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儿童文化

毋庸置疑，由于生存方式的差异，不同的民族拥有不同的知识系统，这自然包括儿童方面的观念、行为、制度、信仰等知识。特定的知识系统塑造着特定民族儿童文化的地貌和区别于其他民族儿童文化的特异性。一般说来，在凸显民族的差异性时，我们常常更关注为成人所代表的民族文化，对民族儿童文化不免遗漏或忽视。事实上，如果我们注意到“传递”环节对文化存有、延续和创新的重要性，那么就不应该忽视儿童文化，因为其担负着承前启后的文化接续职责。

有鉴于此，民族儿童文化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除了“族性”的文化更替功能外，其本身亦构成多维社会情境下儿童文化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

儿童文化的“生境”

“生境”（habitat）是生物学术语，指生物个体、种群或群落生活所处地域的物理环境，包括必备的生存条件和其他对生物起作用的生态因素。这一术语后来为民族学所借鉴和运用。

民族学界对“生境”一词的理解，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早期的民族学家们仅仅把生境理解为纯自然的生存空间。随着民族学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步意识到，围绕一个民族的外部环境并非是纯客观的自然空间，而是经由人类加工改造的结果。人类加工改造环境需要凭借社会的力量，加工改造的结果自然带上了社会性，于是，生境不再是纯客观的自然环境，而是社会模塑的人为体系了。这是与生物学理解生境上的重要区别。

如果说文化有着“自己的生命”，像人类学家克罗伯所谓的“超有机体”一样，那么，作为一种活着的、具有生命的儿童文化，便有其存活的生境。

事实上，每一民族中的儿童文化，都有不同的生境。其生境的具体构成，不仅取决于特定的自然生存环境，而且包括既有的民族文化传统遗产，如语言、传话、故事、歌舞、道德规范、价值观，等等。

就蒙古族儿童文化来说，“摔跤”（或音译为搏克）是儿童们所喜欢的一项传统竞技活动，其有一整套动作技术，并配以独特的服装。摔跤手一律穿着耀眼的摔跤坎肩，坎肩边缘饰有铜、银的泡钉，既增加了美感，又便于对方借力。下身穿肥大的白裤子，外面再套一条绣有各种动物和花卉图案的套裤。后背中间有圆形镜或“吉祥”之类的字，腰间系有红、蓝、黄三色绸子做的围裙，脚蹬蒙古靴或马靴。摔跤以巧取胜，一跤定胜负，只要身体有一处着地便算输了。据说，蒙古族的男孩从小开始就每晚在月下相互斗摔到天亮。

摔跤之所以构成蒙古族一种独特的儿童文化样式，首先是由其特定的自然环境所决定的。内蒙古地处北方，蒙古族自古就繁衍生息在辽阔的大草原上。对摔跤而言，草原是一个很好的场地，不像在多山地区可能会受到一些限制，可随时随地进行。它适应草原民族游牧生活的环境条件。

其次，与蒙古族的生产生活有关。对蒙古族而言，传统的摔跤活动能使男性掌握战胜猛兽、制服家畜的力量和技巧，不仅展示了顽强勇敢的精神，而且显示了克敌制胜的信心。对儿童而言，参与摔跤是对其未来生活技能的一种锻炼，有利于其成年后的生活。

此外，众所周知，蒙古族是一个十分喜爱体育运动的民族。长期以来，他们创造和流传下来许多富有民族特色的传统体育项目，其中有很多都受到人们的偏爱。摔跤最早与军事活动紧密相关。在古代，摔跤、赛马、射箭是蒙古民族的“男子三项竞技”，也是蒙古民族传统的“那达慕”大会的主要内容。在古代蒙古族社会里，受当时社会生产方式、战争生活的制约以及部落或部落联盟时期遗留下来的民主选举制度的传统观念影响，“男子三项竞技”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成为部落中选拔将领或推举首领时衡量英雄好汉的一项主要标准。这些民族传统塑造着蒙古族儿童文化的具体面貌。

