咖啡馆文化

查普曼独自完成了一场改变，从而解答了一个特定问题。见到他的方法发挥了作用，英国足球便跟上他的脚步，但三后卫的问世没能在英国催生出一代战术师。威利·迈斯尔写道：“不幸的是石膏模原封未动，没有足球术士或教授能将其击碎，用新范浇铸出新模式。”甚至正好相反，人们更愿意假装没有发生过战术变革，神圣的金字塔阵型仍完好无损。英足总在1939年下令球衣必须印上号码时就忽略了最新发展，他们规定右后卫必须穿2号，左后卫穿3号，右前卫穿4号，中前卫穿5号，左前卫穿6号，右边锋穿7号，右内锋穿8号，中锋穿9号，左内锋穿10号，左边锋穿11号，似乎仍普遍采用235阵型，至少还是基本框架，一切其他阵型都是在它的基础上修修补补。也就是说，如果用现在的观念看，采用WM阵型的球队阵容如下：2,5,3;4,6;8,10;7,9,11，现在英国人令人困惑地将中前卫（centre-half）用作中后卫（centre-back）的同义词，就是这个原因。

报纸同样罔顾现实，直到1960年代仍然按235阵型发布阵容，好像大家都还在踢这个阵型。1953年英格兰队在温布利3-6惨败给匈牙利队，这场失利有一个意料之外的作用，就是提醒了英国人战术存在微妙差别，即便如此，一年后跟布达佩斯红旗队交手的时候，切尔西一番努力后总算在观战指南上正确印刷了匈牙利人的阵型，但对自己的仍然执迷不悟，认为所踢的WM阵型实际上是235阵型。英国人太守旧了，以至于教练多尔蒂的计策能奏效：1950年代他执教唐卡斯特流浪者，不时让队员用互换球衣来迷惑对手，因为对方习惯了通过号码来找出自己要对付谁。

为了完全明白战术有多重要，需要这样的阶层参与进来：他们天生就能解构足球和建立理论，对抽象设计和在实战中随机应变都得心应手，还有一点颇为关键，就是得免受英式反智主义的侵扰。这一幕出现在两次大战之间的中欧地区，乌拉圭人和阿根廷人所展现出来的，由奥地利和匈牙利的中产阶层给出了阐释，他们大多是犹太人。在维也纳的咖啡馆里，理解和探讨足球的新方式创造出来了。

235阵型的号码分布

WM阵型（英格兰）的号码分布

奥地利足球兴起于在20世纪20年代，契机是于1924年创办两级职业联赛，这一年的11月，杂志《新维也纳》问道：“不管晴天还是下雨，只要到了周日，每个体育场最起码也能聚四五万人，你能在别的地方见识到吗？一多半居民兴致勃勃地关注比赛结果，到了晚上，耳边几乎所有人都在谈论联赛战况，谈论接下来比赛的前景，别的地方能这样吗？”答案很简单：除了英国，全欧洲只有维也纳。

但区别在于，英国人是在酒吧里聊足球，而奥地利人在咖啡馆里讨论。英国足球最早是公学里的消遣，在20世纪30年代已经彻底转变成了一项属于工人阶级的运动；中欧足球的发展轨迹更为复杂，传播者是亲英的中上阶层，很快被工人阶级接受，随后就落入知识分子手中，不过大多数球员仍然是出自工人阶层。

中欧足球几乎完全是一种城市景观，核心是维也纳、布达佩斯和布拉格这几座咖啡馆文化最浓厚的城市。在哈布斯堡帝国末年兴盛起来的咖啡馆，尤以艺术气息和波西米亚风情著称，成了汇集各阶层男男女女的公共沙龙。在咖啡馆里，人们打牌、下棋、读报纸、收信件、取洗好的衣物，政界候选人把这当成会议室和辩论场，知识分子和其追随者在这讨论当天发生的大事——艺术、文学、戏剧，还有一样在20世纪20年代谈得越来越多：足球。

每家俱乐部都有专属的咖啡馆，自己的球员、球迷、董事和作家都聚到那。例如，维也纳奥地利队的拥趸通常在帕西弗咖啡馆碰面，维也纳快速队球迷去的是赫鲁伯咖啡馆，而一战之后二战之前的足球中心当属竞技场咖啡馆，早年那里是亲英板球爱好者常去的地方，到了1930年，它已经成为规模更庞大的足球爱好者的活动中心，按照《世界周报》二战后的一篇报道，在竞技场咖啡馆：“朋友和球迷组成了一种革命性的议会，他们不会一边倒地喜欢某家俱乐部，因为每家维也纳的俱乐部都在场。”

足球还对更有广度的文化产生影响，鲜明体现在中锋乌里迪尔身上。这位球星来自维也纳郊区——位于当时城区边缘的一片工人街区，所效力的维也纳快速就是一家根源于无产阶级的俱乐部，他强健有力的球风被赞为俱乐部这一属性的典范。乌里迪尔是咖啡馆里的第一位足球偶像，1922年，著名卡巴莱艺人利奥波尔迪为他创作了歌曲，即大获成功的《今天乌里迪尔上场了》，到处都在传唱他的大名，连对足球没兴趣的人也都知道他。从肥皂到果汁，乌里迪尔开始为五花八门的产品做广告，1924年2月，他以主持人的身份在音乐厅亮相，与此同时还登上银幕，由他扮演自己的电影《光明与光荣》正在影院上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