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我所认识的格兰诺维特

我在美国求学的时候，偶然的机会接触到“新经济社会学”，听到格兰诺维特以崭新的角度来诠释经济现象，开启了经济解释的另外一片天空，遂深受吸引，乃从经济学系转到社会学系就读，自此和格兰诺维特结了不解之缘。至今每年都会趁着去参加美国社会学年会或美国管理学年会的机会，到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盘桓一两个礼拜，请其指点我的研究及新写的论文。虽然已经毕业二十几年了，我还是不断地得到他的指导。能有此良师益友实为我一生的幸运。

格兰诺维特虽是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社会学一代宗师，但与之相处却丝毫不见其咄咄逼人的霸气，反而如坐春风，如逢化雨。他对学生的要求很高，却从来不会责备我们，反而抱持着教学相长的态度。犹记得我刚从经济学系转到社会学系时，他因为想以社会网理论建构起来的新经济社会学与经济学加以对话，所以喜欢找我聊聊我对经济学的一些看法。虽然其“镶嵌理论”与组织经济学大师威廉姆森（Williamson）的对话已在学界激起大波大浪，他还是抱持着学习的态度去探索更多的知识。他要我去多读书，读到好的，就去借两本，一本自己读一本给他，我们好一起看书一起讨论。对一个初入社会学之门的学生，他说要与我一起学习，这些话出自大师之口，至今让我觉得难以相信。

格兰诺维特指导我读书让我见识了什么叫大师风范。他从来不“教导”我什么，谈话时总让我自由发挥，说说最近的读书心得。我说到哪里，他就把相关的最有价值的一些书目开给我，也会提出几个概念让我回去继续想。他往往让我在求知的路上思而学，学而思，他点出的新方向又为我开出一片桃花源。比较一些具匠气的教授只有一套东西，一定要学生跟着亦步亦趋地学，格兰诺维特却让我自由地驰骋，我走到哪里他就能跟到哪里，并随时指引我更新的方向。因为博学强记，使他能保有这番大师气势，以这样的方式循循善诱学生，给我空间，发我深思。

能造就格兰诺维特大师气质的除了他的博学，还有他的儒雅。他说话总是不疾不徐，待人体贴谦和。记得第一次找他谈话是为了想从经济学系转到社会学系，我侃侃而谈我对经济学的看法，以及为什么觉得社会学可以弥补经济学的不足，一谈一个小时，出来感到十分满足。能和大师对话那么久，我颇感自豪。后来快毕业时我们闲聊，他说我英文进步多了。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我讲的一嘴破英文，他听得有时懂有时不懂，但可以感觉到我对学术的热情，所以还是让我入学而且给了我奖学金。我这才发现，他只是鼓励后进，不忍浇熄我的学术热情，所以耐心听完不太懂的话，而且一听一小时。其为人着想的同情心，鼓励人向学的风范，让我这个十分没有耐性的人每一想到还觉得十分自惭；不断惕厉自己要如此对待学生，我不只以他的学问为师，也要以其人品为师。

格兰诺维特对中国有一份特殊的感情，他最爱吃的食物首推泰国菜，其次就是中国菜。毕业后有一次到芝加哥看他，他当时在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任教，竟能对芝加哥中国城里的中餐厅一家一家比较，还告诉我哪几家可以去，哪几家不要去。最后他推荐了一家叫红绵的中餐厅，小小破破的，但口味却十分道地。因为他爱吃中国菜，当时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中国同学固定每年与他聚会一次，大家带去中国菜请其一家人欢聚。他对中国学生也特别好，所以美国同学还十分吃醋，说大师爱中国同学甚于本国同学。

