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目前中国工业化已进入高速增长的重工业化阶段，主要依靠能源、原材料的大量消耗推动经济的高速增长，资源性产品供给不足是制约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和协调发展的突出瓶颈。在此背景下，研究矿产资源开发及利益分配，就显得非常有意义。

（一）研究的背景

资源型产业对新型工业化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200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份额为4.4%，而当年消费的原油、原煤、铁矿石、钢材、铝材、水泥却分别占全世界消费总量的7.4%、31%、30%、27%、25%和40%。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份额为9.34%，其中一些主要指标，如钢、煤、发电量、水泥生产居世界第一位，原油生产居世界第四位。随着经济的增长，这种GDP增长对矿产资源的依赖越来越强。因此，伴随中国重工业化的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大量消耗能源、原材料的趋势还将持续下去。

中国对矿产资源产品的需求剧增引起了世界的高度关注。主要矿产资源的人均消费量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相对于发达国家，目前中国人均资源消费量还较低，且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石油、铁矿石等重要矿产资源新增量中大部分依赖进口，矿产资源的掠夺性开采和低水平利用比较严重。近年来国际市场许多矿产品价格创多年来最高纪录，中国经济飞速增长致使矿产资源产品需求量猛增和价格上涨被认为是造成这种局面的首要原因。同时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势迫使我们必须与国际接轨。尽管国内对经济一体化问题谈论较少，在经济领域，全球经济一体化、市场的全球化，是整个全球化的核心，诸如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出现，金融系统国际化，市场范围大大扩展，全球经济交往越来越频繁，各国各民族之间相互依赖不断加深。

一些市场社会主义的倡导者通过对垄断的资本主义和市场的社会主义进行比较，认为在经济运行的大部分时候，竞争是不成立的。实际上全球化是通过贸易、资金流动、技术涌现、信息网络和文化交流，使世界范围的经济高度融合。亦即世界各国的经济伴随着增长中的商品和劳务的广泛输送、国际资金的流动、技术的传播，形成了相互依赖的现象，其直接表现为贸易、资本流动和技术转让。

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矿产资源价格在浓重的行政调控色彩背景之下，未能形成合理的要素市场机制，造成了中国经济管理长期处于被动地位。政府疲于在行业的产能严重供给不足和产能过剩之间进行协调。矿产资源价格长期低位运行，导致矿产资源生态补偿、资源补偿机制不完善，直接影响了中国未来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同时，现行要素价格体制下形成的刚性要素价格，直接导致了资源配置的市场失灵，进而影响了宏观经济“平稳运行”，长此以往形成的国民经济体系必然表现为产业失衡、区域发展差距逐步拉大。在矿产资源生产方面，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环境恶化和利益分配不均引发的社会分层等问题亟待解决。

党的十六大明确作出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决策，并表述为：“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充分得到发挥的新型工业化的路子。”矿产资源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矿业发展承担着维持国计民生的重要使命。但矿产资源开发这把“双刃剑”，在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也极大地破坏了生态环境，引发社会分配不公。《国家环境保护“十一五”规划》已经将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放在了首要位置。

2007年10月15日，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要求，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并且强调不仅要使“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而且要使我们国家走上“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成为“生态环境良好的国家”“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了五个“坚持”：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所以，平衡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今后中国发展的基本国策之一。

