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变迁

Alastalo在主编《社会研究方法指南论集》（2008）时，特地写了一章社会研究方法的历史，又请Bryman写典范战争来分析量化和质性研究之争。Alastalo将西方社会研究方法的发展分成五个阶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社会改革家和学者开始从事调查，但不是抽样调查；第二阶段在两次大战期间，社会研究者运用现代统计学开始从事抽样调查及分析。第三阶段是1940年代至1960年代末，抽样调查方法成了主流，甚至全面主导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这是由于运用了成熟的现代统计从事抽样和统计分析，同时问卷设计技术也有长足进步。到了第四个阶段，即1970年代至1980年代末，开始有学者批判量化研究，发展出质性研究法。量化和质性的研究所用的是很不一样的方法。这两类研究方法在本体论和知识论上都完全不同，有些学者甚至认为是两种方法的典范之争。1990年代之后，有学者发展了质量并用法（mixed research method）尝试将两类研究整合起来，看似有希望结束研究方法典范战争，但在实际上量化和质性研究的分裂是无可避免的。Alastalo似以量化研究作为西方社会研究法的主轴来探究，但仔细推究起来，质性研究方法自19世纪现代社会科学肇始就一直是主要研究方法之一，不只是人类学者几乎独尊参与观察与访谈的质性研究，与社会学量化研究分庭抗礼，更重要的是古典社会学就孕育着重大的质性研究取向。只是到了1970年代，尤其是在20世纪末叶，质性研究方法特别兴盛起来，以致酿成量化及质性研究之争，乃至所谓的典范战争，是因为质性研究方法有了更新、更多元的发展，甚至可以说如雨后春笋萌发的新的质性研究方法也颠覆了传统的质性研究方法。

Denzin与Lincoln（2005）在《质性研究方法指南论集》中也整理了质性研究的历史，将之分为八个时期（moments，但在文中又改称periods）。第一个时期是为“传统时期”，自1900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基本上是实证取向，研究在于获取翔实可靠而客观的解释。第二个时期是“现代主义时期”（modernist），是从“二战”后到1970年代，质性研究努力达到量化研究水平，讲求资料收集和分析的严谨与标准化，建构扎根理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第三个时期是社会学科学研究范畴界线模糊时期（blurred genres）, 1970～1986年间，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研究更为接近，借重符号学和诠释学，社会科学的界线变得模糊了。各种新旧的典范蓬勃发展。第四个时期是“再现危机时期”（crisis of representations），是在1986～1990年间。有愈来愈多的学者强调实证科学所标榜的客观性，乃至所谓的信度和效度是有问题的。他们开始着手新的质性的研究方法和再现。接着是“后现代实验民族志时期”（1990～1995年），主要是在探索新的民族志写作，尝试用各种不同方式来写“他者”（the“other”）。第六个时期是“后实验民族志探索期”（postexperimental inquiry）（1995～2000年）, Denzin指称这是令人非常兴奋的时期，因为AltaMira出版社出版另类民族志（ethnographic alternatives）系列丛书，标榜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界线模糊的民族志写作，包括文学、诗歌、自传、批判、影视、演艺种种形式。第七个时期是“方法竞逐时期”（the methodologically contested present）（2000～2004年）, 《质性探究》（Qualitative Inquiry）和质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两个质性研究学术期刊出版最新佳作，是一个冲突、紧张和缩减的时期。2005年以后到2008年，布什政权的科学政策倡导新科学主义的研究准则，学界称为Bush Science，即联邦资助研究的机构强调研究必须采用“严谨的有系统的客观研究方法取得可信而有效度的知识”（Ryan & Hood, 2004，转引自Denzin & Lincoln, 2005），质性研究在这个时期受到严重挤压（表1-2）。

Denzin对质性研究方法在20世纪末再兴起和发展的“历史”做了整理和分析，但多是谈论美国研究的情形，似以地方的和局部的现象扩大质性研究的重要性。到后来以五年为一期，分期愈来愈细，显示质性研究一直在变动，花样愈变愈多，研究方法变幻多端。在第四期“再现危机时期”之后，又有三重危机，即再现、合法性（legitimation）和实践（praxis）危机，即质性研究者不再能直接掌握住lived经验，没有判准来评估质性研究，也就无法影响世界。这三个危机实际上与批判、解释、语言、女性主义和修辞“转向”（turn）有关。在“读了”质性研究的历史（reading history）后，Denzin指出，研究者在以前从来就没有这么多的典范、探问的策略和分析的方法，以致造成质性研究者选择的困境（embarrassment of choices）。

