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对自然资源影响增长与社会福利的争论——理论与方法

（一）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

1．Sachs与Warner（1995）的研究

对自然资源影响经济增长的检验主要围绕一个核心问题展开：“资源诅咒”存在与否。Sachs和Warner（1995）（下文用SW代表）在给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做的一篇工作论文中，证明资源诅咒是存在的。他们用OLS估计方法，分析了97个发展中国家1970～1989年经济增长与出口结构的关系，发现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以出口结构中自然资源占本国GDP的比重来衡量），反而有更低的经济增长速度，而且国内的贫困发生率、收入不平等等问题也更严重；在所有的资源丰富国家，只有马来西亚和毛里求斯两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了世界各国同一时期的平均增长速度（2%）。

“当控制了政府效率、寻租、腐败等特征后，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有着显著为负的直接影响”，“即使在控制了价格波动因素之后，资源诅咒也是一个可以证明的经验事实”，而且，“经验分析结果显示，诅咒是一个难以撼动的事实”。

这个结论一公布，便在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之间掀起了激烈的争论。正如Lederman Daniel和William Maloney（2002）指出的，“关注自然资源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当然也不是哈佛大学Jeffrey Sachs和Warner的最新发现。200年前亚当·斯密就有了专门的论述。……但是Sachs等人的研究之所以引人关注是因为他们作了严格的计量分析。”SW与其说是解决了问题不如说是提出了问题，他们无意中对新古典经济理论提出了挑战——自然资源并没有像经济理论预期的那样促进增长与福利。这篇文章成为后来研究资源问题的（各个学科的）学者无法绕开的“拦路石”。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是个“祝福”还是个“诅咒”呢？近年来一系列经验分析文献，大都从不同角度证实了“诅咒”的“存在性”（Audy R., 2001; Ross, 2001; Leit C. and Weidmann J.,1999; Isham et al.,2003; Sala-I-Martin et al.,2003）。

2．对SW的批评

但另一些经济学家从理论和方法两个方面对SW提出了质疑。

仅仅分析1960年代以来的40年时间是否足够长，1960年代之前资源丰富的国家未必有更糟糕的经济增长绩效（Audy R., 2001）；Wright B．与Czelusta（2002）从统计学方法上质疑了Sachs等的结论：使用发展中国家的截面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的结果是否存在着“样本选择性偏差”（Sample Selection Bias）；自然资源的价格具有很大的波动性，这种波动会影响GDP的计算从而影响经济增长速度的计算（Stevens, 2003a;2003b）。

SW所选择的97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数据，要么排除了英国、美国、德国、挪威、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资源丰富的国家，要么因为定义“资源丰富”的方法把这些国家划分在“非资源丰富国家”，这些国家显然都有更好的增长绩效，而且，在Sachs等的名单中，并没有把印度尼西亚、智利、博茨瓦纳等发展速度较快的资源丰富国家列入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行列。批评意见是不容忽视的：“样本选择偏差”足以推翻Sachs等的结论。如果使用数据中的国家带有选择性，那么，就会给人以“拷打数据”的嫌疑——把对自己不利的证词都故意去掉了。

SW在就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时，或者是认识到一些发达国家曾经资源丰富的史实，或者是预见到了可能的批评，非常机智地提前作了辩解：在交通运输成本高昂时，资源通常会在出产地附近进行深加工，这会延长当地的产业链条从而带来持续的增长，英国、德国和美国19世纪的发展可以因此得到解释；然而，当运输成本降低后，自然资源很可能会被带到很远的国家去加工，如日本和韩国，这两个国家虽然没有铁矿石，但都是钢铁大国。

如果追寻着SW的研究思路，可以理解为1970年代以来，交通成本下降后，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带来了“诅咒”。虽然不能代表全部，即使把这个结论仅仅应用于发展国家，其研究结果同样是有意义的。

3．Wright和Czelusta J.（2004）对SW的严厉批评

在所有质疑SW的研究中，来自斯坦福大学研究经济史的学者Wright G．等（2004）的批评是最严厉的。他们的研究方法不是回归分析，而是对美国、挪威等资源丰富国家开采资源的历史进行回顾。

