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 选题来源及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选题来源

利益原则是国家间相互交往的一条基本原则，是国家处理对外关系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各国关系纵横交错的原因所在和国家间确定敌友关系的基本标准。在当今世界政治生活中，各国均以国家利益为准绳，不断调整本国的内外政策。但对于究竟什么是国家利益、怎样才能更好地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学术界和政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大部分观点中，可以梳理出两种主要观点：一种认为“国家利益”是客观存在的，不随人们意志而转移；另一种认为“国家利益”是主观认知与客观存在两者结合的产物。本文认为，国家利益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本身是客观存在的，它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但可以随着时间和国内外环境的改变而不断变化。不同国家的国家利益存在差异，同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国家利益的具体内容也不尽相同。而国家利益观则是主观的，它是人们对国家利益的主观认知。

众所周知，对于执政者来说，在对内、对外政策中，其行动的准绳应该是国家利益，但对于什么是国家利益、怎样判定其国家利益，在不同时期，甚至同一个时期，不同的人看法也不尽相同。对国家利益判定的不同自然使当权者产生不同的执政理念，也必然导致不同的执政侧重点，从而引起国家内外政策的变化。

很多人认为，判定一国的国家利益比较容易。但是事实证明并非如此。实际上，判定国家利益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情。一方面，因为国家利益包含的内容广泛，各方面内容相互交织，彼此影响，有时甚至相互冲突，这增加了人们对国家利益判定的难度。另一方面，制约人们判定国家利益的因素众多，这导致对国家利益判定的复杂化。但归结到一点，一个国家的国家利益观决定了人们对该国国家利益的判定。那么何谓国家利益观？国内外学者对此有一些阐述。学者张俊国认为，国家利益观就是指人们对于国家利益的认识、理解以及由此产生的行为的有机结合体。还有人指出国家利益观就是人们对本国国家利益的基本认识和看法。本书认为，国家利益观是一个国家统治集团判定本国国家利益的基本价值观及代表国民通过各种手段和途径来维护和实现本国国家利益的方法论。国家利益观的形成由主客观两方面因素决定，主观方面主要由四个基本因素决定：其一，国家大的发展方向的选择。即该国的执政集团将国家引向哪条发展道路，是选择资产阶级民主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或是其他道路。其二，本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定位。一个国家结合自身的实力，将自己定位为何种层次的国家决定着该国国家利益范围的大小。一个世界霸权国同地区性强国乃至一般性小国相比，其国家利益的内容是迥然不同的。其三，实现国家利益的主要手段和途径。一个国家为了实现其认定的国家利益，必须具备其实现利益的实力及手段。如果该国对国家利益的追求超出其实力，缺乏维护其认定的国家利益的实力，那么该国非但难以实现其所追求的国家利益，甚至会在更大程度上损害本国的利益。因此，判定一个国家利益观正确与否，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其对国家利益的追求能否与本国实力相符。另外，同一国家在国力不变的情况下，由于其用以实现国家利益的手段和途径不同，而得到的效果也会有很大差异。方法选择得当，其目标可能实现；方法不当，其利益不但难以实现，甚至可能还要受到损害。其四，该国对国内国际形势的判断。一国对国际大环境的认识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其对国家利益的理解，例如：当其认为所处国际环境良好，处于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主题时，那么该国就会选择一条以本国经济利益至上的道路，通常在对外交往中会采取“合作共赢”的政策；当其认为本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十分恶劣时，必然将本国的安全利益放到第一位，其他利益让位于此。因此，一个国家对国内外形势的认识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该国对本国国家利益的判定。当其能够正确判定国内、国际形势时，其内外政策就可能符合本国利益的维护及获得。如果对国内、国际形势判定失误，其国家利益就可能受损。客观方面，受国家所处的国际环境、国家的自身实力及其所处时代的科技水平等因素影响。另外，一个国家的民族特性和地理环境及领导人的个性特点也是影响该国国家利益观变化的重要因素。本书主要从主观因素方面来研究俄罗斯的国家利益观。

俄罗斯独立以来，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俄罗斯的决策者对本国及外界的认知也发生了改变，其外交政策也作出了相应调整。回顾俄罗斯独立以来的内外政策及其内外形势，不难发现其变化轨迹：由理想主义色彩较重逐渐转向现实主义，由极其羸弱变为逐渐强大，由一向唯西方马首是瞻到处处为维护自身利益与西方国家展开争夺。之所以发生这样的变化，主要是由于俄罗斯的国家利益观发生了转变。因此，为更好地了解俄罗斯的外交政策走向，必须研究其国家利益观的变化。

（二）选题的理论及实践意义

研究国家间关系及一国的对外政策，必须了解研究对象国的国家利益观。古今中外，各国在处理国家间关系过程中始终遵守着“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这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因此，欲很好地研究一国各阶段外交政策调整的轨迹及原因，首先必须弄清楚该国不同时期的国家利益观。俄罗斯是一个具有世界性发展潜力的大国，独立以来，其国家利益观发生了明显变化，这直接导致俄罗斯大幅调整内外政策。中国作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其国家利益的实现与维护必然受到俄罗斯外交政策变化的影响，因此我们必须深入研究这个北方邻居的外交政策。本书的研究，一方面有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俄罗斯、把握俄罗斯外交政策的轨迹，另一方面能够使我们有针对性地调整本国的外交政策，以便更好地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

由于文化传统、国家性质及民族特性等多种原因，早些时候，相比西方国家，中国对国家利益的研究和谈论较少，即使有论及者，也多是侧重于对国内利益的认可。近些年，国内学者对国家利益的研究日渐增多。领导人也在强调“合作共赢”的前提下，开始谨慎地使用“国家利益”这个词。但由于国际关系学在我国起步较晚，因此与西方国家比，我国学界对国家利益研究尚不够深入，而对于决定国家外交政策走向的国家利益观的研究更是不多。对俄罗斯国家利益观嬗变规律的研究及俄罗斯外交政策得失的总结，不但有利于我们研究俄罗斯在不同时期的内外政策变化的原因，而且能够为研究我国国家利益观在方法论上提供借鉴，有助于推进我国国际关系学的发展。

俄罗斯作为中国的最大陆上邻国和距中国最近的资源大国，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均有重要的影响。目前，俄罗斯依然处于转型时期，其内外政策尚不稳定，国家内外政策调整的力度较大，这对中国有很大影响。由于俄内外政策的实行与其维护国家利益紧密相关，所以只有了解俄罗斯的国家利益观，才能更好地理解俄罗斯的内政外交，在一定程度上对俄罗斯的外交政策进行评估。另外，研究俄罗斯国家利益观的嬗变，也有利于我们有针对性地与俄方进行交往，尽量避免俄罗斯推行一些对我国不利的政策。因此，从国家利益观视角出发研究俄罗斯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对我国和平发展战略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家利益是人们谈论较多的一个国际政治术语，也是人们既熟悉又陌生的一个词语。说对其熟悉，因为几乎每天我们都能听到这个词语，它不但成为政治家的口头禅，而且也是普通百姓经常提及的词语。让人们列举涉及具体国家利益的事件时，我们往往能够脱口而出，举出很多属于国家利益范畴的事件。说对其陌生，是因为一旦将“国家利益”这个词语提升到抽象的理论层面，让人们界定究竟什么是国家利益、如何能更好地维护本国利益时，很多人往往感到茫然，不知如何回答。在国际交往中，国家利益是执政者实行对外政策的依据，是判定内外政策得失的基本标准。英国政治家帕默斯顿伯爵有句名言：“我们之间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这些利益是我们责无旁贷的追求。”现实主义学派大师汉斯·摩根索也明确指出，一国外交政策的制定是由该国国家利益所决定的。他认为国际政治的实质内容之一就是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是衡量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最高标准。

