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八十年战争”的开始

一 威廉·奥兰治的两次起义

1558年，尼德兰新教运动蓬勃发展，宗教活动逐步公开化。1562年复活节，弗兰德尔地区的新教徒公开进行布道活动。当年7月，新教徒在弗拉芒地区村庄的教堂前举行武装群众大会。国王军队大规模逮捕、处死新教激进分子。镇压引起了大规模的示威和暴乱。1564年，示威群众打开监狱放出被捕的人，由此尼德兰各地的抗议示威演变成武装斗争。

1566年春天，新教徒举行了更大规模的布道活动。同年8月，弗拉芒西部地区出现了捣毁天主教圣像的活动。这个活动很快蔓延至整个尼德兰。新教改革运动达到高潮。女总督在捣毁圣像运动的压力下一度做出某些让步以求得和解，但后来又撤回这些让步。1566年秋季，新教运动领袖在安特卫普召开会议，决定用军事手段来保卫自己的宗教，作为对女总督撤回让步的回应。和解的机会失去，一度在坚持要求宽松政策派和支持女总督的恢复公共秩序派之间摇摆不定的贵族们现在不得不进行最后表态。最后他们分裂成两派，埃格蒙伯爵、霍恩伯爵等贵族倒向了政府，坚持改革的贵族威廉·奥兰治被迫走上了流亡的道路。1568年，新教徒发动城市起义，打响独立战争第一枪。缺乏训练的起义军很快就被西班牙军队打败。被围困的城市向政府军投降，阿尔瓦公爵受腓力二世派遣率领西班牙军队恢复秩序，新教改革运动和要求宗教宽容的请愿运动都受到沉重打击。许多人像威廉·奥兰治一样被迫流亡他乡。起义虽然受到挫折，但并没有被放弃。反抗西班牙暴政的斗争一直在坚持。这场战争从1568年的起义算起，直到1648年结束，前后坚持了80年，被称为荷兰人民争取独立的“八十年战争”。

16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尼德兰的政治形势对于起义者来说十分严峻，而且不断恶化。国王委派阿尔瓦为尼德兰的新总督，以替代玛格丽特。阿尔瓦是西班牙人，在他之前还没有一个西班牙人被任命为尼德兰总督。他素以残暴著称，被称为“铁血公爵”。他上任后率领多达万人的西班牙军队讨伐起义者，并组成了新法庭，以最快的审判速度铲除了剩余的反对派。在短短的时间内，这个法庭便处决了1000多人，因此被人们称为“血腥法庭”。被处决的人中包括尼德兰著名的政治家、已向政府表示妥协的埃格蒙伯爵和霍恩伯爵。由于未能唤起大众对他的支持，加之严重缺乏资金，而且阿尔瓦在军事上占据绝对优势，因此威廉·奥兰治领导的起义再次遭到失败。他被迫率领他的军队撤出尼德兰。在再度流亡中，他卧薪尝胆，不断聚集力量，以便发动更大规模的反攻。由于缺乏资金和物资，他积极争取外部援助。一方面，他加强了与法国胡格诺教派领袖的联系；另一方面，他又求助于德国的贵族。他于1570年10月26日给斯佩耶（Speyer）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二世发出一份请求书，请求他对尼德兰反对西班牙王朝暴政的斗争给予支持。

1572年，荷兰省和泽兰省成为起义者的根据地。尼德兰沿海活动着一支类似海盗的“海丐”队伍。这是一支以西班牙或忠于西班牙的商船为主要袭击目标的自发的海上武装船队。威廉·奥兰治很快便将他们团结到起义军的阵营里，使其成为忠于自己的“海军”。1572年4月1日，“海丐”占领了荷兰省的布吕尔（Brühl）。很快，奥兰治在胡格诺教派领袖和法国王室支持下第二次向南进军。但胡格诺教派领袖们在圣巴托罗缪节前夕遭到大屠杀，奥兰治失去了法国盟友的支持，阿尔瓦再次取得了军事上的主动权。奥兰治再次败回荷兰省，以为这次将彻底葬身战场。但不料这一次西班牙军队也捉襟见肘。由于缺乏粮饷，不断发生兵变，阿尔瓦的军事攻势受到削弱。而且，由于残暴、在占领城市的为非作歹，西班牙军队遭到哈勒姆、阿尔克马尔和莱顿市民的坚决反抗，这使阿尔瓦难以取得彻底胜利。

