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集体主义地区差异的三线理论
任孝鹏向媛媛 马欣然（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行为科学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大学心理学系）
摘要 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的亚文化差异可能是影响社区心理的变量。本文从生态的视角提出了解释中国人集体主义地区差异的理论——三线理论。三线理论通过胡焕庸线、长城线和秦岭-淮河线将中国分成四类区域，并提出了不同区域间集体主义的高低。在此基础上总结了支持这种理论的实证研究结果，最后讨论了未来可以围绕三线理论展开的研究主题。
关键词 集体主义 三线理论 胡焕庸线 长城线 秦岭-淮河线
社区心理学的研究强调社区层面的变量，如社区氛围等对人们的心理和行为的影响。但是社区作为社会的一个分析单元，它是嵌入到整个社会文化中的，而文化或者亚文化差异肯定也会对社区心理造成影响（黄希庭，2016）。比如纽约的一个社区和北京的一个社区的人们的心理和行为的差异不仅受到社区层面的变量的影响，而且也受到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即使在一个文化内部，比如深圳的一个社区和重庆的一个社区的人们的心理和行为的差异，不仅受到社区层面变量的影响，可能也受到亚文化的影响。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的人们所面临的生态环境有较大的差异，而生态环境的差异会影响人们的心理和行为（Oishi,2014），这些差异在长期的农业社会里塑造了人们的心理和行为的较稳定的地区差异（Talhelm et al. ,2014; Evert Van de Vliert, Yang, Wang, & Ren, 2013；马欣然，任孝鹏，徐江，2016）。本文想从生态的视角来综述中国人的集体主义的地区差异，并提出一个整合的模型来解释这些差异，为以后研究中国人集体主义地区差异提供理论框架，也为社区心理的文化内差异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一 个体主义/集体主义
个体主义/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是描述人们在社会互动中如何处理自己和他人关系的文化维度（Hofstede, 2001; Oyserman, Coon, & Kemmelmeier, 2002; Triandis, 1995），它和独立我/互依我（independent/interdependent self）高度相似（Cross, Hardin, & Gercek-Swing,2011;Markus& Kitayama,1991; Markus & Kitayama,2010），在本文中两者将不再区分。个体主义文化的人更加重视自己目标的达成和自己的独特性，自己与他人的边界清晰，通过追求自我成功来获得幸福；而集体主义文化的人更在意重要他人或群体的和谐，自己和重要他人的边界模糊，重视群体或社会规范，维持人际和群体和谐也是不亚于追求个人成功的获得幸福的重要方式，而且这种差异也体现在认知、知觉、记忆和文化产品，甚至是脑功能上（Morling, 2016; Nisbett & Masuda, 2003; Oyserman et al. , 2002;Zhu, Zhang, Fan, & Han,2007）。后来的研究发现，个体主义/集体主义不仅存在文化间差异，还存在文化内的亚文化差异，如地区差异（Knight &Nisbett,2007），社会阶层差异（Varnum, Na, Murata, & Kitayama, 2011），性别差异（Kashima et al. ,1995）。而为什么会存在不同文化间的差异？这也是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的研究方向，目前为止，已经提出了很多种假说，如现代化理论、气候-经济理论、大米理论、居民流动性理论等（徐江，任孝鹏，苏红，2016）。
二 中国人集体主义的地区差异