（一）西方学者对国家利益的研究现状

通过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关于国家利益研究文献的梳理，不难发现，他们多是从国家利益概念的演变、界定、内涵和国家利益的属性及其作用等几个方面进行研究的。

自民族国家形成以来，执政者便开始逐渐以国家利益为准绳施行其外交政策。但那时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对国家利益的理解依然体现为君王意志或者王朝利益，他们还没有对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利益”进行系统研究，对这个政治术语开始进行系统研究是在近代。首先提出“国家利益”概念并对其进行系统研究的是美国学者查尔斯·比尔德。他于1934年在《国家利益的观念：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分析性研究》一书中详细考察了国家利益概念的起源并对这个政治概念的演变历程进行了追溯。比尔德认为，国家利益最初是以“君王意志”或“王朝利益”的概念形式出现的。而随着社会发展，国家的利益集团日渐增多，致使各种利益交织在一起，王朝利益便逐渐让位于国家利益，王朝利益的概念开始逐渐被国家利益取代。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国家利益的讨论日趋热烈。美国学者汉斯·摩根索在其著作《国家间政治》中，对国家利益在对外政策中的主导作用作了详细的阐释。他将权力界定下的利益概念作为现实主义的一个主要的分析路径，认为利益的观念是政治的实质，不受时间、空间条件的影响。作为现实主义者的摩根索坚信利益是判断、指导国家政治行为的唯一永存的标准，但是利益与国家之间的联系则是历史的产物。因此，它必将在历史的进程中消失。摩根索在其著作《捍卫国家利益》中对国家利益概念中的不确定性因素进行了系统的总结。他认为，国家利益的概念包括两个重要因素：一个是逻辑上所要求的，在其逻辑意义上是必不可少的。它具有一种恒久性，因为在权力激烈竞争的世界中，各主权国家均将自身生存作为其对外政策最低限度的要求。另一个是可变的，是由环境来决定的。这一因素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另外，摩根索还用共同利益和冲突利益、主要利益和次要利益、统一利益和补充利益、一般利益和特殊利益等来表达国家利益的概念，进而从不同角度对国家利益作出描述。

在对国家利益的界定方面，学术界长期存在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之争。客观主义者将对国家利益的界定视为一门科学，认为国家利益是客观的，可以理性地予以确定，是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国家内外政治经济环境所规定的客观实在，是国家对外政策的基本目标，只要存在国家，就必然存在着人们可以看得见的国家利益；而主观主义者则将对国家利益的认定视为一门艺术，认为国家利益的确定是各种不同的主观观念和偏好之间相互斗争所产生的政治结果。前一种思想起源于柏拉图，这种思想被称为“精英政治论”，认为政治利益完美的确定必须依靠哲学王及其高级幕僚的公正无私；而后一种思想则源于亚里士多德，认为确定公共利益的最好途径是民主程序。至于国家利益确定的具体方法，西方学者认为主要有两种途径。一种是以历史研究为出发点，观察这个国家制定的实际政策，寻求其经常性的外交行为方式，以推断该国的国家利益。如约翰·蔡斯和里查德·恩格尔通过对美国的外交史进行研究后，指出引导和推动美国制定外交政策的国家利益大体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为避免侵略者发动对美国的进攻，应夺取潜在侵略者的基地；二是支持外国的自治政府和民主制度；三是保护和促进本国商业；四是促进建立和维护有利的世界均势。另一种是从纯国际关系理论出发，依靠逻辑推理和归纳对国家利益概念进行分析。依靠该方法得出的结论比较抽象，相对更加概念化。如罗伯特·奥斯古德等学者认为，国家生存和自我求存是头等重要的国家利益，因为其他一切均取决于这一目标能否实现。科学行为主义在国际关系学领域兴起后，一些学者便试图从系统论的角度研究如何界定国家利益。莫顿·卡普兰便是其中代表之一。他认为，国家利益是国家行为体在满足本国行为系统的需要时所具有的利益。这些需要一部分来自国家系统内部，另一部分则源于环境因素。其中系统内部的需要既包括物质形式的需要，也包括维持系统基本规则的需要等。这些需要取决于国际社会的结构和是否存在危险对手，并不随着内部结构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卡普兰认为国家利益是永恒不变的。

西方学者在研究国家利益基本概念的过程中，对其内涵也进行了探讨。为了避免国家利益概念定义的不准确和对国家利益研究的不统一，西方学者和外交决策者对同一时期、同一国家的国家利益采用了分层次的研究方法。美国学者唐纳德·诺切特莱因在《国家利益的概念》中，以美国国家利益作为案例，对国家利益的内涵进行了系统分析。他认为美国国家利益有变与不变两个方面内容。其中前者是美国的恒久性利益，也被称为基本利益，包括国防、贸易、世界秩序等；后者则是依据国家内外形势的变化而做出的反应。诺切特莱因对国家利益进行层次划分，他提出四种利益：首先是生存利益，指在敌人可能采取军事行动的情况下，任何决策均涉及生存利益。判断生存利益的标准在于有关国家是否遇到明显的、迫切的危险。其次是紧要利益，包括那些严重影响国家政治、经济和人民福祉的事件，其中最主要的是对国家安全构成的影响因素。它与生存利益的差别在于时间的紧迫性。再次是主要利益，大多数国际问题都涉及主要利益，判断的标准在于国家的经济利益、政治稳定以及人民的福祉是否受到影响。最后是次要利益，它不涉及国家的福祉，跨国公司涉及的投资经营问题以及民间的文化活动都属于次要利益。但在重视对外贸易或依赖贸易生存的国家，民间经济活动显然超越次要利益的层次，有的成为主要利益，有些则上升为紧要利益。另外，罗伯特·奥斯古德、伊沃·杜查希克、亚历山大·乔治和罗伯特·基欧汉、戴维·克林顿等人也对国家利益的内涵作出了详尽的表述。汉斯·摩根索曾对国家利益进行定义。他指出，国家利益应当包含三个重要的方面：领土完整、国家主权和文化完整。他认为在这三方面中，最本质的问题就是国家生存问题，其余均为次要问题。他同时认为，国家利益的概念是一个普遍适用的概念，尽管这个概念和国家之间的联系是一个历史的联系，国家利益的概念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就国家利益的含义本身而言，他所提出的定义是一个抽象的定义，国家利益的概念并不具有一个永久固定含义。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罗伯特·奥斯古德也认为国家的生存是最重要的国家利益。他认为国家利益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国家的生存和自我保存，包括领土完整、政治独立和基本政治制度的延续；②国家在经济上自给自足；③国家在国内外有足够的威望；④国家具有对外扩张的能力。杜查希克则认为国家利益有五个永恒的要素：①国家实体的生存，主要指国民的生存；②基本价值的生存，主要包括自由、民主、独立和平等；③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维持；④国家的经济发展；⑤国家领土与主权的完整。乔治和基欧汉则指出了国家利益不可或缺的内容有三种：实际的生存意味着人民的生存，而不一定要保存领土与主权的完整；自由意味着一国的公民能够自主地选择他们的政体，并能够行使由法律规定和国家保护的个人权利；经济生存则意味着国家最大限度的经济繁荣。