谈完格兰诺维特的生活点滴，当然更要介绍他的理论成就。首先，必须谈他的镶嵌观点。在解释格兰诺维特的镶嵌观点（Granovetter, 1985, 1992a）之前，我先要介绍一下此一观点的发展背景。因为国内学者亦曾有人提起此一观点，却加以扩大解释，以为“镶嵌观点”就是把经济行为放入社会与文化的架构之中去研究。我们自然可以把这种说法视为广义的“镶嵌观点”，但本文所欲引用的却是格兰诺维特原初的观点，后文中“镶嵌”二字也一概指称格兰诺维特的观点。简单地说，此观点指出经济行动是在社会网内的互动过程中做出决定的。这种说法固然道出了格兰诺维特的原意，但仍然略嫌空泛，并和社会网方法（Network Approach）无法区隔，也未掌握此一观点的精义。镶嵌观点的精义必须从两个角度观察，一是它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对话；一是它的方法论的个性，可以上承大理论（grand theory）的社会网理论，下开可检证的因果推论模型。下面让我分述这两项特性。

自从理性行动理论［Rational Action Theory，亦称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y）］不断对外扩展它的“霸权”以来，一群社会学内以社会网方法为研究取向的学者便起而应战。比如，在劳动力市场理论中，人力资本理论强调教育能提高边际生产力。公司依生产力决定用人、升迁与加薪（Schultz, 1963; Backer, 1964），个人则依个人与工作的配合效率来决定找职和转业（Mincer and Jovanovic, 1981）。这群社会学家却强调就业与转业有赖于职业信息的流通与就业机会的多寡，这些信息又取决于一个人的关系有多广（Granovetter, 1995; Lin, Ensel and Vaughn, 1981）。而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升迁、加薪则受影响于一个人在公司内关系网络中的位置（Granovetter, 1992b; Krackhardt, 1992; Burt, 1992）。在消费行为上，新古典经济学视个人极大化效用函数为消费行为的决定过程，并将之加载于个体经济学教科书中（比如，Nicholson, 1985）。这群社会学家却把个人影响、传播效果（diffusion effects; Rogers, 1995）、示范效果（demonstration effects）、门槛模型（threshold model）带入消费者行为的讨论之中，认为人们进行消费时，会视他人的消费而做决定（Granovetter and Soong, 1986）。当探讨公共物品与集体行为时，理性选择学派会假设一个人会为了极大化自身利益而做公共物品的“搭便车者”（free rider），所以必须要有一种制度设计使搭便车的成本大于利益（Olson, 1965），让人们不会坐享其成。这群社会学家则发扬光大示范效果与门槛模型的理论，强调社会影响与社会压力在解决“搭便车”问题上的功能（Macy, 1991）。当组织经济学（Economics of Organization; Williamson, 1981）与新制度经济学以最小化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的观念来探讨组织与制度如何成形时，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 1985）试图把两个变项——人际关系连带与信任——结合起来讨论交易成本如何决定，更进一步批判了“市场或层级”（market or hierarchy）的分析概念。这个观点也正是本文要介绍的镶嵌观点。

