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基本理论回顾

把握产业结构变动的规律是研究产业结构变动的起点。由于经典经济理论往往具有较强的普适性，本节首先回顾了研究产业结构变动规律的经典理论，其次归纳总结了结构变动影响因素理论。

一 产业结构变化规律的理论回顾

早期研究产业结构变动的文献主要是对不同国家经济增长过程中产业结构变动事实进行归纳。最早关于产业结构发展规律的理论是配第—克拉克定理。克拉克于1940年在《经济进步的条件》一书中将整个经济划分为三次产业，农业是第一产业，工业是第二产业，其余归为第三产业。在此基础上他发现，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当经济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最终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劳动力就业比重大幅度提高，这一规律就是配第—克拉克定理。克拉克认为三次产业比重变动的原因在于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对农业的需求逐渐减小，对工业制成品的需求先增加后下降，然而对服务产品的需求不断上升。

在克拉克研究的基础上，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1959）研究了多个国家的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的分布以及变化趋势，其研究结果进一步证明了克拉克提出的规律。库兹涅茨认为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之间有规律的转移趋势在“最近几十年尤为明显”，从而结构转变是现代经济增长的特征。库兹涅茨认为经济发展过程中三次产业结构变动的原因来自三个方面：一是不同部门技术进步的差异；二是不同部门之间需求收入弹性的差异；三是对外贸易过程中比较优势的差异。库兹涅茨的研究强调结构变动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库兹涅茨不仅研究了三次产业结构变动规律，还深入研究了制造业内部的结构变动。他考察了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期瑞典和美国制造业部门结构变动的趋势。在研究期间内，美国和瑞典制造业结构变动趋势非常相似，纺织、食品、皮革制品以及林产品等消费品生产行业的比重呈现明显下降趋势，而造纸和印刷、石油化工以及金属制品等重化工业的比重明显上升。

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Hoffmann）1931年提出了工业部门结构变动的规律。他将工业部门分为消费资料工业和资本资料工业，通过统计分析发现消费资料工业净产值与资本资料工业净产值之比（霍夫曼比例）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深而逐步下降。根据霍夫曼的界定，在工业化第一阶段该比例为5，在工业化第二阶段该比例为2.5，在工业化的第三阶段该比例为1，在工业化的第四阶段该比例小于1。霍夫曼还详细计算了不同国家的霍夫曼比例。在20世纪20年代，根据霍夫曼比例的不同数值，巴西、智利等国处于工业化第一阶段，日本、荷兰等国处于工业化第二阶段，英国、美国等处于工业化第三阶段。这一结论并没有得到经济学家们的一致认可，对霍夫曼研究的质疑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库兹涅茨的经验研究发现资本形成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是比较稳定的，二是霍夫曼对消费资料和资本资料的划分不科学，一些行业的产品既可能是消费资料，也可能是资本资料。

钱纳里（1956）对100多个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进行分类，研究不同类别的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结构变动的情况，最终得出了结构变动的标准化形式。钱纳里（1989）进一步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变动，着重分析了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结构变动趋势。根据钱纳里的研究，工业化过程中工业份额增加的原因包括：国内需求的变动、中间产品使用量的增加、比较优势的变动。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他利用发展中国家的数据进行经验性验证，结果发现国内需求变动促进了工业份额的上升，但是中间产品使用量的增加发挥了更大、更显著的作用；另外，国家发展战略明显影响了产业结构变动，与进口替代相比，出口导向型的政策更易于促进产业结构的转变。钱纳里还考察了制造业内部不同行业的结构变动，指出制造业内部结构变动的原因在于行业之间的技术经济联系，除此之外，还受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投资比例以及需求规模的影响。钱纳里考察了日本、韩国、土耳其以及南斯拉夫经济快速增长阶段制造业内部结构的变化。为方便研究，他将制造业行业分为四类：消费品、轻工业中间产品、重工业中间产品和投资品。这四个国家的制造业结构变动呈现相似的模式：投资品工业增长最快，其次是重工业中间产品部门，接着是轻工业部门。

二 影响产业结构变动因素的理论回顾

尽管20世纪50年代才开始探讨影响结构变动的因素，但是早期经济理论就已经隐含了对结构变动问题的思考。无论是现代的研究还是早期的经典理论，都将影响结构变动的因素分为两大类：供给因素和需求因素。具体而言，影响产业结构变动的供给因素包括自然资源、要素禀赋、人口结构、技术水平，环境承载能力、外商直接投资等；影响产业结构变动的需求因素包括消费、投资、国际贸易等。不同的研究强调不同因素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的主导作用。本书根据研究角度的差异将这些文献分为五大类：从分工的角度研究结构变动、从区位的角度研究结构变动、从技术进步的角度研究结构变动、从偏好的角度研究结构变动、从其他方面研究结构变动。

