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流动作为生计策略和能力

流动作为生计策略和能力，不仅可从流动所需的条件和倾向来看，还可从流动的结果来看。因此，这一节会考察所调研的村影响流动决策的条件和因素、流动的结果（如收入），以及流动中资源和服务的获得对生计的影响等。

（一）流动倾向、收入和个人发展

流动作为生计策略和能力，应首先从影响流动和结果的因素来看。社区资源和环境的限制，是导致社区人口向外寻求生计的重要推力。夕村和布朗新寨出于不同的原因才全村搬到现在的居住地。夕村人均可耕地很少，在单位面积上耕种土地的劳动力严重过剩是导致这个村庄不同流动生计的重要原因。夕村的村民不仅在跨国、跨区域的打工潮中开了风气之先，已经进入第二代流动的时期，同时为了扩展土地的耕种，从1994年就开始在缅甸境内租地种植橡胶，直到现在还在处于发展的势头。并且村民依然回到距新寨27公里的老寨管理那里的山地，季节性地采摘茶叶等。布朗新寨的村民，由于在搬迁地每人只有0.7亩的水田，除了种植全家人消费的粮食外，缺乏生计所需的足够资源，大约2/3的家庭要花费高昂的交通费，回到离现在居住地200多公里以外原来的村子耕种还没有被水淹掉的土地，从这样的流动耕作中，他们一年能获得2000～3000元的收入。在54个受访家庭中，有50个家庭的成员做农业雇工，每年有2～3个月帮别人采摘和分拣咖啡豆。戈村是传统的哈尼族山地农业地区，和其他哈尼族村寨有着极其相似的状况，就是土地贫瘠、山高坡陡、可耕地有限，所以季节性地外出打工成为他们生计补充的重要方式。

家庭生计策略的考量，特别是改善家庭内部的收入和生计是少数民族村民外出流动的直接动力。绝大部分的流动，尤其是自愿流动的农业雇工或外出打工的年轻人，都是为了改善家庭生计。夕村无论是十多年前跨国打工还是到境外租地发展橡胶业，都是为了改善当时土地面积狭小、生活贫困的境遇。而来自云南全省各地不同民族的农业雇工，他们的流动所得，成为家乡现金收入的主要来源。我们访问的几个外来农业雇工都提到家乡父母或孩子生活需要的现金大部分是靠自己打工后带回去的，同时他们做农业雇工的收入也满足了自己基本生存的所需。

从另一方面看，影响流动的因素包括起始费用的支付能力（如交通费）、人口受教育程度、家庭的社会网络、年龄和性别等。这些因素反过来也制约一些家庭和个人的流动。对于一些贫困家庭来说，一开始的交通费用是主要的担忧。戈村的妇女就说：“我们没法筹到交通成本。”第二个因素则是教育和知识水平，对都没有上过学的夫妇来说，他们对“去外面”还是有担心。再进一步的考虑因素则是机会成本，这不仅与在家乡和流动在外所能赚到的收入差距有关，也与家庭关系和在村里的社群责任有关。正如戈村的一位妇女所说：“当父母年老，孩子还小，我们没法出去。没有劳动力在家，就得雇劳动力来种稻子，这就不值得了。”最终，留在村子里就不是一个选择，而是无奈。

调研村村民的很多表述也表明，社会性别角色和婚姻状况决定了妇女流动的自由度和能力。从外面回到村里的妇女说她们都是在婚前外出的，因为结婚后，妇女的家庭责任和性别角色不允许她们轻易地“拔腿就走”。而布朗新寨村民在往返两地的农业耕种中，由于社会性别角色的限制，养育孩子的妇女和老人成为留守在老家或新寨看护农地的主要责任承担者，男性则更频繁地奔波在两地之间。

不同的流动带来不同的收入水平。例如，2006～2010年间，在这些作为劳动力流动和提供劳务的人员中，最高的收入来自流动演出，尤其是中间人和组织者获利最多，其次是外出到沿海地区打工，然后是在地方州、县城从事服务行业，再就是在附近做农业雇工（见表2-4）。

表2-4 流动形式与收入水平

如在戈村，多数家庭依赖劳动力的流动，他们的收入主要来自其所提供的劳务。在52个家庭的女主人中，有40位做农业雇工，只有16位男主人做农业雇工。如果是计件收入的农业雇工，妇女常常能比男人赚得多一点。调研显示，在所有的受访家庭中，多数（约70%）报告他们家庭收入在过去5年增加了，尤其是戈村和夕村；65%的家庭因为各种流动，生活水平有所提高。

尽管流动提高了一些人增加收入的能力，但经济上的好处作为流动外出的一个推动因素，在农业产业化发展政策实施后却有所减弱，经济作物的耕种和小农生产者被纳入涉农商业活动的链条中，使得他们在家附近就能获得机会赚取收入。随着近年来橡胶、茶叶、水稻和烤烟等种植产业的发展，夕村、召村和戈村村民的生活已经较过去有了较大的改善。