（一）经验研究和现代统计兴起

在19世纪末叶，英国有一些社会改革者主张温和而逐渐地改革社会，他们认为必须先要了解相关的社会问题，而了解问题就必须搜集和问题有关的实际资料。他们开始采用一种很彻底而广泛的调查方法。Charles Booth为了了解贫穷问题，就在伦敦进行实地调查。这个调查分成三大部分，即贫穷、工业和宗教影响。调查问卷范围很广。最后出版了17册《伦敦居民的生活与劳动》（Life and Labour of the People in London）。Booth希望这个详尽的调查报告可以影响政府的政策以改善劳工的生活，解决贫穷的问题，进而避免社会主义的革命。大体上，他的调查确实影响到有关法案的订定。他本人由于从事调查统计的成就，在1882年获英国皇家统计学会颁赠的金质奖章，同年也当选统计学会的会长。不过，这个调查报告其实还采用了其他的方法，包括访问报道人以及实地的观察，Booth本人甚至还与工人同住来了解真实的状况。在网上看这些报告书（http://booth.lse.ac.uk/），可以发现内容极为丰富，统计表倒没有想象中那么多，甚至可以说是少的，常常十几二十页才有一个表（见参考方块1-2），有许多章节都是质性的分析报告，甚至这个报告最有名的是根据调查资料绘制彩色的都市小区贫富区域的地图，如参考方块1-2右（似可和当前的GIS相媲美）。于是有论者认为《伦敦居民的生活与劳动》这部书可视为英国社会学的奠基巨著，主要是这个调查研究同时在量化—统计方法和质性—民族志方法上有卓越的贡献。这项开创性的调查研究也影响到后来的芝加哥学派有关都市及贫穷的社会学研究。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韦伯（Max Weber）也曾从事三次农民和劳工生活状况的社会调查，他使用问卷调查和观察法收集有关农民和工人的工作历史和态度的资料。后来韦伯又做过两次有关工人的态度的调查，在后来的调查中使用了比较现代的统计方法。在初期，韦伯认为直接访问低收入农民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没有能力说明自己的状况，所以他都去问报道人。Lazarsfeld甚至提出“所有的欧洲国家已经从事经验社会研究近两百年”的意见。事实上，现在被认为是美国式的社会研究方法，实际上是源自50～100年前的欧洲。这些技术在美国精炼并大量应用之后再输出到欧洲（Lazarsfeld, 1962）。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在英国和德国或是其他欧洲国家所从事的社会调查，基本上都不是现代的抽样调查，几率抽样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发展成熟，在1915年才有研究者应用几率抽样的原理进行调查。于是在策略上，这些调查多是区域性的普查，就是访问在研究区域内的所有相关对象。在资料分析上，当时也都只做计数、分类然后计算百分比，偶尔做交叉表分析，这些都是统计最基本的。虽然当时在统计学已经发展出计算相关乃至回归系数的技术，但社会研究者还没能引进使用。这些调查研究在概念上和理论上也很模糊。只是为了研究贫穷问题，就去收集各式各样的资料，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居住状况等所有可能相关的资料都收集，既无理论，概念建构也不清楚。不过，在网上阅读Booth的调查报告，倒也觉得当时他们做的分析已相当细腻，例如，他已经将是否在伦敦出生当作影响工资的变项。

（二）个案研究与统计方法的紧张关系（1920～1940）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有很重要的发展，个案研究和统计方法逐渐发展成形，但两者间有些紧张关系。个案研究源自医疗、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工作。医生看病要做个案记录，心跳、血压、各种症状、所开药方等，每次就医就做记录，累积久了就成病历资料。人类学多半是做个案研究，去研究一个村、岛、地区、民族的各种状况，都是属个案研究。历史学也常做个案研究，把一个历史的某个事件独立出来做深入研究。社会学就借这种个案研究方法从事研究，最早的是芝加哥学派从事大量个案研究。芝加哥学派在1930～1940年代是社会学发展的重镇，重要的经典代表著作是Thomas与Znaniecki的《在欧洲和美国的波兰农民》，是就波兰的农民或移民的研究所写的巨著，深入了解波兰的家庭、宗教、人际关系及各种价值和行为。这时已不像早期只是收集资料，而是整合了理论和资料，将社会学带进经验世界。