“冷战”结束后，传统的国家利益概念出现了新的内容。国家间相互依存所形成的国际秩序使国家内外事务的界限日渐模糊，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利益”得到了新的诠释。西方学术界再次掀起了对国家利益的研究高潮，学者们希望能够更好地解读现实世界。对美国是否回归“孤独霸权”的争论再度引起了学者们的兴趣，塞缪尔·亨廷顿在《美国国家利益受到忽视》一文中揭示了当时美国国家利益的文化特性。他指出，国家利益源于国家认同，而认同包括文化和信仰两部分；20世纪90年代初成立的美国国家利益委员会也对国家利益的内容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该委员会于1996年完成的题为《美国国家利益》的研究报告系统地阐述了美国国家利益的十个基本概念。对美国国家利益的根本利益、极端重要利益、重要利益和次要利益四个层次进行了概念上的界定，并在这四个层次上的国家利益进行了归纳，提出了20世纪末美国国家利益的不同内容。2000年7月，该委员会发表了最新的《美国国家利益》研究报告，重新对美国的国家利益进行认定。对国家利益进行这种层次分析研究的优点主要在于：第一，可以避免对国家利益进行分析时过粗或过于庞杂的缺陷；第二，可以在国家决策过程中有先后选择，有利于提高国家外交决策效率和国家利益判定的准确性；第三，这种分析方法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决策者可以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外交政策。另外，一些学者将一些新内容归入国家利益的范畴，如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把“软权力”纳入国家利益的范畴。

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不同流派对国家利益概念的理解和对国家利益的获得均有不同看法。理想主义流派认为，人本性是向善的，客观和谐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国家间关系并非零和博弈关系。他们认为国际正义、国际法、灵活妥协等“和平”手段是实现国家利益的有效途径。现实主义流派认为国际关系同样受人的本性和“自然状态”法则的支配。权力是国家利益的基本保证，国家的权力限定国家利益。国家要谋求自身利益就要谋求更多、更大的权力，就要支配别人，即国家利益只有通过权力才能够实现。摩根索认为，国家利益这一含义是由政治传统和文化背景决定的，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形成，正是基于这两方面的因素。国家利益的概念包含了两个因素：一是逻辑意义上的需求，即起码的需求；二是由环境决定的可变需求。摩根索认为，生存是根植于国家利益概念内的仅存的内涵。在一个诸多主权国家为了争夺权力而竞争和对抗的世界里，任何一国的对外政策都必须把自己的生存当作最低限度的要求。而对于美国国家利益的定义，摩根索则说得更直接，他认为，美国战后的根本国家利益依旧是保证国家安全不受外来侵略的威胁，这一原则与战前比没有变化。

行为主义学派认为，现实主义者的国家利益概念不够明确，而且仅从静态的层面来加以认定。美国学者托尔考特·帕特森与罗伯特·穆顿提出了“结构-功能”分析法，莫顿·卡普兰则进一步发展了国际系统理论，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有关国家利益的层次分析的思想。根据系统论观点，国家利益应有内外部利益之分，这两种利益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协调这两者关系的机制。

新现实主义学派的国家利益学说强调客观条件是国家利益形成的根本原因，其代表人物肯尼斯·华尔兹运用微观经济学的方法对国际政治体系和市场经济的结构进行了类比分析，他在《国际政治理论》中详细地阐述了国家利益的形成问题。华尔兹根据国家类似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修正了摩根索以权力为中心的国家利益说。他认为在允许国家自助的原则基础上，任何国家的最根本利益的核心并非权力，而是自我生存，是国家安全。同时，他指出，保障国家安全的基本手段是国家物质能力的提高，尤其是与国家安全直接相关的军事实力的加强。华尔兹认为，国际无政府状态是国际体系中永恒的存在，而国家视安全为最高利益，则是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使然。总之，新现实主义认为，客观条件（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决定国家利益（国家安全）。这种国家利益观完全排斥了观念对国家利益形成起到的作用。

新自由主义学派在对待国家利益问题上采取了折中做法，通过引入国际合作和规范的变量对国家利益内涵给予了新的诠释。该学派认为，客观条件和主观观念共同决定国家利益。这里与新现实主义利益模式不同的是，新自由主义学者强调，在国家的对外行为中，观念的作用尤为重要，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戈尔茨坦和罗伯特·基欧汉于1993年编著的《观念与对外政策》一书，明确提出了观念的意义所在。另外，新自由主义学派对现实主义的“国家中心”观念也提出了质疑，引入了非国家行为体的变量，指出国际组织也有其自身的合法利益，“低级政治”和“高级政治”的相对地位日趋复杂化，国家利益结构中可变性因素不断增加。

建构主义学派从一个新的视角对国家利益进行研究。“社会化”是该派学者诠释国家利益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该派学者认为，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不是永恒的客观存在，它是一种社会性建构，有着不同的逻辑和内涵。国家利益也不是给定的因素，而是国家在社会实践活动中获得的观念，是国际体系文化中产生的一种认识。因此，国家利益是一个变量，它是根据国家的社会实践和在实践中形成的身份而发生变化的。一个国家的观念发生变化，其身份自然会随之变化；身份发生了变化，国家利益也相应随之改变。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玛莎·费丽莫认为，国家利益是根据国际上公认的规范和理解——什么是善的和合适的——来定义的。规范的语境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当国际公认的规范和价值观发生变化时，它们就会引起体系层面上的国家利益和行为发生相应的改变。与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不同，建构主义并不把国际组织视为为国家利益服务的工具，而是将其视为一个独立的分析变量，把国家视为国际社会化了的产物。另外，建构主义认为观念是确定国家利益的根本因素，是国家利益观的核心。

虽然欧美等西方国家对国家利益的研究比较深入，尤其是对美国国家利益进行研究的文献较多，但是由于俄罗斯国家实力等因素，西方对独立以来的俄罗斯国家利益研究的资料却很少，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是尼·科·格沃斯德乌的《俄罗斯的国家利益》，而从第三者角度分析俄罗斯国家利益观的著作尚未发现。

（二）苏俄学者对国家利益的研究

通常情况下，苏联学者是把国家利益的理论作为资本主义国家对外关系的一个方面来进行研究的。他们从分析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利益的阶级属性入手，从而判定其国家利益是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由于垄断资产阶级内部存在着不同派别，因而形成差别。并据此分析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判断其外交政策的性质。苏联学者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利益的研究是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利益的对立面提出来的。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是由国家制度的同一性、由维护社会主义胜利果实的一致利益、由建成共产主义的共同目标结合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思想基础是一致的，马列主义思想在这些国家中占据统治地位。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是“在经济上的友好联合，是建立在彼此社会经济基础的同一性的基础上，建立在社会主义阵营范围内及其适当的国际分工的基础上的”, “使他们集合起来的是共同利益和目标的一致”，是兄弟般合作互助的关系，这里无国家利益可言。