首先，Wright等（2004）指出：“资源丰富”和“比较优势”并不是一回事。SW的计量分析将出口产品中自然资源所占的比重高或者出口的自然资源占GDP的比重高视为“资源丰富”，是一个“概念性错误”。出口产品结构中资源的比重大只能说明该国自然资源具有“比较优势”，而未必是“资源丰富”。一些国家仅仅因为没有其他工业品出口才不得不出口自然资源，另一些国家可能有丰富的资源，但却不用于出口。这就是赫克歇尔-俄林所说的“比较优势”。“资源丰富与否”更准确的衡量应该看各国人均占有（地下的）自然资源的数量（市场价值）。从世界银行1994年对各个国家地下资源价值的估算结果看，排除掉沙特阿拉伯——为了能更清楚地对比那些资源丰富国家的经济表现——的情况下，前10个国家依次是挪威、委内瑞拉、特立尼达与多巴哥、澳大利亚、加拿大、智利、墨西哥、马来西亚、美国、巴布亚新几内亚。其中挪威、澳大利亚、加拿大、智利、马来西亚和美国都是资源丰富而且经济绩效很高的国家。依此定义重新作计量分析，自然资源丰富对经济增长的负效应完全消失。

其次，SW在对自然资源的分析中，表达了一个悲观主义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者经常持有的观点：在SW看来，资源是自然赐予的财富（easy money;windfall; resource boom等），获取这种财富就像拾取被风吹落的果实（windfall）那么容易，这是每一个了解资源开采历史与现实的人都不能同意的。而对“自然资源为什么会和通过什么渠道影响经济增长”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更是采取了社会学家那种奇闻轶事式的解释（见前文）。这种解释不仅缺少经济学理论上的严谨性，也与他在另一处的研究结论是矛盾的。在研究方法上，Wright等（2004）否定SW的“黑箱式分析”（There is indeed a black box approach），回顾了美国、挪威等国开采资源的历史。认为自然资源部门是“高技术产业”“新知识经济”，即使在今天仍然如此，航空拍照、地震学、遥感技术等都在矿业中得到了广泛利用，矿业部门并不像SW所描述的那样缺少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积累。Wright等从石油开采的历史事实中指出：美国石油开采带来了石油对煤炭的替代并完成了相关产业链条的改造，相关知识技术也大量涌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与斯坦福大学因之成为世界矿业学界的学术中心；20世纪60年代初，澳大利亚铁矿石出口政策放开后，不到10年的时间里，铁矿探明储量增加了40多倍，而且以前并不知道的矿产资源纷纷被发现；挪威的石油开采使其成为世界海上钻井平台与相关技术的最大出口者，奥斯陆大学地理系的相关研究逐渐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矿产资源的产量与探明储量并不是如SW所想象的那样是外生的、固定的，相反，它是投资的结果，是投资于勘探与开采、投资于相关知识与技术的结果，也是资源政策的结果。

再次，Wright等还考察了拉丁美洲的智利、秘鲁、巴西，尤其是考察了经济增长绩效很差的委内瑞拉。Sachs与另一位合作者Rodriguez关于委内瑞拉的研究结论是，“依靠可耗竭资源的部门无法像其他制造业那样迅速扩张”，并且认为这里的自然资源枯竭了（Rodriguez and Sachs, 1999）。Wright等认为SW的分析同样是“站不住脚的”（untenable），因为委内瑞拉的石油开采数量呈现V字形，1985年以来，这里的石油开采逐渐恢复到1960年的水平。他们引用其他研究者的结论指出委内瑞拉在政策上的重大失误：委内瑞拉的经济增长与外债水平高度相关。1970年代，当石油价格上涨时，委内瑞拉政府以自然资源作抵押借了大量的外债购买有价证券，然而，1980年代的资产泡沫崩溃后，委内瑞拉也因之陷入困境。而且，在最近80年时间里，委内瑞拉前60年都在高速增长，最近20年才陷入停滞，如果这20年的增长缓慢是因为“资源诅咒”，那么，前60年的高速增长如何解释？

从政策含义出发，如果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构成了一种无法解释的“诅咒”，那么，面对这种“诅咒”人们就无能为力，拥有自然资源竟然成了一种无法摆脱的“原罪”（Sin）。既然如此，干脆把资源封存在地下永远不加开采就是正确的选择（Ross,2001）。SW除了给人们带来了一种地理环境决定论式的悲观主义外，几乎没有任何改进的可能，也没有任何有效的政策含义。