社会学不再只是想象中的一种哲学式的思考，而是实地去做调查，收集资料。芝加哥大学社会学者做这一类的研究非常多。他们针对许多个人的、小区的、团体的，进行深入的调查和研究。芝加哥学派对整个现代社会学的发展来说有相当关键的作用或贡献。它也开创了量化的研究，早先有人认为芝加哥大学基本上就是做个案研究，如都市中的贫民研究，认为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Lazarsfeld领导的，做很多量化的研究。实际上可以发现芝加哥大学在个案研究以外，也用统计分析的方法来寻求通则性模式。

芝加哥学派也创始了现代都市社会学。因为研究都市社会的需要，必须收集大量都市有关的资料。例如，芝加哥大学最有名的同心圆理论，指一个都市像是一个同心圆扩张出去，穷人住在都市中心，有钱人住在都市外围郊区，每个区域都有它的社会特征，经济和社会活动都有不同的性质。后来又发展出扇形理论。问题是这样的都市生态的研究，必须把地图画出来，要精确地画出来，才可以看出这个圆是正圆还是椭圆的。所以必须收集都市地区这个点的多样资料。这些资料多半是量化的资料，即便是质的资料也要把它量化。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根据都市不同区域的各种质的资料，把它量化以后绘制地图来做研究。这也是促成后来做一些量化研究或统计研究的基础。在这一方面，芝加哥学派的研究显然受到前述英国Booth等人根据调查资料绘制伦敦区位地图的影响。

除了芝加哥学派因为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或者是在个案研究后寻求一般模式或通则性模式之外，芝加哥以外的学校或者一些团体及政府，也因为实际上工作或业务上的需要，大量发展统计方法与测量。譬如说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就有社会调查、民意调查、市场调查都对于抽样统计有高度的需求。尤其是民意调查，要测得精准必须要有好的抽样架构，要问好的问题。精确的市场调查也很重要，需要根据市场调查去部署或规划商业。此外，现代政府必须解决许多不同的社会问题，或是要制定政策，都必须了解实际状况。政府因此也从事各种调查。这种调查研究的大量需求，现代抽样调查研究就突飞猛进。当然，现代统计学发展成熟以及不断地创新发展是极为关键的因子，统计学提供了抽样调查及资料分析重要的科学方法。此外，调查研究者也必须要做好问卷题目的设计，也就是要精研如何问问题。在这个时期，问问题的技术也有了很大的进步。

（三）抽样调查方法兴起（1940～1960）

抽样调查研究在1940年代之后逐渐成熟，成了社会学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根据Converse（1987）探究美国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心理以及民意的重要学术期刊在1939～1940年到1964～1965年四个时期刊出论文运用抽样调查研究的情形，结果发现社会学在1939～1940年一年间的论文有18%利用问卷调查法收集的资料来分析，十年后只增加到24%，但是再过十年到1959～1960年，就高达43%的论文是根据抽样调查研究写成，显然在这十年间调查研究方法在美国社会学研究上逐渐成为主流。到1964～1965年，超过一半的论文，即55%都运用了抽样调查资料。在经济学方面，也从10%增加到33%，政治学增加得不多，但也由3%增加至16%。只是社会心理减少了，应是实验增加的关系。至于民意研究方面增幅比社会学还大，Converse特别指出原来民意研究期刊刊载的有许多有关公关、广告、宣传等和调查无关的论文，而民意调查结果的论文也多被当作研究纪要而非正式论文。但无论如何，民意研究到了1960年代愈来愈依靠抽样调查资料。

抽样问卷调查方法之所以成为社会学主流的研究方法，主要在于实证社会学理论与研究在“二战”之后成为社会学的主流，而抽样调查必须具备的理论与技术，包括态度测量、测量理论、抽样理论、问卷设计、访谈技术乃至统计分析都已发展成熟，结合起这些理论与技术乃成就了科学的社会调查研究方法。

行为和态度是问卷调查中最主要的两种项目，态度是人们心中的一种心理倾向，是无法直接观察或是直接问出来的，需要有一些题目来探测。在1930、1940年代，学者发展出几种重要的态度测量方法，其中例如Thurstone、Likert与Guttman，态度量表的设计以及Osgood的语意分析（semantic differential）。最先这些测量态度的技术多是心理学研究者在使用，后来因社会调查测定态度的需要，在1950年代起就广泛地为社会研究者所采行，其中李克特态度量表（Likert-type attitude scale）现在还在使用，而且很流行。Rensis Likert本人也正是现代社会抽样调查的先驱，他先是在美国农业部推动调查研究，后来则成为密歇根大学调查研究中心的创始者之一。1966年Oppenheim出版问卷设计与态度测量专书即完整地叙介了态度在社会调查中的测量方法。

