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理论综述

1．西方学者对后发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理论研究综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代发展理论经历了四个历史阶段的演进发展过程，即第一阶段的经济增长，第二阶段的社会结构变革，第三阶段的人本思想核心，及第四阶段的全面持续深化发展。

（1）发展经济学对具有特殊资源禀赋地区经济发展研究简述

经济增长对一个地区与国家具有重要作用与积极意义，它可以提高居民就业率，满足居民的物质需求，提高居民需求层次，促进居民生活水平提高，也因此推动了社会稳定与文化繁荣。一个地区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不仅可以提高物质消费水平，而且可以推动社会与文化的和谐发展。

对于资源禀赋特殊地区如何实现跨越式发展，发展经济学家分别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对资源禀赋比较特殊地区实现经济超常规发展提出了较多的发展方法与策略。早期的发展经济学者强调资本积累对这种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把资本视为一个地区或国家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资金、技术与生产资料对于后发地区经济加快发展具有关键作用。W. A．刘易斯（W. A. Lewis）、R．纳克斯（R. Nurkse）和P. N．罗森斯坦·罗丹（P. N. Rosenstein-Rodan）等人认为，资本的投入对一个地区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在经济落后国家，发展的核心问题是资本的形成。后发地区的投资规模直接影响到该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假如本地资本不足，那么可以通过引进外资加以弥补。此后，以西奥多·舒尔茨（T. W. Schultz）、加里·贝克尔（Garys Becker）和雅各布·明塞尔（Jacob Mincer）为代表的人力资本论学者从强调物质资本投入逐渐转移到强调人力资本积累上来，他们认为教育水平与劳动技能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发展教育对于后发地区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具有不可忽略的作用，必须特别强调教育与人才培训在地区经济跨越式发展中的作用。

J．丁伯根（J. Tingbergen）、A．赫尔希曼（A. O. Hirschman）和H．钱纳里（H. Chenry）等发展经济学家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成就中得到启发，强调政府计划与强力推动是后发地区摆脱贫困状况的关键性要素。他们认为，一个后发地区经济要取得跨越式发展，如果听凭市场与社会自生自发发展，那么地区经济可能长期处于低水平的经济贫困陷阱之中不能自拔，后发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已经形成自我累积循环机制，已无社会与市场的内部力量向经济发展的积极方向推进。因此，如果要打破后发地区的恶性循环机制，就必须利用“大推进”策略，采用中央政府与国家强有力的力量推进后发地区走出低水平发展的陷阱。简而言之，他们认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规划、大规模投入与强有力的推动，是后发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首要条件与关键因素。

由于世界上不同国家及其区域经济与社会问题的特殊性，假想能用一般性的理论与政策来实现世界上所有后发地区经济跨越式发展是不符合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随着发展经济学的发展，以资本积累、政府投入和加快工业化进程的通用理论来解决后发地区的经济与社会问题的研究方法逐渐被特殊的、具体的经济学分析所代替。后发地区要取得非常规发展，首先必须根据本地区历史、经济、社会与文化的特殊性，进行具体与详细的分析，此后再提出切合实际的政策与建议。

目前，发展经济学对后发地区的个案研究，一方面采用经验与行为实证分析方法，在理论依据上主要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运用均衡与最大化标准进行分析；另一方面，发展经济学也认识到采用单纯经济学分析方法不足以提出切合实际的建议，因此也结合历史、文化与社会等因素进行综合性分析，采用了综合化研究的方法。发展经济学试图在追溯后发地区存在相对落后的历史缘由之际，强调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的连续性与承接性，主张基于结构平衡的理论，地区经济发展不仅需要在产业结构之上进行平衡发展与合理发展，也必须注意本地区的进口与出口之间的平衡，更要注重经济、政治与社会并重发展才能使后发地区逐渐走出低水平发展陷阱，实现后发发展与跨越式发展。

