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对中国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问题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在不断扩大，并成为一个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国内不少学者也开始关注收入分配差距和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有的研究者主要致力于研究如何衡量中国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找出产生收入分配差距的原因，并提出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对策。有的研究者主要致力于分析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于时间序列的收入分配差距（基尼系数）与经济增长水平（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进而探讨如何改进收入分配政策，以促进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有的研究者主要致力于分析研究各地区间或城乡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以求解决地区间或城乡间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现实问题，实现地区间或城乡间的均衡、和谐发展。
一 对收入分配差距程度的估测
很多学者认为近年来我国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基尼系数已达到较高的水平，但对于我国基尼系数的具体值，不同研究的结论差异很大。陈宗胜、向书坚（1996）计算出的1995年全国总体基尼系数分别为0.365和0.3515。陈宗胜（2000）还计算出1999年我国居民正常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413（如考虑到非正常收入，基尼系数则达0.480）。中国社会科学院“收入分配课题组”将城镇住户的实物收入、住房补贴及农户自有住房的隐含租金纳入个人可支配收入后，计算出1988年全国的基尼系数为0.382, 1995年增加到0.452；研究同时认为，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扩大是造成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
二 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关系的研究
这些研究多注重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及其原因、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有利还是有害，以及经济增长是否必然带来收入差距的扩大等方面，即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
陈宗胜在1994年提出了倒“U”形曲线的阶梯形变异论，对倒“U”形曲线进行了严格的数学证明，并将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引入分析，论证了阶梯形收入差别曲线，这更切合实际地解释了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变动情况。2002年，陈宗胜又提出了“公有经济收入分配差别的倒U曲线”，以区别于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这改变了库兹涅茨理论私有经济条件的假设，创造性地将公有经济制度的假设引入倒“U”形曲线模型，这一创造性的发展为以后学者利用中国数据做倒“U”形曲线论证的定量分析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因为我们收集到的数据本身就已经包含了政策因素的影响。
林毅夫（1997）也认为，当前中国内地各省份之间发展水平差距的主要原因在于，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推行的各种各样的经济扶持措施影响了市场的正常运转，这制约了中国部分地区经济的发展与技术的进步，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地区收入分配差距。
李实、赵人伟、张平（1998）通过两次大规模的居民收入抽样调查，对个人可支配收入的不均等程度进行了估计，分别估算了1995年我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认为城乡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呈现了一种不同的变动轨迹；同时，他们还利用国家统计局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概念，分别计算了1985年、1991年和1995年省际收入差距的变异系数和基尼系数，两者均表现了不断上升的趋势。赵人伟、李实（1999）根据两次大规模的抽样调查数据，分别对洛伦兹曲线及其变化形式等分组分析法、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进行了全国、城镇和农村三个层次的测算，并以此为基础，对收入分配状况及其变化进行了一系列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对任何一个经济体来说，收入分配及其变化更多地表现为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的结果，也就是说，制度变化因素和经济发展因素构成了收入分配格局及其变化的直接和间接决定因素。
郭熙保（2002）认为，中国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主要是因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加强。随着经济发展，居民收入差距将符合倒“U”形曲线假说。尹恒等（2005）运用一个政治经济模型，研究了增长率与税率的关系，认为在政治均衡时，收入越不平等，实际资本税率就越高，因此，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倒“U”形关系。
周文兴（2002）在《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分析》一文中，采用1978～1995年中国城镇基尼系数和名义GDP数据集，并运用非经典的时间序列方法，对线性化后的城镇基尼系数和名义GDP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中国的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不平等之间存在协整（cointegration）关系。之后，周文兴分别建立了反映经济增长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影响的误差修正模型（ECM1）