从20世纪70年代起，苏联学者开始着手进一步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利益问题。同西方学者不同的是，苏联学者将国家利益称为民族利益。1977年出版的《巩固社会主义国家团结的理论问题》是较早论述国家利益的著作。该书主要是对利益、阶级利益、民族利益和国际利益等概念进行分析。随着研究的深入，苏联学者逐渐把民族利益视为一种客观存在。由萨莫申科主编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理论问题》一书指出，民族利益表达了民族作为人民历史的共同体谋求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代表了对民族生活的社会经济与政治条件的客观态度，以及对在国际关系及国际劳动分工中所处地位的客观态度；这种态度驱使一个民族为了其生存和消除阻碍其发展的因素而创造尽可能有利的条件。

截止到20世纪80年代末，民族国家利益的概念在苏联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得到广泛使用。如杜廷斯基认为，民族国家利益作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基本范畴，在分析一个国家内部要求与影响其发展的外部因素之间的关系时，必须考虑其对外经济联系和同其他国家的政治关系所带来的利益。换言之，这同解释国际策略和战略问题是紧密相连的。关于民族国家利益的属性问题，苏联学者认为，在国际关系理论中，民族国家利益是其研究的一个主要对象。在研究该范畴的本质时，必须注意到民族国家利益属于一个客观范畴，是根据国家的内部发展和与其他国家相互关系的现实条件逐渐形成的；民族国家利益的历史属性不是永恒不变的，同时也随着国家内外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民族国家利益同阶级关系不可分割，它表达了特定阶级的政治组织——国家利益；民族国家利益又是一个复杂的范畴，包括涉及社会事务的各个领域和整个系统。关于民族国家利益的类型，苏联学者从四个方面进行分类：按内容分，他们将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利益分为普遍利益、集体利益和个别国家的特殊利益；按时间划分，将其分为永久利益、长期利益和暂时利益；按重要性分，将其分为原则性利益和非原则性利益；按利益的领域分，将其分为政治、经济和军事战略利益。苏联学者强调，国际利益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利益的主要和基本内容。因此，国家在制定和执行外交政策时，必须考虑到各类利益的“从属性”与和谐的结合，否则外交政策就背离了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原则基础。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为苏联控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干涉他国内政提供了理论支持。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对国家利益的研究有了一个新的飞跃。由于同西方国家意识形态差异的消失，俄罗斯学者在对国家利益探讨的过程中，意识形态色彩逐渐变淡，显得更加客观、务实。独立以来，俄罗斯学术界对国家利益的研究较以前更加深入，出现了大量关于国家利益的著作和文章。但是此时俄罗斯学术界对国家利益的探讨往往与本国的具体利益相结合，或者从国家利益角度出发，来研究国家外交政策。例如：М. Л．季塔连科的《俄罗斯与东亚：国际问题与国家关系》从亚太地区重大问题角度出发对俄罗斯与东亚国家关系进行分析，同时指出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国家利益及其在东北亚地区新的角色，并论述了俄罗斯与该地区一些国家间的关系；维特梁纽科和路斯兰·弗拉吉米维奇的《现代国际关系中的俄罗斯国家利益》详细地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国际关系中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并对国家利益的概念做了界定，同时指出当时国际环境下俄罗斯具体的国家利益；А. А．斯米尔诺娃的《国家经济利益与俄罗斯的经济安全保障》对俄罗斯国家经济利益进行确定，并指出如何更好地维护俄罗斯的经济利益，保障俄经济安全；奥列格·弗拉吉米拉维奇·瓦罗布耶夫等著的《俄罗斯：国家优先发展方向与国家利益》指明了俄罗斯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家的优先发展方向，阐述了这个时期苏俄帝国的国家利益；А. Г．扎达新的《俄罗斯对外政策：国家意识与国家利益》论述了民族意识与国家利益的关系，详尽地分析了俄罗斯的民族意识在国家利益认同的问题上所起的作用，并指出民族意识对国家对外政策的影响；В. П．科列索夫、А. А．巴罗浩夫斯基等著的《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俄罗斯国家利益》深入地分析了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俄罗斯的国家利益，该论文集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俄罗斯的国家利益；阿尔巴托娃、娜杰日塔·科斯塔季诺夫娜的《国家利益和俄罗斯外交政策：欧洲方向（1991～1999）》从国家利益入手对1991～1999年俄罗斯欧洲方向的外交政策进行诠释，结合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面临的国际形势对其国家利益进行分析，进而阐释了俄罗斯外交政策中的各方因素，同时对北约、欧盟东扩对俄罗斯国家利益的影响进行剖析；特涅布罗夫斯卡雅·耶琳娜·瓦列里耶夫娜的《全球化情况下俄罗斯的国家经济利益》系统地分析了国家经济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澄清了国家经济利益的概念，指出国家经济利益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中心目标，详细地阐述了全球化条件下俄罗斯国家的经济利益，并指出俄罗斯国家经济利益与如何维护俄罗斯的经济利益；俄罗斯联邦军事科学院、东方经济与人文科学研究所等主编的《全球化与俄罗斯国家利益：文章汇编》是一本关于全球化与俄罗斯国家利益的论文集，论文集从不同角度阐述了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及全球化对俄罗斯国家利益的影响，其中一些文章对全球化情况下俄罗斯不同层面的国家利益进行了阐述；鲍利斯阿罗诺维奇赫伊菲茨的《海外的商业扩张与俄罗斯国家利益》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对俄罗斯企业的对外扩张情况进行研究，指出为了更14好地维护俄罗斯的国家利益需要注意的问题。

从上面苏俄学者对国家利益的论述可以看出，苏联时期学者们对国家利益的观点与俄罗斯独立以来的观点有着明显的不同。苏联解体前，其学术界对国家利益论述的一大特点就是意识形态色彩浓重，并与西方国家的国家利益观有着明显的不同。另外，苏联学者认为国家利益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而俄罗斯独立以后，其学者对国家利益的论述出现新的特点，学术界的研究逐渐向西方靠近，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西方学者的国家利益观。这个时期，俄罗斯学术界从纯理论角度论述国家利益的较少，往往是针对现实情况分析俄罗斯某一个具体领域的国家利益及如何更好地维护俄罗斯该领域的国家利益。虽然理论性不强，但是能够使读者对俄罗斯的国家利益观一目了然，从而更深刻地理解俄罗斯的外交政策。这些著述对研究俄罗斯的国家利益观及其外交政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但上述著述多是从某一方面来论述俄罗斯国家利益的，且这些著述时间跨度不长，有的写作时间较早，不可能涵盖独立以来俄罗斯国家利益变化的全貌。另外，这些著述基本上不是从动态角度阐释俄罗斯国家利益，且没有专门从俄罗斯国家利益观的角度来论述俄外交政策的变化。另外，目前尚未发现专门研究俄罗斯国家利益观的英文著述。