（2）发展社会学对具有特殊资源禀赋地区经济发展研究简述

随着对资源禀赋特殊地区、后发地区以及相对贫困地区研究的深入，学者们逐渐发现，这些地区的经济、社会与文化方面是相互关联的，也是一体的。在更加深入地对后发地区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两者关系问题进行研究的基础上，纲纳·缪尔达尔（Karl Myrdal）等学者认为，制约后发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因素，更有其在社会方面的因素。社会现代化与转型既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内涵与后果，也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早期的发展社会学承袭了社会发展的阶段论思想，如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的五个社会阶段划分方法、西方现代化理论的传统与现代社会两分法以及沃勒斯坦（Wallerstein）的现代世界体系等。接着，以美国的保罗·巴兰（Paul Baran）为代表的学者进一步推动了发展社会学的依附理论发展；此外，劳尔·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的“中心—外围”思想也得到了发展。在这个时期，直线式的社会发展进程和主张现代社会优于传统社会曾经一度是西方发展社会学的主流观点。学者们认为摆脱经济贫困与社会发展停滞的对策就是实现现代化，实现工业化与现代化是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二法门。这种观点以西方中心主义为基础，以社会进化论与单线式发展的分析为依据，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处于传统社会阶段，因此尚未进入社会现代化的阶段。它的重要特征是农业与手工业经济盛行，而工业经济尚处于初级阶段。后发地区要实现现代化，只有改革社会制度结构与文化传统，引进先进技术，采取个人主义、民主政治、市场经济与法治社会才有可能实现社会现代化。这种思想是现代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发展中国家的学者从反“中心-边缘”和西方化的观点出发，认为正是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及其现存不合理的国际政治与经济秩序，才使得后发地区与国家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并形成自我累积循环机制，如中国的马克垚等。应当从后发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特别是必须摆脱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存在的依附与汲取关系，从社会与文化的延续性出发，对特殊地区提出特殊解决方案，才能实现后发地区的经济与社会进步。简而言之，一个地区与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基于自身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必须根据后发地区自身发展的特殊性，寻找本地区的内部原因，针对地区经济贫困的症结所在，有的放矢地提出政策建议。

同发展经济学一样，发展社会学逐渐从经验上注意到了后发地区居民的微观行业与具体制度对经济与社会的影响。在方法论上，它逐渐摒弃单一性与欧洲中心主义的取向，转而承认世界的多元化和多中心特征，从侧重于强调国家与地方政府主导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转向强调国家、社会与市场共同引导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注重文化多样性与社会多元化特征，尤其注重社会参与、公平正义、文化延续性与可持续发展等。

2．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与西藏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理论关联

发展经济学与发展社会学对后发地区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与社会现代化转型的研究，从一般化理论研究逐渐发展到对特定区域进行具体分析，根据后发地区的历史、经济、社会与文化的特殊性，进行较为微观的实证研究，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对策与建议。理论演进的过程实际上反映了现实发展的需求，也说明了发展经济学与发展社会学对后发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指导作用正在不断加强。

西藏经济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置于发展经济学与发展社会学的理论指导之下。发展经济学与发展社会学的理论成果对研究西藏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对西藏经济如何实现跨越式发展，既要借鉴于发展经济学中的资本作用、政府主导与产业发展的一般化理论，也要依据发展经济学的原理加强对西藏地区微观与中观经济特殊性的实证研究，还要结合人文、历史与社会诸因素进行综合性的分析研究。同时，考虑到西藏的宗教与文化的特殊性，人文与宗教因素对西藏经济跨越式发展也将产生不可忽视的作用，本课题在理论与实证研究过程中也对西藏的宗教与文化背景给予了一定关注。西藏是高原地区，藏族人民极富民族特性，西藏地区经济社会演进过程及发展程度有着自身的规律，必须遵照这些规律并利用这些规律促进西藏经济跨越式发展。

从西藏这个具有特殊资源禀赋的地区来看，借鉴现有的发展经济学与发展社会学理论成果，首先，应当从全球的宏观视角出发，把西藏地区置于当今国际经济全球化、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视野中予以考量，分析西藏所具有的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以及西藏在世界生产体系中所处的位置，研究在全球城市化与工业化浪潮之中西藏经济发展具有的潜力与潜在优势。其次，应当从我国区域经济分工与协作的角度出发，合理定位西藏地区在我国经济体系与区域经济分工与协作之中的角色与作用，以发挥西藏地区特殊的资源与禀赋优势，推进我国经济整体水平上升。再次，必须运用发展经济学与发展社会学具体地区具体分析的方法，把西藏地区除经济因素之外的人文、宗教、人口区域分布特点与高原特征等因素在微观层面上进行较为详尽的分析。在推动西藏经济跨越式发展上把握重点，确定重点区域，全面发展、均衡发展、公平发展，把握经济规律，利用后发优势等因素推动西藏经济进一步发展。