自从萨缪尔森（Samuelson, 1939/1947）建立现代经济分析的数学基础，50多年来，在成本效益分析中最大化效用与最小化成本成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不二方法，亦为理性行动理论奠立了方法与理论的基础。镶嵌观点在上述的攻防战中逐渐成形，它批评新古典经济学观点过于窄化（注意，它不是说新古典经济学错了），忽略了经济行动都是在人际互动中做出的决定。如果能把人际互动带入经济分析之中，人们必然能对经济行为提出更有力的解释。所以若不能理解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我们就很难理解镶嵌观点如何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既然镶嵌观点在与新古典经济学的攻防战中成长与茁壮，面对一个已建构50多年，理论模型、实证检证灿然具备的大敌，绝不是借助一些观点、概念与描述、观察，说明了人际关系对经济行动有影响，就能说服“敌人”；它还必须提出新古典理论模型的替代模型，并在经验检证中证明它有更强的解释力才行。所以镶嵌观点在方法论上是有承先启后性的，它上承社会网理论的一些概念与观点，下启和新古典模型对话的理论模型。为了建构可检证的因果推论模型，它必须从大理论（Grand theory）的庞杂概念以及大量的观察数据中，简化萃取出一组抽象的概念，以有效解释某一类现象。进一步地，为了检证理论的解释力，好与新古典模型一较高低，这组概念必须确立操作化定义与方法，这样才能建构出解释概念与被解释现象间的因果机制（causal mechanism；见Swedberg and Hedstrom, 1996），从而导演出因果推论理论。比如，在劳动力市场理论中，社会网（以及其中的人际互动）、弱连带（weak tie）与信息传递被提出来作为关键概念（Granovetter, 1973）；在市场机会的社会研究里，社会网、“结构洞”（structural holes; Burt, 1992）与信息传递是核心变项（Geertz, 1992）；在消费行为的讨论上，个人影响（personal influence）、门槛效果（Lazarsfeld, 1957）与传播效果是所有解释模型的基础（Granovetter and Soong, 1986）；在组织理论里，社会网与信任关系则是掌握问题的关键（Granovetter, 1985）。在操作化方法与理论模型的建立上，人际关系连带的强弱被衡量了（tie strength; Marsden and Campbell, 1984），社会网的性质可以被数量化描述（Wasserman and Faust, 1994），结构洞可以被计算出来（Burt, 1992），传播效果被统计模型化（Morris, 1994），门槛效果也被理论模型化（Granovetter and Soong, 1986）。为了硬碰硬地和新古典理论模型一比高下，魁克哈特等人甚至用计算机仿真（computer simulation）来计算社会网模型的解释能力（Krackhardt, 1996）。亦有人试图以镶嵌观点发展可仿真的动态网络模型（simulated stochastic network model; Watts, 1999;Chang and Luo, 2002），以描述人际互动的动态过程（dynamics of network）。自怀特（Harrison White, 1970）建立“新经济社会学”的传统以来，社会网的操作化与模型化的发展就不绝如缕，在此不再一一列举。

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对话标示了“新经济社会学”与其他“经济社会学”的不同。而镶嵌观点则是“新经济社会学”的核心。如果不能掌握萨缪尔森所建立的经济分析的理论与方法，以及自萨缪尔森以来理性行动理论在各个研究领域建立的“霸权”，我们就很难理解镶嵌观点的简化与抽象化，更难掌握它的方法论特性——也就是它建基在社会网方法与社会网理论上，却承先启后，向下开启因果推论模型的大门。

本书第一章即格兰诺维特的《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镶嵌问题》，即是镶嵌观点的原创之作。此文一出便引起美国社会学界的注意，往后十年它一直是被引用最频繁的论文之一，镶嵌问题遂成一时显学。只是镶嵌二字被使用太滥，连格兰诺维特本人都感慨，此义已有失真。再加上镶嵌语源于波兰尼（Karl Polanyi, 1957），两人用词之意略有不同，所以张冠李戴的情况不免多有。此一借词发挥的情况，在国内亦可见及，所以编者把原文译出，以资辨正。

此文除了为新经济社会学提出上述架构外，也应用此一架构与新制度经济学大家威廉姆森对话，探讨信任与交易成本之间的关系。其实镶嵌观点自波兰尼提出以来，主要是强调经济行动乃是一个制度化的社会过程；而格兰诺维特则指出这个社会过程应被视为人际互动过程，并在研究组织理论时强调，人际互动产生的信任是组织从事交易必要的基础，也是决定交易成本的重要因素。格兰诺维特的镶嵌观点并不强调交易成本是决定组织形态的决定性因素，不过也不排斥交易成本在组织建构中可能扮演的角色，只是他仍然对新制度经济学以交易成本高低选择或淘汰制度的观点有所批评。这从格兰诺维特对理性行动理论的态度可以窥知一斑：他从不认为理性行动理论错了，只说其假设“太狭窄”（too narrow），需要补充社会情境的解释变量。比如，格兰诺维特在对消费者行为理论进行“社会情境补充”时，除了提出信息传播之外，也在行动者动机上补充了模仿他人行为与屈于社会压力等社会性动机。然而在组织理论上，他并未在交易成本之外补充更多的中介性因果机制，以有效地连接信任与组织建构间的关系。