（三）中国学者对国家利益的研究

中国学术界对国家利益的研究与国外比相对滞后。中国对国家利益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而系统的、综合性研究则是在90年代中后期。中国国内的政治环境是这种情况出现的主要原因。首先，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由于国内政治因素，学术界不可能对国家利益进行客观而科学的探讨；其次，中国官方对国家利益从未做过任何正式的界定，且学者很少参与政府决策，从而导致理论研究同实际情况严重脱节。此外，学术界长期没有摆脱国家利益属于政府运作范畴的误区，认为国家利益是既定的，学者的任务就是对政府的国家利益观进行诠释及为国家在这种利益观基础上的内外政策进行辩护。

据调查，目前中国学者对国家利益研究的成果主要有专著、教材、期刊论文和博硕士学位论文几种。其中专著有十部，包括：阎学通的《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洪兵的《国家利益论》（军事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和《剖析“美国利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杨玲玲的《当代中国对外开放中的国家利益》（重庆出版社，1999年）；方长平的《国家利益的建构分析》（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张文木的《世界地缘政治中的国家安全利益分析》（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朱炳元主编的《全球化与中国国家利益》（人民出版社，2004年）；许嘉主编的《中国国家利益与影响》（时事出版社，2006年）；王逸舟主编的《中国学者看世界（国家利益卷）》（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张俊国的《毛泽东国家利益观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期刊论文构成了学界关于国家利益研究成果的主体，根据笔者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以“国家利益”作为题名进行的检索，1980～2012年这32年间的文献有1985篇。其中博士论文有14篇，分别是：张文磊的《基于国家利益分析的国际碳减排合作研究》（2011年）；陈勇的《国际利益、意识形态与新闻理念的纠结》（2010年）；秦正为的《斯大林的国家利益观研究》（2009年）；刘艳房的《中国国家形象战略与国家利益实现研究》（2008年）；郭鹏的《国家利益冲突与国际电子商务法律制度构建》（2008年）；严怡宁的《国家利益视野下的美国涉华舆论》（2008年）；刘虎的《国家利益与国际媒体报道：以美国“联合早报”中美关系报道为例（1999～2006）》（2007年），张俊国的《毛泽东国家利益观研究》（2007年）；季丽新的《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2006年）；秦哲《论技术与国家利益及其关系》（2005年）；杨丽的《国家利益的新认识》（1998年）；杨玲玲的《当代中国对外开放中的国家利益》（1997年）；等等。硕士论文从2001～2011年11年间共有72篇。此外，也有一些国际政治类教科书或著作的个别章节对国家利益进行阐述。例如：《国际关系理论比较研究》（金应忠、倪世雄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全球化时代与外交》（王逸舟，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

从中国学者对国家利益进行研究的情况和特点来看，不难发现，学者们对国家利益的论述主要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到1996年阎学通的《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出版。这一阶段关于国家利益的研究无论是在深度还是在广度上都相对较弱，且研究主要侧重于对概念的厘清、属性的辨16析。这个时期，中国学者对国家利益的研究受苏联的影响非常大，在术语运用及理论框架的确立上几乎照搬了苏联的研究成果。例如，使用“民族利益”，而不是“国家利益”的概念，强调国家利益具有阶级性，忽视了其全民性、民族性。此外，同苏联学术界一样，在国家利益的研究过程中，中国学者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这个阶段，学者们主要是对国家利益的阶级性、民族性以及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国家利益的内涵等方面进行研究。从研究的方法上看，基本上是采取阶级分析法，对国家利益的阶级性以及在一定程度上的全民性有明确认识。在具体研究手段上，以分析、描述、定性等传统手段为主。而现代科学研究方法相对缺乏。在这一阶段，尚未出现专门研究国家利益的专著，有关国家利益研究成果主要散见于一些政治学、国际政治类的教科书和专著中，也有若干论文讨论了国家利益问题。例如，在《国际关系理论比较研究》一书中，作者通过对民族利益的探讨，比较了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的关系，认为国家利益首先是统治阶级的利益，同时国家利益也具有全民性。另外，作者认为国家利益主要包括生存利益和发展利益，二者均是国家的基本利益，体现在国家间的关系中。作者同时指出，由于国际社会的发展已经使人类形成一个整体，维护国际环境的利益成为各国共同的责任，也日益改变着传统的国家利益观念。在国际社会，每个国家均应该享有获取正当利益的权利，也同时应当尊重别国获取正当利益的权利，这就是国家间关系的平等互惠的原则。作者也指出，在当今国际生活中，依然存在着一些国家谋求对别国支配地位利益的不平等现象。

如果说，在传统阶段，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关于国家利益问题的研究还停留在一般的定性描述上，那么1996年的《中国国家利益分析》一书则首先把中国学界对国家利益的研究从传统阶段推进到比较规范和相对科学的阶段。阎学通教授开了中国学者研究本国国家利益的先河。他提出了一套新的分析国家利益的科学方法，为中国国家利益的判定提供了一种衡量依据，以此为工具对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具体的经济、安全、政治和文化利益进行了分析和衡量，并且提出了如何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政策建议。《中国国家利益分析》的出版，客观上推动了中国学者对国家利益问题系统和全面的研究。此后，在学界出现了国家利益研究热，涌现出大量的关于国家利益的研究成果。这一阶段，学者们除了对国家利益的概念、内涵、属性进行研究外，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实证研究上，他们开始超越对国家利益本身的探讨，把国家利益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和分析视角，观察一国对外政策的变化以及国家之间关系的演变。在具体的研究手段上，层次分析法和定量分析法被广泛运用到国家利益研究中。

《中国国家利益分析》一书出版后，学术界随之对其展开评论。香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开辟了对该书的评论专栏。中国人民大学的张小劲教授、外交学院的秦亚青教授对书中所采取的客观主义分析方法提出质疑，张小劲教授提出的“主观主义”方法，秦亚青教授提出的“理想类型”模式都是对客观主义方法的一种反思。此外，邓勇博士的《中国现实主义国家利益观述评》、王正毅教授的《国家利益是合法性相互制约的利益》、宋新宁教授的《国家利益的理论认识》等也从不同层面和不同角度对《中国国家利益》所涉及的概念、范畴、研究方法等进行了述评和分析。尽管学者们的观点差异很大，难以达成一致意见，但是本次学术争鸣扩大了中国国家利益的分析视野，提升了学者们对中国国家利益的研究水平。

方长平在《国家利益的建构主义分析》一书中，用建构主义方法对国家利益的判定进行了实证研究，它克服了传统的理性主义方法未对国家利益的判定进行研究的缺陷。而袁正清的《国家利益分析的两种视角》一文，则对国家利益分析的经济视角和社会学视角进行了系统探讨。

