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太谷学派建立的背景

太谷学派的产生是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分不开的，并有独特的区域文化背景。

太谷学派的“起始百年”初，正值所谓“康乾盛世”后期，清王朝开始日趋衰落。社会危机四伏，矛盾重重，吏治腐败，政以贿成，军务松弛，军制落后。各地人民反抗斗争此起彼伏，其中北方的白莲教起事，南方的天地会造反，清王朝统治摇摇欲坠。与此同时，在思想文化方面，清政府实行严厉的文化专制主义。它一方面大兴“文字狱”，对知识分子进行高压和钳制，甚至抄家灭族；另一方面又以“八股取士”，笼络士人，以钳制人民的思想，整个思想界呈现“万马齐喑”的局面。

1840～1842年的中英鸦片战争，开始了英国等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入侵，造成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动，改变了固有的传统格局。从此，中国社会由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独立主权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逐步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日趋解体，开始了中国社会近代的艰难转型。

与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的剧烈动荡同步，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也开始了由传统步入近代、由古向今、由旧趋新的变化。

吕思勉先生论及这一时期的中国思想界的状态时就曾指出：“这时代人都比较缺乏思想，不但说不到政治上的根本问题，对政治也非本人不感兴趣，……乾隆中叶以后朝政不肃，吏治败坏，表面看似富强，实则民穷财尽，岌岌不可终日的情形完全暴露。深思远见之士，每多为深忧。”

这一时期的社会动荡也是中国思想界和中国社会再度酝酿萌动的时代。动荡、危机的社会现实吸引了一批批有识之士的注意力，他们纷纷为病入膏肓的社会开出了种种不同的药方。

这一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从表面看似乎封建秩序相对稳定，但实际对思想和学术严重禁锢的时代。统治者需要的是依草附木的士人，实行的是极端的愚民政策，忌惮的是意识到自己价值的有识之士和独立的思想。因此相当一部分有聪明才智的知识分子，他们既不像明末清初的“志士”以复明为己任，也不愿随声附和地热衷功名利禄，他们用毕生的精力整理中国古代文化典籍，这是当时一代知识分子萎靡而又振作自身的重要体现。也有一些有眼光的士人，不甘沉沦，努力倡导“经世致用”，以挽救颓衰之势，龚自珍、魏源、林则徐等人即其中代表。

与此同时，也有一批中下层知识分子在学术研究的旗帜下，吸纳士农工商各类人等，且不分男女贵贱，宗儒而兼释道，对传统文化进行了独创性的解读，其甚至借用秘密社会的一些神秘形式，吸引和扩大受众范围，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的民间儒家学派。

太谷学派即属于这后一种情况。作为一种区域的民间儒家学派，其产生的又一重要背景正是此时期清代儒家正统学派衰败，民间儒家学派活动日趋活跃。

在近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中国传统儒家衍化以至根本衰退，尤其是鸦片战争之后，出现了种种不同学派和形形色色的学说来表达自己的主张。其中，龚自珍、魏源等人以今文经学启蒙；曾国藩等人则以理学捍卫者自居，努力镇压太平天国；洪秀全等人则以上帝为旗帜，反抗清朝；康有为等人则以古文经来托古改制，鼓吹变法；章太炎等人则以治今文经学以鼓吹革命。

传统的儒家学说在其创立发展的2000多年间，长期以来是中国封建社会文化的主干。它的核心是封建伦理纲常，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是“万古不易的常经”，是“万事的根本，百川之源头”。这种文化体制，正如有学者论述：“在鸦片战争前比较单一，它的核心是儒学，从两汉到明清，不论汉学、宋学，古文经学、今文经学、程朱理学、陆王心学，都未逾越儒学的范围。”儒学发展到近代，历经内部调整，从汉学、宋学之争到汉学合流，甚至以经世取代考据学。但终因其不合时宜而逐渐衰落，尤其是鸦片战争之后，腐败的清政府无法抵挡西方的“坚船利炮”；同样在文化上，儒家文化的颓衰也使其在与西方文化的较量中败下阵来。这种社会的转型是中国“三千年一大变局”，其“变之骤至，圣人不能防的”。