谈到信任与交易成本，就必先谈谈欺诈问题。社会秩序问题其实是一个老掉牙的问题，早在17世纪的霍布斯就已经谈到“自然状态”（State of Nature）下的人如何漫无秩序，任意而为。当然也如众所周知的，霍布斯提出维持社会秩序的良方就是威权统治，置“自然状态”中的人于一个权威之下，大家就会循规蹈矩，社会秩序因此恢复。霍布斯的结论早已不值一驳，但他提出来的问题却一直困扰着很多学者。亚当·斯密在建构那只“看不见的手”时，就面对了经济秩序在自利的个人间如何维持的问题，他的答案是自由竞争与完整信息可以使经济欺诈消失。功利主义论者（utilitarism）以及新古典经济学家基本上承袭了亚当·斯密的观点，强调理性自利的个人因为欺诈所得的利益不抵付出的成本时，欺诈行为便会被遏止。所以在良好的制度设计之下，“经济人”比较利弊得失，就会循规蹈矩，经济秩序因此可以维系（如Okun, 1981）。犯罪经济学基本上也采取了非常类似的观点来探讨犯罪和欺诈的防治。

完全竞争实际上并不是普遍现象，完整信息更无疑是天方夜谭。制度设计不可能巨细靡遗地规范每个人的每项经济行为，更何况，即使是法律规范的行为，也还有法律漏洞可钻、法律边缘可走。但是经济秩序依然存在，否则，我们的经济生活就无法得以持续。一些经济学家因此转向社会层面寻求答案（如Arrow, 1974; Akerlof, 1983），采用社会学家惯用的文化、规范、社会化这些概念去解释诚实行为，以为“一般道德”会使行动者的经济行为信实守分。

前者，功利主义暨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预设了一个拥有完整的自由意志的行动者，以经济理性的成本效益分析决定其行为，格兰诺维特称其为“低度社会化观点”（Undersocialized Approach;Granovetter, 1985: 483）。后者又刚好相反，预设了一个完全没有自由意志的行动者，百分之百地屈从在社会压力之下，所以“一般道德”就足以保证人人遵守规范，也间接保证了经济秩序。格兰诺维特称其为“过度社会化观点”（Oversocialized Approach; Granovetter, 1985: 483）。“过度社会化”的个人，一旦其所属的社会及社会类型为已知，则其行为亦为已知，因为他/她毫无反抗地会满足他/她的社会或社会类型的期待，表现出文化、规范或次文化要他/她做的行为。不过，两个观点都预设了“社会性孤立”（Atomized）的个人，因为它们都忽略了行为当时所存在的社会情境，以及行为往往发生在人与人互动的过程中这一事实。

镶嵌观点如何看待经济秩序与欺诈问题呢？它以为，过度社会化观点认为一般道德可以使人信任别人不会欺诈，并未掌握事实的全貌，而低度社会化观点用法律与制度来取代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也失之偏颇。其实，信任主要是在人与人的互动中产生的，人际关系对某人的了解以及听到某人的声誉，这些才会使我们信任一个人，而乐意与其从事交易（Granovetter, 1985: 490）。经济行为之所以发生，经济交易之所以顺遂，信任是很重要的基础。因为商业世界并不是一个冰冷冷的，只有制度、法律、经济利益与成本效益分析的世界。像在超级市场购物那样，只面对物不接触人的经济交易，其实只占了我们经济行为的一小部分而已，大多数的交易都是镶嵌在社会网内的。在这样的交易网络中，为了使交易关系持续，交易行为顺遂，也为了取得良好的商誉，让别人产生信任，扩大自己的交易网络，互动双方都会自制，欺诈行为因此受到制止，经济秩序也因此能够维系。

