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汉晋律序的遗文在《晋志》中

在《晋书》卷三〇《刑法志》“注律表”之前有一段贾充定律及晋律篇数等有关内容的记载。如下：

文帝为晋王，患前代律令本注烦杂，陈群、刘邵虽经改革，而科网本密，又叔孙、郭、马、杜诸儒章句，但取郑氏，又为偏党，未可承用。于是令贾充定法律，令与太傅郑冲……等十四人典其事，就汉九章，增十一篇，仍其族类，正其体号，改旧律为“刑名”、“法例”，辨“囚律”为“告劾”、“系讯”、“断狱”，分“盗律”为“请赇”、“诈伪”、“水火”、“毁亡”，因事类为“卫宫”、“违制”，撰《周官》为“诸侯律”，合二十篇，六百二十条，二万七千六百五十七言。蠲其苛秽，存其清约，事从中典，归于益时。其余未宜除者，若军事、田农、酤酒，未得皆从人心，权设其法，太平当除，故不入律，悉以为令。施行制度，以此设教，违令有罪则入律。其常事品式章程，各还其府，为故事。减枭斩族诛从坐之条，除谋反适养母出女嫁皆不复还坐父母弃市，省禁固相告之条，去捕亡、亡没为官奴婢之制。轻过误老少女人，当罚金杖罚者，皆令半之。重奸伯叔母之令，弃市。淫寡女，三岁刑。崇嫁娶之要，一以下娉为正，不理私约。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也。凡律令合二千九百二十六条，十二万六千三百言，六十卷，故事三十卷。泰始三年，事毕，表上。武帝诏曰：“昔萧何以定律令受封，叔孙通制议为奉常，赐金五百斤，弟子百人皆为郎。夫立功立事，古今之所重，宜加禄赏，其详考差叙。辄如诏简异弟子百人，随才品用，赏帛万余匹。”武帝亲自临讲，使裴楷执读。四年正月，大赦天下，乃班新律。

有认为，这段文字很可能是“律序”的遗存。在这段文字中，提到了贾充等14人参与其事的情况，提到了晋律20篇篇名，提到了不入律而“悉以为令”的原因以及“其常事品式章程，各还其府，为故事。”的编纂情况等等。正如《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上说：“晋初，贾充、杜预删而定之有律，有令，有故事。”从内容看，它与“律序”体式的要求是相符合的。近见张建国的文章，他就此作过这样的推测，他说：“《晋书·刑法志》记录修订法律的经过，从语气看，极可能取自晋律序。”笔者以为这一推测有其合理性。不仅从语气上，而且从文体看、从内容看似乎都应该得出这样的推断。

不过，在《晋志》上有关贾充定律等有关内容的记载，无一处与本文第（二）部分所引佚文相同的。难道说，后人在类书中保存的晋律“律序”资料是那样的不重要，连《晋志》都会对当时还存在的重要资料置若罔闻？事实是，上引的晋律“律序”资料正是“律序”的要旨所在。正如我们在上文按语中所指出的那样，它概括出了制订律令的重要性以及对制律历史作了回顾。既然如此问题出在哪里？

我们读《晋志》可知，《晋志》中有很大一部分的内容是摘引前人的原文，在大段大段的文字抄录中，如果现在还存在原书的话，都可以在原书中找到根据。如《后汉书》、《三国志》等史书上的一些内容被摘抄。我们之所以暂时还不能肯定将上引的这段文字看作是“律序”的遗存，而是《晋志》作者的记述，其原因也就因为它除“14人典其事”名单和末几句“赐金五百斤”类书《太平御览》有辑录，明确它引自《晋志》。既然这两段文字在宋时的《太平御览》中有辑录，而且又表明它们辑自《晋志》；而在本文第二节的7、8、9条同样是引自《太平御览》的佚文，却又明确为《律序》，这就在无形中告诉我们，在宋时《律序》与《晋志》同在，取引不同，二种书确实同时存在。

这段文字的开头说“文帝为晋王”，当指咸熙元年。当年夏七月奏请修律已改元。又说：“叔孙、郭、马、杜诸儒章句”，与《晋志》另一处记述诸儒章句的人名不同，把“郑玄”改成了“杜”，杜若是指杜延年或杜林，都不应排在马融的后面，何况他们是否著有章句尚不可知。又，从事修律的14人中未有裴秀名，在《晋书》卷三五《裴秀传》中说：“魏咸熙初，厘革宪司，荀定礼仪，贾充制法律，而秀改官制焉。”（在14人名单中的荀又被错写成荀觊）这样几点明显错失若是由当时人张斐或杜预来写的话，是绝对不会出现的；出现这样的问题就说明它不是张斐或杜预写的《律序》原文。

此外，在《晋志》中若有重要的引证，作者往往将出典标出，如《魏律序略》、张斐“注律表”、刘颂“复肉刑表”等，此似是《晋志》写作的通例。若引证《汉晋律序》似不当不标明。

至于有关律目中缺“关市”一目、四十篇令中无“军事田农酤酒”、故事的提法不同（《唐六典》上称“删定当时制诏之条，为《故事》三十卷”）。等诸多问题，学界说法不一，尚须作进一步的探讨。

在上文中我们否定了汉晋律序即“律注表”的说法，但是我们又认为在《晋志》的“律注表”中有律序的遗文。也就是说习惯上说的“律注表”要点那一段文字中有数段律序文字窜入其中。从数段文字的内容、表达方式和上下文语气的不贯连等方面也可以看出来。当然，也不排除《律序》某些文句被移用；移用前人著述中文句的现象在《晋志》中并不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