧评“机文绮练，所评至精”，接着，又引《世说新语·文学篇》及《文心雕龙》之《熔裁篇》和《才略篇》等，将陆机与潘岳比较，认为“士衡之文偏于繁缛”，并最终得出“潘陆齐名，机、岳之文永异”的结论。刘先生此段围绕一个中心论证，材料翔实，不蔓不枝。关于陆云引《文心雕龙·才略篇》“至如士衡才优，而缀辞尤繁；士龙思劣，而雅好清省。及云之论机，亟恨其多，而称清新相接，不以为病”，强调了陆云诗文“清省”，而云之文学主张是“清新相接”。1940年出版的谭正璧所编《中国文学史大纲》将二陆与当时文人、前后文人进行纵横比较，并通过排序告诉我们诸贤的实际水平与在文学史上的位置。曾毅编《中国文学史》围绕“汉魏之诗”与“太康之诗”作比对，认为汉魏之诗主“造意”，两晋之诗主“造辞”。“造意”的好处在于“幽婉感怆”，“造辞”的好处在于“从容文藻”，二者各有所长。而陆机与陆云的优长与缺陷正在于此：“虽宏赡自足”，但“风骨已微”，缺少“空灵矫健之气”。其次，学者们编写文学史时多秉承史家传统，尽可能再现各个时期的文学现象，在叙述方法上大多采用多引证、少评述的方式。好处是客观公正，但也限制了学者腾挪的空间，容易造成文学现象概念化，研究很难有进一步的深入。如前引赵景深《中国文学史新编》对“三张、二陆、两潘、一左”的评价总是以“他们以为”作结，很少有自己的见解。其实，一直被后人推崇的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也有此类特点，引用前人的地方远远多于自己的阐释。再次，有意识地扩展研究范围。北洋政府教育部审定的教科书——《共和国教科书中国文学史》，印行于1913年。第二编第四章这样评价二陆：“晋初张华傅玄能诗，束晳补亡亦饶风雅，机云并作，专工咏物，于古诗言志外另辟途径。堆垛排偶与潘岳同，为变两汉空灵矫健之风格，而入于铺排浅靡者也。于其时，诗人有足为苏李继声者，阮籍、左思是也。”这段文字不是单纯地从风格上评论二陆，而是强调了二陆的开创之功“专工咏物，于古诗言志外另辟途径”。作者肯定了二陆在魏晋文学转型中的作用，准确评定了二陆在文学史上的位置，但不满二陆作品铺排浅靡的风格。郝立权《陆士衡诗注》撰成于1932年，是20世纪唯一一本陆机诗集的全注本。这一时期，陆机集的编年研究，成果最为丰富。比如姜亮夫《陆平原年谱》辑撰于20世纪30年代。朱东润《陆机年表》发表在《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1930年第1期上。李泽仁的《陆士衡史》亦撰成于20世纪30年代。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陆机的《文赋》研究逐渐走出“选学”的笼罩。1906年王闿运在《国粹学报》第23期引《文赋》“诗缘情而绮靡”等12条，以自己的理解作以解释，认为这是“论诗文体法”，指出“有韵之文”“专主华饰”，而“无韵之文”则“单行直叙”。此篇以论文的方式出现，开启《文赋》独立于《文选》之序幕。后李全佳《陆机〈文赋〉义证》、方竑的《陆机〈文赋〉绎意》等已经基本与“选学”无关。但从总体来看，这一时期仍然集中于字词的疏解和句意的阐释。

1950～1979年为第二阶段。此一时期的二陆研究主要体现在北大55级编撰《中国文学史》、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文学史》及游国恩等人编撰的《中国文学史》中。上述诸书无一例外，都强调了二陆文学的形式主义。如北大55级《中国文学史》（一）称“陆机是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家，从他的诗歌中就可以窥见当时轻内容重形式的不良创作倾向的一斑”。“他的绝大部分诗歌，内容空虚，感情贫乏，多出自臆想，而不是亲身感受”。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一）：“潘岳和陆机齐名，也是当时形式主义的代表。”中国科学院编的《中国文学史》提出：“当时的文学有两种不好的倾向：一是模拟古人的作品，和现实生活不发生关系；一是一意追求辞藻的华美和对偶的工整，走向形式主义。”虽然也有可取之处，但由于意识形态的干扰，这一时期的文学研究大多迎合政治需要，其研究结果往往是标签式的。相对客观的是1962年的《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该书在选录陆机诗文后评论道：“他的诗现存104首，多于同时各作家，在当时文坛上地位也较高。但作品大都内容空虚，感情贫乏，又多因袭模拟，雕琢排偶。”虽然同样指出了二者为文模拟、雕琢的特点，但没有贴上标签，这在当时非常可贵。