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也有不同的儿童文化。像蒙古族儿童文化，一切特色都是由该民族的自然地理条件、生产生活方式、历史传统、知识系统等具体的生境要素所决定的。

文化生态学的先驱朱利安·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曾指出，环境在人类世界中的地位过于被动，他进而探寻了一条比以往更为细致、更为敏感的生态研究道路。他认为，许多文化特征都是对周围环境进行适应的产物；在任何一种文化中，都会有某些特征比其他特征更为直接地受到环境的影响。按这一观点，我们可以说，特定的儿童文化是对特定的环境适应的结果。更进一步而言，我们赞同露丝·本尼迪克的观点，与其说文化是生物性的，不如说它是地域性的。

但是，如果我们不是仅仅出于对某一民族儿童文化生境的考量，而是以多元民族或跨民族的眼光来看，可以发现，受地域影响的“民族个性”自身恰恰是塑造儿童文化的最强有力的人文生境。

儿童文化与民族个性

就不同民族的视野来看，儿童文化涉及特定民族群体或成员用以思想、感受、行动的方式；涉及该民族的家庭结构、社会组织方式、亲属关系、经济再生产、语言、宗教信仰等。

同一民族中，人们看待儿童、训练儿童的方式大体上趋于相似，无论是对儿童的看护、哺乳、喂养，还是教育方面。但是在不同的民族，看待、训练儿童的方式却大为不同。例如许多民族用摇篮、学步工具来约束儿童，使儿童不能自己随处爬行，而在另外的民族中，母亲劳作时则常常把儿童放在一边，任由其自由活动，不加干涉。同样，母乳喂养可以在孩子因饥饿而哭闹时进行，也可在母亲方便的间隙中进行。有的民族，母乳喂养可以持续若干年，有的则仅仅维持几个月，或生来就不喂母乳。喂幼儿食物，则有的直接塞入婴儿口中，有的事先由大人咀嚼一下再喂。对儿童的卫生训练，有的从其六周时开始，有的往往拖至两岁以后，训练方法各不相同。有的以惩罚、嘲笑、凌辱等强制方式，有的以启发、模仿等无惩罚的方式进行。

不同的儿童文化，不仅受这些不同民族的儿童照料习惯所影响，而且与民族的人格、气质、个性等有关。

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注意到文化与性别、气质的关系。在阿拉佩什人的部落中，男人和女人一样顺从合作、没有攻击性，易于为他人的需求服务。与此相反，蒙杜古马的男人和女人却表现出同样的冷酷和残忍，带有强烈的攻击性，这里所有的男人和女人几乎都近似于一个人格类型，而这种人格类型在我们的社会文化中，只有在缺少教养、野蛮暴烈的男子身上才能发现。在德昌布利部落，女人则占统治地位，她们结成一个牢固的群体，群体集团丝毫不受个人情绪的影响，而男人则很少有责任心，并且多愁善感，容易依赖他人。

无疑，这里论及的这些部落以及其他族群、群体或民族的不同社会组织特征、性别关系，会直接影响人们照料儿童的方式，规约着儿童如何成长。

米德的例证，尽管我们现在可能无法重新验证，但是其中的事实却雄辩地证明了来自群体的对儿童的、强大的社会控制力量。

当把阿拉佩什和蒙杜古马部落的儿童做比较时，可以发现，每一个阿拉佩什儿童几乎都一致地表现出被动、温良的人格，而每一个蒙杜古马儿童几乎都具有性格暴戾、带有攻击性的人格，体现出了不同的儿童养育文化。

部落、群体、民族的个性、气质，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儿童文化，它们影响的方式就像默会知识一样，悄无声息却强劲有力。

从儿童文化的外在表现来看，不同地区儿童的服饰系统，能直接地显示出民族特性对儿童文化的影响或导致儿童文化的民族差异。

譬如，彝族传统文化中服饰寄寓着驱邪祈福的意义，特别是针对儿童服饰。楚雄地区的彝族认为，婴儿出生后若身体不佳，要缝制一件脐带圆领衣，俗称“讨饭衣”。即把婴儿的脐带缝在一个圆领衣的衣领内，让婴儿著此衣，以求逢凶化吉，日日平安。