虽然在跨文化研究中，中国一直是集体主义文化的典型代表，但是中国内部存在着集体主义的地区差异。无论是采用自我报告的自陈量表（Feng, Ren, &Ma,2017; Evert Van de Vliert et al. ,2013），或者被认为能够避免自陈量表方法学缺陷的文化任务（Talhelm et al. ,2014；陈姗姗，徐江，任孝鹏，2016；马欣然等，2016），或者是文化产品（侯东霞，任孝鹏，张凤，2016），或者人们在网络上的真实行为（任孝鹏等，2017），都可以发现这种地区差异。但是，为什么会存在地区差异，人们对此还是存在分歧，甚至差异巨大。比如，Talhelm采用三个文化任务，即分类任务（triad task）、亲亲性任务（nepotism task）和自我膨胀任务（self-inflation task）对中国不同省份的被试进行了测量，发现在去掉新疆、西藏和内蒙古三个地区以后，在省份层面上，种植水稻的比例能够正向预测上述任务的地区差异，种植水稻的比例越高，集体主义的分数越高。作者的解释是农民种植作物的方式会影响农民之间的合作程度：与种植小麦和豆类植物相比，种植水稻对农民之间的互相合作强度要求更高，而长期的这种相互合作强度会使得种植水稻的农民的集体主义更强（Talhelm et al. ,2014）。任孝鹏等用亲亲性任务基本重复了类似的结果，但是提出用儒家文化中心的转移来解释，认为中国从宋朝开始，南方就稳定地成为中国的文化中心，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最大，所以集体主义的表现最强（马欣然等，2016）。Vliert采用自我报告的集体主义量表在中国的15个省份做的调查发现，不同省份之间的集体主义分数有差别，他用气候-经济理论进行解释，认为那些气候比较舒适的省份的集体主义中等；气候比较恶劣，同时经济发展程度差的省份集体主义最高；气候比较恶劣但经济发展程度高的省集体主义最低（Evert Van de Vliert et al. ,2013），而且作者利用气候和经济数据推算了不同省份的集体主义分数，并且包括了新疆、西藏和内蒙古地区。不过，Talhelm和Vliert的结果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有人曾经计算过两者的集体主义的分数在省份层面上的相关，发现二者呈高度负相关（徐江等，2016）。
到目前为止，有关中国人的集体主义地区差异有两个基本问题还没有清晰和准确的答案。第一，就是在省份层面上，究竟是哪些省份的集体主义更高，哪些省份的集体主义更低？第二，能否找到一个理论框架来解释在省份层面上的差异？有关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的成因有很多，但是很难用某一单一因素来解释中国人集体主义的地区差异。本文的目的是想提出一个整合的框架，并提出未来研究的可能方向。
三 三线理论
三线理论认为中国存在生态环境差异比较明显的四类区域，而由于这些区域的自然生态环境长时期保持着比较大的差异，可能使得生活在不同区域的人们采取的获取基本资源的方式也存在着差异，进而影响人们某些人际互动的行为模式。而即使是在这些区域同处于一个文化上早已长期融合的共同体中的情况下，这样的差异依然存在。甚至有可能存在自然生态与文化互相作用的更加复杂的作用机制。
中国的生态区域可以用三条线分为四种类型，而每种区域类型之间在理论上都存在着集体主义的差异。第一条线是胡焕庸线，大致位置是从黑龙江的瑷珲到云南的腾冲，这条线大致将中国分成西部和东部两大类，胡焕庸线以西降雨量低于400毫米，主要是草原、高原、沙漠等不适宜农业生长的环境，历史上以游牧业为主要生活方式；胡焕庸线以东降雨量超过400毫米，以平原、水网、丘陵等地貌为主，历史上以农业为主要生活方式；胡焕庸线被认为是导致中国人口分布不均衡的主要生态线（胡焕庸，1935, 1990）。第二条线是长城线，也就是与长城走向基本保持一致的线，虽然长城建立的本意是为了防御外敌的入侵，但是长城线的南北正好是中国历史上战争，特别是游牧民族（如匈奴、突厥和蒙古）和农耕民族（汉族）发生冲突的高发地带，有学者认为这其实是与长城线南北的生态环境有关，而当气候变冷，长城线以北的草原地带环境变差的时候，游牧民族突破长城线南下攻击农耕民族的频率就增加（许靖华，1998；竺可桢，1972）。第三条线是秦岭-淮河线，又称南北分界线，它首先是地理概念，秦岭-淮河线南北的气候、植被、降雨量和种植作物都有很大的不同，秦岭-淮河线以北、长城线以南的地区降雨量在800毫米以下，种植作物以小麦和玉米为主，而秦岭-淮河线以南的地区降雨量在800毫米以上，种植作物以水稻为主。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长城线和秦岭-淮河线和胡焕庸线有交叉，但是在胡焕庸线以西，这两条线之间的区分就不明显了，所以在胡焕庸线以西都属于一种类型。也就是说根据三条线，可以将中国的生态环境分为四种类型。
