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咸丰时代：新的演剧制度

咸丰十年庚申（1860），清文宗以三旬万寿为契机，下旨挑选“外边学生”进宫，传选外边戏班进宫承差，着手重建新的宫廷演剧制度。

三月二十一日，内务府奉命交进升平署20名新选的演员，计有小生4名，净4名，小旦4名，丑4名，末、生1名，武生1名，老旦1名，副1名；其中有在宫中当过差的“南府旧人”6名。

这20个名伶之中：20岁至30岁的4名、40岁至50岁的4名、50岁至60岁的4名、60岁以上的5名、年龄不详的3名。从年龄构成和艺人来源上看，这一次的遴选目标，主要是寻找“导演”和“策划人”，亦即各种行当有经验的老艺人。“南府旧人”的再次入选，和后来有9人被选做了“教习”，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从这批艺人的角色行当看，有旦，有副，有末，有生，有净——他们应属于昆、乱诸腔。

同年闰三月十二日，内务府选入了第二批13名演员。其中有老生2名、小旦4名、老旦1名、武旦1名、小生1名、正旦1名、丑1名、行当不明者2名。艺人来自于当时民间著名的戏班和堂子：“三庆班”“四喜班”“双奎班”“怡德堂”“景福堂”。年龄段：20岁以下的1名、20至30岁的4名、30至40岁的3名、40至60岁的2名、年龄不明的3名。看来，第二次遴选的目标，应是技艺既成熟又正当年的伶人——他们出身名班，行当齐全，每人都有若干擅长的剧目，应当是一进宫马上就能上台的名伶。

同年四月二十七日，升平署又得到第三批8名演员。其中正旦1名，武丑2名，武生、生1名，文武生1名，武副1名，净1名，武净1名。他们分别来自“双奎班”“三庆班”“四喜班”和“春台班”。从年龄、行当和来源看，遴选目标应与第二次相同，这次有可能是意在补充第二次遴选的欠缺。

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三次选伶人进宫，为的是隆重庆贺六月的咸丰三十岁万寿节，结果这生日过得也不太平。据梅兰芳的祖母回忆“四喜班”全班被传进宫演戏的情景：

 

咸丰十年正是皇帝三旬万寿，六月初九万寿节前三后五都有戏。你爷爷上圆明园去了好几天，回来没有多少日子，在七月里，大沽就失守了。八月初九洋兵就到齐化门了。听说初八皇上就出京上热河。从八月二十几到九月初几，天天晚上西北红半个天，白天冒黑烟，那是圆明园三山被洋兵烧了……

 

升平署在忙乱中应付完咸丰的万寿节以后，对三次挑选入宫的41名演员和2名随手进行了善后安排：除其中1人未入署之外，按照自愿的原则，有12人被选留为“教习”（其中包括“南府旧人”6名）, 23人自愿留在宫内“当差”,7人“自愿退出”。

“自愿退出”的7名艺人有来自“四喜班”的老生黄得喜，“三庆班”武旦邬松寿，“春台班”武净郭三元，“双奎班”正旦翠香、丑韩双寿和来历失考的武生陆双玉和小旦曹玉秀。其中今天可以知道去向的是，邬松寿、曹玉秀都回到“三庆班”，郭三元回到“四喜班”，因为他们分别出现在同治二年和同治三年的“三庆班”和“四喜班”的名单上。

升平署对退出伶人的要求是“但遇传差，仍进内演唱，唯演毕即退出耳”。对包括12名“教习”在内的、愿意留下在宫中当差的35名“内廷供奉”，待遇是“每月食银二两，白米十口，公费制钱一串”。

在紫禁城刚刚过完生日的咸丰帝，于八月初八就“驾幸”热河，原因是英、法联军攻占了天津，接着英、法联军进入北京，烧了圆明园……这件事在历史上被称为“庚申之变”。

三个月以后的咸丰十年十一月，升平署的“内廷供奉”们，奉命分三批赶到热河承差：第一批100人，第二批79人，第三批35人，这三批人员包括原升平署太监伶人和咸丰间陆续选入的随手，以及咸丰十年分三批选入、自愿留在宫中的35名新人在内。咸丰十一年四月初五日，内务府又奉旨将新选的21名艺人送“至热河承差”，这批人也是分属各种行当正值盛年的演员和“随手”。

从咸丰十年八月初八日“驾幸热河”，至十一年七月十七日咸丰帝驾鹤西归为止，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热河行宫共演出昆、弋、乱弹剧320余出。这是清宫演剧史上最疯狂、最热烈的一幕。当时，升平署中的名伶200余人也显示出惊人的活力。

在同治二年，咸丰帝服期已满的七月二十二日，“由内阁抄出”的两宫皇太后“懿旨”，宣布：“咸丰十年所传民籍人等着永远裁革。钦此。”遣散了所有的“外学”名伶之后的内廷演剧，又恢复了节制的状态，“只在节令演献戏、宴戏和点缀几场必不可少的承应戏，仍由原升平署演戏的太监担任，所演亦仍旧以弋腔、昆腔为主”。同治在位的十三年之中，清廷演剧的清减状态应当是与慈安太后的影响有关。