为适应这前所未有的社会大变局，中国的士大夫包括中下层的儒家学派，不得不为寻求儒学自身的出路而做相应的扬弃、改变和创新，其中包括太谷学派等一批植根于民间的儒家学派。

首先，他们淡化儒学与诸子百家界限，并兼及释道，甚至不废九流，不拘守经典，独创新解。并肯定宋学为治学正宗，六经注我，自创新说，且自立门户。信奉“羲、文、周、孔”，即伏羲、文王、周公以及孔子。他们在讲学中引佛道入儒，以此宣传“不出家庙，而成教于天下”。

其次，主张“内圣外王”“教养天下”。他们一方面努力阐释儒家“内圣外王”的新的内容，以解决当时中国社会的国计民生，同时明确提出“圣功之道，无非教养二途”，从而提出“志于道为志者，谓为圣贤”，主张“无分男女、远近、生死、富贵贫贱”皆可学，其徒“官商、市侩、僧民道俗皆有”，遍及各阶层，并主张女子教育。

最后，以古代孔子授徒为形式，坐而论道，“气象肃穆，有东汉师弟之风”。甚至如太谷学派不立弟子名籍，著作绝少刊印，一般心传口述，很少著述。他们不拘经典，讲究“自悟”，即使有少量学派遗书，也多为答问、语录，个人著作多为长篇论文、长信、对传统经典的注释和大量的诗歌作品。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太谷学派中人勇于“立德、立言、立功”，并具有一往无前、百折不饶、积极用命的英勇献身精神。他们在学派内部主张“不仁之君，有征伐放逐之权”“暴君可以调整君位”，以及“复井田”之制。主张逐步地改土地私有为国有，使农民直接受田，并拟出了“教养并施”“君师合一”等，这无疑在当时社会中是惊天骇人之举。

卢冀野先生曾经指出，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与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二书“未足以尽清学也。予常阐明清之交，讲学大师，不闻于世者，固大有人在，是皆清代学术之旁流也”。故该文副标题曰“清学旁搜记”，并于该文“卷头语”中说：“清学旁搜者孰谓？谓搜剔清代学术旁流支节也。太谷派其一焉。”这是很有见地的。

太谷学派产生的独特的区域背景也是必须注意的。

扬州在康乾之时，其繁荣达到巅峰。据有的学者统计，19世纪全世界有十个50万居民的城市，扬州即为其中之一。“扬州繁华以盐盛”，其时两淮盐业经济“动关国计”，约占当时清政府财政收入的1/4。扬州作为东南第一大都会和文化枢纽，“商旅辐辏，市井相连，富商大贾，鳞集麇至”，其富庶可见一斑。

扬州还是当时中国学术文化中心，“扬州为南北之冲，四方贤士大夫无不至此”。“东南书院之盛，扬州得其三焉。”除官办府学、县学外，书院不下十余处。儒学正宗的扬州学派和开清代书画风气之先的扬州八怪皆独树一帜，在清代学术和艺术领域独领风骚。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清初至清中期，清政府在盐业中推行“纲法制”，扬州为两淮盐场的查验、集散地，盐业经济成为扬州经济支柱。至乾隆年间，盐业经济达顶峰，两淮盐产量高至40万吨/年以上，仅盐课即达全国财政收入的1/4。因漕运通利，除盐业外，扬州还是茶叶、建筑材料、纺织品和海内外贡品等物的集散中心，城市经济高度发达。这一淮左名都，续西汉、盛唐后，再度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之一，其市区人口数居世界十大城市之列，实堪为：“广陵一城之地，天下无事……百货通焉，利尽四海。”

仪征，清初称仪真县，“隶扬州府，雍正元年（1723）改县名，曰‘仪征’”。京杭大运河在仪征有闸，当地驻“淮南监掣同知”“淮南批验所大使”一人，在两淮盐运管理中居重要地位。其时，每年仅过仪征批验所的盐达134万引。太谷学派“起始百年”前期，仪征为江北重要的物流枢纽，繁华一时，号为“小扬州”。