Ⅰ类地区，胡焕庸线以西，主要包括新疆、西藏、青海、甘肃、宁夏（大部分）和内蒙古（大部分）。
Ⅱ类地区，胡焕庸线以东，长城线以北：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以及河北北部。
Ⅲ类地区，胡焕庸线以东，长城线以南和秦岭-淮河线以北：河北南部、山东、北京、天津、山西、陕西、河南。
Ⅳ地区，胡焕庸线以东，秦岭-淮河线以南：江苏、安徽、上海、浙江、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重庆、贵州、云南、江西、福建、海南。
现在的中国人集体主义的地区差异基本上都是在省份层面进行比较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三线理论框架中对于区域的划分，实际上是根据自然环境和生态划分的，和现在的，甚至历史上的行政区划存在着不一致的地方。如图1中江苏省（黑色表示），其实是被秦岭-淮河线分成苏北和苏南两个部分，我们一般人认为江苏属于南方省份，其实是忽略了省内部的差异。苏北地区，如徐州、宿迁等地其生态环境更接近山东南部和安徽北部，而不是江苏南部。中国的行政区划有两个特征，一个是“随山川形便”，另一个是“犬牙交错”（韩茂莉，2015）。而在生态环境的空间分布上，会存在着与行政区划不一致的地方。比如江苏北部（徐州、宿迁、连云港）属于Ⅲ类地区，河南南部（信阳）属于Ⅳ类地区。
自然环境提供了人类活动的物理空间，人类为了生存就必须适应环境，所以自然环境的不同可能是人类行为差异的远因（distal factor）。已有研究表明某些生态环境因素能够造成人们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的差异，比如某个地方的气候（长期的、大尺度的、相对稳定的气温数据，而不是某一天或某一年的气温的波动）会影响植物的生长，从而影响人类获取资源的丰富性，从而影响人们的行为，比如气温比较舒适（7月和1月最高气温和最低气温离22℃近）的地方，自然资源相对比较丰富，而这时候人们的生存需求也较易得到满足，所以人们对小群体（村庄的村民或邻居）的内部合作不那么强烈，所以集体主义就偏低（Van de Vliert,2011）。
根据文化和基因共同演化的观点，人类在适应环境的同时，也在通过自身的活动改变环境，人类自身活动形成的社会规范、习俗和制度也在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所以生态不仅包括自然生态环境，还包括社会生态（Oishi,2014）。比如，胡焕庸线以西的自然环境不适合农业，更适合游牧业；而游牧业和农业的活动本身的差异就可能会影响人们的心理和行为。比如游牧民族与汉族相比，财产（如牛、羊）本身就容易让人们彼此的界限很清楚，游牧民往往是通过给自己的牛和羊的某个部位做标记来区分自己和他人的财产；游牧民本身无法自给自足，需要和其他群体进行物资交换才能得到其他生活的必需品。而农民的财产是附着在土地上，每年的收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然环境（风调雨顺）；而且往往可以在一个小的群体范围（一个或几个村庄）内自给自足。因此相比较于农民，游牧民更个体主义。而也有实证研究表明，游牧民比农民更个体主义（Uskul, Kitayama，& Nisbett,2008）。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中国人的集体主义的地区差异主要集中在上述四个区域，而区域内的差异相对较小，区域间的差异相对较大。集体主义由低到高依次为：Ⅰ＜Ⅱ＜Ⅲ＜Ⅳ。而影响这些区域差异的因素主要是其历史上的生存方式（subsistence system）造成的。Ⅰ类地区不适宜农业，所以历史上主要是游牧民族或者其他一些狩猎-采集为主而农业为辅的民族居住，人口密度很低，或者依靠丝绸之路上的商业活动来生活，与其他地区的农民相比，更多的活动是靠自己来完成，互助合作的动机偏弱，所以集体主义是最低的。Ⅱ类地区主要是东三省和内蒙古的东部某些地区，这些地区虽然气候比较恶劣，但是历史上主要是游牧民或者“游牧+农业”的民族生活，且往往是人口稀少的，所以自然资源仍然比较丰富。所以其集体主义的分数略高于I类地区。但是与长城线以南的Ⅲ类地区和Ⅳ类地区相比，集体主义还是偏低。