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不同视域下的分配理论

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中，生产与分配是永恒的主题，也是经济学研究的中心课题。从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开始，经过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艾尔弗雷德·马歇尔、卡尔·马克思，到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萨缪尔森，都在不同的视域下分析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都把分配理论作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之一。正如大卫·李嘉图（1821）所指出的：“土地产品，即将劳动、机器和资本联合运用在地面上所取得的一切产品，要在土地所有者、耕种所需的资本所有者以及进行耕种工作的劳动者这三个社会阶级之间进行分配。……确立支配这种分配的法则，是政治经济学的主要问题。”

一 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理论

1．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增长原因分析与三个阶级、三种收入的理论

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76）的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思想主要体现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他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就在于促进国民财富的增长，并在这本书中着重论述了影响国民财富增长的原因。他认为增加国民财富主要靠两种方法：一是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力，这主要靠发展分工；二是增加从事生产劳动的人数，这主要靠增加资本。

亚当·斯密首先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他提出，地主、工人和资本家是构成文明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三大阶级。亚当·斯密根据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用取得收入的方式来划分阶级。他认为收取地租的土地占有者是地主阶级；从事劳动、以工资为生的人是工人阶级；手中积累了资本，以利润为收入的人是资产阶级。地租、工资和利润分别是他们的收入。这些是社会的基本收入，其他收入如利息、赋税等，都是从这三种收入中派生出来的。他认为商品价值由地租、工资、利润三部分构成，地主、工人、资本家三个阶级分别取得地租、工资、利润三种收入。“在商品价格中，除去土地的地租以及商品生产、制造乃至搬运所需要的全部劳动的价格外，剩余的部分必然归利润。……工资、利润和地租，是一切收入和一切可交换价值的三个根本源泉。”

关于工资，亚当·斯密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生产物要在这三个阶级中进行分配。工资水平由劳资双方的契约决定，但仍然有一个最低限度，即足够维持其生活。工资水平取决于市场上对劳动的需求，而对劳动需求的增加，是一国资本和收入或国民财富增加的结果，也就是说，一国财富增加的速度即资本积累的速度，决定工资的水平。国民财富不断增长的国家，工资会不断提高；反之，工资会降低。因此，劳动报酬提高及劳动者生活状况改善是国民财富增进以及社会前进的结果与评价标准。

关于利润，亚当·斯密认为，第一，利润是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才出现的，劳动者因丧失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而不得不接受雇佣是利润产生的前提；第二，工人创造的价值分为归工人的价值和归资本家的价值两部分，也就是工人的劳动要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两部分。利润是工人创造的价值在补偿了工资以后的余额，归资本家占有。这里，亚当·斯密实际上认识到了剩余价值的起源。亚当·斯密认为，利润是倾向于下跌的，“在同一行业中，如有许多富商投下了资本，他们的相互竞争，自然倾向于减低这一行业的利润；同一社会各种行业的资本，如果全部同样增加了，那么同样的竞争必对所有行业产生同样的结果”。同时，亚当·斯密指出，由于受许多因素影响，利润是不确定的，但可以由利息率的变动推知利润的变动，因为国内资本的利润一般会随利息率的升降而增减。亚当·斯密主张用市场供求关系调节资本利润和利息，反对人为垄断和干预。他指出，在自由竞争条件下，除了起因于职业本身性质的不平等难以避免外，工资和利润在不同行业可以大体均等，但这需要若干条件；此外，人为的政策和制度也会造成不平等现象，如限制竞争、城乡的人为差别、限制资本和劳动自由流动等。

讨论了工资和利润以后，亚当·斯密进而讨论了地租。他认为，地租是使用土地的代价，是租地人按照土地实际情况支付给地主的最高价格。地租是土地生产物的售价中除了工资和利润以外的部分，这一部分规模依照土地生产物的价格而定，而这个价格又要看土地生产物的需求如何。亚当·斯密由此指出，工资和利润是价格高低的原因，而地租是价格高低的结果。

2．李嘉图的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思想

李嘉图是从总供给入手来研究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李嘉图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把收入分配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题。这是因为收入分配问题不仅涉及各阶级的经济利益，而且关乎资本主义未来的发展。李嘉图在其名著《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序言中指出：确立支配全部国民产品在三大社会阶级之间分配的法则，是政治经济学的主要问题。李嘉图不仅研究分配本身，而且把收入分配的研究同一国经济增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认为整个经济体系运行的机制、经济增长的决定力量和前景，以及一些重要的政策措施的答案，都深藏在分配理论之中。