（一）分工与产业结构变动

对分工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柏拉图论述了社会分工，认为不同个体之间存在差异，适合不同的工作。斯密（Smith）1776年系统研究了分工问题，认为分工是对劳动生产率最大的增进，是社会财富增长的源泉。斯密进一步说明了分工的原因以及分工的限制条件。在斯密看来，分工的原因并非人们天赋的差异，而是人们不同的交易倾向。交易倾向使不同的人从事不同的职业，这种专业化进一步强化了人们从事某一职业的能力。关于分工的限制条件，斯密认为分工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这一论断实际上说明产业发展过程中需求的作用。李嘉图在斯密的基础上对分工进行研究，他认为分工产生于外生比较优势。这和斯密根本不同，斯密认为分工产生了技术水平的差异，而李嘉图认为外生的技术水平差异产生了分工。

Young（1928）对分工的研究引人注目。Young认为在现代生产过程中迂回式生产和中间产品规模的膨胀，是分工进一步深化的明显表现。这一点和斯密明显不同，斯密认为分工本身受到外部市场规模的限制，而Young认为分工深化和市场规模扩张是同步的。他更倾向于从分工本身寻找分工发展的原因，认为不同产业间基于技术经济联系产生的中间产品需求是推动分工发展的动力。根据Young的观点，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生产过程越来越“迂回化”，这种迂回化生产导致了社会中新兴行业和部门的出现与发展，这也就是产业结构演进。在对不同国家工业化进程的研究中，钱纳里发现中间需求是带动工业比重上升最重要的原因，可以说这一发现验证了Young的分工理论。

20世纪90年代，杨小凯、黄有光提出了以分工为研究核心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新兴古典经济学通过比较分工所带来的专业化收益以及由此产生的交易费用说明限制分工发展的因素。根据这一理论，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分工所带来的交易费用降低，分工所带来的收益大于其产生的交易费用，分工得以进一步发展，生产活动越来越复杂多样，新兴行业不断出现，社会产业结构也随之调整。Becker和Murphy（1992）构建关于分工的内生增长模型，分析协调成本对分工发展的影响。尽管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有所不同，但其结论较为近似。Becker和Murphy也认为一方面分工能够产生专业化经济；但是另一方面，分工的发展水平不仅受到市场容量的限制，还受到经济活动协调成本以及社会知识存量的限制。

（二）区位与产业结构变动

区位因素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主要体现为不同区域的自然地理条件、资源禀赋、人口状况、环境条件等供给因素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不同的产业特点适应不同的区域，古典区位理论最早研究了区位地理条件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杜能（Thunen）农业区位论的中心思想就是农业土地经营方式的分布随距离市场的远近而变化。通过分析，杜能（1986）认为以城市为中心，出现六个呈同心环分布的农业圈层：自由农作圈、林业圈、谷物轮作圈、谷草轮作圈、三圃式轮作圈和畜牧圈。杜能的理论说明了地理位置对农业产业结构的影响。古典区位理论的另一位经济学家韦伯则说明了地理位置对工业产业结构的影响。韦伯理论的中心思想是区位因子决定生产区位。经过反复筛选，韦伯确定了三个决定工业区位的因子：运费、劳动力、集聚。韦伯认为合理的工业区位应该位于综合考虑三个因子时生产费用最小的地方。

杜能和韦伯的理论均是从供给的角度研究地理位置、运输成本对产业结构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新经济地理理论在规模报酬递增的框架下将运输成本和需求结合起来讨论不同区域的产业分工问题。在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Krugman（1991）提出关于产业空间分布的假说：产业的空间布局一方面表现为地区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表现为经济活动在地理上的集中。不少学者针对这一理论进行实证检验。Kim（1995）研究了美国不同区域制造业的专业化状况，发现规模报酬递增能够解释产业在空间上的不断集中，但是某一区域专业化于哪些产业发展则是由当地的资源禀赋所决定的。Brülhart等（1996）、Amiti（1998）对欧盟地区专业化进行了研究。Brülhart和Torstensson的研究支持了欧盟经济一体化和空间集聚程度之间的U形关系。Amiti则发现在欧盟的不同国家呈现出不同的专业化情况，比利时、丹麦等国专业化水平上升，而法国、英国等专业化水平下降。另外，王业强（2009）依据Krugman的理论考察了我国工业的空间分布以及在这一过程中的结构优化问题，研究发现我国工业的空间分布呈现明显的集聚趋势，但是在空间集聚过程中并没有同时出现产业结构的优化。该研究并没有支持Krugman所描述的产业结构与空间结构同时优化的结论。

