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需求的主要驱动因素

结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中国的大健康产业有望在接下来的10～20年中快速增长。

一 产业发展国际对比

卫生总费用占GDP比重和人均卫生费用是监测一个国家卫生总费用规模是否合适的两个重要指标。世界卫生组织规定，一个国家卫生总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最低标准为5%。中国卫生总费用在2007～2015年以年均17.3%的CAGR（复合年均增长率）高速增长，从2007年的11289.5亿元人民币（约占GDP的4.52%）增长到2015年的40587.7亿元人民币（约占GDP的6.0%），见图2-3。

政府卫生支出，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政府用于医疗卫生领域支出的总和。狭义卫生支出仅包括政府通过税收对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卫生行政管理事务等方面的补助支出，不包括政府对医疗保障的补助，具体到我国，即不包括各级财政对城镇职工医保和城乡居民医保等的补助支出。广义卫生支出除狭义政府卫生支出包括的内容外，还主要包括社会保障卫生支出。这里的社会保障卫生支出不仅包括政府对医疗保障的补助，还包括参保单位和个人的医疗保险缴费。我国使用的是广义政府卫生支出口径，见表2-1。

据世界卫生组织计算，2013年，我国广义政府卫生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为12.6%。横向与其他国家2013年数据比较（如图2-3、表2-1、2-2所示），既高于中高收入国家11.4%的平均水平，也高于俄罗斯（8.4%）、巴西（6.9%）、印度（4.5%）等发展中国家水平，但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差距较大。研究表明，随着人均GDP水平的提高，经济事务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呈降低趋势，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支出所占比重呈上升趋势。

根据卫生部《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报告》，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例在2020年将提高到6.5%～7%，因此从长期来看，中国的大健康产业仍有长足的发展空间。

2013年，我国人均卫生总费用376美元，按照国际货币购买力平价（PPP）折算为649美元。横向与其他国家2013年数据比较，我国人均卫生总费用水平不高，低于表2-2中所列国家水平，纵向与其他国家历史同期数据（人均GDP基本相同的年份）比较，除美国、德国和法国外，与英国（663美元）、加拿大（882美元）等国家历史同期水平相差并不大。

尽管近年来经历了一个高速发展期，但相比欧美发达市场，中国大健康产业仍处于初级阶段。2010年中国卫生费用仅占GDP比重为5%，相比美国（17.6%）、日本（9.2%）仍较低；人均卫生费用支出为219美元，约为美国的1/48和日本的1/18；人均政府卫生支出119美元，约为美国的1/33和日本的1/27。这说明，中国的大健康产业还有很大发展空间，见图2-6、图2-7。

二 人口结构变化

人口老龄化是我国人口结构变化的一大趋势。中国65岁以上人口比例已经从2000年的约7.0%上升到2015年的9.7%，即1.37亿人，中国已经成为全球65岁以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全球唯一65岁以上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联合国预测，中国近33%的人口，即4.5亿人将在2050年超过65岁，这一数字甚至多于2009年美国的总人口数，见图2-8。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人口高峰期叠加、低出生率、人均寿命的延长和死亡率的降低。从人口金字塔来看，由于历史原因，中国曾在20世纪60～70年代经历了婴儿潮，随着这一代人进入退休期，中国将面临比亚洲其他国家更为严峻的老龄化问题，见图2-9。

人口老龄化，特别是失能老年人口的增加，消费水平的提高以及预防保健意识的提高，将会导致医院就诊人次增加、对诊断和治疗需求的提高、治疗时间的延长以及对健康管理的需求增加等，从而促进对医疗服务行业，尤其是慢性病医疗服务需求的增长。

三 城镇化进程加快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促使城镇化进程加快，中国城镇总人口在2013年已经达到7.1亿人，城镇化率达到53%。尽管城镇化进程已经持续多年，但横向对比来看，我国城镇化率不仅明显低于主要发达国家80%的城镇化水平，即使在“金砖四国”中也仅高于印度，见图2-10、图2-11。

可以看到，中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都将面临城镇化的大背景。城镇化对居民健康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城镇化提高了人们的收入，增强了居民的健康和保健意识，使更多的人可以获得充足的营养和先进的医疗设施，对健康有正面作用。另一方面，目前我国城市发展中存在公共服务供给不充分和不均等、基础设施不完善、环境污染、医疗资源紧张、医疗价格上升、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及风险认知及伴随而来的长期精神压力（通常被视作是健康的决定因素之一）等，研究显示这些因素对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尤其是，当城镇化快速发展而规划不周时，与人口密度高、贫穷和缺乏基础设施这些情况结合在一起，会导致传染病的流行，甚至出现普遍性的痼疾——“城市病”。“城市病”不仅在发达国家的城镇化历史上屡见不鲜，如今更广泛存在于发展中国家中。

