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代序言）

随着中国人口转变的完成，人口转变的研究逐步“降温”。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必须了解并遵循人口发展规律，按人口变动规律来制定战略规划。人口转变规律就是人口变动的一个基本规律，需要结合中国人口国情进行深化研究。人口转变是一个过程，不论人口转变是否完成，人口转变一直处于变化之中，差异在于人口转变所处的变化阶段及其发展态势。在人口变化过程中，不同阶段之间的划分构成了人口转变的具体内容。在我国，人口转变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均较丰富，且观点不一，但缺少人口质量视界的人口转变研究成果。事实上，人口转变同时蕴含着“量变”与“质变”。在人口转变中，人口的质量也在发生转变。因此，从人口质量视角切入，提出人口质量转变的分析框架，梳理我国人口转变的轨迹，论证人口质量转变研究的合理性及意义，对人口转变理论研究的深化，合理解释人口转变后的“人口红利”与“教育红利”的战略机遇期，并对我国最终实现由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本强国的目标均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

本书共由四章组成。第一章为概述，即对本书相关的宏观背景、核心概念、文献综述、研究思路以及研究意义给予说明，框定了本书研究的对象范围。第二章为中国人口质量转变的实证分析。本章着重研究教育因素在我国人口转变中的变动规律，以及它对我国人口转变的具体影响。第三章为中国人口质量转变的理论框架。本章在梳理世界人口转变理论的发展历程与演进特征的基础上，实证探讨了我国人口转变的模式，并从教育学视界出发，根据教育因素在人口转变中的作用机制，探讨教育学视界下人口转变理论的基本体系，提出人口转变的教育衡量标准，并对人口转变理论的可能拓展方向进行思考，提出了中国人口质量转变的基本框架。第四章为赢取教育红利的政策建议。本章在界定教育红利概念的前提下，对我国人口转变过程中的教育红利进行估算，并据之提出要抓住累积教育红利的关键时机，充分利用教育红利的战略机遇期。

本书的核心观点包括以下几点。

一是研究了世界人口转变中人口受教育程度变动的一般规律。第一，从世界一般情况看，人口接受的教育程度越高，其出生率、自然增长率与总和生育率越低，出生的预期寿命越高。第二，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有利于促进人口转变的完成。第三，世界人口数量转变的完成过程，也是世界人口质量提升的过程，人口转变过程与人口受教育程度提高的过程是同步进行的。第四，根据世界人口转变与教育发展的经验模型，当人口转变完成时，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大致为7～10年。

二是研究了我国人口转变与人口受教育程度的一般规律。第一，我国人口数量转变与人口质量提高同步进行，基本符合世界人口转变过程的一般规律。第二，我国人口转变的速度快，时间短，政策干预性强以及转变的不稳定性，直接影响到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升速度，我国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普遍滞后于世界一般规律条件下人口转变所处阶段对应的水平。第三，我国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滞后性在不断减弱，人口受教育程度已不断趋向一般规律，我国人口转变的教育指标正按理想的方向发展。第四，我国人口转变完成得不彻底，低生育水平条件下的人口工作依然艰巨。若把人口转变完成看成一个综合性的阶段系统，2002年世界一般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是8.4年，而我国实际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7.2年，滞后于世界一般水平。

三是提出了中国人口质量转变的基本框架。第一，世界人口转变的基本原理都是一致的，即由高位平衡转向低位平衡。人口转变理论的研究通常是结合社会发展进程来考察的，其归因由单一走向多元，但综合性的解释仍在争论之中。人口转变理论在方法论上由定性走向定量，人口转变过程同时也是人口发展由以死亡率为主向以生育率为主的转变过程。第二，与世界一般模式相比，我国人口转变模式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人口死亡率下降速度十分快，早在前现代阶段，我国人口死亡率就降低到很低水平，并一直稳定在低水平之上；二是人口的出生率存在波动性，受强控型的政策调控影响，我国人口出生率下降速度快，但仍存在较大的反弹空间。第三，把教育因素纳入人口转变模型，即提出人口转变的教育判断标准，这既可以说是对经典人口转变理论的补充，也可以看成综合考虑到人口数量和质量的人口转变理论。因此，若某一国家的人口的数量转变已经完成，但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尚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这就说明此国的人口转变还不彻底，人口质量没有得到同步的提升。若基于教育学视界对我国人口转变进行考察，2002年我国人口转变还没有完成的观点是成立的。第四，人口转变理论的发展方向有三。一是向综合化方向发展，即其研究视角由单一走向多元，由多元走向综合，这样对现实人口发展问题的解释力也就更强。二是探讨人口转变完成后的发展方向（即进入后人口转变时代）。三是研究具体的转变模式。人口转变理论在具体国家的适用范围是不一样的，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人口转变模式，在人口转变的多种影响因素中，某一因素可能在某一国家起主要作用，而在另一个国家却作用甚微。