1573年，西班牙占领军对荷兰起义军控制的城市发起进攻。海牙附近的小城莱顿被西班牙人围困130多天，城内弹尽粮绝，老鼠和猫都被守城的军民吃得精光。西班牙使者前来劝降时，发现形容枯槁的莱顿人依然傲骨铮铮地屹立在城墙上，拒绝投降。威廉·奥兰治闻讯带领起义军前来救援，但他的人马势单力薄，难以与西班牙军队抗衡，于是他决定采取巧攻，将莱顿附近的海堤扒开，海水汹涌而至，淹没了西班牙军队的营地。西班牙军队在没膝的海水中挣扎了几天后，终于于10月3日狼狈退走，莱顿城军民绝境逢生。从此，每年10月3日莱顿市民都要喝着啤酒、吃着夹着鲱鱼的面包狂欢到深夜，以纪念祖先们的英勇功绩。这个风俗一直延续至今。在威廉·奥兰治的建议下，荷兰联省共和国议会决定在莱顿建立一所大学，以表彰该城市民的抗敌功绩。这所大学就是今天的莱顿大学。

阿尔瓦于1573年奉调返回西班牙。1580年，他帮助腓力二世完成对葡萄牙的吞并。阿尔瓦离开尼德兰后，腓力二世任命唐·路易斯·德·勒奎森（Don Luis de Requesens y Zúñiga）接任尼德兰总督。

为了调整荷兰省和泽兰省的关系及聚集资金建立共同防务，两省建立一种议会式的制度，威廉·奥兰治不屈不挠的精神鼓舞了这个革命联合过程。1572年，他再次被革命群众推选为两省“最高执政官”。威廉·奥兰治于1559年被腓力二世任命为西班牙管辖下的荷兰省执政官，后来他因从事反对西班牙统治的起义运动而于1567年被腓力二世解除职务。这一次他受起义阵营的群众推选第二次担任执政官，而且是两省的联合执政官。在他的领导下，这两个省逐渐走向政治独立。1575年秋，荷兰省议会开始讨论断绝与腓力二世的关系，建立自己的国家。

二 起义阵营中的宗教分歧

1576年3月，继任总督仅3年的勒奎森突然死亡，尼德兰的政治形势发生巨大变化。腓力二世命令由枢密院负责尼德兰各省政府。弗兰德尔、埃诺（Hainaut）以及布拉邦等省的议会利用总督死后造成的权力真空要求得到与荷兰省及泽兰省同等的自治地位。这几个省计划要求外国人从尼德兰撤出，恢复旧的行政体制，突出省议会的地位，以及对新教做出一些让步。其目的是结束西班牙军官和西班牙军队对荷兰人民的压迫和蹂躏，恢复荷兰的自治权。

1576年11月8日，团结会议在根特召开，尼德兰各省派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的目的是在与会各方之间建立“坚定的牢不可破的友谊和和平”。各省保证在“协商、行动、物资和鲜血”上相互援助，以及首先要赶走“西班牙军队和其他的外国人及外来人”。一旦外国人被赶走，各省联合议会将一道解决所有遗留问题，包括宗教问题。团结会议宣布中止西班牙国王以往发布的各种诏书，其中包括迫害异教徒的敕令，同时宣布对罗马天主教的宗教活动不予干涉。

这次会议标志着由奥兰治领导的起义对尼德兰全境产生了巨大影响，尼德兰各省开始团结到起义的大旗下来。但是，这次会议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各省之间的联合问题。各省之间仍然存在巨大的分歧。大多数紧迫的问题并未取得一致意见，如对待国王和宗教问题的态度等，不同的派别继续推行他们相互冲突的纲领，特别是在南方省份。其中有两大派别比较具有代表性。

一个派别是以阿尔斯霍特公爵菲利普为首的上层贵族和各省联合议会中的省督所组成的集团，持折中的立场。他们希望限制威廉·奥兰治的权力，同时要求尽可能保持与腓力二世的联系。这个集团只希望恢复查理五世时代的政治体制，即尼德兰的传统特权得以恢复，各省的议会在国家的政府中发挥突出作用。根据他们的观点，腓力二世将仍旧是荷兰的君主，只是应该限制他拥有绝对的权力。在宗教问题上，这个集团希望荷兰仍旧尽可能保留罗马天主教。

