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错时空影响：世界纪录片对中国

1922年6月11日，是世界纪录片史上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这一天，世界上第一部真正意义的纪录片诞生，这部作品的名字叫《北方的纳努克》。6月11日在美国纽约首都剧场与世人见面的这部影片，反映的是爱斯基摩人的生活。在此之前，纪录片的取材范围多为地域风光，“地方题材影片是经久不衰的保留节目”，大多都是“一个镜头贯穿始终，没有经过任何剪辑的”，反映当地新闻事件或反映地方旅游的新闻片、观光片。与当时这些流行影片蜻蜓点水、走马观花式的拍摄不同，《北方的纳努克》深入到一个家庭，纪实跟拍他们打猎、钓鱼、造屋、饮食、起居等生活的过程。真实、生动的同时，又饱含深情与思考。影片一上映就引起轰动，观众如潮、好评如潮。而这一切却出乎创作者的意料，这位创作者就是曾在美国密歇根矿产学院学习、喜欢探险的38岁的罗伯特·弗拉哈迪。他并没有想通过电影出名，也没有想通过电影赚钱，当时只是因为喜欢，因为好奇，因为对即将消失的文明的留恋。但是正因为这部不带功利色彩的“倾情”“倾心”之作，罗伯特·弗拉哈迪被后人誉为“世界纪录片之父”。从此，这种关注边缘地区人们生存状态的纪录片以及跟拍一个家庭的拍摄方式，对世界纪录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仍作为一种主要的拍摄方式和纪录片类型而存在。中国出现这种类型的纪录片是在70年之后，即1991年的《沙与海》。康健宁与高国栋合拍的《沙与海》，也是拍摄远离城市文明的地方，跟拍生活在沙漠和海边的两个家庭，纪录他们在恶劣环境中的生存状态。随后，20世纪90年代中国出现一大批带有“弗拉哈迪式”风格的纪录片，如《藏北人家》《最后的山神》《三节草》《神鹿啊神鹿》《龙脊》《回家》《深山船家》《茅岩河船夫》等。虽然中国出现这种纪实跟拍、自然光、同期声的作品比较晚，但影响深远。中国的纪录片创作者曾经一度以拍摄不受干扰、自然客观的纪录片为至高荣誉，至今仍然有这样的创作者坚持这样的追求。2009年反映汶川地震劫后余生的纪录片《劫后》、2011年反映春运及农民工的《归途列车》、2012年反映汶川地震后生者再孕问题的《活着》，都是以家庭为拍摄主体，自然跟拍他们的生活状态和情感变化及冲突。真实、自然、丰富、充满矛盾冲突的现实生活触及心灵，引发思考。

1926年2月8日，又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这一天“纪录片”作为一个概念被正式提出。罗伯特·弗拉哈迪的学生、英国社会学家、纪录片导演约翰·格里尔逊，在纽约《太阳报》上撰文，评价罗伯特·弗拉哈迪的新片《摩阿拿》，给这种取材于现实生活、有文献资料价值又经过一定创造性处理的电影命名为“纪录片”（Documentary），这一命名举动以及他在20世纪30年代发起的英国纪录片运动，奠定了约翰·格里尔逊“纪录片教父”的地位。他一生虽然只拍过一部纪录片作品，但毕生从事纪录片的推广与普及工作，创立了“解说+画面”的纪录片模式。1927年约翰·格里尔逊创作了他唯一的一部作品《漂网渔船》，阐明了“我视电影为讲坛”的艺术主张，即“把公民的眼睛从天涯海角转到眼前发生的事情，公民自己的事情，门前石阶上发生的戏剧性事件上来”，把纪录电影当成“打造自然的锤子，而不是观照自然的镜子”，曾被称为“社会评论片”。正是因为约翰·格里尔逊对纪录片的命名及不遗余力地推广，使纪录片这种艺术形式，脱离于电影早期的新闻片、风光片，而成为有着独立创作原则与审美价值的影像艺术形态。“解说+画面”“打造自然的锤子”的“格里尔逊式”纪录片，以后一直影响着世界纪录片创作，直到21世纪的今天。