3．国内外学者对西藏经济跨越式发展的理论研究综述

（1）国内学者对西藏经济跨越式发展的理论研究综述

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前，西藏处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阶段，经济较为封闭，社会发展较为落后。由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闭塞与落后，在包括西藏地区在内的国内学术界，对西藏地区经济发展的研究成果相当匮乏。西藏的和平解放开启了对西藏研究的新时代，极大地推动了国内学界对西藏经济发展的思考与研究。20世纪六七十年代，伴随着经济发展的需要，有关西藏经济研究的文献也逐渐丰富，出现了一些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释和指导西藏经济发展的著作与论文。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西藏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其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战略地位的日益突出，我国学者对西藏经济发展的研究也越来越多，现有的研究成果主要出自北京和川藏地区的部分高校与藏学研究中心。从时间来看，以中央政府在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西藏跨越式发展为时间界限，对西藏经济发展的研究可以分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末和21世纪之后两个阶段。

从改革开放到20世纪90年代末，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旗帜指引下，中央政府对西藏的各项事业发展都较为重视，分别召开了第一、二、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制定了一系列加快西藏发展的政策措施，西藏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对西藏经济的研究也更加深入，学者们运用现代经济学理论系统梳理了西藏经济发展的历史与演进，描述和总结了西藏经济的现状与特点，研究和分析了西藏经济发展的经验与教训，提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政策与建议。其中，西藏民族学院的狄方耀教授在80年代末创立了“西藏经济学”，并著有《西藏经济学》一书，在全国民族经济学界有一定的影响。黄万纶编著的《西藏经济概论》、孙勇主编的《西藏：非典型二元结构下的发展改革》、多杰才旦与江村罗布的《西藏经济简史》等是这个时期具有一定代表性的著作。此外，《西藏产业论》和《西藏产业政策研究》也是这个时期的重要著作。在西藏经济研究论文方面，国内研究者有的借鉴采用西方的产业结构理论，有的运用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并通过收集数据资料，分析西藏产业结构特点，提出了许多较为合理的建议。如在如何推进西藏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合理与快速发展方面，给出了许多具有针对性的对策与建议。

21世纪以来，中央政府更加重视西藏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并进一步加大对西藏地区的财政投入。2001年中央召开了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正式提出西藏要实现“跨越式发展”，此后中央政府和各地方政府对西藏的财政投入力度也逐年加大，西藏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学者也加大加深了对西藏经济跨越式的研究，研究成果不断丰富。这个时期的代表性著作有罗莉与拉灿编著的《西藏50年·经济卷》，这是一部较有分量的综论性著作，它对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的经济状况与发展历程作了较为全面的回顾，提出了许多较有针对性的建议。在这个时期，许多学者在前述的研究基础之上，继续运用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的方法，针对西藏经济发展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对西藏经济如何实现跨越式发展，提出许多有价值的对策与建议。如王太福等对西藏经济跨越式发展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基础与内外部条件进行了分析，认为目前西藏经济发展方式主要是依靠投资拉动，西藏经济跨越式发展的重点在于突破传统农牧业发展模式，增强工业经济实力，进一步加快旅游业发展，推进小城镇建设等，并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基础上加快市场化进程。宋朝阳在对西藏三次产业结构进行较为详尽的历史分析基础之上，提出了有条件地确定西藏地区的支柱产业与主导产业继而推动西藏经济加快发展的观点。