社会现象，不论是哪一个层次，之所以可以被量化来进行研究，最根本的就是要处理测量误差的问题。也就是说，要量化就必须要减少测量误差，相对地就是要建立量化资料的可信度，亦即信度。测量理论主要在探究测量误差。Spearman在1904年观察到测量误差的现象，是古典测量理论的起点。测得的原始分数，是由真分数（true score）和误差组成，或是说得分即是真分数与误差的总和。测量的目的即在让误差尽量地小，得分就愈接近真分数。真分数与原始分数相关愈高，测量就愈能代表所要测量的现象。真分数和原始分数之间的相关就是信度。Guttman（1945）将“信度系数”定义为真分数变异数及原始分数变异数的比值。“二战”之后，在统计学、心理测量和教育测量学者不断研究下，古典测量理论在1950～1960年代建构完成，Lord在1952年出版测验分数理论，Guilford（1954）出版《心理计量方法》（Psychometric Methods），在1968年他和Novick出版心理测验的统计理论专书（1968），这些著作都成为测量理论的经典（刘长萱，本书）。直到现在，古典测量理论仍旧是绝大部分量化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

问卷设计也是抽样调查研究方法重要的基础，到了1960年代，在抽样理论及其在社会调查上的运用〔Kish在1965出版调查抽样（Survey Sampling）专书〕、问卷设计原理和技术上都发展成熟（Hyman在1955年出版《调查设计和分析：原理、个案和程序》专书），为数众多的学者对抽样调查方法从事深入的研究，逐渐完成标准化的问卷调查的程序和技术，对于设计精确的问卷题目、题目的问法与措辞、变项的量度、回答习惯及反应模式、量表的信度与效度，乃至敏感问题的问法和题目次序都研究出有效的办法和规范（Kahn & Cannell, 1957; Babbie, 1973;Schuman, 1981）。

量化研究或是抽样调查研究，除了要有测量理论作为基础外，也必须从事统计分析。现代统计学的发展以及社会学者的引进社会研究甚至也参与统计本身的研究和发展，是1950年代以后社会学发展的重要动力。虽然Booth早在19世纪就进行大规模的调查，甚至还担任皇家统计学会会长，但当时并未应用比较进阶的统计分析方法。到1920年代，在美国已经有《社会统计》（Social Statistics）书籍出版（Dittmer, 1926; Elmer, 1926）, 1950、1960年代已有许多社会统计学的教科书，如Blalock的《社会统计》在1960年出版，此后一直是重要的教科书。在1969年美国社会学会方法论委员会（这个方法论委员会是Lazarsfeld在1960年初担任美国社会学会会长时成立的）开始出版《社会学方法论》（Sociological Methodology）年刊，刊载许多社会学者研发的各种高阶统计分析方法的重要论著。高阶统计方法不断发展是量化研究持续精进的重要根基。虽然在1970年代之后量化-质性研究方法发生严重争议，量化研究备受攻击，然而至今仍屹立不摇，重要活力来源之一就是社会统计本身日新月异的发展。

（四）1970～1980年代研究方法典范战争

在1970～1980年代有愈来愈多的社会学者反对量化研究，主张从事质性研究。主张质性研究者和量化研究者水火不容，产生严重冲突，甚至演变成所谓的典范战争。争议的源头最早在于社会科学是不是科学。有些人认为社会科学不像自然科学可以做实验，不能称为科学，而较接近人文学。相对地有人主张社会科学，应追随自然科学的方法从事研究。这是最早的争执的源头。

抽样问卷调查在最鼎盛时期就开始遭到一些批判。反对最力者之一是象征互动论的主要奠基者Herbert Blumer（1956）。他认为所有人类的行动是在互动的情况下产生的，互动是产生人类有意义的行为的基础。变项分析完全无法探究互动中自我形成的过程。Blumer在1956年担任美国社会学会会长发表《社会学分析与“变项”》，四年后Lazarsfeld也以会长身份发表《经验社会研究的社会学》，两相对照，显示量化 -质性之争，甚至相关的方法论、认识论之争于1950年代就已开始（Converse, 1987）。