而Ⅲ类地区和Ⅳ地区是中国重要的农业区域，两者的主要区别是种植方式的不同，以及长期的人口流动和商业活动造成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Ⅲ类地区主要是平原，以种植小麦为主；而Ⅳ类地区主要是丘陵、喀斯特地貌以及众多水系，主要是种植水稻。而与小麦相比，种植水稻需要更高强度的合作，所以Ⅲ类地区的集体主义高于Ⅱ类地区，但是低于Ⅳ类地区。当然，这里面可能还混杂了其他因素的作用。比如，儒家文化的中心转移。虽然儒家文化起源于Ⅲ类地区，但是从宋朝开始，Ⅳ类地区一直是中国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而这个也可能会影响Ⅲ类地区和Ⅳ类地区集体主义的差异（马欣然等，2016）。
四 与三线理论有关的证据
虽然有些围绕中国人集体主义的地区差异的研究，但是并没有一个是按照三线理论来进行分析的，所以我们总结到的文章基本上都是支持某几个区域之间的集体主义差异，而不是全部。如Talhelm等（2014）对中国28个省份大学生样本的研究发现Ⅱ类和Ⅲ类地区（种植小麦和大豆为主）比Ⅳ类地区（种植水稻）的集体主义要低。虽然作者并没有按照秦岭-淮河线来进行比较，而是按照种植水稻的比例来计算的，但是这两类方法划分的地区是高度重合的。马欣然等（2016）严格按照秦岭-淮河线将被试分为南方人和北方人，而且只分析了汉族人，发现Ⅳ类地区集体主义高于Ⅱ类和Ⅲ类地区。由此可见，Ⅳ类地区的人集体主义高于其他三类地区的人结果比较稳定。而且Dong, Talhelm和Ren还在宁夏的黄河三角洲地区找到了一个在牧区和种植小麦的区域中却种植水稻的区域（青铜峡），发现即使是在这种环境下，种植水稻地区的集体主义也要高于其周围地区（固原）（Dong, Talhelm, & Ren, under review）。
Ⅰ类地区和其他地区的比较主要集中在不同民族之间的比较。其中比较大的是维吾尔族、藏族和蒙古族与汉族的比较。比如Wu, Wang, He, Mao和Zhang（2010）比较了藏族和汉族在自我参照效应上的行为结果和脑功能结果，发现在行为结果上，汉族和藏族没有什么差异。不过这篇文章的被试很少，所以不足以支持或反对我们的假设。Ren, Lu和Tuerdi（2014）在对汉族和维吾尔族的比较时则发现，在自我报告的问卷、归因、关系流动和卷入/分离情绪等多种任务上，与汉族人相比，维吾尔族人同时表现出高个体主义和高集体主义的行为表现。而Mamat等人（2014）则发现，采用自我报告范式时，维吾尔族人在关系型的集体主义（relational self）上低于汉族人，但是在群体型的集体主义（collective self）上高于汉族人。在采用自我参照效应的范式时，对母亲的再认率也呈现出同样的规律，即汉族人对母亲的再认率高于名人，而维吾尔族人则没有；而在对群体的参照效应上，结果却相反，维吾尔族人对内群体的再认率高于外群体，而汉族人则未出现这种模式。这说明维吾尔族人和汉族人展现了两种不同类型的集体主义特征（Mamat et al. ,2014）。不过，从关系型的集体主义上，维吾尔族人和汉族人的差异支持我们的胡焕庸线的假设。而在蒙古族人和汉族人的比较上，七十三等（2017）发现蒙古族人的集体主义低于汉族人，不过这个可能会受到文化融合的干扰。在我们尚未发表的一个研究中，发现蒙古族比汉族的个体主义要高，而且给孩子起名字时，也更不愿意使用常见名字。这种蒙古族与汉族的区别也支持胡焕庸线的假设，即Ⅰ类地区的集体主义低于其他三类地区。不过，上述研究都是假定不同民族之间由于宗教信仰、语言等因素不同使得他们在社会互动中在如何处理自己与他人和群体的关系上采取不同的策略。其实这两者并不矛盾。自然生态是远因，而生存方式以及人类活动有关的社会规范（包括信仰、语言等）可能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出来的特定适应技巧，其可能会进一步推动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另外，越来越多的汉族人开始生活在胡焕庸线以西的地方，未来可以通过比较胡焕庸线两侧的汉族人的集体主义的差异来检验Ⅰ类地区和其他地区的集体主义假设是否正确。
至于Ⅱ类地区和Ⅲ类、Ⅳ类地区的直接证据不多。不过，有两个与集体主义相关的指标提示Ⅱ类地区的集体主义要低。一个是离婚率，有研究表明离婚率越高的地区集体主义就越低（Vandello & Cohen,1999；侯东霞等，2016），而根据国家统计局2015年的数据，Ⅱ类地区的三个省的离婚率在中国名列前茅；另一个是人口流动，流动比例越高的地区集体主义越低（Vandello & Cohen,1999），而Ⅱ类地区的人口流动也高于Ⅲ类和Ⅳ类地区（国家统计局，2015）。在Talhelm和马欣然的研究中，将Ⅱ类和Ⅲ类地区放在一起，认为它们比Ⅳ类地区集体主义要低，但是他们并没有区分Ⅱ类和Ⅲ类地区（Talhelm et al. ,2014；马欣然等，2016）。
