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新时期农民追求真理之路

新时期伊始，随着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深入，出于对“文革”的反省，思想界开始了一场冀图接续“五四”启蒙精神、重擎“科学”与“民主”大旗的新启蒙运动。这场运动正如五四运动一样，注定在中国思想史上成为一个永远绕不开的话题。对于这场运动的评价不是我们的目标，当前学界已有很多这方面的成果问世。我们只是将农民启蒙放置在这股思想潮流的背景中进行探讨，虽然在这场新启蒙运动中，农民还远未能进入思想界的视野，对农民奔向现代化的思考，也还只存在于“寻根文学”热潮中以农村为题材的诸多文学作品中，但是，这恰恰构成了我们今天对这一时期农民启蒙进行探究的意义所在。更为重要的是，正是在这一时期，当中国的思想界在反传统、新启蒙交织中勾画中国的思想地图时，中国的农民因为获得了一定的自主，已默默地走上了实现自身启蒙的征途。

为了能勾勒出这一时期农民在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主之后所走过的启蒙路线，我们将对当时发生在农民生产、生活中的一些真实故事进行梳理，希望通过对这些故事的分析与探讨，展现农民自主运用理性、追求真理的启蒙之路。

1．突破既有成见，追求事实真理

旧时由于家贫乏资、缺医少药，再加上愚昧无知，民间对一些疾病的治疗通常是寄希望于灵界，沿用旧俗之法，甚至求助神婆或者贴符、口念咒语做各种仪式，这些做法直至20世纪80年代在广大农村仍然很流行。比如，全国各地都流行着治疗小儿无端夜哭不止的方法，就是用红纸或黄纸裁成二指宽、半尺长的小纸条，上面书写一些符语，比如“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哭郎，过往君子念一遍，一觉睡到大天亮”“天灵灵，地灵灵，钟馗老爷发了令，过往仁人念一遍，我儿一睡到天光”“天灵灵，地灵灵，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过往仁人君子念几遍，我家小儿好睡眠”等等，趁夜间分别在村头、路口、巷尾那些行人众多的地方，广为张贴，祈求神明佑助。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医疗卫生知识在农村逐渐被接受，农民才明白小儿无端夜哭不止多是缺钙所致，于是开始相信广播电视里的小儿龙牡壮骨颗粒，贴符旧法于是就弃置了。

“小儿龙牡壮骨颗粒”等药物对贴符旧法的战胜，从一个侧面形象地说明了80年代之后的中国农民走上了利用科学战胜迷信的启蒙之路。农民启蒙是将农民从成见中解放出来，而成见中的很多东西是由于人们不能合理解释很多自然现象于是诉诸神明而形成的。马克思指出：“一个人，如果曾在天国的幻想现实性中寻找超人，而找到的只是他自身的反映，他就再也不想在他正在寻找和应当寻找自己的真正现实性的地方，只去寻找他自身的假象，只去寻找非人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2009: 1）千百年来，农民被自己制造的虚幻枷锁禁锢得太厉害了，他们的思维需要更为清新的风，行动需要打破枷锁的自由、广阔与光明。80年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知识逐渐在农村的普及，这股清新之风逐渐吹散了笼罩在农民身上的迷信的迷雾，沐浴在科学的阳光之下的农民走上了追求真理之路。“真理之能赢得我们，是因为真理出现的时候，我们承认它。这是人之为人的本质。”（陈嘉映，2005）“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2009: 11）事实上，历史上农民之所以将自己生产生活中的很多事诉诸神明，是由于他们对自然力量缺乏认识，从而产生怯懦与恐惧，于是设想一些看不见的势力，认为自己受这些势力摆布，因此他就在这些势力与自己之间想象出一些关系来。而一旦找出了这些关系，他们就开始崇奉各种神灵，理性的认知因而被神灵的权威所蒙蔽。随着人们对世界认知的加深，尤其是农民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主之后，打消了之前自己加诸自身的恐惧之后，便开始勇敢地运用自己的理性重新审视原来所崇奉的神灵，开始逐渐摆脱迷信的控制与支配。这一过程其实一直伴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发生着，只是到了80年代之后，尤为明显，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农民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主。从启蒙的角度来看，科学对神灵的战胜，是农民自主运用理性追求真理的结果。农民启蒙破除迷信，这是第一步，是要将所有对神灵的崇奉彻底消除。