居住在岭南地区的客家人则认为，小孩肚脐部位最容易着凉，需加保护，于是小孩都穿用这种只围肚子的肚搭子。肚搭子的样式一般为三角形或扇形，用较细软的棉布制成，三个角缝上绳子，穿用的时候尖角或扇形的短边在上，用绳子套在脖颈上，下边两角的绳子在背部系紧打结，这样腹部就被裹得严严实实了。肚搭子一般选用较鲜艳的颜色，上面绣上牡丹、金鱼等表示吉祥富贵的花饰，大红色是最常用的肚搭子颜色，直至今日在福建龙岩地区还流行在孩子满月时送红色绣花肚搭子。

儿童的服饰，当然远不止这些，还包括婴儿装、幼儿装、男孩装、女孩装、节日装等，它们不限于简单的保暖避寒，其颜色偏好、图案构成、款式等更反映出一个民族的审美特征。当代对儿童服饰的心理学研究表明，童年期穿用的服饰会对儿童的心理发展产生潜在长久的影响。

不幸的是，体现在诸如服饰、养育方式等之中的儿童文化的民族个性，却很少为我们所注意，且正在逐渐消逝。

其可能的原因在于以下几点，一是对于其他民族的儿童文化的历史，语言的差异可能使我们很不容易把握。的确，关于不同民族的儿童养育、看护、照料、管理方法非常之多，远远不能为我们全面掌握。二是现代性带来了生活方式的变迁。全世界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建立在一种相似的技术基础之上。交通、信息、电视、网络等技术改变了传统的交流与交往方式，在民族地区，作为交流手段的山歌已经日益蜕化，为更多的选择方式所代替；而曾经作为多山地区主要交通工作的牲畜，则代之为摩托车、汽车。它们在带来便捷的同时，使得文化越来越有着同质化的隐忧。

关于儿童文化的民族个性，是否真的已然消逝，不是我们这里所能详细论述的，这涉及对文化发展的深层规律的研究。

但是，不论怎样，就目前而言，在儿童文化的研究中，我们应当平等地对待不同民族、群体的儿童实践，通过观察不同的儿童文化，我们看到许多不同的照看和训养儿童的方法，它们没有哪一种是绝对正确的，更为重要的是需要在当地的情境下学习、理解他们的儿童文化实践的价值、意义。

作为地方性习俗的民族儿童文化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文化是人类长期创造的产物，它涵盖着一个国家、地区、民族的历史、地理、生活方式、传统习俗、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等。就民族文化来看，差异最为凸显的是各民族的风尚、礼节、习俗、仪式。譬如，一说及傣族，人们就会想到“泼水节”。这一节日源于印度，是古婆罗门教的一种仪式，后为佛教所吸收，并随佛教传入中国云南傣族地区，与当地的民族神话传说结合成为一种民族习俗而流传下来。而“阔时节”“刀杆节”则是傈僳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是傈僳族代代相传的古老风俗。

在这些习俗中，儿童文化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以出生礼仪（包括怀孕前后）来说，各个民族自有一套不同的规则。

摩梭人的社会相当重视婴儿的诞生。生儿育女代表家族有后，人口兴旺，故孕妇极受厚待。不让上山砍柴，不让干重活背重物，不吃外人送的食物，不吃刺激性的食品。天黑不外出，以免受惊或着凉。不赴丧事，以免哭泣或敲锣打鼓影响情绪。临近产期还必须请喇嘛与达巴为孕妇求石神与树神保护，若孕妇的八字较弱，会求石神保佑婴儿如石头般坚强结实；若孕妇的八字较硬，会求树神保佑孩子能像大树般粗壮挺拔，狂风吹不断，大雨打不弯。生育与生命被视作女人的事，从怀孕到摆满月酒都没有男人的份：怀孕期间的照料，由阿咪与姐妹们负责；临产前数天以至数星期，孕妇搬到男人不能进入的房间，住入一个纯女性的空间；产后孕妇的衣服由她的姐妹在河的下游清洗，丈夫不能接触；婴儿出生后，村里与远处的女性亲戚、邻居都会来探访，男人却不能探访……