上述研究都大致支持三线理论，不过以上研究都是针对中国的某些地区或者生活在这些地区的不同民族的人们之间的比较，所以还不是对三线理论的直接验证，未来可以基于三线理论来进行研究设计和采集数据，对三线理论进行直接检验。
五 未来的研究方向
三线理论作为新的理论，它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框架来解释中国人集体主义的地区差异，同时也有很多新的假设需要实证研究来检验，下面我们将论述几个可能的研究方向以及面临的难题。
第一，中国是否存在地区间的亚文化？虽然现在看起来，中国存在着地区间的亚文化不是个问题，因为已经有一些文章在阐述中国人的地区间的文化差异，并提出了相应的理论或假说来解释，如大米理论（Talhelm et al. ,2014），气候-经济理论（Evert Van de Vliert et al. ,2013），现代化理论（侯东霞等，2016），自愿拓疆假说或者深圳精神（Feng et al. ,2017；陈姗姗等，2016；陈欣欣，任孝鹏，张胸宽，2018）。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发现中国的两个地方之间在某些心理指标上有差异，就可以解释为存在着亚文化的差别。而是应该首先从某种理论的视角提出可能会影响两个群体之间亚文化的因素（如深圳与其他地方相比，是一个由主动移民者组成的城市），然后通过心理指标的测量来验证这些亚文化的存在。回到三线理论，我们还需要更严格地控制各种可能潜在的干扰因素，如经济发展水平、人口流动、人口密度等因素，通过群体间的对比来验证它。比如，同样是发现在亲亲性任务上，秦岭-淮河线以南的农民比以北的农民有更强的内群体偏好，可是Talhelm等（2014）认为是因为农作物种植方式的要求导致，而马欣然等（2016）认为是由于儒家文化的中心转移和儒家文化影响力的强弱造成。未来可以通过在这两个因素上有差异的区域的群体间的比较，来检验哪个更合理。比如，根据大米理论，湖南和广东种植水稻的比例要高于江苏和浙江，而历史上浙江和江苏是儒家文化的中心，其儒家文化的影响要高于广东和湖南。如果我们同时在河北和陕西（种植水稻最低，儒家文化影响力最弱）、浙江和江苏（种植水稻居中，儒家文化影响力最强）、湖南和广东（种植水稻最高，儒家文化影响力居中）测量集体主义，那么就可以检验大米理论与儒家文化中心转移说哪个解释力更强。
第二，如何选择更好的分析单元？在亚文化比较的研究中最常见的做法就是以省（中国）、州（美国）和县（日本）作为分析单元，这有一个好处，就是大多数二手数据往往是以行政单位进行报告的。但是与美国和日本相比，中国在省份层面分析数据有两个先天的不足。首先是数量，美国是50个州，日本是47个县，而中国只有31个省级地区（不包括港澳台）。这个往往使得在省份层面上证明有差异的难度要大于美国和日本。其次是中国的省份管辖的地区在历史上往往有变动，使得在历史数据的整理上也存在一定的困难。最后，中国的省份的划分是犬牙交错（韩茂莉，2015），使得在某个省份采集数据时，如果是在某个省份的不同地区采集数据，可能省内不同县或者地级市的差异会影响省份之间的比较，比如如果你比较南方和北方，如果南方选择江苏省，那么你选择徐州还是苏州可能会对南北方的比较造成干扰。所以，我们建议在进行集体主义的地区差异时，数据采集点最好具体到地级市（如江苏省徐州市），而不能只报告省（如江苏省）。
第三，如何量化三线理论中提到的四类生态区域中生态指标的差异？这方面可以借鉴大米理论和气候-经济理论的做法，比如大米理论就利用各个省或者县的需要灌溉的水稻种植面积的比例作为衡量种植水稻方式的影响力的大小；气候-经济理论用某个省或县的最冷和最热月份的最高/最低气温与22℃的差值的绝对值的和作为气候影响力的大小；虽然这种方法有一定的缺陷，比如可能有潜在的共变因素的影响，比如有无高山、有无沙漠等生态环境的混淆，但是它提供了可以进行操作和量化的方法，使假设检验变得可能。这四类区域中生态指标可以采用多个生态维度，如气候、水稻或小麦种植面积、草原面积、降雨量等，每个维度都可以单独作为影响因素，或者根据相关性的大小将之合并为综合指标，从而为三线理论的检验提供量化指标和数据。