1982年全国确立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我国广大农民获得了生产和经营的自主权。从经济社会发展层面来看，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突破了“一大二公”“大锅饭”的旧体制，将农民个人付出与收入相挂钩，极大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推动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而从启蒙的层面来看，正是由于“自主权”的获得，尽管只是局限在生产与经营范围的自主，但却为农民冲出迷信迷雾、打破既有成见、追求真理奠定了前提条件。因为，获得了生产和经营的自主之后，农民为了能够提高产量、增加收入，必将开始探索更好的、更有用的生产和经营办法，这就必然导引他们开始了对科学技术的追寻。

当农民真正拥有了自己的土地，如何能够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收获自己的幸福？绝大多数的农民仍然延续传统的耕种办法进行精耕细作，“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种田无它巧，粪是庄稼宝”“庄稼活，不要问，除了工夫就是粪”“春施千担肥，秋收万担粮”……这些千古流传的农谚就成为农民播种希望的基本原则与方法。所以，农忙时农民挥汗如雨，将更多的工夫用于土地；农闲时就积粪、比粪堆，因为“冬天比粪堆，来年比粮堆”“积粪如积粮，粪多粮满仓”。当一少部分人开始用化肥代替农家肥的时候，引来的是大多数农民的怀疑与不屑：往地里撒那些白面面就能增产？那不是糟蹋钱吗？而当秋后他们发现自己地里的收成明显不如施化肥的农户的时候，部分农民开始反思，开始效仿，在第二年春种的时候在施农家肥的同时也间之以化肥，在收成明显提高之后，化肥就成为农民耕种的主要依靠。农药的使用、种子的选购等耕种手段在农村的普及大致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正如前文所述，启蒙对于既有成见的消除是要区别对待的，如果说传统农民对于神明的迷信是要彻底消除的，那么，一些传统的农耕经验则是要在启蒙理性的审视下重新认识并继承和发展的。在此意义上，也就说明了启蒙并不是对传统的完全背离与抛弃。农业生产的特点是注定了要依靠经验的，即使现代农业科技如何发达，农业生产仍然离不开经验的积累与传承。所以农民启蒙一方面是在农民拥有自主之后，运用理性对传统农业生产经验进行重新认识，以使其从感性经验上升为理性认识，从而真正认识感性经验背后的事实真相，得到事实真理。质言之，农民启蒙就是要将感性经验转化为事实真理，要将感性经验背后的理性逻辑展示出来，从而能够继续创新和推进，这是其一。其二，更为重要的是，农民启蒙是要运用理性认知克服对传统外在权威的怯懦与恐惧，树立农民认识世界的理性自主。农谚是农民祖祖辈辈依靠经验积累下来的，生活在或谓之宗法共同体或谓之伦理本位的社会里的农民，自主的空间是极为狭小甚至极度缺乏的，在继承这些农业生产经验的过程中，由于不可能对其进行理性的考量和追究，而只是一味地恪守，慢慢就形成了一种依附权威的意识，这种意识恰恰就是农民启蒙需要消除的对象。对于农民启蒙而言，化肥代替农家肥不仅仅只是增产增收那么简单，其中更深层次的东西在于，农民终于意识到几千年流传下来的东西原来是可以突破的，从而树立起自主认识世界的意识。