李嘉图继承了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和分配理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三个阶级和三种收入的见解。李嘉图认为，收入分配是社会总产品在地租、工资和利润之间的分配，并遵循着两种不同的原则：边际原则和剩余原则。边际原则被用来说明地租的决定和地租份额的变化，它以土地报酬递减规律为基础。地租被看成土地这种生产要素的级差收益，资本主义级差地租有两种形态。第一种形态是由土地的质量和位置造成的，不同土地劳动生产率的差别产生了地租的差别。他认为该形态地租的产生和存在有两个条件，即土地的有限性及其肥沃程度和位置的差别性。第二种形态是由追加等量资本和等量劳动的生产率而产生的地租。剩余原则被用来说明商品的价值在工资和利润之间的分配，它以“生存工资”理论为基础。工资等于维持劳动力生存和延续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利润是产品价值减去工资之后的余额。在此前提下，他认为经济增长取决于资本积累，资本积累的唯一源泉是利润，利润是资本所有者的收入，是劳动者创造价值的一部分，利润的规模取决于社会财富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分配。因此，李嘉图认为，经济增长的速度和前景取决于收入分配中利润份额的变动。

李嘉图还系统地研究了资本主义早期发展阶段工资、利润、地租的大小及其相互关系，并由此得出了两个重要结论。一个结论是，因为地租总是由追加的劳动量所获报酬相应减少而产生的，所以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是地租上升；另一个结论是，由于商品的全部价值只被分解为两个部分，即劳动者的工资和资本家的利润，利润是工资的余数，因此，利润和工资的高低成反比。此外，他也认识到了随着社会的进步、财富的增长、资本积累和人口的增加，利润有下降的趋势。

二 马克思的分配理论与利润率下降规律

马克思的分配理论继承了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并发展出了剩余价值理论，用来解释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的规律。马克思认为，分配关系是生产关系的一个侧面，是在一定历史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产物。当个人以雇佣劳动形式参与生产时，他就会以获得工资的形式参与产品的分配，而雇佣劳动制度是以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分离为前提的。“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就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就对象说，能分配的只是生产的成果，就形式说，参与生产的形式决定了参与分配的形式。”

对于工人阶级在社会分配中的地位变动趋势问题，马克思在他的资本积累理论和资本有机构成理论中，集中体现了自己的观点。与李嘉图将利润最大化视为资本积累的主要目的不同，马克思认为，由于资本家之间的激烈竞争，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不仅是一种选择，而且是必需的。工业革命之后所形成的社会化大生产使大量手工工场在激烈竞争中倒闭，但新的生产方式又不足以吸纳由大量失业者所组成的“劳动储备大军”。因此，当劳动供给超过劳动需求时，工资仅能维持在满足工人基本生活的最低水平。随着竞争的加剧和中小企业的倒闭，生产逐渐集中于少数大资本家，从而使经济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在这一阶段，资本的有机构成逐渐提高，也就是以机器设备为主的不变资本在总预付资本中的比例提高，而用于支付工人工资的可变资本的比例降低，从而使工资占总产出的份额下降，工人阶级陷入相对贫困，甚至绝对贫困，这就是马克思的“生存工资”观点。资本积累过程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对抗性矛盾：它的一极是资本家财富的积累，另一极是无产阶级失业、贫困的积累。

马克思对利润变化趋势的分析也是以资本有机构成理论为基础的。马克思认为，随着经济的增长，资本利润率必然下降。剩余价值是可变资本的产物，利润率是剩余价值对总资本（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之和）的比率，随着资本积累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利润的绝对量上升，而利润率必然下降。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中，一般的平均的剩余价值率必然表现为不断下降的一般利润率。因为所使用的活劳动的量，同它所推动的物化劳动的量相比，同生产中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量相比，不断减少，所以，这种活劳动中物化剩余价值的无酬部分同所使用的总资本的价值量相比，也必然不断减少。而剩余价值量和所使用的总资本价值的比率就是利润率，因而利润率必然不断下降。”关于地租的变动，马克思认为：“地租量完全不是由地租的获得者决定的，而是由他没有参与、无关的社会劳动的发展决定的。”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土地产品的市场需求会增大；另一方面对土地本身的直接需求也会增大。因此，“土地所有者只是坐享剩余价值和剩余产品中一个不断增大的份额”。