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二）研究的意义

1．全球化下的矿产资源开发及其影响

John Cavanagh等人认为，一般的言论喜欢把全球化描述成一个长期的、不可避免的过程，人们也乐于把它看成经济和技术进化的产物，把全球化看作一种不可控制的力量。任何的制度安排，不论是区域性的还是地方性的，都是以新型技术和全球性市场为外部环境的。全球化不仅使矿产资源在世界范围内整合、配置、利用和维持，而且还要让世界经济经历一个剧烈的矿产资源开发、经济增长和人口流动的过程。20世纪90年代以来，矿业的全球化、私有化以及矿业并购活跃，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实施了矿业对外开放政策，使全球固体矿产勘查开发的重心逐渐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在全球固体矿产勘查开发中，对矿产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投资的比例在逐年上升，由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36%上升到1997年的最高峰56.4%，这些发展中国家成为全球矿业勘查开发的热点地区。亚洲金融危机后，世界矿业出现短暂的萧条，2007年初级矿业公司的数量在俄罗斯、蒙古和中国大量增加，矿业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在1997年的基础上增加了3.5倍。全球矿业又呈现一片繁荣的景象；全球矿产勘探投入创历史新高，初级勘探公司领衔勘探热潮；国际油价节节攀升，屡创新高，矿产品价格出现分化走势，主要矿产品出口国获利丰厚；全球矿业并购持续升温，矿业公司巨头之间出现相互吞并现象。全球矿业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因素：资源保守主义抬头，矿工罢工不断；一些重要矿业项目受阻，全球矿业面临劳动力短缺的困扰。在矿业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全球性制度安排越来越走向均值化，对于正在崛起的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将资源供应建立在完全由国内提供的基础上是不现实、不科学的。但如此巨大的供应缺口完全依赖于国际市场和境外资源的供应，将会对中国的经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然而，全球化对人类社会平等地享有发展经济的机会将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在市场有效性分析中，重要的前提就是每个公司都是价格的接受者，它们对售出商品的价格和购入生产要素的价格，只是接受而无力改动。中国是资源相对短缺、经济正处于工业化高速发展阶段，仍需消耗大量矿产资源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矿产资源供应面临着众多不安全因素的形势下，地处边疆地区的内蒙古自治区，必须积极研究发展新型资源型产业，提高矿产资源的生产率和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实现经济社会长期持续发展。

2．矿产资源资本化对内蒙古地区的影响

20世纪50年代的经济学理论强调充裕的自然资源对地区经济增长有正面的作用，通常认为资本、劳动力与自然资源是一个地区的基本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有正面的边际贡献。相对于矿产资源贫乏的地区，矿产资源丰富的地区在矿产资源繁荣期间，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本积累，带来更快的经济增长。但是有些经济学家反思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绝大多数矿产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发现它们并没有通过这些矿产资源发展起来，尤其是经历矿产资源产业的繁荣后，其发展速度反而低于矿产资源贫乏的国家。萨克斯与沃纳（1995）对矿产资源充裕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作了实证研究。在控制初始人均收入、贸易政策、政府效率和投资率等影响经济增长的多种变量后，矿产资源充裕度与经济增长速度成反比，印证了奥迪（Auty, 1993）提出的“资源诅咒”。由于内蒙古地区矿产资源型产业以向东部输出矿产资源型初级产品为主，矿产资源型产业大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如果将自身十分有限的资本及其他经济要素集中投向矿产资源型产业领域，必然会导致在经济中形成资源型经济体系的内部循环机制。传统经济理论认为，矿产资源行业缺乏制造业部门所具有的正外部性和规模收益递增的特征，在生产要素既定的前提下，大量生产要素转移到矿产资源开发上，将直接排挤其他具有增长能力的产业的投入，而且矿产资源产业的投入，包括资本存量和劳动力，都具有很强的行业专属性，很难转型。因此，会导致其他产业的萎缩或者难以发展。矿产资源产业的繁荣对资本的吸引以及在整个过程中出现的大量短期行为，导致对其他部门的人力资本和技术研发投入产生挤出效应，同时，矿产资源产业繁荣期间容易形成丰厚的资源租金，大量有能力的人在寻租方面投入更多的精力，减少了生产性的投入。而在新增长理论中，研发投入、人力资本的投入恰恰是一个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这样，不仅内蒙古自治区资源型产业难以实现资本与技术的递进性积累，以及承担带动整个区域实现发展的任务，内蒙古地区其他产业也难以培育和发展，并对区域经济的结构升级和持续发展产生不利影响。这种现象在内蒙古地区的一些矿产资源城市中，表现得尤其明显，这是否会走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资源诅咒”的路径？所以有人质疑这种发展是靠低价矿产资源、环保低成本和压缩劳工薪金的支撑取得的。但相关的研究中，至今没有看到回答这些问题的令人信服的研究成果。