1980年至今为第三阶段。国门再次打开，思想再次解放。学术争鸣虽有点羞羞答答，但已是几十年未遇之情形。相较前一时期，思想学术的发展，社会技术的进步，都从客观上促进了学术研究的发展，所以这一时期成果最多。具体情况如下：

首先，关于二陆全面系统的论述，主要见于《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史》中。影响较大的著作，有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该书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于1999年，其中《两晋诗坛》一章由丁放先生主笔。丁先生造诣精深，眼界宏阔，其文无意于细枝末节的纠缠，而重在高屋建瓴地架构，着重从六朝诗文演变进程中发掘其意义。如其指出陆机诗“由于时代的原因，潘、陆诸人不可能唱出建安诗歌的慷慨之音，也不会写出阮籍那种寄托遥深的作品，他们的努力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拟古，二是追求形式技巧的进步，并表现出繁缛的诗风”。其叙述中隐含的内容是，由于陆机这代人在形式技巧上的努力，才推动了诗文的发展与进步。大唐诗风绝非突兀而起。另一部影响较大的文学史是徐公持编著的《魏晋文学史》，该书199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徐先生才气高爽，对二陆关注也多。该书的第二编《西晋文学》专列“陆机与陆云”一章。分别论述了二陆的文学道路及文学成就和《文赋》，探讨了二陆热衷功名，分析了二陆的文学成就。徐先生说：“陆机对政治功名的热衷执着，决定了在他的文学创作中，社会政治内容所占比重很大。”并指出其家世对其的影响：“陆机的家世出身，予他一生以绝大影响。在他少年时代，光大父祖勋业观念，早已在他潜意识中牢牢确立，成为人生基本目标……在他日后所作诗文中，怀念颂赞父祖的内容特别多。”罗宗强所著《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对陆机及陆云给了较高的评价。“西晋士风与西晋文学思想”一章指出：“结藻清英、流韵绮靡的另一表现，便是追求文字的华美与技巧的细腻。陆机无疑是这种文学思想倾向的代表人物。钟嵘称其为太康之英，而后之论者，普遍认为陆机实开宋齐文风。”这一章重点探讨了陆机的为文技法。

其他涉及二陆研究较多的著作如下。傅刚的《魏晋南北朝诗歌论稿》有一节专论陆机“拟古诗”，傅先生指出，陆机是一个“具有破坏力的解释者”。他认为，陆机通过拟古的方式打碎了旧的诗歌体式，建立了新的诗歌体式。王永平的《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第二章论江东陆氏的家学与家风，其考证颇见功底，见解也比较独到，但王博士主要研究六朝史学，其着眼点也是史学。叶枫宇的《西晋作家的人格与文风》第四章专论陆机、陆云的人格与风格。其受王永平作品影响较大，讨论陆机、陆云人格部分也主要从“忠”的角度论述。梅家玲的《汉魏六朝文学新论》主要讨论了陆机、陆云的赠答诗，指出二陆赠答诗中的“仪式性”和“美学性”。姜剑云的《太康文学研究》对二陆着墨较多。该书既探讨了二陆的生平，也研究了二陆的文学思想。阮忠的《中古诗人群体及其诗风演化》的突出之处在于，他把每一个时代的文人团体都看成一个整体，把这些团体连起来考察中古文学的主流趋势。胡大雷的《中古文学集团》所考察的是“文学集团”这一现象的成因及作用，而非“文学集团”的“文学”。刘运好先生的《魏晋哲学与诗学》则详细论述了魏晋诗学演变的轨迹，主要探讨了玄学、经学及对魏晋士人、士风的影响。其中，有一节文字专论陆机的文学，指出陆机“既是建安风骨的继承者，又是建安风骨的解构者”。程章灿先生的《魏晋南北朝赋史》更准确地说应该叫“赋论”，该书不注重对魏晋南北朝赋家及其作品进行“史”的考察，更看重对“赋”体文学发展过程的思考。俞士玲的《西晋文学考论》重在考证西晋文学代表人物的文学系年及创作风貌。该书侧重于政治、历史、思想、文献等方面的考察。上述皆是宏观把握魏晋文坛的力作。各书重点不同，但对二陆文学研究都起到重要的借鉴和启发作用，对陆机、陆云的研究也提出了许多新颖、可贵的见解。