马克思认为，良好的自然条件和技术的发展只提供剩余劳动、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的可能性，而不能提供它的现实性。要把剩余劳动归属于资本，必须具备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需要外部的强制，“对这种剩余劳动的占有不是以交换为中介，而是以社会的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暴力统治为基础”。相应的，他认为资本通过侵占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对劳动者构成了剥削，从而使资本和劳动两种生产要素在分配中处于敌对关系，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马克思认为，只有通过增强工人阶级的集体谈判能力，才能使资本家降低剥削的程度，将一部分剩余价值交给劳动者，以提高其收入份额。因此，马克思的理论意味着分配份额是由双方的阶级力量决定的，要维持工资和利润的稳定分配关系，必须使工人阶级的组织和谈判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三 新古典经济学的分配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的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与马克思的观点相反，它继承了李嘉图的边际原理，从生产的技术角度来解释收入分配，将现行制度中的利润和工资的分配格局看成由资本和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决定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和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前者以边际生产力为核心，研究收入分配；而后者以均衡价格理论为核心，研究收入分配。

1．克拉克的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

克拉克首创了“边际生产力”这一经济学概念，并将其运用到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决定中，从而建立起一个比较完整的要素分配理论体系。他认为，国民收入在各种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分配，是由各要素在生产中所做的贡献决定的，“每个生产要素在参加生产过程中，都有其独特的贡献，也都有相应的报酬——这就是分配的自然规律”。他认为，各生产要素的所有者根据其拥有的生产要素对生产的贡献而获得的收入，就是生产要素的价格。因此，解决分配问题就是要解决生产要素的价格决定问题，但生产要素的价格决定是动态过程，而生产要素所有者的收入是一个静态过程。边际生产力决定生产要素之间的收入分配，工资和利息则决定于劳动和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在自由竞争条件下，工资等于劳动边际生产力、利息等于资本边际生产力就是社会收入分配的自然规律，从而形成了在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条件下的欧拉定理：Q＝K·MPK+L·MPL，也被称为产品分配净尽原理，其中，Q、K、MPK、L、MPL分别代表总产出、资本投入量、资本的边际产出、劳动投入量、劳动的边际产出。

在图1-1中，APL为劳动要素的平均产出曲线，MPL为劳动要素的边际产出曲线。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中，厂商根据利润最大化原则，雇佣的劳动力数量为L0，支付工资水平为W1，劳动要素的总收入为矩形OL0FW1，其他要素的收入则为矩形W1FCD。

克拉克认为导致动态变化的力量来自人口增长、资本增加、生产方法的改良、生产组织形式的变化，以及人类欲望的增长和变化。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分配格局变化的趋势是：一方面，由于各种动态因素的共同作用，工资以及其他形式的收入将不断上升，同时，商品价值（以劳动衡量的单位价值）将不断下降，使一定量的劳动可以交换到更多的商品；另一方面，随着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劳动、资本以及整个社会结构也会不断上行，导致经济不断增长。

2．马歇尔的要素市场均衡价格理论

克拉克只是从需求的角度考察了要素的分配问题，而新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马歇尔把边际效用理论和生产费用价值论结合起来，并把“均衡价格”的概念引入要素价格的决定，从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共同解释要素价格的决定。“需求和供给对工资起着同样的影响，其中是不容有轩轾的，如同剪刀之两边、拱门之双柱一样。……这个问题中的各种因素都是相互决定（相互制约）的，它偶尔使供给价格和需求价格相等。工资既不是由需求价格，又不是由供给价格决定的，而是由支配供给和需求的一系列原因决定的。”他认为，任何生产要素的需求都取决于它在替代原理下的边际生产力，而供给“不论什么时候都首先取决于它的现有存量，其次取决于它的所有者把它运用到生产上的意向”。

就劳动而言，劳动力的需求价格是由最后被雇用的那个工人的生产力，即边际生产力决定的，若劳动的边际生产力递减，厂商对劳动的需求价格也将下降。对于劳动力供给价格，马歇尔认为是由培养、训练和维持有效率的劳动者的生产成本决定的。于是，工资、利息、地租等生产要素虽然形式上互不相同，但其收入份额问题都被归结为要素均衡价格的决定问题。“工资及其他的劳动报酬，和资本的利息有许多共同之点。因为决定物质资本和人身资本的供给价格的因素具有一致性，使人投资于他的儿子的教育上的动机，和使他为他的儿子积累物质资本的动机相同。”

