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怎样发挥宗教的战略支点作用？

这需要顶层设计和操作层面相互支撑，从战略指导、战略理念到观念实施、技术运作各方面形成一个有机结合的战略链。

发挥宗教作为战略支点作用的战略指导思想是：稳步推进，从周边国家就近做起，一步一个脚印，循序渐进，目标管理和过程管理相结合。

观念层面：从全方位的理念认同而不是经济利益的单一认同来实施。

具体途径是：首先从周边国家做起，巩固与周边国家互利共赢的战略成果，通过宗教权威及宗教组织网络的影响力使利益“下沉”，让百姓受益；建立有深度而广泛的文化交流机制，以此宣传我国的各项方针政策、提升我国的国际形象；打造地缘文化一体化效应，巩固和补充经济文化区位优势；积极发挥宗教在立体外交格局中的正能量作用。其具体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在观念层面，正视地缘文化一体化效应的存在，正确对待并因势利导

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的21世纪，国际社会的发展呈现出许多新的趋势。宗教在全球化治理体系中的作用开始得以显现。这尤其表现为宗教的地缘文化因素对于国际秩序、区域一体化以及国家间关系的构建作用日益明显，影响和作用越来越大，地缘文化成为国际舞台的第三战场。就我国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交流而言，地缘、族缘、亲缘乃至教缘关系形成了特殊的文化体系。随着近年来我国国际合作、交往的密切，地缘文化作为一种变量，日益成为国家、国际组织等行为体促进自身国际竞争力提升、发展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关系需要考量的重要战略性因素。而宗教则开始逐渐凸显为跨境民族文化交流活动的主要影响因素。

跨境民族文化的传播容易形成地缘文化的认同。以云南为例，民族文化的相通性是云南与周边东南亚国家共同的现象。据不完全统计，云南的跨境民族有16个，为全国之最，这种复杂而交错跨居的民族分布构成了中国西南边疆特有的地缘政治和跨境民族文化模式，为文化在不同国度间的传播和交流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

在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由于云南信仰南传佛教的大部分地区在国家地理疆域结构中处于边疆地位，在文化认同层面，形成了对南传佛教文化的高度认同。以地缘文化为交流平台的宗教信仰就沿袭历史，仍然以跨领域的泰国、缅甸南传佛教文化为主。从文化格局的分布来看，由于地缘、族缘和亲缘关系等原因形成文化一体化效应是正常现象，在内地常以差序格局形式出现，但在云南与东南亚各国接壤地区，虽然并未形成差序格局的特征，但却也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就云南南传佛教信仰区域来看，其形成了以族缘、亲缘和地缘认同为主的地缘文化一体化效应，即以族缘认同为深层纽带，地缘关系为辅的文化交流关系。具体而言，就是形成了以傣泰族群文化为主，辐射周围布朗族、阿昌族、德昂族和部分佤族、彝族的南传佛教文化圈。在进行佛教活动时，虽然在不同区域有地域性特征和民族性特征，但是其文化核心却是南传佛教，从而逐渐形成地缘文化一体化效应。

此外，新疆、内蒙古，东北地区以及东南地区都一样。尤其是东南亚华侨华人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使之早已经形成了跨区域的宗教文化一体化效应。对此，应该因势利导，以此为契机，积极搭建文化交流平台，努力将中国话语权融入其中，产生中国-周边国家地缘文化一体化效应。

（二）努力搭建国际文化交流平台，正面宣传中国的各项方针政策，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积极建构中国的外交合力

我们可以建立地缘-跨地缘的宗教文化交流平台，加强对话、沟通和交流，正确宣传我国的各项方针政策，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更好地与世界对话。

从国际形势来看，美国早已开始通过宗教向世界传播美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现在也力图通过宗教的传播取得自己在全球的话语权。现在西方国家经常歪曲我国的民族宗教政策，以双重标准应对中国反恐等活动，企图在国际上打造一个负面的中国政策形象。对此，我们要正确地宣传我国的民族宗教政策。

