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日益全球化和市场化发展的情境下，流动成为越来越多人生活的一部分。虽然居住在相对偏僻的山区，云南少数民族的妇女和男人也不能避开市场的渗透，从原先的以游耕游牧为主的流动被带入到更为多样的要脱离本土本乡的远距离的流动中去——其中有他们自己的选择，也有无奈和被迫。

对于流动，多数研究和政策关注的焦点在城乡的劳动力转移和流动、因基础设施建设或生态发展和扶贫项目带来的搬迁移民以及国际移民。来自云南一线的调研显示，在全球化大生产背景下，流动的概念和含义已大大伸展，不仅包括了外出打工（到城市或沿海），还包括跨境和流入；不仅进入非农行业，还有大量的农业生产性流动；不仅仅是单向，而且更多的是循环流动。多样的流动给他们带来的是什么？是生计的机会还是被挤占或失权？在社会经济大变迁的时代，这成了一个复杂而动态、不易捉摸的问题。

本书所展示的是一个由多方合作，在印度、老挝和中国开展的“印度、中国和老挝少数民族的流动生计与社会性别”研究项目的成果。所有三个国家的研究都是在这个总研究的大框架下进行的。中国研究在云南开展田野调查，于2010年10月的初步考察后，选择了昆曼公路沿线和附近区域的四个村为案例做系统的调研，这四个村是元江县的戈村（哈尼族）、普洱区南村的布朗新寨（布朗族）、西双版纳州的夕村（布朗族）和召村（傣族）。这四个村都在昆曼公路沿线及辐射区。之所以选择这四个村，是因为它们代表了不同的民族、地理形态和农业生计、多样的流动形式。

此研究采用了综合的研究方法。在2011～2012年，研究团队开展了系统的实地调研。在所选择的四个村进行了问卷访谈（216份），访谈了关键信息人如村干部、村民小组长、青年、妇女骨干、退休村干部、小商人、土地承包人和种植承包商、频繁外出的组织者和中间人等，与青年、妇女和长者等进行了焦点组访谈，追踪和观察了夕村老寨、布朗移民村搬迁前他们村寨的资源和生计情况。在每个州县，研究团队与政府部门就研究涉及的议题、目的和当地的状况等有充分的交流，并且取决于各地的需要，与农业局、旅游局、移民局、妇联、民委、经贸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部门交流并探讨当地的流动生计情况与趋势。在调研有了初步的结果后，我们也举行了一个为期两天的工作坊，邀请村民代表、学者和发展实践者，确认调研所得的资料和判断，不同背景的参与者相互交流和论证我们的主要分析。这样的综合研究方法能使我们对流动和相关的生计变化有多方位的理解和认识。

本书分为九章。前言之后的第一章，包括文献考察和理论框架的论述。此研究项目的总协调人冉格尔·伦德（Ragnhild Lund）教授架设了对于流动和流动生计的理论认识和框架。流动是一种生计策略和能力，流动产生的不同的循环，即反地域循环，包含着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和身份关系的改变。因此流动也是一个社会过程。三国（中国、印度和老挝）比较研究都运用了这一统一的研究理论框架。

第二章是整个比较研究项目中中国研究的总论，运用了第一章的理论框架来论述中国的流动现实，结合了中国的宏观发展环境和实地调查的资料，阐述中国在全球化生产和贸易、交通通信迅速发展、文化日益趋同的情势下，流动的多样性及其带来的多重影响，以及身份（公民、民族、性别、年龄）变化和社会的变迁。

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分别分析了云南四个村的案例，它们代表不同的演变和交织的流动形式：外出务工、跨境和境内走穴（旅游业中的民族文化的装饰）、移民搬迁、农业循环耕作、流入以及不流动的生计方式。每一种流动反映了不同阶段的生计策略（或在非自愿搬迁的情况下常常是生计的断裂），流与留的抉择中劳动力的安排、个人发展、资源利用和控制、政策发展和文化环境，以及流动中资源（土地利用、资本、劳动力）的控制对边远少数民族妇女和男人的影响。

第七章是有关昆曼公路的社会经济分析：流动与社会性别。虽然这是另外一个研究项目的产出，但在相同的区域——昆曼公路沿线开展相关的研究，是与流动生计研究相匹配的。这一章以昆曼公路为案例，展示在西部大开发的场景下西部省份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影响：交通设施的发展和条件改善改变了边境地区人们的贸易和生计、流动状况和土地利用，但少数民族妇女的流动和生计机会却有被挤占的趋势。

第八章阐述了与流动有关的政策意义，包含了对流动中社会服务和保障的获得和覆盖、土地与林地的利用和改变、流动与边境贸易及旅游、民族文化发展与传承四个议题的政策分析，旨在为政策改善提供一些来自地方和底层的视角。

第九章是一个简要的结论，以回应这个研究所关注的几个方面的问题，以云南民族地区多样的流动性来理解更广阔的流动与生计的关系：流动作为生计策略和能力，是否为边远地区人民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流动作为社会过程，是否影响了妇女和男人对资源的拥有；他们的社会和文化身份又是否在全球化的反地域循环中受到了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