二战以后，经济学研究的中心由英国转向美国，作为凯恩斯的追随者，以保罗·萨缪尔森等人为代表的一批美国经济学家把马歇尔的学说改造成微观经济学，把凯恩斯的学说发展成宏观经济学，并在经济学领域一直占据着支配地位，这就是经济思想史上著名的新古典综合派。

四 新剑桥学派对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

新剑桥学派的收入分配理论是由罗宾逊、卡尔多、帕西内蒂和斯拉法等沿着凯恩斯的投资-储蓄分析框架发展起来的。他们认为，在就业和产出给定的条件下，凯恩斯的分析框架也可用来分析工资和利润的分配关系。他们试图在否定新古典综合派的基础上，重新恢复李嘉图的传统，建立一个以客观价值理论为基础、以分配理论为中心的理论体系，并以此为根据，探讨和制定新的社会政策，以改变资本主义现存分配制度，调节失业与通货膨胀的矛盾。

新剑桥学派主张研究经济增长时必须将收入分配纳入。帕西内蒂（2005）认为，将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结合起来研究是该学派的一大特色，也是未来该学派研究的重点内容，新剑桥学派将继续致力于解决现代经济中始终存在的高失业率和收入不均等问题。他们主张通过调节储蓄率来解决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内在不稳定性，认为在既定的经济增长率和资本-产出比之下，可以通过改变储蓄率来实现充分就业的经济增长，而储蓄率的改变需要通过改变资本利润和劳动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来实现。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动趋势朝着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方向发展，即在储蓄倾向不变的条件下（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的假设之一就是，资本家和工人的平均储蓄倾向都是常数），投资率越高，国民收入中的资本利润份额越大，劳动工资份额越小。这种不利于经济稳定增长的收入分配格局变化趋势完全是社会制度原因和历史原因造成的，必须通过政府干预才能得到解决。政府应该采取有力措施来调整国民收入中的利润份额和工资份额，改变收入分配的格局，以使社会储蓄率满足经济稳定增长的条件，从而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基于这样的逻辑思路，新剑桥学派提出依靠社会政治力量，通过改进累进税制、实行没收性遗产税等一系列收入均等化措施，改进资本主义收入分配制度。

卡尔多（1955）认为，当经济满足充分就业条件时，总产出可以分割为工资和利润两个部分，并将其分配给社会中的两类群体——工人和资本家，这两类人群则分别以不同的储蓄率将其收入进行储蓄。当社会的总投资等于总储蓄时，经济处于均衡状态，而工资和利润的分割比例也同时确定。

假定社会上只有工人和资本家，全部国民收入Y分为工资W和利润P两部分，即Y＝W+P，则整个社会的储蓄额S＝W·Sw+P·Sp＝（Y-P）·+Sw+P·Sp＝P（Sp-Sw）+Y·Sw，其中，Sw为工人的储蓄率；Sp为资本家的储蓄率。当经济实现均衡增长的时候，有I＝S，即I＝P（Sp-Sw）+Y·Sw，对该式两边同除以Y（Sp-Sw），得到式（1）：

式（1）表明，利润份额（P/Y）由投资率（I/Y）和工人与资本家的储蓄倾向（SW和SP）决定。当工人的储蓄倾向Sw为零时，即工人将所有收入用于消费时，利润份额（P/Y）可简化为式（2）。

由式（2）可以得到三个推论：①当资本家降低其储蓄倾向，即提高其消费率时，他们的收入份额，即利润率也因此提高。卡尔多认为，这就是凯恩斯所说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寡妇的坛子”，也就是说，“资本家赚取他们所花费的，工人花费他们所赚取的”。②当资本家的储蓄率SP不变时，社会的投资率（I/Y）越高，经济增长率越高，利润占国民收入的份额越大，相应的，工资所占国民收入的份额就越小。③如果资本家的储蓄率和投资率都不变，那么劳动与资本的收入份额将保持稳定。新剑桥学派的分配模型与李嘉图（或马克思）的模型恰好相反，利润由投资率和资本家的消费倾向决定，因而利润是国民产出的“优先支付”，而工资则变成一种“剩余”。