虽然Wright等（2004）对SW的批评是严厉且不容忽视的，但他们同样提出了一个问题：既然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没有构成诅咒，为什么在美国、挪威等国家发生的知识技术进步、产业链条延长和劳动者收入提高等“祝福”在另一些国家没有发生呢？存在着资源“祝福”吗？他们并没有作更深入的论证。

4．对SW模型的改进

Lederman D．和Maloney W.（2002）从计量方法上选择时间段的敏感性、计量结果与无法观测的忽略变量之间的敏感性以及计量结果是否与内生变量敏感等方面质疑SW的研究方法，但是，他们使用纵列（Panel）数据并分别讨论了上述计量方法后，却得出了与SW基本一致的结论。

1960年以来，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不少陷入动乱、战争之中，即使能够避开这个陷阱，这些国家通常也存在着严重的腐败、寻租和政府干预。这些资源出口国家在发展自己的工业时，效率极其低下，幼稚工业总也长不大，而且，既得利益群体——尤其是那些能够寻租的官员——坚决反对进一步的改革，堵塞了任何取消保护的尝试（Auty R., 1995;Sarraf M. and Moortaza Jiwanji,2001）。这些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然不应被忽视。Sala-I-Martin等（2003）把这些因素定义为“制度质量”（Institutional Quality）。制度质量涵盖着法律制度、对财产权的保护、政府官员的责任心与听取社会各界意见的渠道、“寻租”、官员腐败、政府的效率、浪费等内容。

Sala-I-Martin X．与Subrimanian A.（2003）把制度质量引入增长方程中，由于制度与增长具有内生性，萨拉伊马丁等使用工具变量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将法律制度（rule of law）作为制度质量的代理变量，在第一阶段回归中作为被解释变量，在第二阶段回归中作为内生解释变量，使用宗主国在殖民地的居住者的死亡率与所在国居民中说英语或者其他欧洲语言者的比例作为工具变量。同样用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结构、自然资源在GDP中的份额来定义资源丰富程度，在控制了价格波动、汇率高估、人力资本、地理条件等因素后发现，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为正值，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自然资源对制度质量有显著为负的影响，这会间接影响经济增长，他们的估计值为-0.36个百分点。其结论倾向于认为自然资源丰富是一种“祝福”，对增长有正的影响；但却对一个国家的制度质量有显著为负的影响，从而间接“诅咒”了经济增长。

虽然Sala-I-Martin等（2003）强调自然资源丰富国家低劣的制度质量影响了增长，但是，他们并没有回答资源丰富为什么会对制度质量产生负的影响，通过什么途径影响制度质量。

5．案例研究

SW的研究被Wright等（2004）批评为“黑箱分析”，而且缺少政策含义。而Stevense（2003a）更是明确指出：“就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来说，我们需要的并不是一个漂亮的宏观经济模型，而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对策。”显然，SW的分析距离政策干预太远了。各个学科的学者开始将研究的视角投向一个个具体的国家，形成了大量的研究成果。Stevinse（2003b）研究了印度尼西亚、博茨瓦纳、智利等国，这些国家都成功地避开了“资源诅咒”，尤其是智利，被Sachs等（1995）归入了低于世界平均增长速度的国家，但是，1990年后，智利成为拉美国家经济增长的明星，年均增长速度达到了8.9%，超过了这个时期的亚太地区。这个时期，智利的铜金属出口并没有减少，而且增加了其他矿产出口。

但是，即使对成功避开资源诅咒国家的研究结论也未必都是乐观的。Rosser A.（2004）对印度尼西亚的研究结论是，印度尼西亚之所以避开了资源诅咒，是一系列特殊政治、经济、国际环境等因素的结果，20世纪60年代，亲西方并受到华人（资本家）支持的军队推翻了苏加诺政权后，残酷镇压了印度尼西亚的共产党及其支持者——主要是工会与农民，使之重新回到了西方的市场体系中去；荷兰、日本、美国因担心印度尼西亚走向共产主义道路而提供了大量的援助；“绿色革命”的成功出现帮助印度尼西亚增加了农产品供给，稳定了农村，这是共产党传统的势力范围；苏哈托的部属及其亲朋虽然腐败，但是苏哈托并没有无限放纵这种腐败，而是将其限定在可以容忍的范围内，并严惩了那些贪污严重的官僚，因此，印度尼西亚的市场发育和经济增长没有被过分干扰。其他国家未必有这样的机缘，那么，能否避开资源诅咒就很不确定了。但是，Rosser A.也承认，一个成功案例存在本身就给其他国家摆脱“诅咒”提供了希望。