近年来，从中国学者对国家利益问题的研究热点来看，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关于国家利益的概念、属性、理论和方法论等理论性问题的探讨。在国家利益的概念界定上，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王逸舟研究员认为，国家利益是指民族国家追求的主要好处、权利或受益点，反映这个国家内全体国民及各种利益集团的需求与兴趣。阎学通研究员将国家利益定义为“一切满足民族国家全体人民物质和精神需要的东西”, “在物质上，国家需要安全与发展，在精神上，国家需要国际社会尊重与承认”。洪兵在其《国家利益论》中给国家利益定义为“国家需求认定的各种客观对象的总和”。宋新宁教授则将“国家利益”定义为“一个国家内有利于绝大多数居民的共同生存和进一步发展的诸因素的综合”。张宇燕研究员从经济学角度对国家利益进行了界定。他认为，从理论上讲，国家利益是能够满足国家效用或需要的能力；从主体的角度看，国家利益就是本国所有人的利益；从具体内容看，国家利益表现为安全利益、经济利益、文化利益和政治利益等多个方面。因此，他指出国家利益是一个合成的概念，可以用公式表示为：NI = f（a1, a2, …, an），他对这个公式进行了如下解读：①ai可以表示国家的安全利益、文化利益、经济利益、政治利益等；②ai也可以表示不同主体拥有的利益，例如统治者的利益、官僚利益、地区利益、行业利益、企业利益、个人利益等。《全球化与中国国家利益》一书的作者认为“国家利益是维护和创造本国大多数居民共同生存与发展需求的诸因素的综合，是主权国家在国际环境中生存与发展需求的综合体”。虽然在国家利益的概念理解上，学者们存在一定分歧，但是他们都认为国家利益与国家需求密不可分。关于国家利益的属性问题，中国学者的观点也不尽相同。阎学通认为，国家利益作为现实的存在是具体的，其本身不具有抽象性，但是国家利益的概念具有抽象性。宋新宁则认为，国家利益是抽象性与具体性、客观性与主观性的一种综合。他承认国家利益的客观性，但是他还认为国家利益同时具有主观性特征，其主观性表现在国家利益概念的主观性、国家利益判定的主观性、国家利益解释的主观性和国家利益实现的主观性。洪兵教授认为，国家利益的特性主要表现为政治性、民族性、多样性、层次性、至上性和补偿性六种基本特性，此外国家利益还有价值性和动态性。这里，洪兵教授对国家利益特性阐述的角度与前两位学者不同，显然，洪教授将国家利益的特性具体化了。关于国家利益研究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张小劲教授指出，在国家利益概念和判定问题上始终存在着所谓的主客观主义之争，客观主义更接近于简单实证主义，即主体与客体、认识与事实作二元区分，认为可以通过科学手段探讨何为真实所在；而主观主义则属后实证主义，即外在于人本身的真实对于人来说是无法穷尽的，人们只能了解到“真实”的一部分甚至只能是表象，因此，人们只能通过“证伪”的方式逐步接近真实本身。秦亚青教授则从主观主义角度提出了一个国家利益判定环境的“理想类型”，即国际系统结构、国际系统进程、国内系统结构、国内系统进程以及最高决策者个人。

二是关于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等领导人“国家利益观”的研究。近年来，对中国领导人国家利益观的研究日渐增多，这成为中国国家利益研究的一个特色，也反映出中国目前的基本国情。张俊国的《毛泽东国家利益观研究》一书是目前对毛泽东国家利益观研究最为全面的著作，该书对毛泽东国家利益观的产生、发展、基本内容、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同时作者对毛泽东国家利益观进行了客观评价。对邓小平国家利益观的研究多体现在学术论文和硕士论文中，文章多集中在对邓小平同志国家利益观的基本内涵和理论创新方面的阐述。另外，近几年研究江泽民国家利益观的学术论文也日益增多。

三是关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利益研究，从国际现实发展状况来看，20世纪90年代既是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时期，也是中国更加深入、广泛地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时期。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学者关于国家利益的研究，无论从分析视角还是从分析内容方面，均离不开全球化的时代前提。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几乎波及整个亚洲国家；2001年“9 ·11”事件后，恐怖主义日益国际化；近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对世界经济发展造成了很大影响。这均促使广大学者更深刻地认识到全球化对国家利益形成、发展、维护的影响。学者们普遍认为，经济全球化不仅对国家的经济利益造成影响，而且对国家的主权利益、安全利益、意识形态利益等都会产生较大影响。同时，学者们提出，经济全球化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影响也不相同，对发达国家影响往往是正面的，而对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负面影响则更多一些。但多数学者认为，无论如何，为了避免被“边缘化”的危险，所有国家都应该积极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去，趋利避害，更大限度地维护本国国家利益。

四是国家利益与国家战略选择研究。其涉及的范围，既有中国的，也有其他国家的，既有历史分析，又有现实问题分析。从学者们的研究成果来看，中国学者基本都认为：国家利益是国家对外战略的重要考量，是国家对外战略的基本动因；从国家利益的视角来审视两国关系和一国的对外政策，或者来解释两国关系的历史现实是合理的。但对国家利益的判定及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历史文化传统、地缘政治处于何种关系，这些在国家外交战略制定过程中产生何种影响，中国学者研究的并不突出。

五是与非传统安全因素相关的国家利益问题。这里的非传统安全主要指经济、科技、能源、文化、恐怖主义等所谓的国际关系“低政治”领域的因素。近年来，虽然这些因素对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影响方面的研究成果不断增多，但由于非传统安全因素往往体现在经济、文化、金融等众多领域，所以从研究者的构成来看，真正来自国际关系领域的学者并不多，这导致国际关系领域的非传统安全研究，特别是有关非传统安全与国家安全、国家利益的综合研究理论性不强。

总体而言，中国学者关于国家利益的研究有一些自己的特点。其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是起点相对较高。如今中国学者对国家利益研究的成果相对而言比较丰富。今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学者对国家利益的研究将会更加深入，会进一步与国际接轨。

从上面国内外对国家利益研究的现状来看，欧美等西方国家对国家利益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理论方面的成果多，对国家利益的实证研究也较普遍，尤其是美国在这方面的研究最为突出；而俄罗斯在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实证研究方面，理论性成果相对较少；中国学者对国家利益的研究虽然有一定的成果，但尚未完全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

从国内外对俄罗斯国家利益的研究现状来看，仅有俄罗斯本国一些学者对俄罗斯的国家利益进行探究，而中国学者和西方国家学者少有系统研究俄罗斯国家利益的专著。当前，在中国仅有一些著作的个别章节涉及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和很少几篇学术论文对俄罗斯的国家利益进行阐述。例如：

（1）薛君度、陆南泉主编《新俄罗斯：政治 经济 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2）孔寒冰、关贵海：《叶利钦执政年代》，河南文艺出版社，2000。

（3）海运、李静杰主编《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外交卷》，人民出版社，2001。

（4）陆齐华：《俄罗斯和欧洲安全》，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5）潘德礼主编《俄罗斯十年：政治 经济 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6）郑羽、庞昌伟：《俄罗斯能源外交与中俄油气合作》，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7）吴大辉：《防范与合作：苏联解体后的俄美核安全关系（1991～2005）》，人民出版社，2005。

