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子曰：“舜其大知（智）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周遭）言（言论），隐恶而扬善，执（把持住）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舜之所以能成其大智，即在于“好问”，问所不知，问所疑；“好察迩言”，考察周遭人的言论、舆论。舜的大智，是不坚持己见，自好问其所不知而来的。不必将舜加以神化，舜无一不取于人。
人之所以能成其智，即在于多接受别人，要用古人的智慧启发自己的智慧，无一不取于人。中国古圣先贤留下的智慧很多，因为代出能人高手。孤陋寡闻只有自误，不能误人。学，要博学之，新的、旧的都必须吸收，学并不丢脸，不必不懂而装懂。
人如志在必得亦偏激，大家都抢，绝非中庸之道。
善为政者如大舜，以古圣先贤的智慧来应天下事。今之当政者，则以一己之经验来应天下事，殆哉！
说“隐恶扬善”，那岂不成为伪君子了？《易·大有》云：“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所以意境上应是“遏恶而扬善”。
上策则是防未然，不必动武，如舜流放“四凶”——共工、驩兜、三苗、鲧。
我天天急如星火，即要遏恶，有危险不使之发生，要防未然。台湾是中国的，内战是最没有道德、智慧的。一、不独立，独立是叛国；二、外力不介入，外力介入乃是勾结敌人。
舜研究有端的，“执其两端”。事有终始，无端如环。两端，不是两头，是非、善恶、黑白、阴阳、男女。“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弄清楚两端之事，用两造之中在他们的身上，“叩其两端而竭焉”，不坚持己见，无一不取于人，“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不主观，如同乡下有解纷争的大善人。
遇事，不要存有我的主观。因为如有所爱恶就有所僻，“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怎算是智者？人人都能接受？做事不要偏激，“执两用中”为做事之道、处世之方。
防未然，必要有办法。奉元在行，即奉持元，能够实行，还得真实去行，不可以马马虎虎地应付。曾文正为卫教而战，一人定国，一人使湖南人鸡犬升天。
曾国藩为了笼络读书人，阻止知识分子进入太平天国，同时让自己师出有名，在衡州（衡阳）誓师出发这一天，发布《讨粤匪檄》:“……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买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打的是文化牌，极力拉拢当时社会的中坚力量文人士大夫，从而动摇了太平天国的根本。
曾氏大智若愚，辞爵禄，解散湘军。而李鸿章的淮军，则留下军阀遗孽，造成民国的内乱。历史永远作为借鉴，值得重视。
成事必得以德，“为政以德”。否则，也不过是历史之丑角，在历史中有如过江之鲫。凡事有了痕迹，就没法擦掉。中国人死的有数，但日本的报应则无数。
必要留心时事，有所借鉴。
北京紫禁城前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之命名，是内圣、外王的最高功夫，“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多学，日久就懂得应世之道。今天虽然没有在战场，但是每天都打打杀杀的，内心应快快走向和平之道。
西太后辅佐同治，其术为“垂帘听政”。汉高祖有成，吕后亦有其功，但刘邦死后，她弄得不好，而有“十老安刘”。清孝庄文皇后，历经三朝（皇太极、顺治、康熙），但自己绝不临朝，真是绝顶聪明！唐武则天临朝了，但能从谏如流，终将政权归还李氏。宋美龄用美国人的思维方式，白扯一辈子！
胃病都是自吃凉的东西来的，最是难治，但不死人。人的健康操之在己，自己平时要注意保健，病从口入，四十岁以后病状就出现。
知识分子未必会用知识。我一天吃一个半馒头，一定有节制，不饱也不饿。我例行一个月上一次医院作检查。
你们应该要有自己的组织，要为自己谋福利。我要造就十个北大博士管理你们自己的事。
做事一定要有步骤，这块土的人就是情之所至，做事完全没有章法。
做事一定要有所准备，两岸要打通，必须了解对方的思维方式。
不知道规矩就不能成方圆，还用什么三角？天圆地方（仿天），何不顺着传统的思想，哪有什么新旧？
必用本国文化思维才能对付敌人。孝庄太后用蒙古人的思维对付，等敌人一摸清，已经时过境迁了。中国人必要用中国人的思维，人的思维方式特别重要，必要懂得怎么运用思维。
养成精神都能成功，有量，能容，仁。做事，智仁勇、胆量识，缺一不可。
我以前说自己比台湾人还了解台湾人，但是这三五年才真正了解，当局最大的毛病在不懂得深思熟虑，就情之所至。
“仲尼祖述尧舜”，接着前人，集大成。“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论语·子罕》）如果尽用一己的经验、智慧来应天下事，岂不殆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