今天的年轻人外出打工的目的和他们的父母辈有明显的不同。他们主要不是为了改善家庭的生计或因经济困难，而更多是被外部世界的快速发展所吸引，有一种要亲自体验这种发展的强烈愿望。因此，尽管在外面所赚取的收入和积蓄不一定比在老家多很多，他们仍然有兴趣去体验外部世界。当描述他们外出的原由时，年轻人和他们的父母都会用“开眼界”“接触外面的世界”来表达他们的愿望或经历流动后的成就感。早前出去的年轻人回来穿着时髦、光鲜，具有城里的、现代的感觉，因此在更年轻的弟弟妹妹看来，外出打工标志着成功和改变命运。另一方面，年轻人在城里打工经历了一番艰辛后，会更加珍惜在家里的时光，有些年轻人与他们父母的关系也更亲密了。因为流动，孩子得以成熟，善于面对和处理不同的情境和社会变化，从亲身经历的年轻人和他们父母的角度来说，这明显是一种能力的增长。

我们也观察到接受了中学教育的女性外出打工者，她们通常不愿意再回到村里。在元江一个花卉公司访谈时，两位哈尼族年轻姑娘就明确表示，她们不愿意再回到村里嫁给哈尼族男人。正如有的学者提到的，流动给年轻的女性带来自由和机会逃脱传统的约束，尤其在父权习俗盛行的社区和氏族，这是她们抵制性别压制的途径（金花善，2008）。

中国的出生性别比不平衡一直是一个负面的人口和社会问题，贫困地区处于婚龄的女性被吸引到经济条件好的地区去填补缺口。云南省的出生性别比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为108.71，到2007年为119.97（李均智、严佩升，2010）。这个问题在村级层面上往往被忽视，但没有足够的女孩可嫁给男孩在许多村子里十分常见。当女孩外出打工不回来或者外嫁到其他地方，贫困和偏僻村庄的婚龄男性就更难找到配偶。为此，偏僻山区的年轻男性也流动到耕作经济作物的地区以农业雇工的形式赚取收入，同时寻找配偶。

（二）土地与资本拥有

一些流动如投资流入和跨境橡胶种植，需要有相对较大的资本投入。这些资本投入具有长期性和更高回报潜力，因而相对于单纯的劳动力，带着资本的流动是不同维度和层面的能力。例如在夕村，投资流入和跨境从事橡胶耕种的流动都涉及劳动力、土地和一些资本，村民将流动演出所赚得的收入投在橡胶种植和在邻国租地上，因此一波流动带动另一波流动。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的结合使得夕村村民的生计在经济上有了保障。从内地和云南其他地方流入昆曼公路沿线一带的资本使得投资者能够获得土地种植附加值高的经济作物，如夕村的橡胶和香蕉，元江的花卉、蔬菜、水果和绿色植物，南村的咖啡等。这些产品多数被运到昆明，然后卖到中国其他城市，甚至卖到泰国曼谷、中国香港等地。

传统上和历史上，召村拥有的良田使村民的生计得到保障。由于村里有几个生计来源是基于当地的资源，如水稻、甘蔗、茶叶、手工纸和砖瓦等，再加上对土地的依恋，召村村民多数选择不流动。因为，对土地的拥有和利用是村民选择不流动所具备的能力。与夕村和召村相比，南村布朗族移民因为大坝移民而失去土地资源，土地的补偿只实现了一部分，另一部分被留起来用于争取还在讨论和设计中的“长效补偿机制”下的福利，他们在原来村子里依靠水果和牲畜养殖的收入来源却失去了。因此，整个新寨的水田只够生产自给自足的粮食，他们的直接收入很大程度上则要依靠做农业雇工。也因为失去土地，他们的生计可持续性受到影响。

总之，一方面流动既是生计的方式也是能力；另一方面生计方式和人们具备的能力是进一步影响流动决策的基本因素。决定是否外出、谁会离开老家外出的过程是一个判断和评估能力的过程，这个决策过程不仅仅由承担成本和赚取收入的能力、年龄、受教育的程度、婚姻状况等来决定，而且还受家庭劳动力配置策略、某种族群文化中社会性别角色和期待的影响。

通过流动，在不同的地方拥有不同资源和能力的人们在经济、个人的发展和经历、长远利益上获得不同的结果。在国家、地区和全球层面上，流动作为生计方式和能力被其他方面的能力所落实和加强，其他的能力包括资本的投入、土地的拥有和公共服务的获取。总体来说，纯劳动力的流动，与资本和土地相结合的流动所产生的结果是不同的。关于纯劳动力的流动，流动人口在公共服务上的获得，如孩子教育、医疗健康、廉租房等必会增加通过流动获得的利益，而缺乏这样的服务或者这类服务则通过非正规的渠道获得（陆德泉、向荣，2010），常常会切断流动的路径。我们会在下一节中详细讨论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