咸丰十年和十一年发生的、建立新的宫廷戏剧演出机制的尝试，虽然由于咸丰的驾崩而宣告中断，然而，他的改革举措对后来宫廷戏曲的演化状况的作用，却是不可忽视的。

咸丰实施的从京城名班就近遴选优秀伶人进入升平署有三大优点。优点之一是，由于选、退都在京城进行，所以动作快、效率高。清代前、中期宫廷内外的戏曲演出均以昆、弋两腔为正统，宫廷剧团的名演员、名教习、名随手，甚至乐器都要从江南运送至京城，入选的演员多半在十二三岁，长途跋涉、水土改变、进宫当差的礼仪训练，再加上技艺上的培训……没有几年的工夫上不了台。而咸丰从名班选择正在台上走红的名演员入宫承差，进宫时每人都带着擅演的戏目，上午受命，下午就可以上台，这真是省了几多的麻烦。

优点之二是节省资金。始于康熙“南府”时代的南方民籍学生，在康熙时代待遇优厚，授艺教习每月有四两至四两五钱银子的“月俸”。新选入宫的学生，入京前由江南织造统一发给北方的御寒衣物、生活用品及置办零星物品的银两。到达京城以后，与家乡的书信往来、银钱、用品、食物的传运，都由织造便船随时递送。“民籍学生”在京城站住脚跟以后，就由升平署安排住房，家眷也会逐渐接到京城。教习和演员一门几代传下去，吃、住都由国家解决，病故之后，织造的便船还要将灵柩运回南方进行安葬……生老病死，诸事多多。有顶戴的六品、七品、八品官职学生还有规定的待遇，所需的钱银就更多了。嘉庆时，一般教习学生的俸银大多数定在二两至二两五。道光七年以后，升平署人员裁至百人，每年支出钱粮2000两。如果假设乾隆时期教习的月俸不低于康熙时代，人数按10至15倍翻上去计算，乾隆时代“南府”“景山”两大机构，每年的开支应当是白银4至6万两。这样看来，在京城就地取材、进宫调演的方法，真是又经济又便利的法子。

优点之三是有利于追赶俗间戏曲演出的时尚。乾隆皇帝建立皇家剧团的初衷在于表示其权威性；指令词臣编写“承应戏”，意在保证艺术品味的上乘；从昆、弋的故乡选取教习和伶人，意在网罗昆、弋的经典表演和剧目。然而他却没有意识到，戏曲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消费品、一种与都市经济和生活方式共生的通俗文艺形式，它的生命力在于与乡镇、城市俗间观众的互动关系中所形成的流动和更新的机制。当皇家剧团显现了它的规模气派的同时，封闭和停滞也同时发生。与民间演剧所具有的活力相比，它的优势也逐渐失去，以至陈旧而僵化。相比之下，乾隆中期以后，民间演剧的热点开始从昆、弋向乱弹转移。从地域上看，戏曲中心也从南方北移到京师。京城之内演剧发生的昆、弋之变，花、雅之争，以高腔、秦腔、乱弹竞胜争妍为推动力的演剧高潮的不断变易，经典剧目的不断刷新，都使俗间戏曲演出代替宫廷而成为时尚的引领。相对而言，宫廷演剧的优势已不复存在。咸丰从民间的名班直接调演名剧，真是最直接、最有效的追逐时尚之路。

如下的数字或许可以证明咸丰时期宫廷对俗间戏曲的倾心：咸丰在热河期间由升平署主持演出的320出戏中，有100出乱弹戏。而这100出戏中有25出是在《〈都门纪略〉中的戏曲史料》统计中，道光二十五年时三庆、春台、四喜、和春、嵩祝成、新兴金钰、双和、大景和八个戏班的名演员的“拿手戏”，有20出是同治三年三庆、春台、四喜、嵩祝成、久和、小福胜、万顺和七个戏班的名演员的“拿手戏”。这45出戏都是当时俗间走红剧目中的精粹。

周明泰《道咸以来梨园系年小录》“道光四年甲申”目下记载着“退庵居士藏旧戏目一册，系道光四年庆升平班领班人沈翠香所有之物”，戏目共272出，可见道光年间的戏曲名班至少也要能演出二三百出戏，才能在社会上站住脚跟。由此也可以推断：《〈都门纪略〉中的戏曲史料》道光二十五年列出的87出戏目中所涉及的八个戏班，和同治三年列出的171出戏目中所涉及的七个戏班，可以演出的戏目至少应在千种以上，“87出”和“171出”都只是主要演员最主要的代表作而已。因此，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咸丰在热河观看的100出乱弹戏，都是当时民间最著名的演员演出的最走红的流行剧目。

应该可以说，咸丰对于宫廷演剧制度的新构想已经付诸实践，昆乱易位在宫廷演剧中也已经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