陈忠实1988年出版的小说《四妹子》以陕北妇女王凤英为原型，讲述了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一个普通农家少妇追求个性解放、改变贫穷命运的奋斗历程。对小说的评价不是本书的任务，只是这部小说所描写的那个时代中国农村、农民的变化，对于我们认识那个年代的农民启蒙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书中讲到，在实行包干到户之后，“四妹子”为了早日过上幸福生活，在贩卖了几年鸡蛋之后，开始自己在家搞鸡场养殖。有一次，她忙于外出卖鸡蛋，就让自己的老公公帮忙配饲料喂鸡，并叮嘱他进鸡圈之前一定要在门口的石灰里踩一下进行“消毒”，老公公的抵触在“这是卫生防疫制度”的教育下打消了，并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你甭看我老脑筋。我信科学哩！那年，政府把化肥送来，没人敢买敢用。好些人说，咱用大车给地里送粪，麦子还长不好，撒那么几斤白面一样的东西，还能指望长麦子吗？我买了用了，嗬，那一年，就咱家的麦子长得好！我信……”四妹子则忍不住在心里笑了：“老天爷，我在指拨着老公公啊！他居然听我的话了！他是吕家堡屈指可数的几个精明强悍的庄稼把式，……他又是一位家法特别严厉的家长……然而我吩咐他要做的卫生防疫制度，他却遵守了。”

“我信科学哩！”是农民发自内心的声音，从信神明、信经验到信科学，这是农民在启蒙道路上迈开的坚实的第一步。“以真理的存在为前提，并不是说我一开始就认识了真理，而是说，尽管我自以为我是对的，但我承认我可能是错的或需要修正的。”（陈嘉映，2005）当“信科学”之后，原有的权威地位则轰然倒塌，不论是精明强悍的庄稼把式，还是家法特别严厉的家长。四妹子由于掌握了更多的科学知识，从原来被人指拨、只能服从的角色转变为可以指拨别人的权威。这不仅仅只是四妹子心头的窃喜，更是中国农民启蒙的希望，是中国农民启蒙的开端。加达默尔提出的“权威无须相关于服从，而是相关于知识”在此得以真实地呈现。

纵观20世纪80年代农民运用理性追求真理的启蒙之路，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自主是农民启蒙的前提。无法否认，农民作为人是有理性的，尽管有学者称之为“狡黠的理性”。但为什么农民不能或者不敢（康德谓之没有勇气）运用理性，其根本原因在于农民不能自主。80年代，中国农民之所以能够真正走上启蒙之路，就是因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他们拥有了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康德指出：“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对于不断伴随着他的整个存在的那种生命快意的意识，就是幸福。”（康德，2003: 26）正是拥有了生产和经营的自主权，农民才能够突破各种束缚，勇敢运用自己的理性追求幸福生活，才能从迷信走向科学，走上追求真理之路。康德认为绝大多数的人之所以“愿意终身处于不成熟状态之中”乃是因为“懒惰和怯懦”,“处于不成熟状态是那么安逸”，然而摆脱它却是“非常之艰辛而外并且还是非常之危险的”。而农民之所以懒惰和怯懦，乃是因为他没有自主追求作为理性存在者的生命快意的意志自由，一旦拥有了自主，追求幸福的冲动会战胜所有懒惰和怯懦，会促使他勇敢地运用理性摆脱不成熟状态，走上追求真理之路！这也充分证明了意志对于人的理性认识具有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