关于二陆研究的专著。主要有李晓风的《陆机论》，该书由作者的硕士学位论文整理而成，写得比较平稳。陆机生活的时代、生平与人格、交游思想、创作及文学批评等诸方面皆有涉及。林芬芳的《陆云及其作品研究》是目前为数不多的研究陆云的著作，该书论述比较全面，但深入不够，主要贡献在于对陆云资料的搜集。比较而言，佐藤利行的《西晋文学研究》成就较大。该书是在佐藤先生的博士论文《陆云研究》的基础上扩充的。该书虽名为《西晋文学研究》，但仍以陆机、陆云为主要研究对象，以点带面。其特点是从文学集团的角度入手考察二陆文学活动。

其次，这一时期关于二陆的论文数量更多，但研究状况很不平衡。关于二陆文章共计416篇（以中国期刊网1919～2009年所录为准，除去非学术性文章及重复发表、抄袭、名异实同者），其中，以机、云兄弟为研究对象者13篇，以陆云为研究对象者9篇，其他均以陆机为研究对象。这些文章中以《文赋》为研究对象者最多，约有186篇，占全部文章的45%。另有研究连珠体文章28篇，占全部文章的8%。再次是拟古诗15篇，占全部文章的4%。其他比较杂乱，有陆机生平、思想及与他人的比较等，还有对太康文学或六朝文学研究时涉及陆机的作品。由此可以看出，第一点，陆机《文赋》最受学者关注，其次是诗，其次是连珠，再次是赋。第二点，人们研究中偏重于陆机，较少研究陆云。此一现象在最近两年表现得更为明显，2007～2009年，研究二陆的文章新增66篇，而以陆云为专门研究对象者仅增1篇。上述现象与二人的文学实绩有关。陆机的《文赋》影响最大，是不争的事实。陆云虽不及其兄，但毕竟是西晋重要的代表文人，研究文章仅十数篇，有些差强人意。

最后，关于二陆的文集与注释。金涛声点校的《陆机集》、黄葵点校的《陆云集》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的二陆集的整理本，长期以来，一直是二陆研究的主要依据。另有张少康的《文赋集释》，该书对《文赋》进行了校勘、汇评、汇注工作，搜罗详尽，是迄今为止关于《文赋》注释的最好本子。其他注本还有张怀瑾的《文赋译注》、周伟民、萧华荣的《〈文赋诗品〉注释》、董国柱的《文赋纂论》、常教的《陆机〈赋〉写作通论》等。刘运好先生的《陆士衡文集校注》, 2007年由凤凰出版社出版。刘先生用力勤苦，著述严谨，成绩斐然，该书有论有考，代表了目前陆机研究的最高成就。

（三）历代研究的得与失

首先论其“得”。二陆作为太康时期的代表诗人，一直受到学者的关注。许多方面的研究已经颇为透彻。第一，自葛洪、钟嵘、刘勰等人指出二陆诗文“辞赡”“华美”之后，人们对此反复申说，并拈出士衡《文赋》之“绮靡”一词加以概括。此点历来论述最为详尽，虽有褒有贬，但已为后世所公认。当代学者在此问题上的拓展是，进一步论证了二陆之“绮靡”诗文，是探讨诗文发展历程的必然，是文学进步的表现。与此相关的俳偶、声韵雕刻等，都是诗人在作诗技法上的努力。这些都是应该肯定的。第二，对陆机、陆云模拟风气的认识。此一问题，最初仅是言陆机《拟古十二首》，后来渐次扩展到陆机拟乐府、陆云拟《诗经》，二陆赋拟《楚辞》等多个方面。对二陆模拟风气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目前的共识是：模拟有出于学习的成分，同时也有与前人竞斗的成分；模拟之作感情贫乏，但不是全无感情；晋代之后，“拟古”成为一种体裁。第三，关于《文赋》的研究最为详赡，后人评价也最高。研究涉及了《文赋》的方方面面，如“缘情”说、“神思”说、体裁说、修辞说、物感说、灵感说。第四，关于二陆的生平。关于郡望，“吴郡吴人”，是最为人们认可的说法。入洛说分歧最大，但都承认太康末年“二陆俱入洛”。关于思想，其强烈的父祖情怀是被人所公认的。