（8）江宁：《普京的新俄罗斯思想》，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9）冯绍雷、相兰欣主编《转型中的俄罗斯对外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10）姜毅主编《新世纪的中俄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11）顾志红：《普京安邦之道：俄罗斯近邻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12）李兴：《转型时代俄罗斯与美欧关系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13）郑羽主编《中俄美在中亚：合作与竞争（1991～200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14）郑羽、蒋明君总主编《普京执政八年：俄罗斯复兴之路（2000～2008）》（政治、经济、外交三卷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

从现有的主要中文著作书目中，我们可以看出，绝大多数著作是论及俄罗斯外交政策的或者从双边或多边外交角度阐述俄罗斯的国家利益的。而专门论述俄罗斯国家利益变化的中文著作尚未发现，研究俄罗斯国家利益观的作品也没有。

三 研究方案

（一）本书的基本框架

本著作分为导论、结语等七个部分。

导论阐述选题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主要参考文献、研究视角路径及论文特点和论文的基本框架。

第一章阐述国家利益与国家利益观。本章对国家利益和国家利益观概念进行梳理和界定，区分二者差异。着重阐述决定国家利益观的四个基本要素，简要介绍俄罗斯独立以来国家利益观转变的几个阶段。

第二章阐述“一边倒”政策时期俄罗斯的国家利益观及对其外交政策的影响（1991年末至1994年末）。本章结合案例分析叶利钦“一边倒”时期俄罗斯的国家利益观。这个时期，俄罗斯将国家的发展方向确定为走西方道路，以求尽早融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此时，俄罗斯认可美国在西方世界的领导地位，甘当美国的“小兄弟”。以叶利钦为首的“亲西方派”力图快速恢复国内经济，尽早融入西方文明社会，他们把国内经济复苏的期望寄托在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身上。为了表示与这些国家政策的一致性，俄罗斯实行了全面加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政治、经济和安全体系的“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为了消除西方的疑虑，俄罗斯在战略平衡、东欧撤军、波罗的海问题、世界热点地区问题、国际传统联系等方面均做出了较大的让步。本章分23三个部分：在第一节中主要阐述“一边倒”政策时期俄罗斯的国家利益观。本节分别从国家的道路选择、国际定位、内外环境和维护国家利益的外交手段四个角度阐述俄罗斯该阶段的国家利益观：指出这个阶段俄罗斯在道路选择方面，以谋求西方民主式发展道路为途径，从而希望国家顺利实现转轨；在国家自我定位方面，俄罗斯谋求同西方发达国家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希望尽快成为国际社会举足轻重的大国；为了给国家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俄罗斯竭力加强和改善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同时，在外交决策方面，俄罗斯往往通过加强与西方国家的合作来实现国家利益。在本章第二节中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该阶段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其一，在重大问题方面强调与西方国家利益的一致性，以大幅让步来换取西方国家的支持；其二，接近西方国家的同时疏远传统盟友（根据意识形态划线确定盟友）；其三，允许美国等西方国家介入其内政。在第三节中，从该阶段俄罗斯国家利益观角度，对俄罗斯的具体外交事例进行分析，指出本阶段俄罗斯理想化外交严重，过于以意识形态划线，实行向西方国家“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导致俄罗斯国家利益受损。

第三章主要阐述主张多极化外交时期俄罗斯的国家利益观及对其外交政策的影响（1994年末至叶利钦辞去总统职务）。这个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在对俄经济援助方面，口惠而实不至，弱俄、遏俄的意图日渐明显且不断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北约东扩加剧了俄美矛盾。俄罗斯意识到，唯西方马首是瞻不但不会使俄罗斯快速摆脱国内的政治经济危机，反而使俄罗斯国家利益受到损害。因此，俄罗斯开始推行谋求成为多极化世界的强大一极的外交政策。在主张多极化外交时期，俄罗斯的国家利益观主要是：其一，继续推进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的既定发展目标以确保国家的改革成果；其二，谋求建立多极化世界以维护俄罗斯的大国地位；其三，对国家安全环境评估发生重大变化，视北约东扩及地区分离主义为主要威胁；其四，放弃“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实行全方位外交。这个时期，俄罗斯在外交政策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阻止北约东扩步伐以改善国家安全环境；实行全方位的外交政策，突出加强与中国的关系；反对美国等西方国家介入俄罗斯内政，以及强调独联体是俄的特殊利益区；在国际热点问题的处理上不再唯西方马首是瞻。本阶段，俄罗24斯力图谋求成为多极化世界中的强大一极，放弃了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思维方式，不再唯美国等西方国家马首是瞻，开始与西方国家在北约东扩、俄美核裁军和科索沃等一些重大问题上展开斗争。但俄罗斯目标与手段和实力的失衡，导致国家利益受到损失。

第四章主要阐述谋求与西方建立反恐合作伙伴关系时期的国家利益观及对其外交政策的影响（2000～2004）。普京接任总统后，俄罗斯的国家利益观更突出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特点。普京在维护国家利益时，其外交策略比叶利钦更显灵活、务实。在“9·11”事件之前，普京始终寻求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缓和关系的契机，但由于俄美在车臣战争、北约东扩、美国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科索沃战争等问题上矛盾尖锐，俄罗斯一时难以缓和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9·11”事件发生后，俄罗斯及时把握时机，积极支持美国在阿富汗的反恐战争，谋求与西方国家建立反恐的合作伙伴关系，从而为国家经济发展营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在本章第一节中，分别从国家的道路选择、国际定位、内外环境和外交手段四个角度阐述俄罗斯该阶段的国家利益观，指出本阶段俄罗斯在国家道路选择方面，继续坚持西方民主的发展道路，谋求与欧洲一体化来实现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的完善；在国家自我定位上，强调俄罗斯面临沦为二、三流国家的危险，重申建立世界大国的目标；重新对国家安全环境进行评估，视恐怖主义为国家主要威胁，谋求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建立反恐合作伙伴关系；在外交政策实施手段方面，采取“妥协外交”与“经济外交”以确保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第二节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该阶段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其一，“9·11”事件后，与美国的反恐合作与妥协外交；其二，推进以与欧盟经济合作为主的多领域合作；其三，经济外交的全面展开。在第三节中主要从该阶段俄罗斯国家利益观角度出发，结合具体事例对俄罗斯的外交政策进行简要评析。指出本阶段俄罗斯致力于国内发展，为了给国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加大了国家反恐力度，力图谋求与西方建立反恐合作伙伴关系。“9·11”事件后，俄罗斯及时把握时机，通过对美国反恐的支持，与美缓和了关系，俄美之间再续“蜜月温情”。伊拉克战争虽然使俄美关系拉开距离，但并未影响俄罗斯与西方建立反恐伙伴关系。为了缓和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俄罗斯在北约东扩、美国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俄25美核裁军等问题上采取与西方国家合作的态度。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关系的缓和，使俄在车臣反恐问题上得到西方国家的“谅解”，在一定程度上为俄罗斯集中精力发展国家经济营造了相对宽松的国际环境。但是俄罗斯的让步，实质上也使其利益受到了一定的损害：地缘政治环境更加恶化，独联体离心倾向更加严重……但由于实力的悬殊，此时俄罗斯在维护国家利益方面，更多的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综观普京第一任期的外交政策，可以看出，与前任外交政策有着较大不同。普京政府不再为维护其虚幻的大国地位而与美国等西方国家进行斗争，而更多时候是采取“妥协方式”为国家营造一个相对稳定与和平的国际环境。普京“务实”的外交政策为俄罗斯赢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从而为俄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便利。总之，这个阶段，普京的外交政策有诸多可圈可点之处。