“城市病”以慢性病为主，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主要受慢性病影响的国家。例如糖尿病患病人数从2001年的4700万人增长到2015年的1.09亿人，增长132%，见图2-12。《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15年）》显示，2012年全国18岁及以上成人高血压患病率为25.2%，糖尿病患病率为9.7%，与2002年相比，患病率呈上升趋势。40岁及以上人群慢性阻塞性肺病患病率为9.9%。根据2013年全国肿瘤登记结果分析，我国癌症发病率为235/10万，肺癌和乳腺癌分别位居男、女性发病首位，10年来我国癌症发病率呈上升趋势。国家癌症中心公布的《2013年中国恶性肿瘤发病和死亡分析》报告显示，全国恶性肿瘤发病率为270.59/10万，死亡率为163.83/10万。全国恶性肿瘤发病及死亡第1位的是肺癌，每年约59.1万人死于肺癌。

此外，由于流动性的提高，传染病的流行风险也大大提高。城镇化带来的可能流行病包括：水传播传染病、细菌性痢疾、甲型肝炎、霍乱等；媒介传播传染病包括登革热、基孔肯雅热、疟疾、利什曼病、淋巴丝虫病、非洲锥虫病、恰加斯病、黄热病、鼠疫、钩端螺旋体病等；空气传播传染病包括肺结核、肺炎等；性传播疾病，例如艾滋病。

城镇化同时将带来自然环境的恶化，近年来我国大型城市均不同程度出现的雾霾天气，就非常典型。机动车尾气、大型工业项目的废气排放、高度聚集人口的空气消耗以及建筑物的高能耗都是形成雾霾天气的重要原因。雾霾天气对于城镇居民的呼吸系统具有破坏性的影响，例如备受关注的PM2.5，细颗粒物被吸入人体后会直接进入支气管，干扰肺部的气体交换，引发包括哮喘、支气管炎在内的呼吸系统疾病。

因此，流行病和环境污染也将加速医疗服务行业消费的增长。北京、石家庄、上海等地区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大气细颗粒物污染物浓度升高可以导致呼吸系统疾病相关的慢性支气管炎、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病疾病的急诊增加以及人群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死亡风险的增加。

四 经济转型推动与财富积累变化

大健康产业已成为推动发达国家国民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据世界银行统计，过去的50年，世界经济增长的8%～10%要归功于健康产业。在按国际标准划分的15类国际化产业中，医药保健是世界贸易增长最快的5个行业之一，保健食品销售额年增长超过13%。在目前全球股票市值中，健康产业相关股票市值约占总市值的13%。

进入经济发展新时代，我国经济也面临着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历史转折关口。扩大内需、增加居民消费和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是经济转型的重要途径。2015年我国GDP为67.67万亿元，比上年增长6.9%。其中，第一产业增长3.9%；第二产业增长6.0%；第三产业增长8.3%。第三产业增长速度远超过第一、第二产业和全国经济增长速度。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9.0%、40.5%、50.5%，第三产业增加值首次突破50%，对于经济结构转型和产能优化都有重要意义，见图2-13。但与发达国家服务业占GDP比重超过60%程度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和发展空间。服务业能源消耗少、环境污染轻，是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发展方式。发展健康服务业是顺应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经济转型的大趋势，有非常好的发展前景。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多年的高速发展，一批具有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的中产阶级已经崛起，他们对于医疗服务有着更高的要求，这将势必推动对于医疗服务的需求由量变转向质变。据波士顿咨询公司（BCG）消费者洞察智库对中国收入预测模型和品类消费数据库的预测，2020年，中国非常富裕家庭数量将达到2100万户，较富裕家庭数量将达到8500万户，中产阶级家庭数量将达到9500万户，三者之和占总家庭数的59%以上，见图2-14。

五 中国医疗服务供不应求

在1985～2015年的30多年间，中国的总医疗支出从27.9亿元人民币增长到3.53万亿元人民币，增长了138倍，复合年增长率（CAGR）达到17.8%。人均医疗支出增长了113倍，而在此期间，人均GDP仅仅增长了57.7倍，医疗服务需求端增长迅速，见图2-15。

反观供给端变化，医疗资源的增长速度显著落后于医疗支出的增长速度，在此期间医疗机构总数增长0.005倍（其中医院总数增长1.31倍），病床总数增长1.82倍（其中医院床位增长2.53倍），医师（注册医师）数增加1.15倍，注册护士增加4.10倍，见图2-16。在供不应求的大环境下，医疗服务行业仍将具有长期投资价值。

从区域医疗资源来看，医疗资源配置区域差异较大。东部地区医疗资源配置多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从城乡来看，我国卫生技术人员主要集中在城市，城市卫生人力资源则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和大型医院。农村和老少边穷地区医务人员则相对不足。因此在我国，卫生人力资源不足和浪费现象并存。