中国出现强烈关注现实生活、旗帜鲜明地表达主观观点、通篇都是“解说+画面”的“格里尔逊式”纪录片，并且广为人知，是距《漂网渔船》问世的30年之后，即北京电视台问世以后。1958年5月1日，北京电视台在“多快好省”的“大跃进”风潮中成立，创作大量反映先进典型、主题鲜明的“解说+画面”式纪录片，与大洋彼岸遥远的英国纪录片大师约翰·格里尔逊“目光相对”，气质相投。虽然“格里尔逊式”纪录片在中国的影响几经起伏，但持续不断，绵延至今。在中国，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末，整整30年时间，都流行“解说+画面”式纪录片，经过短暂的90年代的“弗拉哈迪时代”之后，21世纪又迎来一个新的“格里尔逊式”风潮。所有重大题材的纪录片，都是“解说+画面”式，而且历史文献纪录片如《故宫》《圆明园》《大国崛起》《复兴之路》，乃至2011年的《当卢浮宫遇见紫禁城》，都带有浓重的“格里尔逊式”色彩。

正当新生的中国用“格里尔逊式”的满怀激情，讴歌一派新兴景象的时候，20世纪60年代初的美国，正在鄙视曾经的“上帝之声”“解说+画面”的格里尔逊模式，探索一种“不介入”“不干预”，把制作者的干预或阐释缩减到最低限度的拍摄方式。这种冷静旁观的拍摄方式被后人叫做“直接电影”。1960年，罗伯特·德鲁和理查德·利科克创作的直接电影代表作《初选》问世，客观记录了1960年在威斯康星州举行的民主党候选人约翰·F．肯尼迪对休伯特·汉弗莱的总统竞选活动。没有采访，没有重演，没有解说，不用灯光，排斥一切可能破坏生活原生态的主观介入。而这种不用解说词的直接电影风格作品，在中国20世纪90年代才真正出现，即1996年段锦川创作的《八廓南街16号》，又是30年的时空交错。张元的《广场》、蒋樾的《彼岸》、杨天乙的《老头》，以及2010年范立欣的《归途列车》、2012年范俭的《活着》，都带有直接电影不介入、不干涉的风格。

21世纪初，中国纪录片追赶世界的脚步加快，离世界纪录片的距离也越来越近。此时“本我”与世界多维度碰触与交集，纪实理念多元，纪实手法多样，出现一大批采用现代数字技术的纪录片。正如埃里克·巴尔诺所说，20世纪80年代纪录片的国际化，更多还是发生在西方国家之间或者东方国家之间的国际化，到了90年代这种国际化已跨越东西半球的界限，达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新纪录电影”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电影理论家达·威廉姆斯认为，电子时代的影像真假难辨，新纪录电影不排斥真实，而是主张虚构“过去的真实”。在美学特征上，大胆使用情景再现，历史资料与现实场景相互交织。在纪录理念上，呈现出理性“旁观”与主观“介入”共存、多种纪录手法并用的形态。第一部新纪录电影为1988年8月25日公映的美国埃罗尔·莫里斯创作的《蓝色的细线》。该片曾在1988年台湾主办的电影节中获选最佳影片。导演埃罗尔·莫里斯采用“重现事实”的纪录手法，追踪一件杀警冤案，成功发掘出事件真相，让被冤枉的疑凶在坐牢11年后讨回清白。影片结构严谨，对案件的来龙去脉反复推理求证，悬念迭生、扣人心弦，戏剧的张力不输给一流的剧情片。

在纪录片中使用照片、图片、美术作品，甚至使用历史遗物、古代器具，将历史资料与现实场景结合，“使用这种方法的最高成就是1971年中国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拍摄的《2100年前的古墓发掘记》”，世界纪录片理论家埃里克·巴尔诺在《世界纪录电影史》的这一肯定论述，说明了在形象化展示历史真实、用多种手段增加历史题材纪录片可视性方面，中国纪录片走得更早一些。而且至今，中国在历史文献纪录片领域的制作水准几近世界水平。21世纪，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带有“新纪录电影”色彩的历史文献纪录片为2005年的《故宫》，之后出现了《大国崛起》《复兴之路》《圆明园》《昆曲六百年》《台北故宫》《颐和园》《敦煌》《当卢浮宫遇见紫禁城》《滔滔小河》等一大批优秀作品。中国纪录片与世界纪录片的历史长河，在21世纪初的时空里，相遇、相融，此岸与彼岸，由相望到交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