我们从事任何一笔交易，都会有防止欺诈及处理争端的交易成本。在没有任何其他手段建立我们对交易对象的“信任”时，查询信用、契约与法律，以及必要时付诸诉讼，就成了防止欺诈、处理争端的最后保障（前提是，该社会的法律系统能执行防止欺诈、处理争端的功能），随之而来的法律事务的相关费用也成了这笔交易中必要的交易成本。“信任”关系可节省的正是这项防止欺诈、处理争端的交易成本。

这笔交易倘若是长期合约，交易内容复杂，交易商品有特用性，因为交易外在情境在长时间中的多变，要想规范交易双方的每一项行为，契约就必须订得洋洋洒洒，巨细靡遗。执行契约所需的法律行为也会特别复杂，发生争端或不履行契约所造成损失的可能性也特别高，所以在市场上从事这种交易的成本便会很高。依照威廉姆森的见解，这种交易就应该内化成为公司组织内的交易，因为将其置于一个权威体系之下，由这些权威体系协调相关的各部门从事交易，可以节省交易成本。

格兰诺维特则批评威廉姆森忽略了市场上存在的信任关系，也高估了科层体系内权威的协调能力。实际上，市场上的信任关系可能使得长期、复杂而特用的交易，“闲话一句”就成交。而公司科层组织内的权威系统，也不必然能有效地规范、协调这种交易，由公司内的浪费、联合欺诈或内斗内耗，即可见一斑。有时，这种类型的交易，在市场上的交易成本，可能反而比公司内的交易成本低，所以适合把这种交易留在市场上，台湾的“网络式劳力过程”的外包体系就是一个好例子（Luo, 1997; Luo and Yeh, 2002）。在市场上，有了信任关系，即使相当不愉快的情境产生，如交货延迟、交货有瑕疵、发生亏损等等，双方也会保持“善意”（goodwill），共同努力应付难关，甚或一起认捐损失金额（Dore, 1992）。相关的防止欺诈成本的法律，反而变得多余了。

镶嵌观点一方面调和了低度社会化与过度社会化的观点，一方面也避免了“社会性孤立”的假设。它一方面保留了个人的自由意志，一方面又把个人的行为置于人际关系互动网络中观察，强调行动者在做一项经济行为时，固然有自己的理性算计与个人偏好，但他/她的理性与偏好却是在一个动态的互动过程中做出行为决定的。他/她会和周遭的社会网不断地交换信息，搜集情报，受到影响，改变偏好，所以行动者的行为既是“自主”的，也“镶嵌”在互动网络中，受到社会脉络的制约。正是这样的理论架构试图调和个体行动的分析与总体结果的分析，为个体分析与总体分析之间架构一座桥。《门槛模型与集体行为》即为如何架构这座桥的一篇代表之作。

本书第二章《门槛模型与集体行为》（Granovetter, 1978）解答下述问题：为什么会有集体行为产生，比如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黑人暴动；为什么这个城市发生暴动，那个城市却不发生。过去的理论都是以一个城市的人口的社会经济组成状况来加以解释，比如黑人比例、平均收入、平均教育水平等；也就是以总体统计中的平均数（mean field）来预测某一集体事件是否发生，个人行为与个人动机则变成了次要。另一类解释则认为是暴众的情绪感染，好像暴动只是一群人的非理性行为。门槛理论则预设了理性的个人行为，经过示范效应，可以变成集体行为。人际网络内的传播就是这个微观行为变成宏观现象的“桥”。