经济繁荣加重教传统，盛世文化盛开于“起始百年”初期的起源地。由于有官方的支持，加之稳定充足的经费保障，以安定书院、梅花书院为代表的扬州书院群迅速崛起，名震东南。“江宁布政使所属各府之文化，以扬州称首，扬州之书院，与江宁省会相颉颃。”乾隆三十三年（1768）仪征乐仪书院开山，该地又添一学术高地。扬、仪等属书院不受考课束缚，风气尚争鸣，“院长旧多大师”，为一时之盛。扬州地域文化百花齐放，工艺、园林、戏曲、艺术诸家争鸣，繁华似锦。

而发源地的学术文化生态对太谷学派的形成也有重要影响。

所谓学派，即指一门学问或学术，由于观点独创或师承不同，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学问、学术或思想体系的群体或派别。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学派已初显端倪。先秦诸子百家便是中国古代的学派。它是一种师承性学派。同样因以某一地域，或某一民族、某一文明、某一社会、某一问题为研究对象而形成的具有特殊性和传统性的一些学术群体，亦称为学派，即某一地域学派或问题学派。

学派在中国学术史上又称学案，该体裁由黄宗羲创立，全祖望完善，是中国史学家创立的史学体裁。近代以前的学派多为后之学人命名，其中以时代命名的有乾嘉学派，以人名命名的有宋代紫阳学派（朱熹于紫阳书院），以创始人出生所在地命名的有明代姚江学派（即王宗仁其家乡浙江余姚境内的姚江）。学派中还有分支学派，如姚江学派中有浙中王门、江右王门、南中王门、楚中王门、北方王门等。泰州人王艮师承王阳明，自创一派，因此而得名，称泰州学派。

学派的形成，大致有三种，即师承、地域和问题。因而亦可归类为三类，即师承性学派、地域性学派和问题性学派。太谷学派可以说是以儒学为主，兼释道的师承性的区域性民间儒家学派组织。而对其有学术影响的则是发源地域学派群体中的扬州学派、泰州学派等，而以前者最负盛名。

发源地地域学派群体中，扬州学派的成型与崛起，不是偶然的。

清初，政府尊奉宋明理学。至乾隆时期打击鄂尔泰、张廷玉等势力后，理学大臣逐渐失宠，汉学家复受重用。乾隆三十七年（1772）至乾隆四十七年（1782），《四库全书》成编。乾隆五十二年（1787），该书分存北京故宫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沈阳故宫文溯阁、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的编纂，对扬州学派的诞生影响巨大。

借经济商业中心招致的文化吸引力，扬州一跃成为闻名全国的文化名邦，“扬州为南北之冲，四方贤大夫无不至此”。人才高度集聚，时人称：“吾乡素称沃壤。国朝以来，翠华六幸。江淮繁富，为天下冠。士有负宏才硕学者，不远千里百里，往来于其间。巨商大族，每以宾客争至为宠幸。兼有师儒之爱才，提倡风雅。以故人文汇萃，甲于他郡。”扬属下的仪征，也同样风雅。康熙二十三年（1684），仪征重修学宫明伦堂，时为礼部侍郎的张玉书作碑记曰：“余往日过仪征，爱其风土类江南——吾固知其人文必胜。”粗略统计，清代仪征县出进士60人次，举人227人次，约4倍于全国平均数。受仪征风气所化，士绅子弟以读书考课为主业。

扬州“甲于他郡”的沃壤催生一批学术英才。以汪中、刘台拱、王念孙、王引之、焦循、阮元、江藩、任大椿、朱彬、刘宝楠、刘文淇等人为代表的扬州学派在此大背景下迅速成型与崛起，实非偶然。他们综辑佚、校勘、注释等手段，兼训诂、义理，精确解经，于贯通群经外，更重经学与百家的融汇之道。他们强调经世致用，上承文脉道责，下启中国近代学术先河，为晚清经世派之先驱。