六 人口政策调整

医疗体制改革的持续推进和技术的进步也将为行业提供中短期催化剂，使得当前成为中国医疗健康产业的最佳介入时机。

为应对人口老龄化，2013年我国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2015年10月，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宣布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生育政策再次调整，引起全社会广泛关注。这项新政为中国经济陷于的“天花板困境”提供了“急转弯”的新跑道。根据“经济学人智库”的最新研究，“二孩”新政下的中国在2050年前会迎来三波婴儿潮，分别出现在2017～2019年，2036～2038年，2048～2050年。近几年我国新生儿数量稳定在1600万左右，由于上一次婴儿潮（1983～1990年）中出生的“80后”已经进入适婚年龄，再加上“二孩”政策，专家预计未来5年内我国每年的新生儿数量将增加约20%，达到1900万左右。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我国2015年婴童数量达到2.27亿人次，庞大的婴童群体也为婴童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围绕“二孩”的孕育、生产、喂养等方面，已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从投资角度上讲，以下方面都值得关注。

（一）儿童用药市场

一方面，“第四次婴儿潮”+“二孩放开”拉动儿童医疗健康需求。由于我国婴幼儿基数大、生育率开始回升、环境污染增加儿童患病的发生、儿童医保覆盖的增加、经济水平的提高以及家长对儿童的重视和健康意识的提高，儿童医疗健康需求显著增加。另一方面，儿童专用药紧缺、生产厂家少成本高，供需失衡导致儿童药物不良反应高企，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近年来，尤其是2015年，我国卫计委等相关部门也接连大力推动儿童医疗扶持政策的制定和落实。市场端：直接挂网采购，加强儿童药配备，儿童药提价；研发端：优先审评、审批儿童药，研发临床指导原则；待落地政策：儿童基药目录，儿童药进医保，儿童药立法，儿童用药指南规范。此外，儿童药品企业并购热度上升，儿科品种被追捧。儿科品种成研发重点，药企积极申报儿科品种。

（二）儿童医疗服务

需求旺盛，缺口巨大。受益于“二孩”放开、儿童患病率高和医疗消费升级，儿童医疗需求旺盛，但儿童医疗服务行业存在着医疗资源供给不足、过载运行严重等问题。据最新发布的《中国儿科资源现状白皮书》披露，城市每千名儿童儿科医师数为0.57名，农村为0.47名。根据2020年每千名儿童儿科执业（助理）医师数要达到0.69名的目标，我国儿科医生数量目前缺口86042名。根据中国卫生健康委员会数据，我国0～14岁人口儿童约2.3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6.6%，而儿童专科医院占全国医疗机构的0.38%，儿科床位占全国医院总床位数的6.4%。在区域分配上，儿童医院集中分布在东南沿海经济发展好的地区，西部地区儿科医疗服务资源严重紧缺，区域分布不均。2014年儿童医院病床使用率达到103.8%，较大幅度地超过整体床位的使用率88%；儿童医院医师日均担负诊疗人次约16人次，远超医疗机整体7.5人次的平均水平，儿童医院医师工作强度大，超负荷运行。

（三）辅助生殖市场

根据中国人口协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育龄夫妇的不孕不育率从20年前的2.5%～3%攀升到近几年的12%～15%左右，患者人数超过5000万。随着环境污染、生育年龄推迟、生活压力等原因，不孕夫妇人数还在不断增加。治疗不孕不育的主要方法有药物治疗、手术治疗以及辅助生殖治疗，其中辅助生殖是治疗不孕不育的重要手段之一。“二孩”政策的落实，预示着未来几年辅助生殖市场将加速扩容。但现有的辅助生殖技术和机构并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属于稀缺资源。我国辅助生殖行业发展期较短，且医疗属性强，存在较高的技术壁垒，因此产业链整体发展相对闭环。

（四）奶粉行业

“全面二孩”成为拉动增长新引擎。“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受益最大的无疑是孕婴产业，奶粉行业则是最先获益。随着奶粉注册制的推进，行业格局有可能发生较大的转变；中小品牌有可能被挤出市场（包括进口中小品牌），国产龙头企业将显著受益；叠加“二孩”政策的影响，行业龙头企业有望实现王者归来。

（五）疫苗行业

新生人口有望大幅提振一类疫苗需求。根据Kalorama Information公司2014年报告，2014年国内儿童疫苗市场已达67亿元，2017年突破80亿元。2017年国内新生儿一类疫苗市场空间达到33.6亿元。从事疫苗产业的上市公司有中生集团、天坛生物、智飞生物等。