围绕着婴儿诞生前后，摩梭人形成一种有别于其他民族的孩童文化。这与摩梭社会“女本男末”性别结构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表现为一种不同的养育习俗。

的确，并不是所有社会都遵循着同样的方式来迎接一个孩子诞生、进入社会，有时候还可能存在其他不同的若干形式。

在萨摩亚孩子出生前的几个月中，父方的亲属为怀孕的母亲提供食物，而母方的女性亲属却忙碌着用纯白的桑皮土布为孩子制作衣裳，用露兜树纤细的茎叶编织草席以当作孩子的垫褥及其他洗涤用品。身怀六甲的孕妇回娘家时，满载着夫家准备的食物。而当她分娩以后返回夫家时，则从娘家带回价值相等的草席和桑皮土布作为给夫家的馈赠。在孩子出生时，祖母或姑姑必须在场照料新生儿，而产妇则由接生婆和娘家的亲属照料。按照惯例，在孕妇分娩时，如果彻夜守护在房子里的二三十个人笑骂、嬉戏、玩耍的话，即将做母亲的人既不能当着人翻动，也不能叫喊，更不能呵斥。如果生的是女孩子，要把她的脐带埋在构树下，以保证姑娘长大以后能勤勉持家；如果生的是男孩子，要把他的脐带抛入海中，以使他能成为一个征服大海的渔民，或者把脐带埋在芋头地里，以赋予他耕耘稼穑的勤劳。

显而易见，这些不同的儿童养育实践，是各民族、地区别具特色的地方性习俗之反映，它们构成独一无二的民族儿童文化。

此外，关于新生儿的命名仪式，也依不同民族、地区、国家而殊异。

婴儿命名仪式在非洲民族的仪式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约鲁巴人（尼日利亚西部地区）的婴儿命名仪式，男孩在出生后第7天，女孩在出生后第9天，如果出生的是异性孪生子，则在第8天举行。该仪式以把婴儿展示给亲属们看开始（在此之前母亲、小孩都不离开产房）。人们向屋顶倒一罐水。其中一名最年长的妇女将婴儿放在水流下，在婴儿的哭声和聚集来的人们的赞许声中赠送礼品（一些部族在此时杀死所供的牲畜）。接着，当地的先知者给新生儿预言未来并为其起名，但不是起一个，而是一下子起三个名字，即“阿穆托伦瓦”——据认为，这是孩子的生名，“阿比索”——是在命名仪式所获的名字（主名）和“奥里基”——是名或诨名，是人生活和工作的名字。在一生期间，这三个名字都同样使用。一切都决定于人的命运如何，即名字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他在社会上所处的地位、他的职业以及年龄，等等。

给孩子取名在世界其他地区亦非常重要。在欧洲，姓氏或父亲的父名把初生的孩子同他的父亲联系在一起。这就确立了孩子的公民身份和继承权的关系。名字可以根据父母的喜好，或是根据词语的含义来选择——大量的人名都与基督的圣徒有关，因为这些名字是在洗礼时取的。

这些不同的事实说明：尽管婴儿的诞生是一个生物学的事实，但是围绕着这一事实的所有礼仪以及其日后成长中的青春期仪式、各种入会仪式等，却是一个文化事实，由此而产生了不同的作为地方性习俗实践的民族与地区儿童文化。

在某一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民族儿童文化与民族特性是一体两面的。正是民族儿童文化的延续，一个民族的特性才得以彰显。因此，如果说不同民族关于儿童的种种习俗受到该民族文化的支持，那么反言之，这些实践本身也客观上强化了该民族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