第二，破除迷信是农民启蒙的途径。龙牡壮骨颗粒战胜贴符旧法、化肥代替农家肥、进入鸡圈要消毒等等正是科学战胜迷信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农民逐渐从蒙昧走向启蒙。当农民拥有了自主，实现了意志自由，鼓起了运用理性认识世界的勇气，首先进行的就是对既有成见的重新认识和考量，判断其是否合理和正确，而判断的标准就是实践。当服用龙牡壮骨颗粒之后小儿不再夜啼，当使用化肥后确实提高了产量，当消毒之后确实避免了鸡的疾病……这些生活和生产中的具体事例使农民开始摆脱迷信的束缚，走向自主理性认识世界的启蒙之路。正如陈嘉映教授所言：“只对那些抱有先见或成见的人，真理才会彰显。……成见对真理具有积极的构成作用。真理是一种克服，是对我们的成见的克服。……真理和我自己的成见做斗争，真理在克服我们的成见之际展现自身。没有我们的看法，真理就无从显现。”（陈嘉映，2005）如果说真理标准大讨论是党内破除迷信、拨乱反正、确定指导思想的需要，是一次党内的思想解放和思想启蒙运动，那么，在广大农村和农民中间发生的这一次思想解放和思想启蒙运动，是伴随着农民自主生产的需要，春风化雨般展开的。换言之，农民正是在不断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在不断的思想启蒙中，逐渐掌握了这一标准的。实践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实践也是破除迷信的标准，一切既有的成见都要在实践中进行批判。这样，以实践为标准重新审视和考量传统的既有成见，破除迷信，重新深入认识世界，正是农民启蒙的正确途径。

第三，瓦解权威主义是农民启蒙的根本。“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人依赖权威这是不可避免的，由于无知，人们认为只有依靠在上者的权威才能得到解脱。”（冯契，1996b: 145）在传统农耕社会里，由于落后的生产工具和低下的生产力，农民对于世界的认识是浅微的，面对神秘的自然是无助的，只能依靠权威。但是，当人开始依赖权威，当权威开始主宰人、支配人、掌管人的一切，就不可避免地滑向了权威主义。正如马克思在讨论中世纪法国农民时所讲的那样：“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2009: 567）当农民将自己对世界的认识完全寄托于权威，只听命于权威的意见，完全受权威的支配，这种认识上的权威主义必然导致政治上、道德上的权威主义，那么农民必将失去自我，成为权威的奴隶！（且不谈政治上、道德上的权威主义，其他篇章将作专论，在此我们只分析认识上的权威主义。）农民启蒙就是要将农民从权威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农民能够自主地、理性地认识世界，而不再听命于、依赖于权威。

瓦解权威主义，并不是否定权威，不要权威。正如冯契先生所言：“权威主义当然需要批判，但并不是说不要任何权威，权威与权威主义不是一回事。在任何的社会组合中，权威总是需要的。”（冯契，1996b: 148～149）农民启蒙瓦解权威主义的过程，体现为旧有权威的垮台和新权威的确立，比如“四妹子”地位的提升和“老公公”的威严丧失，相关于服从的权威逐渐被相关于科学知识的权威所替代。改革开放以后尤其到今天，认识领域中权威主义存在的土壤已经不再，随着人的依赖向物的依赖的转换，随着科学技术在农村的广泛普及，随着农民开始自主地理性认识世界，农民启蒙正在慢慢瓦解着权威主义。但是，新旧权威的更替并不能从根本上瓦解权威主义，思想观念中的权威主义如果不能彻底根除，对新权威的崇奉很可能又走向新的权威主义，比如今天伪科学之所以能够在农村横冲直撞就是因为科学权威主义（或可称之为科学迷信）在作祟，凡是打着科学旗号的东西往往能成为农民追捧的对象。就此而言，农民启蒙对权威主义的瓦解任重而道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0世纪80年代，从迷信权威到追求真理，农民逐步摆脱了个人崇拜，从盲从走向理性，树立了勇于探索、追求真理的观念。如果说80年代农民启蒙是将原有的一切成见置于理性的法庭进行审判，在实践中寻找事实的真相，探求与客观世界相符合的事实真理，那么，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农业的生产水平大大提高之后，农民的生活却由于各种负担的加重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他们开始从对事实真理的追求转向对价值真理的追求，开始追问生产究竟是为了什么？