四是估算并分析了中国人口质量转变后的教育红利。第一，教育红利指在人口的年龄结构中，劳动力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快速提高的一个时期，在教育红利期内，受过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迅速提高，从而为社会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力资源条件。教育红利的提出，丰富与深化了人口转变理论，也将是对积极的、扩大的教育投资战略正确性的历史性验证。第二，教育红利的获得，在时间上显然要长于人口红利，而且可以说它是无时间限制的，教育红利更多的是教育投资的结果。第三，教育红利的获得是一个持续增进的过程，它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数量界限。教育红利的获得与人口质量转变的完成是同步的，人口质量转变的完成标准也可以作为教育红利获得（或开始）的标志，即人口质量转变（即当总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10年）完成，就标志着人口进入教育红利期，教育红利开始获得并持续增加。第四，据估算，2000年，我国总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6.61年，劳动力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52年，到2050年，总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将提升到9.58年，劳动力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升到13.24年。从劳动力人口来看，2008年劳动力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达到初中毕业水平，到2035年左右达到高中毕业水平。从劳动力人口的年龄结构看，2000年呈明显的金字塔结构，到2050年，不同年龄的劳动力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差别已很小，劳动力人口的总体受教育程度普遍得到提高。第五，我国人口转变完成的下限标准在2005年左右已基本达到，且人口数量转变的标准在2005年左右也已基本达到，但离人口质量转变的标准尚有较大的差距，要达到人口质量转变的标准，即总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8.8年，仍需较长的时间。第六，要保证教育红利的获得，需要从人口、教育与社会三个方面确保，在教育方面要优先发展教育和优化教育质量与结构；在人口方面要加强对人口变动规律，特别是人口年龄结构演变规律的把握；在社会方面则要形成重视教育的氛围，确保教育红利的功效顺利发挥。

本书的学术价值有二。一是对人口转变理论本身的梳理与评析。本书通过评述国内外人口转变理论的派别流变，提炼了世界人口转变理论的发展线索，并据之考察我国人口转变的现实过程及理论学说，从学理上为人口转变理论研究系统化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二是从教育学视界下重新考察了人口转变的一般规律，并据之考察了我国人口转变过程中的教育因素，提出人口质量转变的分析框架。本书根据世界人口转变的一般规律，把人口受教育程度纳入人口转变的一般过程，并形成了人口转变的教育判断标准。在此基础上，提出并论证了我国人口转变质量完成滞后于数量完成的判断，并建议要抓住教育红利的历史机遇等观点。

本书的应用价值也较明显。一是为进一步认清我国人口形势提供了教育学的视界。我国人口数量大、受教育程度低的现状在较长一段时期内不可改变，虽然我国已完成了人口的数量转变，但因人口的质量转变还没完成，我国人口转变的完成是不彻底的，而且有可能会反复。二是估算并论证我国教育红利获得的可能性。本书建议在充分利用“人口红利”的同时，注重“教育红利”的累积，随着我国人口质量转变的完成，我国将进入教育红利期，因此，抓住当前时机，积极发展教育，将决定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要目标的实现，并对我国最终实现由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本强国的目标产生重要影响。

本书在模式案例与拓展应用方面尚欠深化，后续研究方向有二：一是通过概括与总结更多发达国家人口质量转变的具体模式，建立人口质量转变的模式案例，并据此进一步深化对人口质量转变规律的认识；二是在我国教育红利的拓展与应用方面尚需具体化，结合我国人口数量转变后的形势，与其他学科的知识链接，通过构建更多的指标，以更清晰的结果展示当前关注教育红利的必要性与紧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