因此，当我们在思考宗教在对外发展战略层面的地位和作用时，还需考虑在转型时期，宗教能够在中国对外战略、公共外交的哪些领域或哪些层面发挥作用。因为不同的外交层面和不同宗教的特点决定了它们各有侧重的互动层面，以及相互作用的不同方式。对此，我们可以逐步建立不同宗教开展公共外交领域的分层外交模式，以各种宗教自身的特点实力来展开不同层次的外交。

历史经验和宗教发展史表明，宗教文化在国际传播领域中的重要价值就是输出思想和核心价值观。事实上，就亚洲佛教信仰文化圈而言，佛教文化的内在黄金纽带就使之具有非常丰富的共享价值观资源。例如，从地缘宗教的角度来说，东南亚地区就形成了以信仰南传佛教为主的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圈，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等国家与我国云南的16个跨境民族之间天然的族缘联系、地缘联系、血缘联系、文化联系使之自然而然地具有宗教文化的亲和力，具有佛教共享价值观，而宗教文化活动的民众参与性特征可以消弭族群、语言和政治的边界，在共同的佛教活动中，增进相互的了解和交流。

近年来，我们国家举办了世界佛教论坛、中日韩佛教交流会、佛牙舍利赴缅甸供奉等一系列大型国际佛教活动，成功地为佛教的国际交流和传播提供了高层次的平台，这在某种程度上大大地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形象，扩大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较好地宣传了我国的民族、宗教政策。

另外，参加世界宗教领袖会议、举办世界佛教论坛、国际道教和《道德经》论坛，组织“《圣经》事工展”、多版本、多语种翻译《道德经》展等都是提升中国国际形象的有效途径，让世界了解中国。尤其是2014年世界佛教徒联谊大会在陕西召开，佛教界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和南传佛教三大语系的世界各国高僧云集法门寺，就佛教的发展和交流进行对话，更是极大地推动了南传佛教在我国以及国际佛教界的交流和沟通。

近年来，我国佛教界较为注重僧才的培养，已经建立培训中心和各级佛教学校和佛学院，在培养满足信教群众需求的僧才的同时，也积极加大力度培养能够走进国际视野、进行国际对话的高水平佛教僧才。在近年来开展的一系列讲经活动、各种禅修活动和国际交流大会中，这些佛教僧侣已经开始展示出自己的实力和水平，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

这些经验表明，在世界全球化和多极化发展的国际社会中，我们应该着力打造深层的文化合作机制。通过多方合作机制，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了解世界，在平等包容的对话模式中，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同时，这些经验还表明我们可以与世界各国一起共同举办活动，正确地宣传我国的各项方针、政策，寻找契合点，坚持以科学的可持续发展途径，并以此为动力，来进一步搭建地域性和跨地缘的国际文化交流平台。

（三）转变观念，前瞻性地审视宗教力的区位优势

以南传佛教为例，中国南传佛教在中国宗教分布格局中处于区位劣势，但从全球宗教信仰板块来看，中国南传佛教的区位“劣势”将会成为我国与东南亚发展战略格局中的宗教力区位优势。

在中国宗教分布格局中，南传佛教始终处于区位劣势。盖中国佛教主要由梵语系的汉传佛教、藏语系的藏传佛教和巴利语系的南传佛教组成。首先，就其分布区域而言，汉传佛教主要集中分布于广大汉族居住区，藏传佛教主要分布于西藏、青海、云南、四川等地，南传佛教的传统分布空间主要集中在中国云南的西南部和西部地区。因此就地域空间的分布而言，与汉传佛教、藏传佛教相比，中国南传佛教的分布区域较小；其次，就社会发展程度和经济文化发达水平来看，南传佛教分布的滇西、滇西南地区显然弱于汉传佛教分布区域。此外，从信众的人数来看，与汉传佛教、藏传佛教相比，南传佛教信徒的人数也是最少的。因此，在这个层面上来看，南传佛教在整个中国佛教的力量分布中是最弱的。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因为南传佛教的传统分布空间仅仅分布于我国云南地区，且力量较弱而置之不理或者忽略南传佛教在我国对外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我们需要转换思路，从全局的战略发展眼光来审视南传佛教的区位优势问题。