2．向往幸福生活，追求价值真理

先来谈谈事实真理与价值真理的关系问题。

事实真理的提法在学界没有产生太大的争论，因为事实真理仍然是从传统真理符合论的角度来讲的，主要指我们的主观认识与客观世界相符合，所以事实真理就是陈述客观事实的真理性认识。但是，价值真理的概念在学界却引发了不少争议，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哲学界曾围绕着“价值真理”展开过一场激烈的争论，关于价值真理是否存在及其内涵规定、“价值真理与事实真理”的分类是否科学等问题虽几经讨论，至今却依然难以形成共识。支持者认为，“既然认识按其对象的不同可以分为事实认识与价值认识，那么，真理按其对象的不同就可分为事实真理与价值真理”（袁贵仁，1985）；反对者提出，在统一的动态认识过程中，真理性认识是不断向价值性认识转化的，“根本不可能将之分为‘事实真理’与‘价值真理’”，当然也不存在“与‘事实真理’不同的第二种‘价值真理’”了（毛崇杰，1999）。我们认可突破传统认识论僵化模式，提出价值真理概念，深化真理问题讨论的做法。但在此我们无意于再去争论是否存在价值真理，只是想沿着从事实真理到价值真理的线索梳理20世纪90年代农民启蒙的历程。

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人们一定是从错误开始，然后由此转向真理。……要让某人相信真理，仅仅说出真理是不够的，人们还必须找到从错误到真理的道路。”（维特根斯坦，2003: 11）中国农民从改革开放以后，开始意识到以前所认知和接受的“真理”存在着某些与客观事实不相符合的错误成分，所以在获得一定的自主之后开始运用理性重新考量原有认识与客观世界是否相符合，并且在具体的生产实践中进行判断与甄别，这就是农民从错误到真理的道路，也就是中国农民的启蒙之路。在这条路上，农民探求事实真理的目的直接指向价值真理，通俗言之，农民冲破迷信迷雾，运用科学技术提高生产力，其目的是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但是，随着农业耕地的减少、农业劳动力的盈余，尤其是农民负担的加重，农民并没有过上想要的幸福生活。所以在9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农民外出讨生活的现象，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农民追求价值真理的表现。“当人们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逐步地对满足他们需要、符合他们利益的事物做出肯定的评价，对那些违背价值主体的需要和利益的东西做出否定的评价的时候，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这种判断就是具有客观性的价值真理。因为这种判断真实地反映了事物对人的意义，同反映的价值事实相符合。”（徐利英、姜天红，2004）下面，我们以农民进城务工为研究对象，探讨在启蒙之路上农民对于价值真理的艰辛追寻。

关于农民工的研究，目前学界多从推动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角度进行探讨，随着新农村建设的蓬勃兴起，也有学者开始从农业现代化的视角进行研究，但还鲜有从农民自身进行研究的。我们立意于农民启蒙，着眼于农民对价值真理的追求，从农民工现象中探悉农民启蒙的进程。

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80年代中期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获得了生产经营自主权，为农民工的产生提供了可能；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农产品基本满足了社会对生活必需品的需求，为农民流动提供了现实条件；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兴起与发展，为农民出离农村提供了工作岗位；农民外出务工的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限制的清理与取消，使农民获得了自由择业权，为农民外出打工和流动就业提供了政策和制度上的保障等等（参见韩长赋，2007）。这些都是从外部环境包括经济、政治、法规等方面对农民工大潮兴起的原因进行的分析和总结，但从农民自身来讲，农民之所以逃离土地、出离农村、涌进城市，恰恰是农民启蒙的象征。农民摆脱乡土观念的束缚、跨越传统制度的樊篱，义无反顾地闯荡陌生的城市，正是在自主理性的支配下，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尽管这一过程是那么艰辛，尽管农民在城市的付出远没有使他们获得想要的幸福生活，尽管他们仍然因为农民的身份而备受歧视，尽管他们因为工资被拖欠而可能陷入更加困苦的境地，但是，他们出离农村、闯入城市是自己自主的选择，这就是启蒙的结果，这就是农民确立理性、追求真理的结果。

