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春秋决狱》不起承上启下的作用
我想，出现上面同义反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译文上出了毛病。著者的愿意可能是从“犯什么罪”、“处什么刑”到“为什么处这个刑”这样的思路出发来考察上面这三部书的；或者反过来说是读了这三部书产生了这样的思路。当然这只是按一般思维习惯所作的推测。
下面我们不妨按此推测来看一看它们在“法律解释上的微妙部分”。这样，我不得不把上面的图作一下修正：
图3 问答文关系图试译修正
因为在原著中作者强调了《春秋决狱》的史料价值问题，我想列这样一张图的主要意图恐怕也就在于肯定《春秋决狱》的影响，肯定它在法律解释学发展史上所起到的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是这样吗？
毫无疑问，将这样三部书放在一起讨论是因为它们都采用了问答式，都与律注或说与法律解释有关。但是这只是一种形式，形式是由内容决定的。离开了内容来谈形式，那就有出现背离实在而走向虚妄的可能，对法律解释的历史研究徒劳无益。秦简《法律答问》与《春秋决狱》的写作背景、目的、特点、制作方式乃至它们的法律适用都有很大不同。从法律解释的发展看，它们之间没有承上启下的“微妙”关系可言。
秦简《法律答问》是我国法律解释学史上的开山之作，其律文可能制订在商鞅时期，而律文的解释则在秦称王之后。
以笔者考察，《法律答问》中所依据的律大致就是秦昭王至秦始皇时期所制的律。这段时期大约有七八十年的时间。当时战国纷争，秦王正致力于统一中国的大业，增强军力、巩固新政权毫无疑问是当务之急，因此从《法律答问》中反映出秦律诸法合体、刑民不分的特点。在《法律答问》中有关“捕盗”、“斗殴”、“臧律”等刑事方面的内容不少，但是其中对有关民事方面的法律规范或规章制度也占有相当比重。睡虎地秦墓墓主喜（公元前262～前217）曾担任安陆御史的职务，实际监察工作的需要，抄录或收藏这样的法律解释材料完全是为了实际的应用。《商君书·定分》中说国家的法令“以室藏之”，一藏于天子殿中，一藏于禁室中，“有敢剟定法令，损益一字以上，罪死不赦”。而且，天下吏民欲知法令，皆问郡县法官。法官与吏和民构成互相牵掣的关系。《法律答问》倒好似吏民问法的记录。法官有解释法律的权力，但不能对法律有丝毫改动。法官解释有法律效力，但又不是国家明令颁布的文件。《法律答问》可看作是对秦律所作的司法实践中的解释。在答问中有不少地方采用了判案成例作比照的办法来作答，这正体现了司法实践中法律解释的操作性特点。正因为如此，《法律答问》在明确刑罚适用的时候一般对为什么要加罪处刑不作说明，也无须对立法的依据作出说明，而只要指明怎样的罪名需要加罪、如何加法就行。
如：《法律答问》第1、2支简“害别徼而盗，加罪之”。对“加罪”作了解释，是捕盗者在背地里作盗犯罪，为此处以重刑。根据行盗人数和所盗财物的多少，处以“斩左止”“黥以为城旦”“黥劓以为城旦”等不同的刑罚；为什么要加罪处刑呢？不作说明。这里无须对立法的依据作出说明，而只要指明怎样的罪名需要加罪、如何加法。在这一支简中处断明白，分别不同情节作出不同的刑罚处断；这些不同的刑罚与后代的“刑等”相类。“五人盗，赃一钱以上，斩左止，又黥以为城旦；不盈五人，盗过六百六十钱，黥劓以为城旦；不盈六百六十到二百二十钱，黥为城旦；不盈二百二十以下到一钱，迁之。求盗比此。”分成四种情况，其刑处要件是行盗人数和赃物价值；五人是一条界线，六百六十钱、二百二十钱又是一条界线。说的是“害盗别徼而盗”，实际上“求盗比此”一语就点明了对所有捕盗者犯盗窃罪罪处的刑罚适用。
又如：第119支简有关“诬告”罪的法律解释：“完城旦，以黥城旦诬人，何论？当黥。甲贼伤人，吏论以为斗伤人，吏当论不当？当谇。”前者是对他人的诬害理应受到反坐，后者则是“吏”执法者将杀伤人错判成斗殴伤人罪，重罪轻判，“吏”要不要处罪？应当斥责，用现代的话说就是要进行批评教育。这样就区分了当事人的不同身份，当事人的身份不同法律适用也有所不同。《法律答问》将这样两条放在一起，为的是要司法者分清诬告与错判的不同性质，处断当然也就不同。
而董仲舒的《春秋决狱》就完全不同了。董仲舒（约公元前179～前104），河北广川人。少治《春秋》。景帝时为博士。武帝后以贤良对策，得重用，任江都相。后因言灾异下狱，不久赦出。后又为胶西王相。一生“以修学著书为事”，著有《春秋繁露》、《春秋决狱》等。董仲舒所处的时代正是汉初百废待兴之时，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正合乎时代发展的需要。董仲舒所著《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汉书》本传云：“仲舒所著，皆明经本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君权受之于天，主宰着臣民的生杀之权。董仲舒以《春秋》经义作为决狱断案的依据。在他的《春秋繁露·王道通三》中说：“人主立于生杀之位，与天共持变化之势……天也，人主，一也。”《春秋繁露·精华》中又说：“以贱伤贵者，逆节也，故鸣鼓而攻之，朱丝而胁之，为其不义也。此亦《春秋》之不畏强御也。”董仲舒《春秋决狱》，必本其事而原其志，也就是在考察犯罪事实的同时还要推究他的犯罪动机。问题是这种推究是以君权神授为主宰、《春秋》之义为标准的。这样做，背离了法律自身的特点和规律，离法理的逻辑解释远甚矣。与其说董仲舒对汉律在作司法解释，倒不如说他凭借法律解释的工具在作一种宣传。具体的例证见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