C. Wright Mills（1959）更严厉地批判乃至否定实证，尤其是量化研究。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他批判抽象经验主义者“研究所选取的问题以及问题形成的方式都严格受制于 ‘唯一的科学方法’”。“社会科学家总是把自然科学的哲学当成纲领和圣典”是极为错误的。他严厉指责“抽象经验论矫枉过正的谨慎与严格，却无疑完全漠视了我们时代中重大的社会问题与人类议题”，终至沦于“形式与空洞的机巧”。

人类学者Geertz认为传统的功能论的、实证的、行为的和整体的研究取向被多元的、解释性的、开放性的观点所取代，比较接近人文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的界线愈来愈模糊。Geertz在理论与方法上对社会学的影响，对现代质性研究的崛起有关键性的作用（Denzin & Lincoln, 2005）。

1960年代美国学生运动风潮中，年轻社会学者体认到经济社会既有的权力关系的不公正性，资本主义体系对第三世界的剥削，他们不能接受结构功能论保守既有秩序的论点，于是转向接上古典社会学，尤其是马克思理论的传统，致力于研究基本的、巨视的社会变迁过程（林国明，本书）。

语言学研究也在1960年代产生了语言的转向（turn），对人文及社会科学产生革命性影响。“语言并不仅仅是描述事实的符号工具而已，它结合非语言的面向以形成论述，从而建构意义和社会实相。意义并不内含于字词本身，也不单单来自说者或听者。意义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牵涉语言、论述和脉络的交互建构作用”（周平，本书）。

在语言和叙事转向的趋势下，建构论、后实证论、现象学、常民方法论、批判理论、新马克思理论、符号学、结构主义、女性主义以及各种种族/民族论等理论风起云涌。就研究策略而言，从扎根理论到个案研究，到历史、传记、民族志、行动以及临床研究不一而足，但都在利用质性访谈、观察、视觉、个人经验、文献记录进行研究。

（五）分裂与多元：1990年以来

在量化和质性研究对立的情况下，研究方法从1980～1990年代开始有多元化发展的现象。虽然后来有质量并用法的推展，但量化-质性方法的对立并没有得到纾解，顶多是彼此攻击，尤其是质性对量化研究的抨击有缓和的趋势。

量化研究虽受到严厉的批评，但它究竟是主流的研究方法，仍有许多学者持续用此方法。且因问卷设计技术的持续改良、多变量统计分析和量化研究方法本身的长足进步、计算机尤其是个人计算机运用之便利、统计计算机软件十分完备并极易施行，量化研究在当前社会科学中仍然极为重要。

另外一个重要的发展是调查资料库的建立。由于要完成一定规模样本的调查研究是费钱、耗时又费力的事，个人负担不起所需经费，需要相关单位经费的补助。然而许多个人做调查，所费不赀，每个人做的调查所用的题目别人可能也无法用，也有些缺陷。许多国家都有很大的资料库，如美国的ICPSR（Inter-university Consortium for Political and Social Research）就有世界各地的调查资料。英国、德国皆有全国性的资料库。台湾在中研院建立了资料库，至目前为止包含了1000个调查的资料。

在质性研究方法方面，如Denzin与Lincoln指出，近十几二十年来有极为快速的发展。不只是像Denzin等人指出有“后现代实验民族志时期”（1990～1995年）、“后实验民族志探索期”（1995～2000年）、另类民族志时期（2000～2005年），乃至自2005年以后是无以名的时期，各期都有日新月异乃至看起来是标新立异的研究方法。这样快速发展出来多样的质性研究方法，一方面显现多元化，但在另一方面确实也是质性研究法至今颇有几分尴尬，甚至可以说陷入了危机。学者任意选择或发展质性研究法，造成社会科学研究的零碎化，研究方法选择上的困境，也形成学术沟通的障碍（Denzin & Lincoln, 2005）。

近十几年发展出来的质量并用研究法（mixed methods research）或称质量并用法，在同一研究中同时采用质性和量化的资料，对于质性和量化资料有很好的系统性整合，希望能解决质性和量化研究之间的争议和冲突。然而，后来发现这个希望实现的机会不是很大。质量并用研究法基本上是以实证论为核心，本质上是实证论，即使在研究中采用质性资料，还是以实证论为基础。质性研究多半不是以实证论为基础，而是以诠释学或现象学为基础。因此，质量并用研究法实际上并不能终结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典范战争（Bryman,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