Sala-I-Martin等（2003）对尼日利亚的案例研究显示，石油的确产生了一种“诅咒”——通过诅咒该国的制度质量从而间接对经济增长绩效带来负效应。其结论却是悲观的：“近来，尼日利亚又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气田，全尼日利亚人民都在为此庆贺，我们却担心这会导致诅咒得以更长时间的延续。”与萨拉伊马丁的研究思路相近，一些经济学家将研究目光转向资源丰富国家的制度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提出必须重视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和相关政策以及由此决定的发展环境（Maitland MacFarlan et al.,2003; Ross M.,2001;2002; Islam J. et al.,2003）。

在一片悲观主义的阴影中，Sarraf等（2001）对博茨瓦纳的研究却给出了一抹亮色：在南部非洲普遍处于停滞和贫困的环境下，博茨瓦纳利用自己的钻石和其他矿产品出口，成功建立了以私营经济为主的工业，将出口矿产的收益引入农业，提高了广大农村地区的生活水平、改善了当地的教育、卫生和其他公共设施。1986～2000年，博茨瓦纳的经济增长速度甚至超过了这个时期增长最快的东亚和环太平洋地区的平均水平。1965～2000年，博茨瓦纳的GDP增长了约5.5倍。而1970～2001年，博茨瓦纳人均GDP年均增长速度达到了6.4%（Korhonen Iikka, 2004）。

当前，关于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到底是“诅咒”还是“祝福”的争论远未达成共识。

（二）自然资源与社会福利

1．贫困

正如对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争论一样，从理论上人们也无法就资源对贫困的影响给出一个确定的方向：发展中国家依赖资源出口时，资源价格波动会影响经济增长；资源出口会影响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挤出工业部门的产出。这些因素会降低增长速度，提高贫困发生率，降低社会福利。但是，Rodriguez和Sachs（1999）认为资源出口收益也能够增加一个国家的财富，使消费水平超过其稳态均衡水平，政府如果能够利用这些收益救助穷人，会降低贫困程度。从一些文献对发展中国家的比较可以看出，无论是依赖出口石油还是非燃料矿产，都倾向于损害穷人的福利；如果依赖出口农产品，则不会有这样的负效应。“矿产—贫困之间的相关性即使在模型中增加了中东国家和南部非洲国家之后仍然非常稳健”（Ross M., 2003）。应该特别指出的是，Ross M.（2003）认为出口的矿产品占GDP的比重显示了一个国家“对资源的依赖程度”而不是“资源丰富”。这是除Wright等（2004）与Stijns Jean-Philippe（2004）等经济学家之外，政治学家对“资源丰富”定义的关注。

对贫困的研究更多是案例式的。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显示，自然资源丰富反而导致贫困的现象很严重。一个较为极端的案例是大洋洲的瑙鲁（Nauru）（位于赤道上）。这个只有22平方公里、1万人口的国家（1998年数据）, 1968年发现了磷酸盐，人均占有资源的市场价值为50万～350万美元，成为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家。但是，30年后，瑙鲁已经跌入全世界最贫困国家的行列，也是严重依赖外部援助的国家之一（Drysdale Jenny, 2004）。另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尼日利亚，1965～2000年，该国从出口石油中得到的收益超过了3500亿美元（1995年价格）（Sala-I-Martin et al.,2003），但是，该国仍然是南部非洲最贫困的国家之一。该国的经济学家伤感地写道：“尼日利亚尽管有着丰富的人力、物质和自然资源，却有50%的贫困人口，另外还有30%的人被认为‘适度’贫困（moderately poor）。”（Milton A. Iyoha and Dickson Oriakhi, 2002）Sala-I-Martin等（2003）估计，按照每日1美元的贫困线来衡量，1970年，尼日利亚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36%，绝对数量约为1900万人，但到2000年，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上升到70%，绝对数量达到9000万人。

资源丰富还可能招致外部入侵。东帝汶拥有丰富的石油，该国在经历了葡萄牙近400年的殖民统治之后，1975年又遭受印度尼西亚的军事入侵。在印度尼西亚统治的20多年里，其军队对东帝汶实行野蛮的“焦土政策”（Scorched earth policy），超过85%的基础设施被摧毁，超过20万人被杀害，有25万人逃往西帝汶，另有20万人弃家逃往山区。到1998年印度尼西亚总统哈比比（B. J. Habibie）宣布允许东帝汶自治选举时，该国处于最贫困者行列（Drystale Jenny,2004）。

