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工业化是整个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发动机，也是现代化进程持续推进的原动力。正是由于工业对源自农业的劳动力等要素的持续吸收，以及为农产品提供日益扩大的市场，才使得农业的现代化发展有了足够的空间。也正是来自工业的产品和技术彻底改造了传统的耕作方式，才使得农业的现代化发展变为现实。同样道理，工业企业对基础设施共享的要求及其在空间上的聚集，导致人口聚集和服务业发展，促进了现代城市的形成与发展。如果没有人为设置的障碍，在要素自由流动的前提下，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本来就是协调的，它们是同一个现代化过程的不同侧面。

“三化协调”概念的提出，源于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三化”的不协调。而这种不协调则是源于计划经济体制，以及这种体制人为制造的各种要素流动屏障。其极端的形式是改革开放前将城市和乡村划分成两类截然不同的地域空间，将生活和工作在城乡的人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类型。要素——不管是劳动力、人口还是土地、农产品和工业品——在城乡之间的流动完全听命于计划指令，工业、城镇和农业之间没有随机互动调整的机制，“三化”不可能协调。改革开放导致了非公经济在原有体制外的成长和外来资本的进入，再加上劳动力在空间上流动限制的取消，促成了工业在长珠三角地区的迅速膨胀。但由于城乡之间隔绝状态未能随之消除，工业以及随工业聚集的各种要素无法进城，以至于这些要素不得不在原有城市体系之外安营扎寨，于是，村镇迅速演变成了城镇，形成了珠三角地区特有的城镇化模式。所谓“走一村又一村村村是城镇，走一镇又一镇镇镇是农村”就是这种城镇化模式的真实写照。外表上看，城镇覆盖了整个区域空间，实际上缺乏真正的中心城区和完善的城市功能。更大的问题是，工业化和城镇化的结果不是带出并促成了农业现代化，而是把农业“化”没了。原来的鱼米之乡，在工业化和城镇化浪潮中完全被吞噬了。在这种模式中，“三化”显然也是难以协调的。

长、珠三角地区不协调的“三化”发展模式，是在市场因素和要素自由流动机制开始成长、计划因素和限制要素流动规则尚未退却的背景下，工业化和城镇化畸形发展的结果。这种不协调在现代化先行推进的局部地区是可以容忍的。如果覆盖到全国则是不能容忍的。道理很简单，这种建设用地粗放利用和农业用地完全被吞噬的发展方式，是人多地少、吃饭问题历来被视为要务的中国所无法承受的。所以，当工业化、城镇化的浪潮从沿海向中西部地区冲过来的时候，保粮食保耕地和加快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之间的矛盾就无法回避了。为了避免长、珠三角地区那样的结果，国家出台了日益严格的耕地保护措施，划定了18亿亩耕地红线。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三化”协调的问题被提出来了。

以河南为中心、涵盖周边的中原经济区是传统的典型农区，是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区域，同时也是工业化城镇化浪潮由东向西推动过程中首先被卷入的地区。这就决定了这里是“三化”矛盾最为突出、“协调”任务最重的地区。这也是河南在以“中原经济区”为切入点谋划将地方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过程中，经过一番争论和探索，最终将“三化协调发展”作为其核心内容的原因。

“三化”不能协调发展的症结在城市。改革开放早期，是城市画地为牢，拒绝外部要素的进入。现在对中西部地区尤其对中原经济区来说，要通过城市找到破解土地资源约束的办法。在18亿亩耕地红线约束越来越紧的前提下，如何实现既不牺牲农业和粮食，又能保证工业化城镇化迅速推进的“三化协调发展”目标？显然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把城镇化放在更加优先的位置。通过科学的城市规划实现建设用地的集约利用，也为工业项目找到落地空间；通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形成更加完善的城市功能，为工业项目提供更好的生存环境；通过促进农民进城加快人口向城镇聚集，大大缩减人均建设用地的占用规模，腾出足够的建设用地满足工业项目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城镇化所促成的人口大规模从乡村向城市迁徙也为农业规模经营和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城镇化也是农业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这也是继《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国发〔2011〕 32号）确立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三化协调发展”战略之后，河南省在第九次党代会报告中迅速提出“新型城镇化引领三化协调发展”的深层次原因。

自20世纪中期以来，我逐渐把研究的重点转向了传统平原农区工业化道路，进入21世纪以后，城市问题开始进入我的研究视野（对我来说，这是思维逻辑的自然延伸）。2004年提出“郑汴一体化”战略，并为河南省委省政府采纳、付诸实施。最近几年随着社会关注度的提高，各种各样的研讨活动日趋频繁，我也从不同角度就城镇化问题思考得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入，写了一些长短不等的文章、报告。这些文章和报告要么是为会议发言准备的，要么是报纸杂志的约稿，也有一些是就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与相关领导和同行讨论、争论过程中有了心得自己写成的文章。这些文章和报告的核心观点或者是在会议上演讲过，或者是在报纸杂志上摘要发表过，或者是以决策参考意见的形式内部印发呈送过有关领导。此次将这些文章和报告辑录成册，并冠以“城镇化引领三化协调发展”名称出版，是想将近年来自己有关城镇化和三化协调发展的思考梳理一下，形成系统，同时也能借此与学界同行进行更广泛的交流，接受批评，以便将研究引向深入。

除了文章之外，本书还收入了《公主岭市城镇化及“三化”协调发展战略规划》等三个区域发展规划报告。这些规划报告都是应相关地方政府邀请，在深入系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它们既反映了这些地方实际发展的趋势和要求，也渗透和佐证了我及我所带领的团队关于城镇化及三化协调发展的理念。

为了眉目清楚，本书在编排上分成了“理论篇”和“实践篇”两部分。15篇文章归入了“理论篇”, 3个区域规划报告归入了“实践篇”。

需要指出的是，“理论篇”收入的15篇中有3篇分别是由董栓成、宋伟和杨宏恩三位同志撰写的，收入的理由主要是这些文章讨论的问题本身在逻辑上是我的有关城镇化与三化协调发展思想体系的有机构成部分。3个区域规划报告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作品，而是在我主持下由多人共同完成的。除我之外所有撰写者或参与报告撰写者的情况及其贡献，都在文章或报告的有关注释中作了说明，收录出版也征得了他们的同意。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同时也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皮书出版中心邓泳红主任和本书责任编辑桂芳女士为本书出版所付出的辛劳。

耿明斋

2012年4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