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影响云南少数民族流动的社会经济环境

从中国整体来看，国家认可并影响流动的宏观因素包括经济快速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尤其在东南沿海地区；为发展交通和开发能源所需的基础设施；生态保护、扶贫和防灾而造成的一定规模的搬迁；贸易与投资；等等。云南作为一个西部边境贫困省份，没有能够免于任何一项影响因素。相反，云南既有中国共通的背景又有它特别的理由，这使流动形式更具丰富性和多样性。在基层，造成村民流动的原因是复杂的，无论是从个体还是从不同区域到整个农村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中去考察，都会发现各种因素影响流动，其中交织着国家宏观发展政策、中观社区发展、微观家庭生计策略和个人发展选择。这些不同层面的因素的共同作用，成为这些区域少数民族以流动作为生计来源的主要原因。

（一）全球化生产和城市扩展

尽管云南处于边疆地区，但其受到的全球化影响并不比东部沿海地区少。由于众多的少数民族群体聚居于云南，生物和文化具有多样性，以及云南少数民族历史上与邻国如老挝和缅甸的族群关系紧密，其全球化生产模式甚至比其他省份更早得以显现。当邻近国家如泰国在20世纪90年代快速走向工业化、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的时候，云南少数民族劳动力加入了泰国城郊和农村地区园艺和非正规服务业。随后当中国的工业化进入快速发展的进程、工资上升，云南少数民族劳工开始回到云南。为全球化生产服务的快速工业化，直接吸引了内陆省份的劳动力外出打工。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城乡的流动限制放松，同时因为从土地中能够获得的收益很微薄，在内地农村，外出打工成为农村家庭增加收入的重要途径。而这个阶段并不是云南农村普遍外出打工潮流开始的重要时间。正如前面所说，80～90年代，内地农村向沿海地区流动和打工，而云南边境少数民族向泰国流动打工。随后，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以及近年来云南打造东盟自由贸易桥头堡的蓝图建设进一步推动了边境贸易，吸引了内陆商人和边民在缅甸、老挝的亲戚来到云南工作或从事贸易。同时，60～70年代来到西双版纳从事橡胶种植的内地人（如湖南人和四川人），其后代也流入云南，成为新一拨流入云南的汉族人口的主体，是边境贸易和小生意的主要经营者，流动的密集性随着国际市场商品价格的上扬而强化。当国际市场橡胶和咖啡价格上升，鲜切花和绿色植物的需求增加，流入种植业的投资者和劳动力也在增加。有研究表明，云南是人口净流入的省份（包广静、莫国芳，2007）。

除了全球化生产的需要，中国快速的城市扩展也直接带动了人口流动。到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比例超过50%（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2012）。城市化发展带动各种生产和服务，而城市的扩展又使这些生产和服务从原来的城郊延伸到郊外、卫星城和其他邻近城市。在西部大开发的推动下，西部省份城市的扩展和基础设施的建设更是前所未有。昆明城郊曾经是鲜花、绿色植物、蔬菜和粮食的产地和集散地。昆明城市的扩展，把原先的郊区纳入城区，附近的小城镇变成了这类产品的生产基地和集散中心，产品运往昆明和中国其他大城市，有些都出口到亚洲其他城市，如鲜切花、咖啡等。随着昆明城市化的扩展，原来属于鲜花、水果和蔬菜种植基地的周边农村迅速被城市化所淹没，这些鲜花、蔬菜和水果种植与资本逐渐向离昆明最近的玉溪等地转移。昆曼公路上的元江县城周围就吸引了大量的鲜花公司、苗圃和热带水果生产商。来自元江和红河地区的哈尼族人是这些涉农企业的主要劳动力。

政府政策和主流观念视外出打工为更好的生计方式，如21世纪新扶贫规划为贫困省份农村劳动力提供技能培训，即将外出的农村劳动力可申请补助参加职业培训，支持性政策和措施鼓励农村劳动力外出前获得一定职业技能和城市生活能力。云南作为边远和贫困省份，农村劳动力外出就有资格申请培训，向扶贫对口支持省份如上海、广东、浙江等沿海地区流动。

