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引言

第一节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一 选题背景

生产率增长关系到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是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标志。而产业结构调整是实现生产率增长的重要途径。制造业部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明显的外部性，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部门（Freeman, 1997）。另外，对于我国而言，研究制造业结构变动对部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现实。

第一，经济发展环境的变化凸显生产率增长在制造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能源资源以及生态环境对经济发展，尤其是对制造业发展的约束趋紧。能源资源以及生态环境约束逐渐强化的原因，不仅来自我国人均资源匮乏的现实状况，更多地产生于我国生产率低下的状况，尤其是制造业能源使用效率较低。例如，2012年我国每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的能耗为0.697吨标准煤，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8倍、美国的2.2倍、欧盟的3.1倍、日本的3.8倍；制造业部门的钢铁、化工、建材等六个高能耗行业用能比重超过50%（张隽等，2013）。2000年之后，我国能源效率呈现恶化现象，尤其是在2002～2005年间能源效率逐年下降（孙广生等，2012）。能源和生态环境约束趋紧，要求我国制造业发展不能仅仅追求数量扩张，还要实现以生产率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质量提高。

另外，我国要素条件的变化决定了依靠要素投入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不能持续，未来制造业增长只能建立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大量存在，这些剩余劳动力在农业中的边际产出为零。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劳动力能够在产业间流动。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流向非农产业（主要是工业）是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改进，社会总产出随之增长。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影响了资本边际报酬，非农产业中劳动要素不断增加，使资本边际回报保持稳定，这就刺激了资本积累。于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增长更多地依赖要素投入的增加。2004年之后的“民工荒”以及非熟练工人工资迅速上升标志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出现（蔡昉，2013）。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逐渐趋缓，这就降低了资本边际产出。资本边际产出减少就会抑制民间投资。一项研究分析了我国民营经济比较活跃的浙江省的投资水平，该研究表明2003年浙江省工业投资增长率为54.9%，是自199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此后，制造业投资增长率持续回落，2006年之后，制造业投资增长率徘徊于9% ～13%（周必健，2012）。只有通过提高生产率避免或者减缓要素边际产出下降的趋势，才能推动制造业部门进一步发展。

第二，制造业结构调整一直是我国经济工作的中心，也是促进我国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手段。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产业结构转型一直是我国经济工作的重心，近年来产业结构问题所带来的深层次矛盾日益凸显，结构转型的要求更加迫切。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制造业结构调整是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组成部分。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要求未来一段时间内制造业结构调整仍然是我国经济工作的重点。一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巨额贸易顺差带来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2005年我国实施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截至2013年9月人民币汇率累计升值34%。人民币升值提高了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价格。在我国制造业出口产品中机电产品占有较大的份额，由于机电产品的价格弹性大于1，出口价格的上升带来需求量更大幅度的下降，从而导致我国出口企业的利润降低。一项研究表明，人民币短期升值3%，我国的手机、家电等出口企业的利润率将下降30% ～50%（唐志良、刘建江；2012）。二是目前全世界范围内面临着以能源生态化和制造数字化为核心，以互联网、新材料和新能源为特征的新产业革命。欧洲和美国相继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对其制造业价值链和产业链进行重组，以占据新兴产业制高点，培育未来经济增长点。可以说，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制造业结构调整依然是我国经济工作的重心。

尽管通过结构调整促进生产率增长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工作的基本思路，我国政府也采取多种措施推进制造业结构调整，但效果均不理想。例如，2010年中央政府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这一举措旨在促进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的快速发展，以此推动我国制造业结构调整，提升制造业部门竞争力。尽管该项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新兴产业的发展，然而，其发展依然是建立在依赖要素投入的基础上，技术创新相对薄弱，更重要的是，指向新兴产业的结构变动并没有显著改善制造业部门的增长质量。因此，需要深入研究如何通过制造业结构调整最大限度地促进部门生产率增长，具体实施过程中政策着力点是什么。本书通过研究我国制造业结构变动对部门生产率的作用，并分析不同因素在这一过程中的贡献，为制定未来制造业结构调整政策提供依据，准确识别政策措施的着力点。

二 研究意义

（一）理论意义

第一，丰富了产业结构变动的研究。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经进入了新的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转变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制造业结构调整问题是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然而研究结构调整的文献更多地关注三次产业结构调整，较少涉及制造业结构调整。将制造业结构变动作为研究对象，能够将研究的触角深入更为细分的行业，有利于更好地把握制造业结构变动规律及其影响因素。同时，对中国特定经济背景下制造业结构变动的研究，能够发现特殊发展变化规律，丰富结构变动的研究成果。

第二，检验现有结构变动理论对发展中转型国家的适用性。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消费需求和技术进步是影响结构变动的主要因素。而演化经济学理论则更强调技术进步在结构调整中的作用。新结构经济学则认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结构调整诱因存在差异，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是推动发展中国家结构调整的主要力量。现有文献并未依据我国结构调整的事实检验这些观点。本书尝试结合我国制造业结构调整的情况进行实证分析，以发现影响我国制造业结构变动的重要因素。

第三，深化了制造业结构变动生产率效应的研究。已有文献更倾向于实证研究结构变动的生产率效应是否显著，但是在得出结论之后，往往缺乏进一步的解释。本书在衡量我国制造业结构变动生产率效应的基础上，分析不同因素在这一过程中的贡献，进一步解析结构变动的生产率效应。

（二）现实意义

一是有利于制定合理的制造业结构调整战略。在我国制造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往往将结构调整作为经济工作的目的而非手段，忽略了结构调整只是提高制造业生产率和竞争力的手段。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经常以发达国家制造业结构为调整目标，企图依靠政府的行政力量或者直接投资，短期内推动某一行业迅速增长，结果往往适得其反。本书将制造业结构变动与部门生产率增长结合起来，以生产率增长为出发点，准确定位未来我国制造业结构调整战略的着力点，提高政策措施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二是有利于区域制造业结构协同调整。我国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技术积累状况等方面的非均质性决定了制造业结构调整方向的差异。然而，现实情况是各个省份不顾自身条件，片面追求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本书研究了结构变动的生产率效应中不同因素的贡献，尤其分析了快速技术进步行业的结构变动促进部门生产率增长的渠道。由此，为区域间分工合作和协同发展提供经验性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