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宗教在公共外交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一）宗教是公共外交不可忽视的重要领域

公共外交本质上是外交领域的群众路线工作，是各国通过交流与媒体传播手段，争取国内外公众理解、认同与支持的国家使命行为。

宗教是具有高度群众性的社会现象，其对广大信徒世界观的构造功能，对人生观、价值观的指引功能，对信徒的行为约束导向功能，都赋予了其广泛而现实的政治影响力。特别是近几十年来，科学在进步，信仰宗教的人数及其在全球人口中所占比例也在稳步增长。20世纪70年代末，全世界约有26亿人信仰各种宗教，占全球总人口的61%，到2007年，信仰各种宗教的人数已增至55.3亿，占全球总人口的85%。我国宗教徒人数虽没有准确统计，但估算已达2亿～3亿之多。现有五大宗教中，除道教为民族宗教外，其他都是国际性宗教。做公共外交工作，宗教问题无法回避，宗教徒群体无法绕开。

（二）做好宗教领域公共外交已成各国共识

宗教对信徒具有高度的神圣性，基于相同宗教信仰所产生的身份与政治认同，要比基于现实利益的政治苟合深刻、持久和可靠得多，各类矛盾、冲突与战争，也同样因信仰差异使其频率、强度和烈度得到极大增强。21世纪以来，特别是“9·11”事件，伊拉克沙姆伊斯兰国（ISIS）、巴黎《查理周刊》杂志社遇袭案等事件的爆发，让各国惊醒并意识到：“没有宗教间和平，就不可能有世界和平；没有宗教间对话，就不可能有宗教间和平。”做好各国宗教界与宗教徒的公共外交工作，不但必要，而且紧迫。

美俄等国一直以来就重视这方面工作。冷战之初，美国就利用各种国内外宗教资源建立国际反共“宗教战线”，并在欧洲和东南亚进行了一系列活动，现仍视宗教为公共外交的重要方面。他们不但利用宗教自由议题在我国西藏、新疆问题上大造舆论，还利用基督宗教对我国内地宗教事务大加干涉。俄罗斯则由普京本人亲自上阵，不但向外大力推广东正教，还通过强化对国际伊斯兰宗教组织和宗教领袖的工作，换取国际伊斯兰教界对车臣战争的沉默，打击国内分裂主义分子与宗教极端主义的国际话语权。2015年1月，巴黎《查理周刊》遇袭案后，欧盟28国外长会议亦呼吁各国马上采取行动，加强与伊斯兰国家的合作交流。

（三）做好宗教领域公共外交在新时期更显重要

近代史上，由于长期、残酷的宗教战争给各国带来了严重危害，欧洲各国曾于1648年达成《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明确将宗教隔离于国家内政外交之外。此后300多年时间里，在欧美主导的国际政治舞台上，再难见宗教身影。冷战结束后，美苏政治意识形态对抗不再，但世界并未实现所谓“历史的终结”，却激发了全球性的宗教复兴。这次复兴，以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新教尤甚，且均通过强调各自宗教的唯一性和纯粹性吸引大量学生和年经知识分子，促使了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兴起，带来了宗教问题政治化和政治问题宗教化的严重问题。其复兴范围，不但遍及各伊斯兰国家，也同样遍及欧美、拉美、非洲各国。宗教不但越来越成为各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依托，而且重新在政治领域发力，涉入国际国内政治，大大强化了以宗教为主要因素的身份认同，刺激了所谓“文明间冲突”。宗教俨然从“威斯特伐利亚的放逐”重新回到了国际政治舞台中心。

在宗教全球复兴的大背景下，做好公共外交工作，特别是保障“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成功实施，要求我们必须考虑各国宗教生态及其现实影响，以扎实有效的宗教交流和舆论沟通，切实夯实我国外交工作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