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世界纪录片教父”格里尔逊

约翰·格里尔逊（John Grierson, 1898～1973）有很多耀眼的头衔，“英国纪录片大师”“英国纪录电影学派创始人”“英国纪录片之父”等，但有一个最响亮，那就是“世界纪录片教父”。

约翰·格里尔逊1898年出生于苏格兰，祖父是灯塔看守人，格里尔逊从小就对大海和船只非常喜欢。父亲是一所乡村学校的校长，母亲对社会服务非常热心，这对幼年格里尔逊有着重要影响。他对电影的热爱、对大海的喜欢、对社会的强烈关注与思考，都和家庭影响密切相关。1915年17岁的格里尔逊中学毕业，考入格拉斯哥大学哲学系。就读期间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格里尔逊应征入伍，在皇家海军扫雷舰队服役，从此有了进一步亲近大海、了解大海的机会，海和船在他脑海里的印象更加鲜明而深刻。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格里尔逊重返校园，1924年获洛克菲勒奖学金，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社会学，并对电影发生兴趣。在美留学期间格里尔逊经常给《美国周刊》投稿，写一些关于教育问题和公共信息方面的文章。1927年回国后，他说服大英帝国商品推销局，资助他拍摄纪录片作品，1929年格里尔逊的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纪录作品——《漂网渔船》技惊四座。此后格里尔逊在英国开办了纪录电影学校，培养出一批纪录电影制作人才，制作出一批优秀的纪录片，成就一个学派，史称“英国纪录电影学派”，后来又将纪录片理念推广到加拿大、非洲、印度等地，终生致力于纪录片的教育、普及、推广工作。

1．为纪录片命名

英文“纪录电影”一词，由约翰·格里尔逊首先提出并使用。它源自法文的英文词汇“documentary”，这个词最早出现在他为1926年2月8日出版的纽约《太阳报》撰写的评论文章里。这篇评论主要评价的是罗伯特·弗拉哈迪的第二部影片《摩阿拿》，他在文中写道，这部影片“是对一位波利尼西亚青年的日常生活事件所做的视觉描述，具有文献资料价值（documentary）”。这是“纪录”一词第一次公开用于阐述电影。1932～1934年，格里尔逊发表论文《纪录片的第一原则》，进一步说明纪录片是“对现实生活进行创造性处理”的影片，而“对自然素材的使用”是“至关重要的标准”。进一步深入阐述纪录片的概念，强调“对现实的创造性处理”。一般认为这是关于纪录片最早也是最经典的定义，一直影响纪录片创作。

关于“创造性处理”，不同时期、不同导演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有人认为“创造性处理”破坏生活真实，破坏纪录片客观纪录的原则，应该予以否定和摒弃。也有人认为适度摆拍和搬演，不会影响事件的本质走向，反而能凸显生活本质内涵，应该予以继承和发扬。从当时定义的前后语句来看，格里尔逊在“创造性处理”之后，又强调“对自然素材的使用”是“至关重要的标准”。由此可见格里尔逊的原意是说，用摆拍、搬演等适度“介入”的手法，可以凸显事件内在的含义，让意义更明确，让镜头更好看，从而让受众更容易明白和接受电影所要表达的意义内涵，起到教育公众的作用。

对纪录片的命名，确立了格里尔逊“世界纪录片教父”的地位。世界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纪录片《北方的纳努克》诞生于1922年，创作者美国的罗伯特·弗拉哈迪因此而获得“纪录片之父”之称，那么给纪录片命名的约翰·格里尔逊便有了“世界纪录片教父”的称号。一个创造了纪录片，一个命名了纪录片。两位为世界纪录片作出杰出贡献的大师，既是师生，又是朋友和合作伙伴，彼此了解，但不意味着他们的创作观念相同。

约翰·格里尔逊充分肯定了弗拉哈迪走出摄影棚，从大自然现实场景选材的创作态度，称他是“开风气之先的人”，同时也预见到把镜头一味滞留在偏远地区的原始居民身上可能产生“遁世主义”的消极影响。因此，他明确提出，“让公民的眼睛从天涯海角转移到眼前正在发生的与之切身相关的事情上来”的主张。

2．发起“英国纪录电影运动”

1929年，格里尔逊开始从事电影工作，拍摄了他一生唯一的一部纪录作品——《漂网渔船》。影片以捕鱼为题材，真实记录了捕捞鲱鱼的全过程，生动反映了渔民的日常生活，包括日复一日紧张繁忙的劳作以及与海浪搏斗的场景。影片详尽描述了渔民劳作的每一个环节，准备登船、等待鱼群、撒网、收网、返航、清理船舱、鲱鱼装筐、冰冻、搬运等，大量篇幅表现渔船在茫茫大海里颠簸飘荡、冒雨前行的情景，镜头饱满，细节丰富，具有视觉张力。影片剪辑流畅，具有“交响乐式”的蒙太奇手法带给英国银幕一股清新之风。虽然作为影片《战舰波将金号》的片前加片，却获得了与经典名片同样的掌声，成为了英国纪录电影的奠基之作。从此，影片所确立的表现劳动尊严和工人价值的创作宗旨也成为英国纪录电影一直遵循的原则。