区域学派的群体性意识对区域内学者个体意识的复制效应赫然如睹，如同属扬州之宝应县，《蒿盦类稿》卷二十六云：“自朱止泉、王予中两先生以正学昌，其乡学者渐之，彬彬向儒术，达材成德，先后相望。”仪征为扬州属地，风气沾染在所难免，扬州学派中的阮元、刘锡瑜、刘文淇、方申等皆为仪征籍，这种学术风气于张积中、李光炘等太谷学派中人有潜移默化之渲染。“仪征的文风，向来很好！沉厚而不浮。治学在骨，而不在形声。到底中原气概，自昆仑余脉蜀岗传来，仍不少汉家豪杰。与江南之飘渺，及下河 [里下河] 之平坦，绝不可同日而语！”盛成此说虽为情绪之言，但亦不失其真。他又云：“我的母亲的祖父郭海楼先生兄弟，都出太傅 [阮元] 之门。太傅的思想，因而遗传到我的外祖父郭省吾，再传到我的母亲身上，成了天性。自然我的母亲，是平、实、精、详的一个人。再加上母系的遗传，与李氏 [李光炘]、张氏 [张积中] 之家教，自然我的母亲，是一个庄严、慷慨、八面玲珑，婆娑浑沌之浣纱女的返魂梅。”此说，可为其家族循学资鉴。

太谷学派的“起始百年”前期，与扬州学派开始崛起的时间相叠，王懋竑、朱泽沄已故，汪中、王念孙、刘台拱、李悙、任大椿等人正处年富多产阶段，虽其影响要相对迟滞，但基本与周太谷共享一片文化土壤。王引之、朱彬、刘宝树、刘宝楠、江藩、焦循、黄承吉、方申、凌廷堪等人庶几与周太谷的成长大致同期。周太谷、张积中、李光炘等人孜孜不倦走上求学之途，并兴一门之宗，亦有此因。

周太谷少时，遵母训“男儿志在四方，岂有定所”，遂“足迹遍天下”。其于被囚狱中出后，曾隐居一段时间，按陈辽所考，当在道光初年游于扬、仪并重返扬州, “晚年遨游邗上 [扬州]”。

张积中、李光炘二人也与周太谷和扬州有缘。《龙川夫子年谱》记载：“道光十一年 [1831]，辛卯，[李光炘] 二十四岁，偕同邑张先生 [张积中] 从安徽池州周夫子游，寓扬郡旧城海岛巷。”海岛巷又名阴阳巷，巷内曾有李晴峰祠，现改建为朝阳小区。又：周太谷在扬州时，“张先生闻而异之，乃召师 [李光炘]偕往，辩难三昼夜，皆闻所未闻，因共受业于门焉”。此两段记载颇为矛盾。究竟张积中、李光炘是否与周太谷一同赴扬？两人认周为师是在仪还是在扬？结合其他史料，张、李二人拜周当在道光十一年（1831）。由字面理解，张积中、李光炘与周太谷一同赴扬，但从其称呼“周夫子”可窥，途次中，两人尚未入门，直至扬州海岛巷辩难后，方受业。抑或可解为周先至，张召李后至。《龙川夫子年谱》为李光炘弟子谢逢源作，此两段记载语焉不详，以致歧义。“[道光] 十二年 [1832]，壬辰，[李光炘] 二十五岁，春正月，师 [李光炘] 及张先生复谒太谷于邗，授心法。夏四月朔，太谷终。”周太谷晚年常居扬城。太谷殁后，扬州则成为张、李二人的活动地与寓所所在。

周太谷不仅在扬“游寓”，还招徒、讲学。周太谷在扬州招收了大批弟子，如汪全泰、汪全德、许鹤汀、潘小江、汪兰甫、赵梦山等，皆为扬州籍或旅扬士人。周太谷在扬授徒可视为太谷学派最初的组织建设。