新剑桥学派在凯恩斯的投资-储蓄分析基础上，把经济增长与国民收入分配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得到的基本结论是：投资率是决定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最重要的因素，经济增长将引起国民收入分配朝有利于资本家的方向变化；经济增长率越高，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越大，工资收入所占份额越小；如果投资率一定，资本家消费越多，其所得的利润就愈多；只有当资本家的储蓄率和投资率都不变时，两种要素的收入份额才会稳定。

五 福利经济学及制度经济学的分配理论

对居民收入份额的考察不能仅限于要素的市场供给与需求方面的因素，福利经济学指出：即使市场机制是有效的，通过交易，商品的分配由交换契约线以外的某一点回到交换契约线上的某一点，实现了帕累托最优，但这一最优解只能位于互利空间内，而不可能超出这一范围，互利空间是由两个交易者的初始要素禀赋决定的。如1-2图所示，如果两种商品在两个消费者A和B之间的初始分配点为M，那么在完全竞争条件下，通过市场交易，分配点可能会回到互利空间内的契约线上的某一点，但不可能超出互利空间。

但初始要素禀赋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初始要素禀赋只能由生产技术决定的各类资源的重要程度、公共选择过程决定的生产性资源配置结构，也就是社会制度决定。而公共选择过程，或者说社会制度的制定及变迁过程，不仅是个人参与推动的过程，而且是全部利益相关者集体行动的过程，而这取决于该利益集团的组织能力和博弈能力。曼瑟尔·奥尔森（1971）认为，由于大集团和小集团的成员面临的选择性激励强度不同，大集团成员更倾向于“搭便车”，为本集团提供公共产品的激励弱化。相反，小集团成员有更强的激励为本集团提供公共产品，更容易组织起集体行动，从而影响公共选择的方向。道格拉斯·诺思指出，由于政府也是经济人，并且在使用暴力方面具有相对优势，它通常以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非社会效率最大化为原则为社会成员界定产权，这使得社会制度可能是无效率的，经济的停滞与僵化成为常态。也就是说，政治、社会制度极大地影响甚至决定了经济结构与经济效率。

六 发展经济学关于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理论

发展经济学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为主要研究对象，一方面继承了西方经济学的传统，探讨经济增长与功能性收入分配的关系；另一方面更重视收入分配的均等问题，其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理论以库兹涅茨的倒“U”形曲线假说和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为代表。

1．库兹涅茨的倒“U”形曲线假说

库兹涅茨是第一位研究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分配长期变动趋势的经济学家，他1955年发表了《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文中他把处于经济增长早期（1854～1857年）的普鲁士的收入差距统计资料与处于经济发展后期（1880～1950年）的美国、英国和德国萨克森地区的收入差距统计资料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在库兹涅茨看来，经济增长早期收入分配不平等迅速加剧并恶化的趋势是不需要证明的事实。他对普鲁士的资料进行研究，发现1854～1857年，最富裕5%的人口的收入份额从21%上升到25%，而较贫穷90%的人口的收入份额则从75%下降为65%。而对美、英、德等国几个收入阶层的有关数据的研究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在考察期内，美国、英国和德国萨克森地区富裕阶层的收入份额均不同程度地下降了，而贫困阶层的收入份额不同程度地上升了，即收入差距缩小了。同时，库兹涅茨还引证了横截面资料，数据显示，处于经济发展早期的发展中国家比处于经济发展后期的发达国家有更高程度的收入不平等。据此得出结论：在经济进入增长阶段之前，收入分配较为平等；在经济增长的早期，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会逐渐加大；当一个经济社会从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时候，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加大更为迅速。但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这种情况会有短暂的稳定，并逐步得到缓解；在经济增长的后期，随着各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差距逐步缩小，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开始缩小，直至收入分配的平等化。也就是说，在经济的长期增长过程中，个人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变动存在着一种倒“U”形规律，即“先恶化，后改进”（见图1-3）。