由于格里尔逊早年学习社会学，因此他对社会问题和公民素质教育一直比较关注。特别是1924年与社会学者李普曼接触之后，受李普曼社会传播理论的影响与启发，产生了用电影作为宣传教育手段的想法，意识到有效的大众传媒可以丰富个人的生活，甚至有可能结束人们在战争中的相互残杀。格里尔逊用一个崭新的传播方式，用动态的电影实现了思考社会的作用。从此，把“电影做讲坛”成为他终生孜孜以求的事业。1929年完成《漂网渔船》之后，格里尔逊并没有继续自己的创作，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指导纪录片创作上，发起了著名的“英国纪录电影运动”。

1930年，经人介绍，格里尔逊认识了英国帝国商品推销局局长史蒂芬·泰伦茨并说服他支持纪录片创作。史蒂芬·泰伦茨后来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说：“格里尔逊对电影未知的能力有许多看法，他认为电影能够也应该激活人们敏锐的生气，应该触及我们的想象。”格里尔逊因此得到推销局局长的支持而组建了帝国商品推销局电影组，任务是用电影手段宣传政府的食品供应政策。不可否认的是，由此培养了一批纪录片爱好者和创作者，他们都是看过《漂网渔船》和《战舰波将金号》后受到鼓舞的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推出了一大批优秀的纪录片作品。3年之后的1933年，人数已由最初的2人发展到33人，创作作品100多部，最多时，格里尔逊同时指导20多部纪录片的拍摄。1933年帝国商品推销局解散，英国邮政总局接管了电影组，改称邮政总局电影部，格里尔逊也留在这里，继续为协调政府与人民关系拍摄纪录片，直到1937年退出。格里尔逊在职期间领导纪录片制作，形成了著名的“格里尔逊学派”，电影史上称为“英国纪录电影运动”。后人对格里尔逊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埃里克·巴尔诺在《世界纪录电影史》中明确使用“教父”一词，他说：“这一运动的成员在20世纪30年代是紧密无间的。人们把格里尔逊视为教父，经常聚集在小酒馆里交换意见。”

英国纪录片运动的代表性作品，最成功的当属《漂网渔船》《工业化英国》，后来的作品有巴锡尔·瑞特的《锡兰之歌》（1934年）、埃德加·安斯戴和阿瑟·艾尔顿的《住房问题》（1935年）、巴锡尔·瑞特和哈来·瓦特的《夜邮》（1936年）、阿尔贝托·卡瓦尔康蒂的《煤矿工人》（1936年）、约翰·泰勒的《吸烟的危害》（1937年）等，这些作品都秉承了关注现实、思考社会的理念，也都讲求画面的造型与视觉张力，在画面构图、镜头剪辑、音画配合等方面极其讲究，以《夜邮》为代表，以致有时“对于构图、蒙太奇和摄影的兴趣超过了对主题的兴趣”（萨杜尔语）。但是，总体而言，这种技术加工还是留有明确的限度，决不允许在形象内容上有所添加或篡改。

1938年格里尔逊离职后不久来到加拿大，组建了加拿大国家电影局，扶持加拿大纪录片创作。1945年之后又到印度等12个国家，按照统一模式建立纪录片创作机构，继续推广、普及纪录片。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纪录片学派全力为战争宣传服务，在创作上出现了两个主要倾向：一是以保罗·罗沙为代表的“纪事体裁”，即通过解说词把现成的纪录片素材连缀起来，并赋予强烈的节奏，来体现某个富有教育意义的主题。例如《富饶的世界》（1943年）和《世界的财富》（1947年）等。另一种倾向以汉弗莱·詹宁斯为代表，强调影片的人情味和幽默感，并以一种几乎和使用职业演员相同的方式，使用真实生活中的人来表演。作品有《闲暇的时光》（1939年）、《伦敦灭火记》（1943年）和《给梯摩西的日记》（1945年）等。

英国纪录电影运动在创作思想上受苏联电影的影响较深，尤其是维尔托夫的“电影眼睛”理论，也广泛吸收了爱森斯坦的蒙太奇理论、瓦尔特·鲁特曼的“交响乐式”蒙太奇手法、法国先锋派的各种倾向以及美国弗拉哈迪的经验等。他们强调影片的社会意义，主张纪录片应当创造性地对生活场面进行处理，是一种直接的宣传手段。为了达到好的宣传效果，又非常注意作品的视觉美感，注重在再现真实生活场面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

1939年邮政总局电影部由英国情报部接管，改称皇冠电影部。1951年皇冠电影部解散，宣告“英国纪录电影运动”彻底结束。

格里尔逊在组建纪录片机构、指导纪录片创作的同时，还积极探索纪录片运营、发行渠道和模式。他利用各种途径为纪录片争取创作经费，保证纪录片的经济基础。后来的荷兰纪录片大师尤里斯·伊文思在评价格里尔逊时说：“他停下自己的工作，成为组织者，努力为他人拍摄电影创作条件。他和官僚主义作斗争，为这些人争取经费，让他们能够进行纪录片创作，同时也能生存。而我们不能依靠纪录片为生，不得不拍一些商业片。”格里尔逊还建立自己的图书馆，向公众放映他们创作的纪录片，为纪录片建立稳定的放映渠道和方式。还通过学校建立非院线发行机制，定期向学校输送纪录片作品。

约翰·格里尔逊对纪录片的贡献为：

（1）为纪录片命名；

（2）发起英国纪录片运动；

（3）世界范围内推广纪录片创作；

（4）探索纪录片经营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