如果撇开中国南传佛教在整个中国宗教格局中的弱势问题，站在全球宗教分布格局的角度来看，我们会发现中国南传佛教分布区域处于东南亚南传上座部佛教分布的边缘地带，是我国与东南亚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圈的交汇处。但正是这一交汇特点使中国南传佛教具有独特的宗教力区位优势。首先，云南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区域与东南亚既有天然的地缘联系及跨境民族之间的族缘联系，也有佛教文化的联系。这让南传佛教具有了国际性特征。在东南亚上座部佛教文化圈内，信仰南传佛教的国家主要集中在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斯里兰卡等国家，其有1亿多信众。如果从横向的国际联系来看，如果能够以内在的地缘、亲缘和族缘，乃至“教缘”关系来加强我国的文化、经济、政治交流、相互沟通的话，将会大大提高我国的国际形象。其次，值得注意的是，当代南传佛教发展迅猛，在中国，其传播空间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云南西南部和西部地区，而是开始在大陆、台湾、香港等地有了较强劲的传播。其分布版图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力量和分布格局在逐步外延化，这意味着南传佛教的宗教力版图在逐渐扩展。这在某种意义上是有利于我国进一步实施发展战略的。因此，我们应该转换思路，将中国南传佛教的区位劣势转换为我国全局性发展战略的区位优势，从而将南传佛教的宗教影响力纳入我国对外发展战略全局考虑之中。此外，其他跨境宗教也具有这样的宗教力区位优势，例如，东正教虽然在我国的信教人数仅仅几千人，但是其与俄罗斯、与中亚各国都有着天然的联系，具有某种内在的教缘优势。

（四）以宗教力的区位优势来建立文化一体化效应，与经济区位边境一体化效应相辅相成，共同为“一带一路”各国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

在全球化进程中，国际风云突变，无论是国际反华势力对中国的挤压，还是中国在境外投资与合作项目的屡受挫折，都使人们感到仅仅有政治上的主流意识形态，仅仅在世界许多地方投资做项目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文化的“软实力”。宗教作为文化软实力的一个变量极大地影响着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进程，故应该挖掘和发挥宗教在这一区域的积极作用和强大的社会资源及其动员能力，努力搭建国际宗教-文化交流平台，以宗教力的区位优势来持续打造文化区位优势，补充经济区位动力的不足，从中国发展战略全局出发，全盘考虑中国发展战略的持续发展问题。

就“一带一路”区域而言，以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为例，它辐射地带宽广，这一经济走廊不仅连接着世界上印度和中国这两个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和重要新兴经济体，而且还连接着南亚和东南亚，甚至还可以辐射整个东亚和东北亚等广大亚洲地区。在这一领域中，中国南传佛教与东南亚佛教文化圈有内在的文化区位优势，它可以使我国与东盟国家经济区位优势形成互补，进一步推动我国发展战略的可持续发展。就我国与东盟国家开展的经济贸易关系而言，云南、广西、福建、广东等省份是我国开展与东南亚文化交流、经贸合作的重要地区，形成了重要的经济区位优势。就中国南传佛教分布的云南省而言，与东南亚国家有着天然的地缘、族缘、文化、经济联系，云南省通过澜沧江-湄公河与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相连，并与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接近，是中国连接东南亚最便捷的陆上通道。云南又地处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中心，以其独特的区位优势扮演着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开展经贸合作的重要角色，并在商贸往来中，形成了边境地区经济一体化效应。