第五章主要阐述谋求自主外交政策时期俄罗斯的国家利益观及对其外交政策的影响（2005～2008.5）。这个时期，俄罗斯不再认为其总体利益与西方国家利益相一致，而是以维护本国国家利益为前提，寻求适合俄罗斯发展的独特道路。为维护国家利益，抵制来自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压力，俄罗斯在许多问题上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针锋相对，进行外交反击。第一节主要介绍谋求自主外交政策时期俄罗斯的国家利益观：其一，谋求建立俄罗斯特色的民主体制和市场经济制度以实现强国梦想；其二，强调俄罗斯的大国地位，谋求成为多极化国际秩序制定者；其三，强化自主性外交，谋求国家内外环境的改善；其四，力图通过主导国际安全与经济合作来谋求国家利益。第二节从俄罗斯国家利益观变化的角度阐述了该阶段俄罗斯的外交政策的主要事例：其一，采取各种措施抵制“颜色革命”；其二，退出《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及同美国部署反导弹防御系统进行斗争；其三，着手谋求建立新的非西方国际关系机制；其四，放弃“以妥协求合作”的外交理念，进行局部外交反击。第三节从该阶段俄罗斯国家利益观角度出发，结合具体事例对俄罗斯的外交政策进行简要评析。乌克兰发生“颜色革命”使俄罗斯感到自身安全利益受到了威胁。该事件使俄罗斯认识到，西方国家遏俄、弱俄之心依然强烈。为维护自身利益，防止国内自由思潮影响国家经济发展，俄罗斯加强了政府对国家政权的控制，提出了“主权民主”的思想，这遭到了西方国家的抨击，导致俄罗斯与西方26国家关系的恶化。俄美两国也因美国欲在东欧地区部署反导防御系统而关系急剧恶化。

第六章分析了梅德韦杰夫担任总统后俄罗斯的国家利益观及其外交政策。美国在中东欧部署反导防御系统，格鲁吉亚欲武力统一国土后加入北约，这些均给俄罗斯的安全利益造成巨大威胁，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利益，梅德韦杰夫以前所未有的强硬态度予以应对——出兵格鲁吉亚、宣布在加里宁格勒州部署“伊斯坎德尔”导弹。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威胁对俄罗斯进行制裁时，俄罗斯适时表示可能使用能源和航天器作为“武器”进行反击，令美国等西方国家不敢轻率行事。为了尽快摆脱经济危机，俄罗斯又积极调整与欧美国家的关系，与美国最终在削减战略武器的问题上达成初步协议。同时，俄罗斯加强了与“金砖国家”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进而扩大了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在同日本的领土争端的问题上，梅德韦杰夫态度强硬，成为第一个视察北方领土的俄罗斯最高国家领导人。从梅德韦杰夫处理问题的方式和手段，可以看出梅德韦杰夫的务实和灵活的外交风格。

第七章阐述了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及俄罗斯国家利益观的嬗变对中俄关系及中国和平发展的影响。指出和平发展道路的选择既是对中国及世界以往经验教训总结的结果，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承袭，是中国发展的必然选择。叶利钦执政时期，中俄关系经历了冷淡、友好和“蜜月”几个阶段。普京执政时期中俄关系虽有起伏，但总体相对平稳。梅德韦杰夫执政的四年里，中俄关系稳步发展，达到历史最好水平。俄中关系的这种变化主要源于俄罗斯不同阶段的国家利益观发生了变化。纵观俄罗斯的对华政策，可以说，两国关系总体呈上升态势发展，基本上有利于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实施。但其间，两国关系也出现过反复，主要因为两国间尚存在猜忌，此外还有两国利益相左等因素。

结论部分指出，任何国家利益的判定均受国内、国际、民族和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受该国领导人的性格、判断力及思维模式等因素的影响。俄罗斯作为一个强势总统的国家，国家领导人的个人意志对国家内外政策的影响相对更大。另外，俄罗斯的国家利益观之所以发生很大变化，还同俄罗斯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相互认知、双方对对方行为的解读27有着密切的关系。将对方的防范政策解读为对自身利益的侵害，是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从中俄两国当前的国际地位、双方面临的国际形势及两国目前良好的相互关系来看，俄罗斯国家利益观的嬗变对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实施总体是有利的，但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美国对华“围堵”在今后一段时期将不断加码。如果今后美国将主要“关注点”移至中国，那么我们也不能过多地寄希望于同俄罗斯一道抵制来自美国的压力。因此，虽然目前被双方领导人解读为中俄关系历史最好时期，但是我们不能像一些人所说的实行“联俄抗美”，这不符合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俄罗斯在来自美国的压力减弱的情况下，也可能认同“中俄联合”抵抗美国的战略。

（二）特色与创新之处

长期以来，很多人对国家利益及国家利益观两个概念的界定不是很清晰。人们经常将本属于国家利益观范畴的国家利益与客观存在的抽象的国家利益两个概念相混淆。这往往抹杀了两个范畴的国家利益的差异性。本书除对国家利益和国家利益观两个概念进行界定之外，同时提出，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走向取决于该国对其国家利益的认定，即该国的国家利益观。

当前研究俄罗斯外交政策的著述颇多，但多是从时间分析的角度来解读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变化。本书力图通过实证分析，从国家利益观变化的角度来阐释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变化，这样能够更好地勾勒出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变化曲线。同时，可以更好地厘清俄罗斯外交政策调整的原因。

本书力图以时间为序，从四个方面来阐述俄罗斯国家利益观的变化及对其外交政策的影响。在阐述俄罗斯国家利益观时，主要从国家发展方向选择、国家定位、国内外环境变化及外交政策实施的具体手段四个方面分析俄罗斯各个时期的国家利益观。同时，从国家利益观变化的角度分析俄罗斯在不同时期的外交政策及其变化的原因是本书与其他著述的不同之处。

在资料文献的选取上，本书尽可能采用领导人的公开讲话、总统的国情咨文、国家对外正式公开的官方文件等一手资料。一方面做到言之可查、查之有据，另一方面保证材料的真实可信性。

（三）采取的研究方法

鉴于本书选题的特点，采取了以下研究方法。

一是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本书在每一章的前半部侧重于从理论层面对俄罗斯国家利益观的变化进行分析归纳，然后通过实例对分析结果进行实证解读。

二是政策分析与案例分析相结合。在书中，通过政策解读来论述俄罗斯国家利益观的变化，再结合具体案例论证俄罗斯外交政策演变。

三是历史分析、现状分析与战略走向的宏观分析相结合。在掌握充足的历史资料对俄罗斯国家利益观进行分析的基础之上，对某些现状问题进行较为详尽的剖析，并且在本书结语部分，对俄罗斯国家利益观未来变化趋向及俄罗斯今后外交政策可能走向作出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