3．矿产资源开发对内蒙古自治区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以计划替代市场进行产业布局，实施了“战略梯度推移”的发展战略，开放沿海城市，相继设立经济特区，使它们快速地进入国际大循环之中。轻工消费类等工业在东南沿海实现了补偿性的高速增长。与此同时，又优先在沿海地区布局了一批重化工业项目，导致对能源的需求不断增加。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的全面开放，东南沿海地区和经济特区的发展在区域比较利益的基础上，出现了产业集群向重化工业的演进。尤其是“十五”以来，东部地区部分省市再一次提出工业“适度重型化”和“重型化”战略，在政府主导下，纷纷扩大重化工业规模，延续传统重化工业发展道路，从西部地区调入能源的规模不断扩大，对一次能源的依赖度进一步提高，使得能源资源和环境形势变得日趋严峻，成为制约东部地区重化工业发展的突出瓶颈。

美国学者约翰·W．加韦尔在《全球主义者》杂志发表的题为《中国让西部与世界连接》的文章指出：“中国1978年以来的发展努力能够取得惊人的成功是基于把东部地区与全球经济连接在了一起，也就是说得益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许多港口。这些港口使得中国与无垠的海上运输线连接在一起，把中国制造送到了遥远的市场。处于欧亚大陆腹地的中国西部地区显然没有这样的优势。然而，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中国西部内陆省份通过与它们邻居相连的运输线路来抵消这方面的劣势。”

因此，对内蒙古自治区而言，加韦尔所述的劣势事实上就是区域开放滞后和长期不平等交换积累造成的劣势。这种资源转移型、输出型的经济以及对东部的依赖，是不会使这里的经济发展的，反而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草地生态退化和农牧民的贫困化。正如世界上很多输出原材料的地区一样，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区的结构性问题非但没有因此得到改变，反而被进一步固化。矿产资源带来的只有经济资本的增加，却无法改变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劣势，而且没有提供经济资本向其他资本转化的路径。研究实现由“卖资源”向“卖产品”转变，提升资源产品中的文化租金，避开“资源诅咒”的陷阱，走出“富饶中的贫困”等问题就显得意义非常重大。

4．矿产资源的价值和价格

长期以来，人类在从事经济活动时对自然资源的价值和价格存在非理性的认识，认为资源无价，片面追求经济利益，因而导致资源过度开采和浪费，严重危及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作为重要生产力的矿产资源，不仅具有使用价值，而且还应该具有价值。矿产资源的价值由三部分构成，即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矿产资源尽管是天然之物，在一定的限度内，可以自然更新、再生、恢复和增值，也即自然再生产，但随着人类活动的强化，自然再生产已不能满足人类的需要，人类必须付出劳动，使其具有社会再生产的性质。因而，矿产资源的价值即在自然再生产能力之上，人类为维护、恢复、增值自然再生产所付出必要劳动时间。因此，矿产资源的这部分价值应该是其经济价值。矿产资源的生态价值应该是一种潜在的价值，体现的是一种间接使用价值。这种潜在的价值是由矿产资源的效用性及稀缺性决定的。矿产资源的效用性是其使用价值，矿产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矿产资源不能无限地被人类加以利用。为了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在认识矿产资源稀缺性的基础上明确其相应的价值。矿产资源的稀缺性使其自身蕴涵着潜在价值，这部分价值起着人与自然的连接作用，这应该是矿产资源的生态价值。矿产资源的社会价值主要是满足人类的精神文化和道德需求的资源价值，体现在存在价值和文化价值上，是满足人类精神需求的价值，并与人类的高度发展和精神文明相适应，因此，矿产资源也具有社会价值。

在中国，由于传统劳动价值论的影响，长期以来不承认矿产资源本身有价格。矿产资源无偿开发、使用，造成国家财富大量损失和浪费，并使矿产资源产出地的利益受损和环境恶化。对于稀缺或难以再生的资源产品，单凭供求关系的刺激可能导致掠夺性开采。当需求刺激价格上升后，人们觉得有利可图，在没有约束机制的情况下，矿产资源将濒临枯竭。中国某些地区的矿产资源都曾因此而遭受过盲目的掠夺性开发和经营，严重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最终影响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综上所述，矿产资源价值理论研究为内蒙古矿产资源的有偿使用提供了依据。通过对矿产资源的价值属性以及价格的研究，为内蒙古矿产资源有偿使用提供量化的依据。