周太谷等人还曾与扬州学派有过接触。《龙川夫子年谱》记载周太谷与汪中有交往。“江都 [今扬州] 汪容甫 [汪中]，具过目不忘之资。一日，晤太谷，自诵《汉书》至某章句。太谷曰：‘误矣。’中曰：‘不误。诵系某本。’太谷袖出一卷以示，即其本。折角处视之，信然。中始敬服。”此载未具年代，汪中长周太谷18岁，寿51。而周在20岁前于儒学无求，25～30岁处于游历状态，若在20～25岁发生上述事情，情理似乎不通，因周仅研习儒学数年，如臻此造诣，实令人诧异。故当在周30～33岁相见。该年龄段，正是周讲学起步阶段，且此时汪中，年近半百，实已为扬州学派之骨干人物。据笔者考，周太谷在扬州招收的第一个弟子汪全泰（大竹先生）曾于道光十六年（1836）与扬州学派的中坚人物汪喜孙、刘宝楠一同参加京师学人的“江亭展禊”诗会。此“展禊”之圈中的文人与阮元等人也有契交。《龙川夫子年谱》称周太谷曾与汪全泰一同居京，“太谷游京师。一日晨起，谓大竹 [汪全泰] 曰：‘会有人以事干，必不可应。’顷之，有同乡某来乞印结。大竹婉辞之。不三日事败，出结官被黜”。汪全泰在京为官至少为嘉庆九年（1804）起，此后与周太谷相会在京确存在可能的时间段。该年谱另记汪全泰于扬州拜周太谷为师在太谷晚年，则又提供一条线索，太谷晚年北上京师游历，并由汪全泰陪同。

上述种种，表明太谷学派与扬州学派的联系或交流或至少称接触是存在的。其受扬州学派之影响大致有以下五点：

（一）摆脱汉学烦琐，求个性发展，现恢弘气象

清初学界，盛信古之风。由好古、信古，而佞古、媚古，一脉上下。而扬州学派的汪中、焦循、阮元等，大胆解放思想，在伦理学等诸多领域变革发新，给旧学吹来新风。

受扬州学派影响，身处扬州的周太谷亦不拘泥古人，且“自辟门户”。在讲求孔儒的同时，大胆援引释、道，互相证补。他对儒、释、道三家合源之理论有相当多的创见。其弟子张积中等也勤于开拓，奋勇斩荆，光大师门，“维昔包羲，象传卦画；维昔文王，乃序卦序；维昔周公，乃系卦辞；维昔孔子，乃作象辞。大道既隐，垂二千年。维我崆峒，缵羲之绪，乃作《或问》”。此等说法正反映师启弟及的情况。

（二）由经入手，反清其源流，直达义理

顾炎武言：“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扬州学派深谙其旨，从经学中提炼义理大论。焦循之《孟子正义》《论语通释》《雕菰楼易学》三书；阮元之《论语论仁论》《孟子论仁论》等，概循此道而成。焦循、阮元等关于伦理学的字义，逾越宋明旧儒唯心之论，直达先秦。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咸丰辛酉（1861）三月二十一日〕中评王懋竑《白田杂著》道：“要皆推本汉儒……固乾隆以前诸儒所罕见者也。”焦循较王懋竑更为激进：“学者，学孔子者也。学汉人之学者，以汉人能述孔子也。乃舍孔子而述汉儒，汉儒之学，果即孔子之学邪？”至理之言，实为扬州学派立派之基。

太谷学派宗包羲、文、武、周公、孔子、周敦颐，上承“蕴无极之奥，发静极生阳、动极生阴之旨”。太谷学派对宋明之学的态度自朱熹以下有大转折。周太谷自负正道传人，“学者果能循朱、张、程、程、周、孟、思、曾之绪，而后寻孔颜之乐，复与几存义之德，庶不负斯进学之解云”。解学之进步，当如此序。同样是逾越宋明，太谷学派较之扬州学派则更远。在治学指导思想上，两者都以经学为纲，不盲从世俗学风，探求义理之学。而两者对于朱熹以下学者治学的批判，更惊人相契。