同时期的扶贫规划也将农业产业化发展作为扶贫措施的支柱，旨在发展农业和涉农企业，将小农生产者纳入经济作物的价值链，让小生产者分享价值链中合理的利润。在云南的一些地区，如西双版纳，土地资源相对比较充裕，蔬菜、水果、茶、咖啡和鲜花等成为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产品，公司组织的“合作社”或合同农业把小农生产者组织在一起从事相同品种农产品的种植。如南村开垦了大面积荒山荒地，用于发展咖啡种植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补充。具有高附加值的农产品的种植使得农村劳动力不需要外出打工就能获得一份经济收入，这甚至吸引了一些外出的人回到家乡从事农业耕作。留在家乡从事与涉农企业有关的生产活动，比远离家乡在建筑业、制造业和服务行业打工更有利可图。产业化发展也吸引了外来农业雇工。例如，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就有不断增加的外来劳动力来到南村；2000年后，每年的季节性农业用工成为南村外来流动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因此除了农业企业的经营者流入云南外，云南人口流动主要是季节性的，并且在省内流动。

（二）旅游发展

在西部大开发战略中，中央和云南省政府投入资源用于发展道路和交通设施，道路交通的改善使在云南境内的旅游、边民跨境访亲探友更为方便。1991年，省政府批准打洛镇为省级对外开放口岸，从此，跨境贸易、旅游和相关的服务蓬勃发展。随着云南旅游业的发展，全国各地的游客蜂拥而入。2004年以前，跨境短途旅游尤其吸引国内游客去感受异域风情。少数民族丰富多样的文化和汉民族对少数民族文化传统所具有的好奇心理，使少数民族文化风情被看作可以提升旅游价值、吸引游客的手段，因此被当作商业资源用于旅游市场的开发，旅游业也成为云南地方发展的重要产业之一。云南旅游业发展的主要指标年增长均在15%以上，持续保持全国第八和西部第一的水平。在“十二五”期间，旅游业在全省生产比重中占10%以上，而在西双版纳这样的旅游区，已经占到34%。把旅游业培养为全省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是近年云南旅游业提出的战略发展目标。云南和中国其他地方将少数民族文化风情添加到当地的旅游活动中，少数民族地区的男女也被招聘到各地表演民族歌舞。夕村的村民就是被这样的浪潮拉进去，有规模地组织“走穴”，到全国各地的大中城市和旅游景点进行各种民族文化活动的表演。

（三）基础设施和发展项目

在过去，由于山地轮作的耕种方式或自然灾害等原因，少数民族的村庄搬迁和流动耕作一直以来是存在的。随着土地制度改革，农村土地固定在村集体所有的基础上后，任何村庄的搬迁都需要上级政府的介入才有可能。即便如此，搬迁仍然存在。云南虽地处边疆，却也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缩影，是一个动员式发展主义的典型样本（McGee, 2011）。在西部开发中，扶贫措施和发展项目都落户云南。丰沛的水资源吸引了众多的水电开发项目，导致少数民族人口非自愿搬迁（郭家骥，2008）。

国家权力可以通过户籍制度和行政干预限制人们完全自由地流动，同时也可以使人们搬迁离开他们祖辈生活的地方。1949～2008年间，经济建设导致全国7000万人非自愿移民，单是水库建设一项就达1930万人（王维博，2011）；有数据表明，在水库建设引起的移民和他们的后代中，1/3人口的温饱还得不到解决（刘鉴强，2012）。尽管如此，移民搬迁还常常被认为是最快速的减贫手段（Z. Lin, 2003）。

由政府干预的非自愿搬迁移民在搬迁补偿和安置点土地重置的问题上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部分赔偿、缺乏足够的土地资源以及适应新地方的社会和社区关系方面的困难，往往导致移民的生计不可持续，移民被迫进入另一种流动和生活动荡中。在政府行政权力干预下，受影响人群的可持续生计权利经常被忽视（胡尔贵、黄东东，2010）。社会对非自愿移民的立法有很高的呼声，以达到非自愿移民中行政权力影响的最小化（胡尔贵、黄东东，2010；王维博，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