这些都是利用资源失败的国家。

在那些成功利用资源的国家中，博茨瓦纳提供了一个利用资源收益成功反贫困的案例：1966年博茨瓦纳还是世界最贫穷的25个国家之一时，他们发现了金刚石，30年后，他们跨入了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Korhonen Iikka（2004）从博茨瓦纳的成就中给出了一个令人鼓舞的结论：如果资源丰富国家能够对资源收益进行谨慎的管理，那么，资源诅咒未必是一个注定无法摆脱的厄运。马来西亚也是一个成功享受资源祝福的国家，但是，笔者尚未见到关于其如何明智地利用资源收益的文献。

2．人力资本积累

Gylfason T.（2000, undated）认为自然资源的开采像其他初级品的生产一样，需要较低的知识技能，因此，资源丰富国家的政府和家庭都缺少投资于教育的激励。Manning A．赞同这个结论，认为资源丰富国家开采自然资源具有比较优势，而知识的收益很低，家庭不仅自己缺少对知识技能投资的激励，也不会要求政府提供这方面的投资。至于开采矿产的跨国公司，更加不会为当地居民提供这方面的投资：他们从国外直接带来了自己的技术工人而不是去培训当地人。然而，对知识技能的投资具有正的外部性，那些缺少自然资源只能选择以知识技能为基础的工业品生产的国家，充分利用了这种外部性：这里有更多的“干中学”机会，因而有更快的人力资本积累。Manning A.（undated）利用世界银行2003年出版的相关数据，对比了80个发展中国家的受教育状况，发现资源缺乏国家（以人均占有土地面积来衡量）的成人识字率平均为81%，而资源丰富国家只有68%。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经济增长与成人识字率提高之间显著正相关；自然资源对成人识字率有负的效应，但显著性不高。

Manning A．指出，人力资本成了自然资源影响经济增长的转移机制：自然资源通过影响人力资本从而给经济增长带来了负效应。虽然经济生活中缺少对教育的需求，一些国家的政府为了安抚选举人，也会利用资源收益开办学校提供教育，但是，这里的教育变成了“消费品”而不是“投资品”。因此，教育状况并不反映人力资本积累状况。

上述研究中，对什么是“资源丰富”基本上采纳了Sachs等的定义。Stijns Jean-Philippe（2004）综合了不同研究者的定义，分别使用“出口结构中初级品的密集度”“国民财富中自然资本的份额”“自然资本与物质资本的比例”“地下财富与物质资本的比例”“绿色资本与物质资本的比例”等多种方式来衡量“资源丰富”与否；分别使用“成人识字率”“（适龄人口）初中入学率”“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人力资本积累状况；而且分别考察了样本中所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有成年人的受教育状况与女性的受教育状况，其结论是资源丰富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是不确定的，一是其系数的符号很敏感，二是其显著性经常变化。因此，无法得出资源丰富阻碍了人力资本积累这样的结论。尤其是他批评了Gylfalson的结论，认为Gylfason（2000）在两个方面都存在问题：第一，他们对“资源丰富”的衡量选择的指标有问题；第二，他们没有成功控制那些人力资本积累过程中联合起作用的因素。

3．社会发展指数

社会发展指数通过成年居民的文盲率、贫困发生率、婴儿死亡率、营养不良比率等系列指标反映出来。

一些经济学家利用SW建议的方法研究了资源丰富国家的社会福利状况，他们得出的结论与SW是一致的：自然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有更高的贫困发生率、更高的婴儿死亡率、更高的营养不良比率与更高的文盲率等（Erwin H. Bulte et al.,2004）。一些对拉美国家的研究显示，矿业部门是一种资本密集型产业，其收益通常会流向（Trickle down）上流社会和中产阶级，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不平等程度增加使增长对反贫困的效果减弱。

Ross M.（2003）在研究发展中国家对矿业出口依赖与穷人福利之间的关系时发现，尽管矿业出口对贫困带来了不良影响，对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和儿童营养不良比率等却没有显著的影响。但对矿产资源的依赖会阻碍民主化进程，使穷人难以提高他们的利益。

从资源与社会福利关系的相关研究看，研究方法对研究结论有着重要的影响，因而，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同样是缺少共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