5．和谐的利益分配在矿产资源开发中的意义

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在其所著的《经济学》中提出：“收入分配理论是一般价格理论的一种特例。”收入分配理论从收入、财富入手，通过分析要素收入、政府作用、要素的供给与需求、边际收益产品和边际生产率等对要素产品价格的影响和作用，提出了国民收入分配理论的基本观点：对各种要素产品的需求来自每种要素通过边际产品所产生的收入。矿产资源开发利益（Benefit of Natural Resources Exploitation），是指矿产资源开发所形成的产品的价值、资源租金、股权、利润，以及各种税费等直接收益和资产权益。利益是需要主体以一定的社会关系为中介，以社会实践为手段，使需要主体与需要对象之间的矛盾状态得到克服，即需要的满足。

邓小平同志在1993年9月16日提出：“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正像亚当·普沃斯基所述的那样，“国家采用约束个体的政策来最大化它的目标，同样作为经济行为人的个体会在政策约束下选择最大化自身效用的行为”，国家是矿产资源的所有者权益代表，而企业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主要目标在于社会公益的最大化。因此，矿产资源开发及其利益分配涉及中央和地方、政府与企业、不同地区之间、生产方与消费方的多方之间的利益调整。由于在现行制度下存在矿产资源收益分配不合理、矿产资源价格的形成机制还没有理顺以及矿产资源开发补偿机制尚未建立等一系列问题，内蒙古地区一些矿产资源开发活动没有给地方带来应有的收益，反而留下了沉重的生态环境负担，给这些地区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负面影响。在矿产资源开发的过程中，必然会使一部分农牧民劳动力和土地分离，投资者拿走的是超额利润，留下的是被破坏了的矿山生态环境、资源枯竭了的矿业城市、大批失业的矿工和失地的农牧民，刺激的是不合理的消费需求。这种对资源“疯狂掠夺式”的开发，使矿产企业产生的负外部性问题最终由政府来“埋单”。詹姆斯·S．科尔曼在提到各阶层对国家的认同时认为：“从国家或其他组织中获利最多的人认同感最强，获利较少的人——如国家内部经济地位最低的阶层以及公司内部地位最低的工人，认同感意识淡薄。”处理好各利益相关方的利益关系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要研究矿产资源开发和收入分配机制和支出方向，加大地方的分成比例，并重点向矿产资源原产地倾斜。因此，采取各种措施，改善矿产资源原产地居民的境遇，给他们平等发展的机会，让他们共享社会发展带来的好处，增强他们对国家的认同感。促进内蒙古地区把矿产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推动欠发达地区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6．矿产资源开发对民族地区的影响

随着内蒙古自治区矿产资源开发的推进，必然要涉及各民族利益的调整。“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民族问题涉及传统与现代、国家与地方、外交与国家安全等多个方面。

民族作为一种社会群体，必然有自身生存与发展的特定利益与追求。在现代性过程中，民族不仅是被改造的对象，还应是积极实现自身转型的主体。每一个民族都是一个利益群体，每一个民族都有争取本民族合法利益的权利。经济利益是少数民族的根本利益，是民族关系中的最基本因素，经济利益处理得好，可使民族关系和睦。《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指出，国家保障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并根据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帮助各少数民族地区加快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中国是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确定了各民族之间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在未来的发展中，平等、团结、互助合作与共同发展仍将是中国民族关系主流。因此，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差别扩大化、利益关系复杂化、利益冲突尖锐化的局面对民族和谐的负面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如民族地区进行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出现的利益上分配不均衡、东西合作中出现的利益矛盾等。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由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东、中、西部都为了各自的经济发展而强调地方利益，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各种利益冲突。而且这些由经济利益格局变化和重组而产生的问题，在非民族地区表现为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问题，但在民族地区却转变成为民族问题。这些利益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就有可能影响到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严重影响民族团结和社会的和谐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65条规定：“国家采取措施，对输出自然资源的民族地区给予一定的利益补偿。”矿产资源开发带来经济的不均衡发展，民族经济差距也将会继续拉大，民族和谐发展也将受到制约。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民族地区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归根到底要靠发展经济来解决。”

因此，要研究如何加大对最底层居民利益倾斜的力度，结合其他方面的扶贫保障措施，使得内蒙古在自然资源开发的同时能够改善最底层居民的社会福利，尤其是民族地区的农牧民的福利。