有学者以为周太谷对待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的态度与扬州学派分道扬镳的原因是“太谷学派与宋儒在‘六经注我’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并引申出“太谷学派自创新说，自立门户，被清王朝视为异端，其原盖出于此”。“六经注我”作为一种儒学研究主张与治学方法论，由陆九渊所肇，语出《象山集·语录》：“或问先生，何不著书？对曰：‘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窃以为，不独宋儒，但凡牵涉到对儒家经典义理的研究，率难脱“注我”之迹。有清一代，随朴学兴，“注我”风逊，然绝非匿迹不闻。戴震作《孟子字义疏证》，法效“注我”，以批程朱，扬州学派此类作品比比皆是，故“六经注我”难为太谷学派蒙罪之责。清政府以“自创新说，另立门户”之理由而断其为异端。故此解似难通。笔者以为，太谷学派对周敦颐之流的认同更多地与其对释、道的理解有关，而与程朱等辈之理论则各有肯否之分，不能一概而论，具体忖度见本书其他章节。

（三）终通且博，融会贯通，蔚为大观

乾嘉汉学者，大部专研几部经传，稀有涉猎史集者。扬州学派诸子力辟此陋，强基广猎，遍及书藏，其研究对象富杂而多面，故其成果也广而达。

阮元之于金石、易学，焦循之于词曲、戏剧，刘毓崧之于歌谣、谚语，任大椿之于税赋、礼制等，都是通达之业。王懋竑曾作诗自解道：“少小无长枝，只辨作书簏。破残书百卷，晨夕快意读。自许孔郑徒，旁落及杜服。九流与百家，往往供采录。”管他“旁落及杜服”，还是九流百家，皆有所治。刘台拱则“邃于古学，自天文、律吕至于声音、文字靡不该贯”。朱择沄为学“于两汉、三国、唐、宋、五代中贤人君子嘉言善行，与经制典则之要，皆手录之，积久成累帜。……又聚历代舆图，考知寰宇分合，按之《禹贡》九州，凡险夷因革要害之处，罔不了如指掌”。汪中所规划的《述学》，更是浩瀚之作，虽未全毕，但足见其胸襟。汪喜孙一语惊人：读书“非谁十年，数万卷不为功”。

太谷学派，学宗儒并释、道。“榖 [周太谷] 之为学，大抵贯穴孔孟，旁通老释”。其学涉及哲学、政治、经学、教育、伦理诸多方面，其“书法古茂”，还兼及气功、武术，能以“细苇刺木扉，如穿鲁缟”，堪为杂家。张积中与黄葆年为诗人，皆有诗稿传世。张积中好文学评论，其《题红楼梦后》是一部有相当理论见地的作品。黄葆年曾以诗歌体作中国诗歌史。学派门人刘鹗，通医、乐、甲骨、金石、碑帖，善收藏、水利，其小说《老残游记》，列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此外，太谷学派中人较扬州学派更多实业素质，张积中、刘鹗等人都曾从事实业，且都获得了一定的成功。

（四）笃实自洁，学问与人品比翼，学作楷模，人为楷模

乾嘉年间，从中央到地方，身披理学之袍而道貌岸然者如李光地、汤金钊之流，充斥朝野。扬州学派团体却能身处金柳之地而潜心治学，确属不易。时人称道刘台拱：“先生慎于接物，尤廉于取。……朱学士曰：‘刘君，大贤也。岂独学问过人！’邵学士曰：‘予游京师，交友中渊通静远，造次必儒者，端临一人而已。’汪容甫曰：‘吾心折服刘君者，刘君于吾养德行而无聘乎血气，此吾所以服也。'”“德盛礼恭，瞻其容仪，虽顽夫骄士，莫不抑然自敛。”汪喜孙一直以“安有学周公、孔子之道，而行与言违”自勉。