此外，我们还应该前瞻性地预测到，影响边境一体化效应的因素非常复杂，区位优势不能单纯依靠经济因素来保持。由于云南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贸易往来尚停留在传统的经济合作项目领域，随着我国与东盟国家经济贸易结构项目的调整和改变，云南与东盟国家经贸关系的边境区位一体化优势将会受到挑战。正如有学者们指出的那样，“一体化既能促进国家间贸易和要素的流动，也会造成生产区位的改换和新的生产中心的出现。具有良好的区位和发展条件的边境地区，在一体化进程中有可能得到促进，并成为新的经济中心。而经济社会条件不好的边境地区，却可能无法吸引生产要素，从而更加边缘化”。因此，经济区位的绝对优势不是一成不变的，而云南与东南亚地区天然的地缘、族缘和亲缘关系的文化区位优势却是固定不变的。因此，在经济区位优势不是一成不变的或者可能改变的情况下，我们应以文化为平台，持续打造文化区位优势，补充经济区位动力的不足，要未雨绸缪，以宗教文化软实力来考虑和推动中国发展战略的持续发展问题。

（五）积极挖掘资源，以地缘主体为基础，积极建设对话、沟通和交流平台，开拓多渠道的宗教外交

传统的“外交”指的是一个国家在国际方面的活动，如参加国际组织和会议，与别的国家互派使节、进行谈判、签订条约和协定等。但时至今日，全球化的进程和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层面上的交往日益频繁和密切，“外交”已不再仅仅是政府间的“外交”，非政府组织和力量在国际事务和国际交往中，正在成为一个国家或一个族群发挥其国际影响力的一个方面军，日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有人用“公共外交”来称谓这个领域，也有人用“民间外交”这个词来称谓。无论用哪个术语，其实都表明一个事实，这种民间或社会层面的“公共外交”正在成为国际交往的一个重要领域或者说一个重要的层面。随着国际交往的进一步深入，公共外交平台日益成为传统外交的补充手段。公共外交以其独特的优势开始在各个国家战略发展层面上都发挥出重要的作用。

有国外学者以2006～2008年采集的一项跨国民意调查数据为基础，分析中国在泰国、越南、菲律宾、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等6个东南亚国家的形象问题。这项调研数据显示的结果令人深思。就我国与东南亚地区的地缘、亲缘关系而言，我国本应该是东南亚地区最具有亲和力和影响力的国家，但显然我们的国际形象未能达到预期。对此，在反省之余，我们应该以我国丰富的资源为基础，搭建各种层面的交流平台。其中，宗教可以成为公共外交的交流平台之一。宗教具有庞大的整合社会资源的能力，但目前我们国家还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进程中，我国在与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体系对接的过程中，还存在一定程度的“短板”。因此，我们应该积极提升国际形象，克服开展全方位外交进程中的“短板”。那么如何克服这一文化短板给中国国际形象带来的负面效应？如何补救？笔者认为，应该打造宗教力的国际影响，以此开展我国各种公共外交。宗教既是一种信仰，也是一种因信仰而出现的行为与社会活动，同时它又是一种载体，承载着一个族群或一个文明的价值、道德和生活理念。因而在开展公共外交时，要意识到宗教是能够打动大多数民众心灵的一种力量，广大的宗教信徒都可以成为公共外交的主体和对象，在接受中国叙事的同时，也在讲述着中国故事。

首先，以地缘关系、亲缘关系为纽带的跨境民族可以成为宗教力的民间外交主体。就宗教信徒而言，在历史上我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跨境民族、亲缘民族就以文化交流为平台，形成了鲜明的宗教跨境传播，跨民族、跨地域发展特点。这一跨境传播的平台也是我国积极开展多渠道的公共外交的国际性平台。

其次，积极团结在我国的外籍人士，积极发挥其“民间外交家”的作用，积极与之进行对话、交流和沟通，使之成为我国积极开展多层次外交的对象和叙述中国故事的主体。在2011年进行的云南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云南省外籍人口总量在全国居第6位，登记外籍人口4.74万人，这表明了随着云南省经济的快速发展，不断吸引大量外籍人口到云南从事边境贸易、旅游等活动，展示了云南较高开放水平，对外开放成绩显著。数据显示，这些外籍人口主要居住在昆明、德宏、西双版纳、临沧等大中城市及边境地区一带，其中德宏地区、西双版纳、临沧地区属于中国南传佛教的分布地带。事实上，这些外籍人士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民间外交家，这些扎根到社会各个层面的“外交家”在我国生活居住的同时，也在发挥着民间外交家的作用，其文化层面上的内在联系纽带正是南传上座部佛教。因此，我们可以在文化交流的平台上，建立宗教向心力，增强宗教力的影响力度，以民间外交的方式建立各种途径的公共外交，而不是使文化交流、经济项目的开展仅仅悬浮在政府和文化精英层面，而是真正落实到“草根”，落实到百姓、到基层农村。这才是真正落到实处的外交影响力和文化影响力。