再看其“失”。第一，关于二陆“绮靡”之风。士衡之举体华美，自钟嵘提出其“源出于曹植”后，后人多去寻求证据以证钟嵘之是，少有人思虑钟氏之说是否有据。以三国情形，魏、吴两隔，往来不便。更兼二陆论中几乎不论子建，这是为什么？再有二陆集中，除拟魏武帝诗文外，几乎不见拟建安其他文人的诗作，此又当怎样解释？因此，二陆诗风的源头，我们必须重新寻找。第二，二陆虽是晋人，但二陆入晋时已近而立之年，尤其在三国鼎立的局面下，彼此隔阂又深，作为吴地晋人的二陆有没有地域色彩？如有，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原因是什么？二陆在洛十年，受到了多少影响？第三，罗宗强先生、徐公持先生都指出了二陆家世对二陆文学创作有影响，并且影响很大。怎样影响的？二陆入洛后的具体心态是什么样的？二陆的家教又在其为人处世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另外，南朝谢氏、王氏家族目前都有人去研究，并且已经有许多成果出现。陆氏作为江东第一大族，至今没有一部系统的研究著作，总是一大缺憾。再则，家庭与家族的文化传承在我们国家有着特殊的意义，而关于二陆文学与陆氏家族的关系目前仅有为数不多的一两篇文章，这也为我们的研究留下了余地。第四，二陆是文学家兼文学理论家，但人们的研究往往是局限于一个方面，搞文学理论的多注重陆机的《文赋》，而研究文学创作者更多的关注陆机诗文，往往各自独立。能不能找到一个纽带将二者联系起来？第五，陆云研究虽说已有两部专著，但其重点不同。佐藤氏之作重在研究文学集团，林氏之作则重在作品分类。因此，研究空间还很大。第六，一些新近的研究成果需要借鉴。如一些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文艺学及美学等学科有许多新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新思路和方法。其合理成分可以用到古典文学研究中来。

二 研究意义与思路

由于二陆皆为大家，尤其是陆机研究者甚众，相当一部分内容已为治文学史者熟稔。限于笔者才力，不求面面俱到，只求回答上述问题之一二，能够自成体系，即已足矣。正是出于这一考虑，此文命之曰“吴郡二陆文学研究”。谓之“吴郡”实有意强调其地理因素，二陆出自吴郡，入于洛阳，其诸多创作与其吴郡人的身份有关。“二陆”隐指其家族因素，在吴为世家子弟，其仕途上的成功与失败皆与此有关。而谓“文学研究”，则是想区别于家学、家风研究，区别于本土地理研究，区别于历史研究。此一命名规定了本文着重以“文学”为中心进行探讨。本文在研究方法上力求在充分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家族、心态、地域等角度探讨陆氏家族对二陆文学的影响，窥知二陆的内心世界，了解江东及洛中地理、历史文化对其诗文的影响，重新审视二陆诗文的渊源，以期给二陆一个比较合理的定位。具体设想如下。

第一章，陆氏家族的传承考察。六朝时期，世家大族以家学标异于他姓，学术不同自然影响到文学，因此，该章着重考察了陆氏家庭的传承、陆氏家族的观念与传统及学术与文学状况。目的是通过考察让人们清楚二陆的家族背景、学术修养等，是后文研究的基础。

第二章，二陆诗文的地域研究。历史地理学认为，不同的地理环境对人物的个性、地方的风俗有极大的影响。素来有“十里不同天，百里不同俗”的说法。文学反映论认为，任何文学作品，不管形式如何，都必然是作家社会生活的反映。因此不同的地域环境必然会造就不同的文学。因此，本章重点考察吴郡与中原地域对二陆诗文创作的影响。

第三章，二陆诗文的创作心态。历史心态学原理运用于作家作品研究，是从更深层次了解作家的一条佳径。本章拟从二陆的原初性格入手，以家族影响为主线，探视其心态的形成与发展，并结合其诗文创作，了解其创作心态及理论主张。

第四章，二陆诗文的源流研究。“追源溯流”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方法，通过探索诗文之源，可以更准确地理解作家诗文，但前提是“溯源”必须是正确的。陆机之源，钟嵘认为出于陈思，又说陆云“清河之方平原，殆如陈思之匹白马”。仲伟此论，后世少有疑者。此章重点在于重新研究二陆与曹植的作品，比对二陆与张华、蔡邕及建安文人，再扩展到《诗经》，以期更准确地判定机、云昆仲的诗文渊源。

第五章，二陆诗文异同论。二陆并称，但二陆诗文相似而不相同。本章从诗、赋、文三个方面比对二陆作品，考察二人同中之异，异中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