从农民运用理性追求真理的角度而言，这种出离农村、闯入城市的行为，是他们从事实真理向价值真理的迈进。随着农民从集体经济组织内的生产者转变为相对独立于集体经济组织的自主生产经营者，他们对土地享有充分的经营使用权，作为财产主体和市场主体，他们直接享受着经营所带来的利润，因此承担一定的负担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各级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巧立名目的税费却严重地增加了农民的负担，成为农民追求幸福生活的拦路虎。曹锦清教授在《黄河边的中国》一书中描述了自1985年直至其调查时的1996年中原农民负担重的现象，据当时农民的描述，中国农民虽然在生产力上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农民的“生活水平确实没有什么提高”，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各级地方机构的膨胀与官僚化倾向”致使农民负担过重。相同的描述也出现在陈桂棣、春桃的《中国农民调查》一书中，当时（2000年）的一位农民含着泪说：“如今农民仅靠种地已是难以为继，但我们却依然要承担多如牛毛的各种税费”“大包干留给我们的好处早就一点一点被掏光了！”“大包干”曾给予了农民很大的希望，过上幸福生活的希望。但是，这些希望却被多如牛毛的各种税费一点一点掏光了！为了摆脱这种困窘的生活状况，部分农民开始逃离土地，希望在城市的夹缝中获得新的希望。

因此，从农民启蒙的角度而言，农民工的出现可以说是农民追求价值真理的表现。“在求真和求善的关系中，求善是目的，求真则是手段。求善引导、控制和规范着求真的过程，因此对于充分自觉的主体（即真正意义上的主体）来说，求真从一开始就带着价值的负荷，并最终因实现这种价值为其确证。这即是说，求真是在某种价值观的指导下进行的，没有价值目的的求真是一种抽象的活动而非作为主体的人的活动；作为活动结果的真理不是与人无关的自在的客体的本质和规律，而是能够对主体创价活动提供一般性指导意义的认识成果。”（熊明，2006）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转变，尤其是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农民的价值观慢慢发生了变化，旧时农民的那种“处在生命的生物周期之中，到他们的垂暮之年，生活已把自身的一切意义都给予了他们，不再存在任何他们还想解开的谜”（孟德拉斯，2005: 23）的，对生活很容易就感到“满足”的生活方式，已经不再能满足农民的需要。生产经营权的获得以及其他权利的陆续获得，使得农民开始逐渐探索生产、生活中很多还没有解开的“谜”（事实真理），随着科学技术的普及，当原来的“谜”一个个被解开的时候，他们想要进一步满足自身的价值需要。但是，现实生活的残酷却让他们过上幸福生活的希望落空了，所以他们便转而出离农村，加入农民工浪潮，冀望在小城镇、在大城市的夹缝中过上城里人的生活。能过上城里人一样的生活，这就是农民追求的价值真理。尽管这一追求是被迫的、是集体无意识的，但是，从农民启蒙的角度看，相对于传统农民而言这毕竟是一种很大的进步。可以说，农民工潮的出现是农民在启蒙道路上的又一次进步。

3．沐浴现代文明，追求具体真理

从启蒙的角度而言，农民运用理性自主追求真理最终会指向具体真理。“真理范畴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具体真理。具体真理是事实真理和价值真理的统一。”（熊明，2006）冯契先生也指出：“真理是受具体历史条件制约的。从主体来说，认识向客观真理接近的界限，是受社会历史条件制约的。只有在科学认识和社会实践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具备一定历史条件，才能把握某种具体真理。”（冯契，1996a: 289）21世纪以来，随着“三农”问题的凸显，中央开始了以减轻农民负担为中心，取消“三提五统”等税外收费，进行以改革农业税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税费改革。2006年废止《农业税条例》，全面取消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全部免征牧业税。与农村税费改革前的1999年相比，中国农民每年减负总额超过1000亿元，人均减负120元左右。全面取消农业税表明中国在减轻农民负担，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梁晓声将彻底免除农业税称为早该还农民的“真理”，他在《关于农民的“真理”》一文中写道：

 