另一个派别是以布拉邦省和弗兰德尔省的革命委员会为代表的激进派。威廉·奥兰治提倡的“民主政策”产生了巨大号召力，布拉邦省和弗兰德尔省组成了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开始在布鲁塞尔、安特卫普和根特主持城市政务。这些革命委员会都是威廉·奥兰治坚定的支持者，其中有些还是新教改革的激进派。特别是在根特市，兴起了一场真正的革命运动，即计划建立改革派共和国，即“弗兰德尔的日内瓦”，其纲领要求恢复这个城市中世纪光荣的历史和将弗兰德尔从西班牙的暴政和天主教的压迫下解放出来。

尽管根特会议没有完全实现团结和联合的目标，但它标志着奥兰治的起义对尼德兰各省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沉重打击了西班牙帝国在尼德兰的统治。

在总督职位空缺8个月后，1576年11月腓力二世任命他同父异母的弟弟，即查理五世的另一个私生子奥地利的唐·璜（Don Juan of Austria，1547-1578）为尼德兰总督。但唐·璜上任两年后便去世。腓力二世遂任命帕尔马伯爵亚历山大·法尔内塞为总督。法尔内塞是尼德兰前女总督玛格丽特的儿子，即腓力二世的外甥。他不仅是一个能干的军事统帅，而且是一位十分狡诈的政治家。他利用各省联合议会中的分歧对奥兰治的团结运动发动了政治和军事攻势。当时南方“阿拉斯同盟”（The Union of Arras）中的两个省份阿图瓦（Artois）和埃诺的天主教势力很强，它们的政治主张是“和平、国王和教会”，因此它们的改革态度比较温和。而北方各省要求改革的态度十分激进。法尔内塞抓住这个机会，极力挑拨这两个省与北方各省的关系。

威廉·奥兰治非常了解南北方各省在宗教问题上的分歧对起义可能产生的危害，因此十分强调宗教宽容原则，力图使各省克服宗教上的分歧，加强团结。要消除南北方的宗教分歧十分困难，而克服政治目标的不一致更为困难。法尔内塞的离间阴谋使他的纲领受到挫折。而且，就是在北方，奥兰治的团结政策也未能得到完全的实施。奥兰治有一个战略设想，即在北方各省之间建立一个紧密的联盟。他的兄弟约翰·拿骚积极支持他的这个设想。荷兰省及乌得勒支省一些城市的执政官也拥护这个计划。南部的天主教联盟阿拉斯同盟的建立刺激了北方的新教省份，加速了他们计划的实现。在阿拉斯同盟成立后不到一个月，这个拟议中的新教联盟宣布成立。1579年1月23日，联盟在乌得勒支成立，称为“乌得勒支同盟”。

这个联盟主要是由荷兰、泽兰、乌得勒支、海尔德兰和格罗宁根等省份的少数先驱组织起来的，在当时它的政治意义还很有限。奥兰治当时正忙于加强各省之间的团结，因此他本人并未参加联盟的组织工作。奥兰治的努力最终失败。南方的阿拉斯同盟和北方的乌得勒支同盟未能消除彼此的分歧。1579年5月，在德国皇帝的支持下，各省代表在德国科隆进行了最后的努力，以协调意见实现团结。但这次努力最终还是失败了。德国皇帝派出的特使担任各方协调人，他提出的条件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他建议荷兰恢复旧的政府结构，腓力二世必须尊重荷兰的特权和自由，以及接受根特团结会议的结果，而各省议会应该适当承认腓力二世的权威并服从这种权威。至于宗教问题，德国特使建议对新教做出某些让步，在荷兰省和泽兰省为他们提供家园，但在倡议中强调维持罗马天主教的地位。北方代表对德国特使的倡议持强烈反对态度，他们否定了与腓力二世妥协的可能性，认为王公贵族特别是西班牙国王残暴不仁，不可信任。腓力二世唯一的目标是剥夺尼德兰人民的自由，永久地奴役他们。因此，他们决不接受承认腓力二世的权威的条件。

