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妇女发展与性别平等:历史、现实、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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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早期共产党人对中国妇女解放道路探索的条件

任何探索都只能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对中国妇女解放道路的探索,与当时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的波动密切相关。

其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妇女解放思想产生的物质基础。

李大钊在阐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时指出:“凡一时代,经济上若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发生变动。换句话说,就是经济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主要原因。”《李大钊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第177页。甲午战争后,由于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更由于救亡图存的迫切需要,资产阶级维新派在主张变法维新的同时,十分重视妇女在挽救民族危亡中的强国保种作用,提倡妇女解放。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后,南京临时政府推行了一系列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和法令,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又必然要求进一步打破封建主义的枷锁。在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而男性劳动力不能满足的情况下,解放妇女以为工业发展提供劳动力就成为一种必然要求。女工队伍的出现和逐步壮大,也为中国妇女解放思想的提出准备了阶级条件。

其二,近代资产阶级对妇女解放的思考,为中国共产党人妇女解放思想的提出提供了思想材料。

在戊戌维新运动中,资产阶级维新派以进化论为思想武器,向封建礼教猛烈冲击,提出要男女平等,各自独立,明确指出:“男女虽异形,其为天民而共授天权一也。”康有为:《大同书》,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第152页。他们还极力主张要兴办女子教育,废除女子缠足,并以此为突破口,进行了把妇女从封建桎梏下解放出来的初步尝试。维新派的这些思想和行动,提高了人们对妇女问题的认识,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解放,从而开启了近代中国妇女解放的先河。

辛亥革命时期,随着新知识分子群体的涌现和西方女权学说的大量输入,在新的民族危机和民主革命浪潮的相互激荡下,资产阶级革命派继承和发展了戊戌时期的妇女解放思想,基本抛弃了维新派借用的“托古改制”的旧框架,直接以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学说、天赋人权学说为思想武器,集中控诉和揭露了以儒家三纲五常为代表的封建礼教对广大妇女的摧残和迫害,认为“非扫荡儒书之邪说,则真理无复昌明之期”震述:《女子复仇记》,《天义报》第2~5卷。。在资产阶级妇女解放思想启示下,一些妇女表达了争自由、争女权的决心。这一时期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除了继续开展兴女学和废缠足等活动外,还从经济自立、婚姻自主、妇女参政、家庭革命等方面探寻实现男女平等的途径,从而极大深化了中国人对妇女解放的认识,也为后来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妇女解放道路奠定了基础。

其三,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早期共产党人对中国妇女解放道路的探索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把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思想介绍到中国。马克思深刻地指出:“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27页。“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也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586页。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译介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逐渐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特别是阶级斗争学说,并用它重新思考妇女问题。他们不再局限于仅仅反对封建礼教对妇女的压迫,也否定了过去单纯希望通过争取民主权利来解放妇女的主张。他们开始认识到,妇女历史地位、道德观念、家族制度的变化都是社会经济制度变化的结果,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是私有制度,而不单纯是男人或是封建礼教;妇女要想获得解放,就必须消灭私有制度,实现社会主义。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李大钊、陈独秀、李达、陈望道、李汉俊、毛泽东、向警予等一批早期共产党人,在创建中国共产党并开展工人运动及其他群众运动的同时,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开始了对中国妇女解放道路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