以及反映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增长影响机制的误差修正模型（ECM2）
D（GDP1）＝0.508455D［GDP（-1）］+0.583252D（TOWN1）+0.006979ecm2
周文兴得出的结论是，经济增长以外的因素（如体制和政策等因素）对收入分配不平等产生的影响更大。各项推动经济增长的短期政策都不是很奏效，且难以持久。接下来，周文兴又采用产生于化学领域，由S. Wold和C. Albano等创造的偏最小二乘法（PLS），引入资本、教育、城市化、通货膨胀、财政收支、税收、工资率和货币控制等因素，对经济增长和城镇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进行分析，结论是大多数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因素会导致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扩大。
林毅夫、刘明兴（2003）以1970～1997年中国28个省份（不包括西藏、海南和港澳台地区）的相关数据为基础，先采用σ收敛法直观地度量中国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经济增长的收敛性差异；接下来，使用1978～1999年中国28个省份的纵向数据，并构造技术选择指数，采用基于新古典模型导出的增长方程进行计量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在大多数劳动力处于低技能水平的中国，发展战略是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关键。
刘霖、秦宛顺（2005）采用1982～2001年GDP增长率（代表经济增长率）及钱敏泽（2002）估算的基尼系数（代表收入分配差距）两个指标，进行了Granger因果关系的实证检验，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确实推动了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另一方面，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也激励了人们努力改善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对经济增长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刘霖、秦宛顺认为：“适度扩大收入分配差距符合市场经济原则，是合理的、必需的，它有助于调动个人的积极性，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
陆铭、陈钊、万广华（2005）在《因患寡，而患不均——中国的收入差距、投资、教育和增长的相互影响》一文中，使用1987～200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以Mitchell和Speaker（1986）模型为基础，利用联立方程模型和分布滞后模型，对收入差距、投资、教育和经济增长的相互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在即期收入分配差距对投资的影响由负逐渐变为正，然后再逐渐下降至微弱的负，从长期的累积效应来看，收入分配差距对投资的累积影响始终为负。收入分配差距对教育的影响较对投资的影响微弱得多，其累积影响始终为正。收入分配差距对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在即期也是由负逐渐变为正，然后再逐渐下降至微弱的负。从长期的累积效应来看，收入分配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始终为负。同时，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收入分配差距也有降低的趋势。因此，他们得出结论，控制收入差距在长期有利于经济增长，并反过来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从而可能实现收入分配平等与经济增长相协调的目标。
章奇、刘明兴、陶然、Vincent及Yiu Por Chen（2004）在《中国的金融中介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一文中，考察了中国金融中介的增长对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并采用1978～1998年28个省份（除了西藏、重庆、海南，以及港澳台地区）的数据，建立如下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其中，i表示第i个省份；t表示第t年；ε是服从均值为0、方差为σ2的正态分布的残差项；INE表示城乡收入差距（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RPGDP表示以1978年价格计算的各省份实际人均GDP,+FINDEV和AFINDEV均表示各省的金融发展水平（FINDEV表示各省份全部国有及国有控股银行信贷总额占+GDP 的比例，AFINDEV 表示FINDEV中向农业贷款的比例）;+D表示其他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影响的变量。模型估计的结论为：金融中介增长即经济增长显著拉大了城乡收入分配差距，换言之，扩展的库兹涅茨效应在我国省级面板的数据集中并不成立。
王小鲁、樊纲（2005）的研究认为，中国居民收入差距还有继续扩大的明显趋势，经济发展并不必然带来收入差距先升后降的结果。李实（2009）认为，迄今为止，还没有证据表明中国收入差距的变动在遵循库兹涅茨倒“U”形轨迹。
关于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学者们的研究结果大多表明，较低程度的收入不平等一般有利于经济增长，但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提高，将会阻碍经济增长。杨俊、张宗益、李晓羽（2005）选取1995～2000年和1998～2003年两个样本区间，使用各省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的研究表明，中国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收入不平等与后期经济发展之间存在较为显著的负相关。王少平、欧阳志刚（2006）使用泰尔指数刻画了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发展过程，研究表明，城乡收入差距与实际经济增长长期存在着非线性关系，1978～1991年，城乡收入差距对实际经济增长的长期效应为正，1999年后则变为负，而且负效应逐年增加。梁亚明、臧海明（2009）的研究发现，较发达地区的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具有阻碍作用，而欠发达地区的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