三 法英两国的干预及失败

科隆和平谈判宣告完全失败。在谈判之前，各省议会宣布，如果谈判失败，他们将废黜腓力二世，另指定一名亲王接替他。出于策略上的原因，他们的第一位人选是法国国王的弟弟、亨利二世的第四个儿子安茹公爵弗朗索瓦·德·瓦卢瓦（Duke Anjou, Francois de Valois, 1556-1584）。1580年8月，各省议会委派以马尔尼克思·圣阿尔德贡德为首的使团出发前往法国请求安茹公爵出任荷兰执政官。谈判开始时进行得很不顺利。安茹公爵要求拥有君主地位，但来自荷兰的代表团告诉他在荷兰语中没有这个词，只能授予他“最高领主”的头衔。谈判中其他的难题还有荷兰人要求保留自由召集各省联合议会的权力和保留不服从“领主”的条款，根据传统应该有这样的条款。经过讨价还价，双方最后于9月19日签署了条约。条约重新确认了联合各省已经成立的议会形式的政府。省联合议会保留其有力的地位。各省议会确认选举安茹公爵为荷兰的领主，但保留在发现他不忠诚时废黜他的权力。这一条约于1581年7月26日正式生效。作为这一条约的结果，各省议会通过“断绝法案”（Act of Abjuration），宣布废黜腓力二世。

安茹公爵的尼德兰之行最后以失败告终。他出任荷兰执政官在政治上是极有争议的，在军事上他所做出的努力又毫无结果。原因之一是作为一名军事统帅，安茹公爵远不是法尔内塞的对手。更主要的原因是各省议会未能配合安茹公爵的军事行动。安茹公爵本人不善理财，后勤工作一塌糊涂。由于冬季的严寒和缺乏粮食，他的军队士气十分低落。1583年，安茹公爵决定孤注一掷，发动代号为“法国怒火”的战役，攻打安特卫普。但是，“法国怒火”战役彻底失败，法国军队遭到毁灭性打击，他本人落荒而逃。

法国人的政策既没有增强起义者阵营的军事地位，也没有加强尼德兰各省的政治团结。他们的介入促进了进一步的分裂。威廉·奥兰治于1584年7月10日在代尔夫特遇害。他临死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主宽恕我的灵魂和他可怜的臣民”。这句话反映了当时尼德兰人民遭受的苦难。这一苦难是西班牙军事统帅法尔内塞带来的。他在1582～1585年在镇压尼德兰的起义军的战争中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弗兰德尔和布拉邦几乎完全被他攻克。布鲁日和根特于1584年被攻陷，安特卫普于1585年陷落。法尔内塞的胜利最直接的结果是从南到北的难民大迁徙。根特大约一半的人口及安特卫普1/3的人口逃到北方的荷兰省。

西班牙人的胜利为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敲响了警钟。虽然西班牙对尼德兰的统治丝毫未触及英国君主的利益，同时她也谢绝过尼德兰要求她统治的邀请，但这一回她决定直接干预，支持尼德兰起义。在安特卫普陷落后的第三天，英国便与尼德兰签订了《农苏琪条约》（The Treaty of Nonesuch）。根据这个条约，英国将对尼德兰提供军事援助，对荷兰若干城市实行英军的军事管制。尼德兰各省联合议会任命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亲信莱塞斯特伯爵罗伯特·达德利（Robert Dudley, Earl of Leicester, 1533-1588）为“总督兼上将”。各省联合议会宣布他在军事上拥有“完全和绝对”的权力，并拥有“充分和绝对的权力制定政策和处理司法事务”。由此可见，开始时荷兰的权贵们是绝对支持他的。当达德利开始以绝对统治者身份出现的时候，便与尼德兰人发生冲突。威廉·奥兰治被刺身亡后，荷兰省选出奥尔登巴内费尔特（Johan van Oldenbarnevelt, 1547-1619）作为领袖。奥兰治的儿子莫里斯·奥兰治被任命为两省联合执政官。达德利与奥尔登巴内费尔特之间发生了激烈的权力斗争。最后达德利被迫退出尼德兰的政治舞台，于1587年返回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