第四，用什么方法来测量集体主义？个体主义/集体主义是宽泛的概念，其中包括了很多维度，也有各种方式的测量问卷、文化任务，甚至是文化产品，而这些不同的维度或者方法可能并不一致（Kitayama, Park, Sevincer, Karasawa, & Uskul,2009; Kitayama & Uskul,2011; Morling,2016;Na et al. ,2010；黄任之，任孝鹏，黄敏，2016）。比如在中国的集体主义的地区差异上，Vliert等（2013）与Talhelm等（2014）和马欣然等（2016）的结果并不一致，可能和他们使用了不同的测量工具有关，Vliert等（2013）使用的是自陈问卷，而且这个问卷是根据他的假设从不同成熟的问卷中挑选出来的；而Talhelm等（2014）和马欣然等（2016）用的任务其实更偏向自我与重要他人和陌生人比较的偏向关系型的集体主义。结合Mamat等（2014）和任孝鹏等（2014）对维吾尔族人和汉族人比较的结果，即维吾尔族人更偏重群体型的集体主义，而汉族人更偏重关系型的集体主义来思考，对于中国人集体主义的地区差异而言，群体型和关系型的集体主义的地区差异模式是否存在不一致？而其影响因素是否也不同？或者将来是否可以同时采用多种方法在不同地区采集数据，进而检验集体主义地区差异的主要趋势以及其背后的因素（Ren et al. ,2016）。
第五，除了自然生态环境以外，人类活动本身造成的社会生态是否也会影响集体主义的地区差异？中国在研究生态环境因素方面具有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优势。从自然生态上看，中国的生态环境丰富，在面积上能够和中国相似的国家也就只有美国、加拿大、俄罗斯、印度、巴西和澳大利亚等几个国家，而在这些国家中，俄罗斯和加拿大虽然面积上可以和中国媲美，但是其大多数地区都是无人区，所以在检验生态因素上不如中国。从社会生态上看，即使以西方人的严苛标准，中国也是唯一的历史保持延续的国家和文化。而且由于中国历史资料丰富，使得可以从历史或者大尺度的时间范围内检验社会生态因素，如战争、自然灾害等对集体主义的地区差异的影响。还有，过去40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历史上是独特的，有学者认为其程度可以和文艺复兴、英国工业革命等相提并论（Xie,2011）。这些变化是否也会影响集体主义的地区差异，也值得深入研究。
第六，其他心理变量是否也存在地区差异并且可以被三线理论所解释？比如人格。有研究表明，在国家层面上，个体主义/集体主义与“大五”人格之间存在着相关，如集体主义高的国家其外向性也高（Hofstede & McCrae,2004），那么在三线理论里面提到的四类地区之间是否也存在着人格的差异？是否还存在其他心理变量呢？这些都可以是未来研究的方向。
综上所述，我们分析了中国的集体主义的地区差异，根据生态环境的差异提出了三线理论这样一个新的视角来解释中国人的集体主义的地区差异，并总结了相关的研究结果，同时提出了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和要注意的问题。
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人们的流动日益频繁，即使你一直生活在某个地区，而外来文化也不可避免地进入你的生活，通过商品、电视或互联网等媒介而使你处在多元文化的情境中（Morris, Chiu, & Liu,2015）。也有研究表明，当人们被不同文化情境所启动或诱发时，也会表现出符合该文化所认可的行为（Hong, Morris, Chiu, & Benet-Martínez,2000）。但是这些并不意味地区或国家间的文化差异的研究不重要。因为多元文化的交流并不一定会促进文化融合，也可能强化文化间的差异（彭璐珞，赵娜，2015）。国家或地区间的文化差异是相对稳定的，文化作为社会化过程中习得的行为模式往往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获得，并不是简单暴露于某种异文化情境下就能改变的，这也是为什么双文化启动的研究结果往往在长期浸润在两种文化（如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中的被试才能出现的原因之一。与实验室的研究不同，这种地区或国家间的差异有很强的生态效度，而国家或地区间的文化差异也为研究者探索文化差异的成因提供了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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