现在，西安作为国际性的大都市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上更是具有特殊地位。其中佛教元素成为2015年5月印度总理莫迪来中国访问时，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多次强调的主题之一。2015年5月4日印度总理莫迪开通新浪微博的这一天，也正是南传佛教国家庆祝释迦牟尼诞辰的“卫塞节”。莫迪在微博上表示：“在佛诞节，我向大家表示祝福。今天我们谨记佛陀的理想和使命，他传播了和谐及手足之情的理念并展望了一个和平世界。佛教是连接亚洲国家的结合力。它可以成为一种强劲的凝聚力，让本世纪成为亚洲世纪。”随着习近平主席访问印度、印度总理莫迪访问中国之举，佛教文化进一步成为连接中印的文化纽带，因此，可以在文化交流的平台上，建立宗教向心力，增强宗教力的影响力度。

总之，综观世界宗教信仰版图，宗教力是各个宗教信仰板块的重要支撑点。因此，“一带一路”是个大战略，这个地带的发展与稳定直接影响未来的世界格局。2012年，中亚地区（不含中国）共有人口6500万人，GDP规模为2987亿美元。就伊斯兰教而言，伊斯兰世界商业发达，金融业也较为繁荣，成立了伊斯兰银行，并形成了跨国伊斯兰金融，开展金融业务和投资开发。国际金融市场看到伊斯兰金融市场的巨大潜力，纷纷开设伊斯兰柜台、窗口和分支机构，以扩大穆斯林客户市场，如瑞士联合银行设立了伊斯兰投资基金，花旗银行、摩根银行、巴克莱银行都有伊斯兰专柜等。“丝绸之路经济带”拓展开来的亚欧经济带，覆盖了亚欧大陆主要国家和地区。该地区（含环中亚地区、不含中国）人口规模达到27.4亿人，GDP规模高达26.7万亿美元。而世界上现有的各大宗教都是这个地带的重要的文化因子和社会力量。尤其要强调的是，“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应该不仅仅限于丝路沿线的65个国家。只要是致力于推动“一带一路”发展的国家，都可以看作“一带一路”国家，甚至包括美国、拉美各国等。我们需要意识到，“一带一路”的建设不是排他或对立的，而是需要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努力才能完成的。“一带一路”是个促进合作、互利共赢的进程。如何让不同的宗教传统和文化传统在不同地缘板块、不同利益诉求、不同生活方式和习俗的接触与互动中发挥软实力的润滑和沟通作用，释放正能量并消解负能量，特别是针对一些地区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活动比较强势的局面，如何让更多的人认同温和与和平的宗教信条与主张，如何真正让“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给沿线各国人民带来更多的发展机会和福祉，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需要加大关注的，也应该有更多的学者和宗教界人士积极行动起来，更好地发挥宗教在政治、经济、文化的国际化平台上的正能量，文明互鉴，共同致力于“一带一路”各国的互利互惠，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

在中国对外发展战略中，可以发挥宗教的正能量，依托宗教网络组织，以宗教力的区位优势来持续打造文化区位优势，补充经济区位动力的不足，从中国发展战略全局出发，全盘考虑“一带一路”战略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以世界文明之间平等、宽容的理解和交流互鉴为文化合作机制的前提，积极发挥宗教的正能量，建立宗教的“文化一体化效应”，在世界文明交流的平台上，打造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建立深层的世界文化合作机制，形成平等包容的国际对话模式，从而进一步推动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