“门槛理论”预设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定的参与集体行为的动机，但也受外在环境的影响。别人的参与会激发自己的动机：一方面，示范效应会影响人的行为模式；另一方面，参与的人数与参与的风险会成反比。所以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门槛：多少人参与了，我就跟着加入，这个“多少人”就是基于示范效应与风险考虑后设定的心中门槛。只要一个地方此类门槛的几率分配适当，刚开始只有少数人（可能是无理性行为，也可能是想当“烈士”）上街头；但超过另一批人的门槛，后者继之加入；另一群人受了示范又跟着起事；最后就如滚雪球般成为一次暴动。如果此一门槛的几率分配不当，则一小撮人无法引发后继加入者，暴动就不会形成，而只是街头的小骚乱。门槛理论强调的是动态过程，而不是静态的人口社会经济比例，所以在乎一个变量的几率分配状况，而不是一个变数的总体平均数值。透过人际传播与示范效应，个人的理性抉择就变成了集体行为。

本书第三章《弱连带的优势》，则是格兰诺维特的成名之作。此文在20世纪70年代亦是一时之选，此后大凡人际传播、消费、劳动力市场诸领域皆引用此文，成为网络理论中谈信息传播者之标杆，亦开启了以后一连串以强、弱连带为中心的研究议题。依据格兰诺维特“弱连带优势”理论（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Granovetter, 1973），弱连带较之于强连带有更好的信息传播效果。举例说明，A有两个强连带B和C，基于好朋友频繁互动，所以B和C有很高的机会因为A的中介而认识。A传了一个信息给B及C, B又转传于C，而C早就知道了，所以B与C间的信息通路就是重复的（redundant; Burt，1992: 18）。强连带很多的一个关系网中，重复的通路也往往很多，而弱连带则不太会有此浪费。格兰诺维特又进一步指出两个团体间的“桥”（bridge）必然是弱连带。一个团体之内成员间往往互有连带，所以信息传播容易；但从一个团体传信息于另一个团体，有时仅仅赖于两团体中各有一名成员相互认识，而形成唯一的一条通路，这条唯一的信息通路就被称为“桥”。桥在信息扩散上极有价值，因为它是两个团体间信息通畅的关键，但它必然是弱连带。否则，两个人间的强连带会呼朋唤友在一起，使两团体间很多成员互相认识，这条信息通路就不再是唯一的，不再具有“桥”那么高的价值。

一系列的实验曾被用来测试人际关系在信息扩散上的效果（Milgram, 1967）。有一个实验让学生指名他们的朋友，并对交情的亲疏远近给予评等；然后按指名绘出学生的关系网络，结果强连带（评等第一、二名者）往往形成小圈圈，弱连带（评等倒数第一、二名者）却会连出一张大网络。另一个实验，随机抽取一个人，要他/她把一本小册子通过自己的关系网传出去，收到的人会被要求以自己的关系再传出去，依次传递，直到给一个指定的人。有一次指定者是一个黑人，结果传递过程中，从白人团体手上传入黑人团体的“桥”，往往被传递双方圈为“认识的人”（acquaintance），而不是“朋友”（friend）。这些实验说明了强连带需要较多的时间加以维系（强连带之所以强，就是因为互动较多），对社交时间产生排挤效果，使一个人的关系网较小，从而产生信息通路上的重叠浪费。所以一群好朋友间，信息常常会转来转去好久，转不出那个小圈圈。这同时也说明了“桥”往往是弱连带。若一个人拥有很多弱连带，尤其是拥有“桥”，那么他/她在信息获取上会有极大的优势，在信息传递上也常常居于关键地位。同样的，一个小区内若有许多内部连带紧密的小团体（cliques），小团体间的弱连带却很少，则信息会局限在某些团体内，传播效果很差；反之，小团体少弱连带多的小区，则信息传播快速。

