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妈妈总是好看，总是兴致勃勃
前几年妈妈乳腺癌手术后做化疗，头发掉光再重新长回来，她决定不染了，白发就白发吧。人人口中的“陶姐”，遂有了几分“陶奶奶”的模样。但我得说，她老得真好看。
妈妈一辈子都好看。她从来没穿戴过什么时尚名牌，市场小铺子买的衣服搭一搭，配个朋友手做的首饰，站到颁奖主持的舞台上，也是人人夸好看。没办法，人的气质好。从前家里挂着一幅妈妈的半身黑白沙龙婚纱照，镶石膏雕花框子，新娘侧身望向镜头外，抿嘴含着一朵浅浅的微笑。小时候我常呆看那幅相片，真好看。
后来认字学到“美”，我觉得那幅照片里的妈妈，活脱脱等于那个“美”字——不是代表，不是象征，而是照片里的妈妈“就是”那个字具体的形象，“美”这个字的姿态、气质，完全就是为她准备的。
幼小的我这样告诉妈妈，她露出和照片里相仿佛的好看微笑，说了声谢谢。
读着妈妈的书稿，觉得我们的人生确实有些地方蛮像的：都是备受期待的第一胎，从小得宠，个性乖巧不惹麻烦。都有一对开明的父母，导致连青春期叛逆的动力都欠奉。还有，出生都是短舌头，若非医生在婴儿舌下剪了一刀，这辈子我们都吃不了播音员这行饭了。
不过，当然也有很不一样的：我很庆幸能看着自己的爸爸妈妈渐渐变老，而且尚称硬朗。妈妈自己并没有这样的幸运：外婆五十五岁逝世，外公六十四岁，都不算高寿。有一次偶然找到一卷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的“有声家书”卡带，当年随航空包裹寄给了负笈美国的阿姨。放出来听，外公外婆絮絮报告家中近况，说着极其平常的叮咛。那些恍若隔世的家常话，听哭了一家人。妈妈感慨万千地说：外婆去世那么多年，她已经都忘了自己妈妈的声音了。我很震动：原来自己妈妈的声音，也是可能会忘记的啊。不过我想，再过多少年，我妈妈的声音大概还是不容易忘记的。毕竟她温润透亮的声音，通过电波传到千家万户，早已是台湾不止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了。
在我和弟弟的成长经验里，爸爸“扮黑脸”的时候多一些。妈妈极少说教，更难得显现严厉的一面。这和她在工作现场纪律严明的姿态很不一样，我猜，那些叫她“陶姐”的歌手、后辈，对她的敬畏应该是远超我们兄弟俩的。妈妈也总对别人送的所谓“民歌之母”“广播名人”之类高帽子一笑置之，对她来说，人生决定投入哪些事情，首要考量从来都是“好不好玩”，名利云云，都在其次。她大半辈子的“功业”：早年引介西方流行乐，之后推动民歌风潮，中年创建“青春网”，成立“音乐人交流协会”，投入成长团体，近年创办网络电台服务乳腺癌病友，莫不如此。
她这辈子都在做“好玩的事”，组织了许多同样觉得好玩的人一起投入，竟也辗转影响了无数人的青春生命。可你若是正襟危坐跟她说：感谢陶姐对台湾当代文化史的贡献，她多半也是淡淡一笑：哎呀，就是觉得好玩嘛。
妈妈接触“成长团体”课程，大概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的事，算算这条路已经走了三十多年。老实说，我对于坊间若干挂着“心理”“成长”名号的“修行团体”心存怀疑，对于那股“新兴宗教”式的神秘学气味宁愿敬而远之。不过妈妈并没有像我曾经暗暗担心的那样，变成神神叨叨的传教者。我更没有想到，尽管我从来没有跟她上过半堂课，妈妈的成长与改变，却让我和我的妻子都扎扎实实变成了受益人——妈妈说：她对理想婆媳关系的认知，是“不要把媳妇当女儿”。做婆婆的，只要把媳妇当成和自己一样爱着儿子的女人，就可以了——天地良心，我所认识的亲友之中，简直没有比我太太更喜欢婆婆的媳妇了。
直到读了这本书，我才知道这是王行老师多年前和妈妈谈到的观念。王老师已不在人世，我们都欠他一个迟来的道谢。
尽管历史不能假设，我总觉得妈妈就算没有接触那些课程，以她的个性和处世方式，她仍会用自己的方式抵达后来的状态：认识并接受自己的优点和弱点，以慷慨的同理心帮助身边需要帮助的人。只不过，她会少了许多机会，以专业心理工作者的身份帮助更多人，那就有点可惜了。
我们都不能选择自己的父母，而我衷心感激是她。我不会矫情地说我们“无话不谈”，但我猜我和妈妈能说的话比绝大多数同辈人多很多。她让我学会了聆听和同理心，学会了认识自己，并且不要把自己太当一回事。她也让我知道：做事无论大小，只要不存私心，就能宠辱不惊，这都是受用一辈子的礼物。
我最喜欢她给自己毕生故事的按语，那是有福之人方能得之——但愿有一天，我们在回顾自己的时候，也都能像她一样问心无愧地说：“这个人，兴致勃勃地过了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