（六）幼教行业

2016年0～6岁的幼儿人数约为1.17亿，约占全国总人口的8.52%。随着国民收入不断提升，新一代家长消费观念升级，幼教行业利好政策不断出台，幼教渗透率和幼教生均支出将稳步提升。预计2020年幼教市场规模将达3000亿元，市场前景广阔。我国幼教行业集中度低，目前我国前五大民办教育机构共计幼儿园数2600家左右，市场占有率仅为2.2%，行业集中度比K12更低。未来幼教行业应当是标准化与多样化并存，在幼教理念与服务标准化的基础上，实现课程、产品的特色化和差异化。

七 技术的进步

技术的进步是推动健康产业发展的重要动力。2013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到2020年，健康服务业总规模达到8万亿元以上，成为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健康产业的快速发展，必须依靠技术进步。随着计算机、材料、物理、生物、医学等高新技术的飞速发展，我国健康产业快速发展，形成了一大批有规模的健康产业群，与之相关联的上下游产业也获得了蓬勃发展。技术的进步对医疗健康产业的变革主要体现在：

（一）计算机、生物工程、制药等技术促进高端创新药高速发展；

（二）移动互联网、可穿戴设备、大数据等新兴技术推动医疗健康产业进入智慧医疗时代；

（三）互联网发展将推动药商电商化，重构医疗健康产业销售渠道。

技术进步引发的以上趋势，隐藏着巨大的投资机会，是未来机构投资者介入布局的主要方向，见图2-17。

八 原细分行业消亡和新细分产业崛起

医疗健康行业是个大而全的行业，产业链长、覆盖面广、关系民生大计，行业痛点多：医疗资源分配不均、医疗服务质量低、医患关系紧张、医药及治疗价格高、医生资源稀缺、看病贵看病难、医药及器械国产品牌少等等。受产业互联网化、人口老龄化、国家政策扶持等利好因素影响，居民对医疗健康的需求呈现多元化、多层次的态势，这为医疗健康领域的创业和投资提供了大量的切入点和巨大的市场空间。在经济下行大背景下，医疗健康行业的表现不俗：2015年，中国的医疗健康市场规模已经超过4万亿元，在过去5年中保持了超过20%的复合增长率。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未来5年，这个规模会达到8万～10万亿元，届时将接近中国的GDP的10%。

由于技术的进步，部分细分产业将逐步衰落和消亡，另外一些产业将随着技术发展和互联网技术进步逐步崛起。比如抗生素产业逐步衰落，而随着质子、量子技术在医疗中应用逐步成为精准医疗发展的新契机，还有机器人的使用，会促进国内康复护理方面改变和进步等。

同时，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也深刻影响、有效推动健康行业的发展。如2016年，医疗健康行业依然是资本布局的主力战场，但各细分领域冷热不均：药品领域由于受制于政策与监管层面的不确定不明朗，总体不够活跃，互联网医疗的投资温度迅速下降，估值大幅下滑；以海归科学家为主体的创新药早期研发公司、具有核心技术优势的细分领域医疗器械、康复器械和与精准医疗相关的新技术新业务成为VC投资的主力热点，专科连锁医疗服务和零售连锁药房作为两大主力终端日益受到投资者重视，估值提升过快，出现一定的“泡沫”迹象。整体而言，由于投资新进入者的不断增加，医疗健康产业的投资竞争也日益激烈。

辉瑞目前是美国市值第二大的上市药企见表2-4，得益于通过收购或研发方式将创新药不断推向市场，从而引发市场对其估值不断提升，曾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有一段显著强于标普指数的涨幅，见图2-18。

除了辉瑞，其他药企市值也由创新药推动，股价走势与创新药上市节点紧密联系。以吉利德科学公司为例，几次创新药上市都伴随着股价大幅度上扬，见图2-19。

美股中除了成熟的大型药企，规模相对较小的生物科技研发平台也在分享创新药物带来的市场红利。2013年美股全年涨幅排名前20的公司中，与创新药物相关的生物科技公司占据4席，见表2-5。有趣的是，这4家企业当年均亏损。这意味着新技术及新药的研发不断推进，已成为推动创新药股价飙升的核心动力。

在台湾地区，依靠创新药未来可能带来现金流的企业，仍享有相对较大的市值。对2016年台湾地区所有生物技术医药公司进行市值排名，基亚、浩鼎、中裕新药、太景、智擎生技、安成药业占据前十名的六个席位。这些公司均未实现盈利，市值主要依靠创新药物未来可以实现的现金流来支撑。有5家新药厂商虽然都未实现盈利，有三家制药厂商虽然收入和盈利均远好于新药厂商，但是其市值却明显低于新药厂商，见表2-6、2-7。

目前看来，包括单克隆抗体、小分子靶向药、重组蛋白在内的高端创新药已经成为本土药企崛起的重要推动力。预测未来随着技术创新和科技进步，本土药企在创新药上将有更多作为，见表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