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表明：在整个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人均收入在从最低上升到中等水平时，收入分配状况先趋于恶化，但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收入分配差距状况会逐步得到改善，最后达到比较公平的状态。也就是说，在一个国家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过渡的长期过程中，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状况呈现“先恶化，后改善”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库兹涅茨认为，收入分配状况在经济发展早期呈现逐步恶化的趋势有两个原因：一是作为经济增长动力，储蓄和积累集中在少数富裕阶层的手中，因此，整个经济在增长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穷人越来越穷、富人越来越富的现象；二是随着经济的增长，工业化和城市化必然会出现，而城市居民收入分配比农村居民更加不平等，所以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必然会导致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但是，库兹涅茨同时也认识到现实中存在着一些能够抵消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因素。这些因素分别是：①如救济法、累进所得税制等法律干预和政治决策；②富人比穷人更倾向于控制生育，因此，人口中富人的比重会逐步下降。这样，若干年之后，收入较低的人口会进入固定比重的最富裕阶层，从而使这一阶层的相对收入份额在整个居民收入中的比重下降；③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以及新兴行业的不断出现，也挤占了原有行业的财产和收入，导致来源于旧行业的财产和收入的比重在总收入中不断减少。

2．二元经济结构模型与规模性收入分配动态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由刘易斯在1954年发表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中首次提出。该模型是以劳动和资本两类生产要素的供求关系来解释经济发展中的要素收入分配关系的。模型有三个基本假设：①发展中国家经济中存在两个部门，一个是劳动生产率极低以至于收入水平也很低的传统农业经济部门，另一个是劳动生产率高且工资水平也相对高的现代工业经济部门。现代工业经济部门通过从传统农业经济部门吸收劳动力而得以发展。②在现行工资水平下，对现代工业经济部门的劳动力供给超过这个部门的劳动力需求。换言之，在传统农业经济部门，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相对于资源而言，劳动处于大量过剩或无限供给的状态；这些剩余劳动转移到现代工业经济部门，不会引起农业产出的变化。③在提供同等质量和同等数量的劳动力条件下，非熟练劳动在现代工业经济部门比在传统农业经济部门可得到更多的工资。传统农业经济部门的劳动收入比较固定，仅供维持基本生活，这就决定了现代工业经济部门工资的下限。现代工业经济部门的工资是由传统农业经济部门仅能维持基本生存的工资水平乘以一个百分比得到的。

在追溯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刘易斯强调其关键是资本主义剩余的使用。这个制度的推动力是对资本主义剩余进行再投资以创造新资本而产生的。当资本主义城市工业部门扩大时，劳动力就被从传统农业经济部门吸收到现代工业经济部门，于是剩余变得更大了，就有了更多的利润进行再投资。由于传统农业经济部门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如果在这一过程中不发生故障，资本主义城市工业部门就可以按照现行不变的工资水平雇到所需要的劳动力数量，一直到资本积累赶上劳动力的剩余供给，届时劳动力供给函数不再是完全无弹性的。超过这一点，实际工资将不再是固定的了，而是在资本形成时出现上升，城市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不再是一条水平线。

刘易斯关于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问题的基本结论是：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农村劳动力相对过剩，劳动价格较低，而资本收益不断增加；这种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之间较大的收入差距促使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随着经济的增长，劳动力成为稀缺要素，劳动收益开始上升，资本成为相对丰裕的要素，其收益转而下降。这样，两部门间的收入差距逐渐缩小，最后，二元经济变为一元经济，收入分配趋于平等。简单来说，就是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不平等呈正相关，即经济增长伴以收入差距的扩大；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剩余劳动的消失，经济增长将伴随着收入差距的缩小。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很好地解释了倒“U”形假设的全过程：收入分配不平等现象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存在大量剩余劳动）逐步上升，然后是短暂的稳定，在发展的较高级阶段（剩余劳动消失）转而下降。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的结论与库兹涅茨的相关概述是一致的。收入分配不平等最初为什么会加剧？刘易斯给出了两个原因：一是资本所有者的收入比重会随着现代化部门或资本主义部门规模的扩大而提高；二是当不断增长但总数仍然不多的劳动者从传统农业经济部门转移到现代工业经济部门时，劳动力收入分配内部的不平等在早期阶段也会加剧。

在刘易斯之后，费景汉和拉尼斯对二元经济模型进行了补充和扩展，更为清晰地阐明了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发展之间的关系；乔根森在刘易斯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模型的基础上，创建了新的模型。与此同时，其他发展经济学大师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国情，提出了诸多创新性的理论，如托达罗的人口流动模型（又名“三部门模型”，因为模型中包括农业部门、城市正规部门和城市非正规部门三个部门）、莱宾斯坦的“临界最小努力”理论和纳尔逊的“低水平陷阱理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