7．矿产资源开发中生态补偿和环境保护意义

广义矿产资源开发的生态环境补偿费包括生态环境损失价值、资源补偿费和污染环境损失价值。矿产资源的开采必将影响生态系统平衡，并造成环境污染，这部分损失也应得到补偿，即生态环境补偿费。同时矿产资源是一种不可更新资源，过度开采必将造成这种物质资源的耗竭，从而影响到后代对此类资源的使用。一旦采掘完毕，就得花费巨大的成本寻找替代资源。当当代人享受某一矿产资源时，就意味着后代人减少了享受这些矿产资源的机会。矿产资源开发对后代人产生负外部性的特征，决定了矿产资源开发中，必须为后代人的发展留下空间，应给予补偿，即资源补偿费。也有学者从微观的角度认为，矿产资源生态补偿是指因矿山企业开采利用矿产资源的行为，给矿区周围的自然资源造成破坏、生态环境造成污染，使矿业城市丧失可持续发展机会，而进行治理、恢复、校正所给予的资金扶持、财政补贴、税收减免及政策优惠等一系列活动的总称。

同时，环境承载力概念的提出，也对矿产资源开发中的环境保护提出了新的要求。环境承载力是在区域环境与经济的矛盾尖锐到一定程度的背景中产生的，从本质上反映了环境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之间的辩证关系。在人类面临资源短缺时，环境污染一方面使资源利用率降低，资源短缺的矛盾突出，另一方面对人类的生存构成了威胁。为此，许多科学家呼吁要保持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把人类的活动控制在环境承载力的范围之内。十七大报告将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作为中国的基本国策，指出过去五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今后要完善有利于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和政策，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

温家宝总理在2008年3月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明确指出，要高度重视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加大环境保护的力度。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提出，将组建环境保护部，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党的十八大重申了这一制度。

胡锦涛主席在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做出贡献。

因此，准确量化内蒙古矿产资源开发所带来的环境代价，才能制定合理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规划，才能制定合理的环境保护标准，才能制定合理的税收、费用征收政策，才能制定合理的惩罚和激励制度，从而形成矿产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和谐统一的良性机制。

8．矿产资源开发引发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变迁

环境变化常被定义为可能改变地球支撑生命能力的全球环境的变化，包括气候、土地生产力、海洋或其他水资源、大气化学、生态系统的变化等。这些变化可能不仅仅影响环境本身，同时还对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产生影响。社会变迁通常被视为社会的固有模式或价值观发生变化。根据社会变迁的冲突理论，社会变迁的原因在于外部刺激的存在，如人口增长、文化互渗、新技术的出现或环境条件的改变。

社会变迁目前仍然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对于其定义尚未达成一致观点。当代的社会变迁理论包括从对引起小规模变迁的特殊原因的解释，到对人类发展的根本趋势抽象而广泛的探求。有很多社会学家以经验为基础来解释社会变迁的原因、过程及方向。社会在本质上是动态的，变迁是不可避免的，不依赖于个人的意愿和采取的行动。在本质上社会有抵抗改变的惯性，从而造成冲突。文化间际性（interculturality）表明，对于多样性的认可建立在宽容、平等与尊重区别的基础上，同时也要避免近年来西方的东方主义和国内学界兴起对少数民族的内部东方化潮流的影响。

大多数原住民依赖于其特定的地域。他们发展出了稳定的、能源友好型的、可持续的生产体系，且这些生产体系能很好地适应其环境。矿产资源开发意味着自然资源的减少或土地的退化，这可能导致这部分人的贫困。他们几乎没有维持其生计的其他选择，最常见的选择是加强对剩余部分资源的开发，结果导致环境退化。在开发计划的设计与评估时并未将当地可持续生产体系纳入考量范围，结果导致了生态环境退化与当地原住民的贫困。

全球化进程给原住民带来了很大压力，自然的、文化的、社会的遗产不仅仅是恢复和提升他们生活水平的关键，也是通过文化渗入进程提升和丰富不同社会特性的机遇。认可原住民对于其土地和自然资源的权利不仅对于确保其生计活动十分重要，而且对确保其领地作为其生理与文化意义上的生存所必需的文化和社会空间非常重要。同时，原住民的文化对提升自然资源开发的产品中价格的“文化租”就显得更加重要。因此，原住民文化既要在现代化中获得合法性，又不失去它应有的文化深度和民族自主性，这可能才是民族地区矿产资源开发文化保护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