但总体而言，依我想来，我们中国之“农民兄弟”，实在可以比作是我们中国的一个人口最多的“圣徒阶层”。整个的中国农民阶层，他们是一个具有宗教般奉献物质的阶层。我记得温家宝总理有一次访问灾区农民时，一农妇说：“谢谢总理来看望我们！”而温总理说：“应该说谢谢的是我，是政府。因为你们在灾情中顾全大局的表现是令我感动的。”窃以为，温家宝总理的话，等于代表政府，还给了中国农民一个“真理”……免除贫困地区农民子弟的学杂费，也只不过是还给了中国农民一个早该还给他们的“真理”……彻底免除农业税，也是。上苍是证，迄今为止，中国给予中国农民的，比他们给予中国的，那可要少得多！（梁晓声，2006）

 

然而，中国农民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对于“还回来”的“真理”却并不买账，农业税的免除、负担的减轻甚至各项粮食直补政策的实施，都未能将农民从城市唤回农村，未能使他们回归土地，尽管农民工在城市的打工生活是那么艰辛而无奈。

怀揣着摆脱贫穷走向富裕梦想的农民涌向城市，成为农民工，他们感受到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乡村的生活氛围：发达的交通和通信，快捷的生活节奏，琳琅满目的商品，工厂日夜不停的流水生产线，邻里之间互不往来的冷漠关系，等等。这一切都显得那么新奇而又困惑。这种巨大的“文化震惊”一开始让他们不知所措，但他们又无法抗拒其所带来的心理上的强烈冲击和诱惑，从新奇、困惑、迷茫到了解、适应、向往，他们慢慢融入城市的生活中，并萌生出留在城里的愿望，即使自己不能实现，也要让子女们未来能够留在城市。这种以前在乡村从未有过的生活体验，不断地与乡村的传统生产生活习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思想观念等发生着强烈的碰撞直至交融。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无形中已经被城市生活所同化，渐渐遗弃了“日升而作、日落而息”的乡村生产生活方式：“群体性质的血缘性，居住方式的聚居性，组织结构的等级性，调节手段的礼俗性，经济形式的农耕性，资源渠道的自给性，生活方式的封闭性，历史走向的稳定性”（王沪宁，1991: 27），被迫习惯了城市快节奏的生产生活方式；渐渐打破了求稳怕变、封闭守旧、墨守成规、故步自封、知足常乐等传统的思维方式，慢慢形成了敢于冒险、开拓进取、竞争合作、追求效率、永不满足等现代城市人的思维方式，实现了从“大桶小桶”向“管道”的思维方式的转变；渐渐抛弃了情理大于法理、亲情伦理至上、安土重迁、重农抑商、自然宗族和权威至上、均平公有等传统价值观念，树立了公平公正、自由平等、借助法律维护权益等现代价值观念；渐渐摆脱了依附于权威、宗族、家族的依附性人格，塑造了自主的独立人格，主体意识明显加强。尽管对农民工而言，他们不论在地理上还是在心理上都处于城市的边缘，但是这并不能阻挡城市对他们的心理状态和生活方式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城市”型塑着他们的人格与行为，赋予他们以现代特质，使他们形成了一套新的行为方式、心理态度和价值观念。比如一位名为“民主风暴”的农民工博主在其博客开篇语中写道：

 

“我是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工，从小遭受了所有的歧视与不公，历经了人生无数痛苦与坎坷，残酷的社会现实让一个农民的儿子学会了思索，我想用文章唤醒所有同我一样的遭遇的农民工兄弟姐妹。农民工所遭受的社会不公平，一方面是社会环境所致，更重要的是几千年来统治者对我们思想意识的愚民。我们是一个没有思想的阶层。只有我们觉醒了，我们团结起来，我们才有力量获得平等和尊重的权利。这世上从来没有救世主，一切要靠我们自己！”

 