除了西藏地区的学者之外，我国一些高校与研究机构也从西部开发与超常规发展的角度，对西藏经济跨越式发展提出了许多具有建设性的建议。如尹双庆提出了西部经济跨越式发展与社会环境优化协同发展战略，认为西部经济跨越式发展的重点是要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建立完善的经济快速发展长效机制，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赵曦从西藏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实出发，分析了西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相对优势与劣势，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西藏未来跨越式发展的战略思路及一系列具体措施。他认为市场制度创新、产业结构调整、地区布局调整，以及人力资本投资与教育事业发展等是西藏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郑长德从静态和动态两方面对西部民族地区资源、三大产业发展、金融与资本形成、外商直接投资、人口增长与贫困问题、城乡差距等多角度进行了分析，提出实现西部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的战略转型思路在于如何充分发挥这些地区的后发优势。靳薇对援藏政策的来龙去脉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从财政、项目和人力资源等方面对援藏政策进行了经济与社会效益的评估，这对于思考如何制定西藏经济跨越式发展的政策措施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此外，有的学者注重社会各领域的合作对于推动西藏经济跨越式发展的作用。如毛阳海在对西藏地区的贫困状况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之后，提出了调整西藏农村财政反贫困政策的建议。魏小文则从经济结构调整中的税收政策入手，对西藏跨越式发展进行了阐述，他同时也对西藏构建资源特色产业路径进行了探析。潘久艳从全国援藏决策过程的演化轨迹与过程、发展格局及其演化出发，提出援藏的社会经济效应评价及援藏的改革路径与政策回应，这延伸和细化了中国区域发展研究问题，对于推动西藏经济跨越式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

综合以上国内学者对西藏的研究，我们发现，以上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西方经济学理论，根据西藏经济与社会实际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总结了西藏经济与社会发展存在的问题，对西藏经济与社会的现状特征进行分析，提出了许多具有建设性的政策建议。这些研究对于推动西藏经济与社会的加速发展，促进西藏自治区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促使西藏更加深入地参与并融合到我国经济运行与循环体系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由于西藏经济实践的发展进程较快，现有研究成果中的不少内容需要结合新的发展形势进行修正和深化，并在分析西藏的最新经济形势基础上进一步探寻西藏经济跨越式发展之路。

（2）国外学者对西藏地区的研究综述

国际藏学研究起源较早。早在19世纪，为适应其殖民势力向青藏高原扩张的需要，为了解和掌握这座世界最高高原居民的信仰与生活习性，了解西藏地区的经济与社会情况，西方国家的学者开始了对藏文和藏传佛教的研究。在这个时期，藏学研究属于东方学的研究范围。从20世纪开始，研究藏区问题和藏民族问题在西方逐渐成为专门之学，英国学者瓦德尔（Lawrence A. Waddell）、意大利学者图齐（G. Tucci）、法国学者石泰安（A. Stein）和德国学者H．霍夫曼（H. Hoffmann）等早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即对西藏的藏传佛教、藏族人信仰特点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考察研究。到20世纪中叶，以法国巴考等人的《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和意大利图齐的《西藏画卷》为代表的藏学名著逐一问世，推动了国际藏学的进一步发展。1959年以后，随着大批藏学文献流入西方，国际藏学研究获得较大的发展。石泰安的《西藏的文明》对西藏的历史、社会、宗教、习俗、文学与艺术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考察与生动的论述。梅·戈尔斯坦（Melvyn C. Goldstein）的《喇嘛王国的覆灭》对西藏的现代史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成为藏学研究的代表作之一。美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印第安纳大学、华盛顿大学以及英国的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等是国外藏学研究的重要中心。1978年之后，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西藏和其他藏区的大门也向外国学者敞开，各国藏学研究者进入藏区进行实地考察，中国藏学家到国外讲学、开会和进行合作研究，极大地推动了国外藏学研究的发展。

然而，国外学者对西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宗教信仰、社会文化与政治方面，早期的藏学研究多为探险报告、游记等，以后较多地集中在对历史、宗教仪式与社会生活方式等的研究之上。特别是近年来，部分西方国家对藏学的研究明显地表现出一种“研究服务于政治”的需要，因而更多地带有意识形态的特征，带有西方阵营固有的对中国的曲解和敌意，甚至带有图谋分裂中国领土的用心与倾向。相比较而言，西方学者对西藏经济的研究相对较少，至于对于如何推动西藏经济跨越式发展和提高藏族人民的生活水平的研究就更少了。美国和英国的藏学研究者在研究西藏的社会、宗教与文化时涉及了对西藏经济现状的描述，以及对西藏经济特征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国外学者对我国自1980年开始的援藏政策效应与西藏地区发展状况进行过评估与研究，如戈德斯丁（Melvyn C. Goldstein）等所定的援藏政策对西藏农村地区的影响与变化的个案研究。辛德地·番（C. Cindy Fan）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西藏政策和西藏地区的非均衡发展进行过研究。这些研究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倾向，但同时也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