本书第四章的《社会学与经济学的劳力市场分析》即是格兰诺维特沉潜劳力市场理论二十多年之后的总结之作，对经济学劳力市场理论的“低度社会化”观点一一加以辩正，并以社会网理论补其不足，可说是社会网理论中劳力市场研究的精髓所在。格兰诺维特以弱连带的优势来研究劳力市场，发现在工业化市场经济中，找人与求职其实很大部分并非由市场力量来运作，而是透过人际关系的介绍，人际关系至少扮演了两个角色，一个是提供双方讯息，一个是提供推荐，而弱连带优势理论即指出拥有弱连带多的人可以拥有讯息流通的优势，所以这样的人往往可以得到更多的工作机会而选择更好的工作。

本书第五章“再访科斯”，格氏分析了企业集团这样的组织形式，并提出了“中间形式”问题——为什么在自然人或法人这样的具法定权利的个体行动者之上，还有一种以非正式关系为纽带结合出来的网络式组织，也就是企业集团？并且这一组织形式遍布世界，在多国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从而格氏提出了不同于科斯定理的回答，前者强调组织形式的选择来自于理性地最小化交易成本，而格氏则看到了此一答案之外的另外一面，问到是什么样的人际信任使网络式组织之所以结合紧密？这信任来自什么样的连带？比如大多数的企业集团建基在一个家族或数个家族及其盟友之间，也有很多企业集团的连带基础是多元的，如印度就是家族血亲加上阶级（caste）和宗教关系。同时什么样的社会规范提供了这样人际信任的坚实基础？以及人际信任和威权结构如何配合运作而使得网络式组织内部的交易秩序得以维持？内部交易秩序的治理机制正是科斯之问的精义所在。

本书第六章中格兰诺维特对社会网研究的未来发展提出他设定的议程，其核心概念置于大范围整体网结构对行动者的影响，这正是复杂系统中行为与结构共同演化的主要议题，其中最引我入胜的是弱耦合结构（weakly coupled structure）的提出，强耦合结构是过分紧密的网络或权力高度集中的网络，强脱耦结构则是一片散沙或分裂出多个圈子的结构，前者丧失了多元、创新、演化的能力，后者则缺乏动员、集体行动的能力，只有弱耦合结构是多个圈子并存，同时圈子间又有桥相连，既保持了多元，也保持了互动。这些想法和晚近发展的复杂网和动态网研究的理念深深契合，开启了大网络（larger network）整体结构如何影响个体行动、集体行动以及系统演化的研究之路。

近二十年来，国内学者已经学知社会网理论与社会网分析方法，对国内此一蓬勃发展的实况，我甚感兴奋。只可惜此一研究取向仍未普及于全国，应用在经济现象上的研究亦不多见。国内新近快速发展的经济社会学研究，社会网理论与社会网分析尚未被有效地运用进去。近年来，社会网观点在国内甚受重视，可惜其发展止于概念的传布，而非实际地以此观点从事实证研究，枉论引介现在在美国正积极发展的“形式化”（formalized；也就是建立可实证理论模型的模型化）社会网观点。社会网理论有它自己的方法，可以把个体行动者与总体社会结构结合在一起研究，能为个体行动者建构“情境模型”。因此它不像经济学的“理性行动”理论，抽离了社会情境与社会结构，只谈个人的自由意志与理性抉择，犯了“低度社会化”的失真之误。同时它视社会结构为个体行动者互动过程中的情境与结构性条件，而非决定性的力量，所以不会有“过度社会化”的社会决定的论调。另一方面，又因为社会网理论的理论结构已经不止于大理论（grand theory）阶段，它的中层理论甚至理论模型都灿然具备；社会网分析又有一套完整的数学工具，可以做精密翔实的逻辑分析与假设检证。基于网络研究的前景有无限的可能，此一方法在国内的发展又正在起步，所以多年来亟思翻译一些在美国被学者高度肯定的论文，以增加国内学子对这方面的理解。格兰诺维特这本论文选集正是这样的一次努力，感谢清华大学沈原副教授的鼓励，以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谢寿光社长的支持，得有机缘来介绍这个新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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