太谷学派讲究修养，希言希贤，以圣功弟子相期，这里的圣功，就是一种修养上的境界。周太谷晚年寓扬州，“清晨入茶社，高谈阔论。人多不能领略，或以周大话目之，[周太谷] 则瞿然改容，逊谢曰：‘大而化之之谓圣。吾何敢当此哉？’时又有讥之者曰：‘周某之言，皆天话胡话也。' [周太谷] 于是又自解曰：‘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为此说者，其知我乎？'”谢逢源称：“其天趣之温良，德量之广大，类如此。”太谷学派中人同情民间疾苦。道光十二年（1832），周太谷家乡遭受水灾，“民饥”，太谷对其子少谷说：“君子以仁为富，不以田为富。斯岁也，数诸往，未闻斯水之盛也。浸者六七、饥者八九。女归将郭外田析其一以存祭，推其九以周乡党之急，女毋吝。”少谷遵父愿，除一成祭田外，卖田产九成。以济灾民。从此举确能见周太谷的高尚人品。同样，张积中也颇有侠义之风。这次水灾中，其“间日赈，盖食者以万数”。获得周太谷的赞赏：“末世重财而轻义。……女 [汝]轻财。”张积中在男女问题上也堪为表率。道光二十七年（1847），其友人黄月芬为他寻找了一位名姬，写信告他：“其人如玉，最工西子之颦；更兼吹气如兰，善织苏娘之锦。”然时当壮年的张积中坚持一夫一妻，“寄语东风，似我断非栖树鹤；为他弱絮，嘱君好做护花铃”。学派中其他人也多有高品。李光炘疏财赈灾，与张同道。汪全泰“平昔为乡党推，解囊橐无余钱”。

（五）重友切磋，少文人相轻之病，多相互磨砺推许之气

由于复杂的姻亲关系与相同的旨趣，扬州学派中人私谊密切，师友情长，问学帮教之氛围十分浓郁。

太谷学派从始至今，随伴各类姻亲友契关系，具体情况本书另有叙述。从周太谷、张积中等人与亲朋书信往来中，可见太谷学派学人高度重视学谊。张积中、李光炘等人在长期的学习过程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无论是结伴出游，还是切磋学问，都留有不少佳话。道光二十七年（1847），两人同游庐山，“一日雨后，搴裳涉涧，双履劲湿，乃抱薪炙之。师 [李光炘] 谓张先生曰：‘火候不可不慎。登山蜡屐无多，毋令旱既太甚也。’言毕他出。既返，则二履已火其一。师乃脱足上鞋以与之。张先生曰：‘与我，子将奚著？’师曰：‘同在一山，何分尔我？’卒让之，遂跣足而行”。黄崖事件后，归群草堂期间，学派中人更是表现出惊人的团结。光绪二十八年（1902），学派中人于上海愚园举行“雅集”，即为沟通联系、加深感情的一种方式。

道光年间，清廷改盐引为票，使盐业中心北移。咸丰五年（1855），黄河改道致运河塞废，海运兴，代漕运。扬州渐失经济中心之位。

1840年（道光二十年），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波及扬州。道光二十二年（1842），英舰入江，封锁瓜洲，烧毁盐船，予扬州城市经济以重击。

太平天国运动中，太平军曾在咸丰三年（1853）、咸丰六年（1856）、咸丰八年（1858）三度克扬。于咸丰六年、咸丰八年两占仪征，战火给扬、仪等地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损失。藏有《四库全书》的文汇阁被烧毁；梅花、安定书院被夷为平地，往昔金柳繁华风景不再。

从上述情况可见扬州区域经济文化对太谷学派形成的影响，就区域的学术生态而言，扬州学派对太谷学派的影响也是存在的，但二者之间的分野也是明显的。前者处于儒学主流，而后者则为民间儒学，且包含秘密传播的方式，其吸收门徒“不分贵贱男女”“士农工商”，加上其特有的入会、祭祀的仪式，以及对经典的口口相传等种种秘密方式，给这一学派蒙上了一层神秘的外衣，给全面考察这一学派增加了相当的难度。再加上太谷学派的创立者和历代传承者的各自风格，学派中的教门因素时隐时现，或多或少，相互交叉地出现，使得人们观察太谷学派如同云里雾里一般，众说纷纭。

我们只有历史地分析其来龙去脉，全面地占有材料，廓清其表面的神秘面纱，并考察其在各个阶段各个历史时期的演化，才能还其历史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