由这段文字可以看出，这位农民工是一个“启蒙”（而不是“启蒙了”）的人，他在城市生活的遭遇，让他看清了自己所遭受的歧视与不公不光是现实社会环境所致，同时也是由于自己没有思想，要想获得平等和尊重的权利，就必须依靠自己，依靠自己的觉醒！且不论他的这种认识是否存在偏差，仅就他能自己认识到这一点而言，他在城市生活的遭遇让他逐渐地意识到了确立自己主体性的重要，而这就是农民启蒙的明证。

时至今日，“70后”在农村务农的已是凤毛麟角，大多数“80后”“90后”的农民已经不知如何从事农业生产了，因为从他们踏出校门之后就一步跨进了城市，成为新生代的农民工。与其说是“农民”工，不如说是城市工人，因为他们除了身份上还是“农民”之外，其他都像城里人一样，或者说梦想着像城里人一样。相较于在土地上辛勤耕作的“50后”“60后”的父辈农民，他们已经不再将希望寄托于土地，而是寄托于城市。在当前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融入追求幸福生活中的真理追求已经逐渐形成了事实真理和价值真理的统一，直指具体真理。他们已逐渐脱离了乡土习惯，开始适应城市生活、现代生活，非农化的职业使他们在参与商品生产和流通的过程中强化了商品经济意识、消费意识，具有了市场意识、平等意识、参与意识、竞争意识、风险意识等，因与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他们初步形成了现代的计划观念、信息观念、技术观念等。他们不再是被束缚在土地上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而是沐浴了现代化、工业化的城市文明，经过了市场经济的洗礼，对现代化有了切身体会，逐渐习得各种有助于融入现代社会的新的行为、观念的现代人。正如阿列克斯·英克尔斯等指出的，乡村居民在城市生活中，对大众传播媒介的接触、工厂工作经历等对于促进他们的现代性增长有很大的作用。（阿列克斯·英克尔斯、戴维·H．史密斯，1992: 334～335）踏进城市的农民工就好像走出柏拉图黑暗洞穴的那些先行者，首先接受了洞穴外的阳光的普照，开始慢慢适应了用自己的眼睛看清太阳底下事物的真实面目，终于相信原来在洞穴中看到的只是事物的影像而已，他们欢呼雀跃，尽情展现自己的个性，尽管是如此的艰难。

就农民启蒙而言，尤其对于仍处乡村的农民来说，从大众传播媒体如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等所接受的现代化的信息，毕竟还是比较有距离感的，但是在城乡之间流动的农民工，自身的现代性的增长，为农民展示了现代化的方向，成为我国现阶段特有的农民现代化的中介。他们给古老的乡村注入新的活力，把城市文明、工业理念带回了家乡，开启了家乡父老现代性的培养之路，成为农村现代化的一股开拓力量。他们让资金、技术、信息、管理以及开放的视野、崭新的思想观念、独立自主的人格等“回流”到农村，把现代化的外力与家乡的内力有机结合起来，推动着农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变革的进程。他们通过流动沟通了传统和现代，使城乡之间的要素、信息、文化得以交流。他们运用乡音结合自己切身体会活灵活现地传递给家乡父老的现代化的生活景象是那么亲切、那么令人向往，他们业已养成的现代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更新了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思想意识等，均对周围未离开过农村的农民起到了典型的、直观的示范作用，这种作用辐射到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精神诉求、观念形态等，潜移默化地帮助当地农民打开了认识和了解外面世界的一扇窗子，埋下了一粒粒现代化的种子，直接作用于农民现代性的培养。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农民流动的意义不仅表现为农村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农民收入的提高，或是农村城市化的发展，农民素质的提高等，更主要的是在农民中产生了一种社会变革不可多得的力量，即‘移情’、‘思变’的内生力量。这种力量促使几千年的中国农民从思想价值观念到行为举止都发生了一定的转变，最终成为中国农村社会彻底变革的巨大的内生力量，推动了中国农村实现现代化的进程。”（廖菲，2000）现在全国约有两亿多农民工，他们在城乡流动中将一粒粒现代性的种子，播撒在广大在乡农民的心田，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他们必将收获沉甸甸的现代化的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