除了从地理位置、运输成本角度研究区位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之外，还有一些理论研究区位要素禀赋对产业结构的影响。赫克歇尔和俄林最早研究了要素禀赋对产业结构的影响（H-O理论），认为国家之间的要素禀赋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这一理论实际上是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的补充，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强调外生的技术比较优势产生国家或者区域之间的分工，而H-O理论认为即便不存在李嘉图所说的技术比较优势，不同国家之间外生的要素禀赋差异也会带来国家间的分工，不同国家专业化于不同产业的经济活动，从而带来国家之间产业结构的差异。一个国家劳动与资本的比例高于另外一个国家，则出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这种产品交易的背后实际上是要素交换。H-O模型通常用于说明开放经济环境下，一国产业结构的变动。后来的一些文献在H-O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推进性的研究。这些研究分为两类，一类文献倾向于说明H-O模型成立的条件，另一类倾向于说明封闭经济情况下要素禀赋对产业结构的决定作用。Cheng（2000）指出H-O模型只在两个国家、两种产品、两种要素、两国有相同的C-D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时成立。如果上述条件不成立，就会发生同一产品要素密集度的逆转，从而推翻H - O模型的结论。Ju（2009）构建了封闭经济条件下的一般均衡增长模型，同时允许市场对无穷多个具有不同资本密集度的产业做出选择。研究结果表明，即使不存在H-O模型所依赖的国际专业化分工机制，经济中产业结构演变呈现出从劳动密集型逐渐升级到资本密集型的趋势。与H-O模型不同，Ju（2009）的研究更侧重于说明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一国的产业结构，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带来产业结构的变动，并且在Ju（2009）的研究中要素禀赋内生于整个经济增长过程。

（三）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变动

里昂惕夫的投入产出方法是分析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影响的起点。之后，发展经济学家罗斯托用这一理论解释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结构变动。随着数学建模的发展，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通过建立多部门经济增长模型，进一步研究技术进步对结构变动的影响。

20世纪30年代，里昂惕夫构建了投入产出分析，并且利用1919年和1929年美国统计资料编制了美国的投入产出表。在投入产出表中，投入品数量和产出数量之间的比例关系由技术水平决定，而不同行业用于最终消费的比例则由当地居民的生活习惯或者偏好、制度等决定。因此，在技术、偏好发生改变的背景下，不同行业之间的投入产出关系就会发生变动，社会产业结构随之调整。

在里昂惕夫投入产出研究的基础上，罗斯托（1988）依据技术标准，将经济成长分为六个阶段，不同阶段对应不同的主导产业。罗斯托认为技术水平的变化带来了主导产业的更替，这不仅改变了社会生活，同时也带动了经济增长。罗斯托强调结构变动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推动性作用。

在新古典经济学早期的经济增长理论中，并不重视结构调整问题，也不曾涉及技术进步对结构变动的影响。例如，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以及索洛经济增长模型均没有涉及结构问题，其模型中只有一个经济部门。后来Srinivasan（1964）、Ryder（1969）均构建了两部门分析模型说明经济增长问题，但是这些模型的主要目的并非描述经济增长过程的结构变动，而是在两部门框架内探讨经济增长的稳态特征。

2000年之后，新古典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开始关注由技术进步差异引起的产业结构变动。Ngai和Pissarides（2004）构建了一个包含结构变动的经济增长模型。在该模型中，技术进步率的差异带来部门间不同的经济增长速度，从而导致经济中产业结构的变动。为了更为清晰地分离出技术进步差异对结构变动的影响，他们将效用函数设定为固定替代弹性生产函数，各种消费品在效用函数中的作用是对称的，这就排除了偏好和需求的收入弹性差异对结构变动的影响。另外，不同行业要素密集度也对结构变动产生影响，为了排除这一影响，他们假设每一行业的生产过程中使用相同的资本份额。在排除了偏好和要素密集度的影响之后，他们得出结论，如果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大于1，那么技术进步快的生产部门在经济中占有较大比重，而技术进步速度慢的部门比重减小，要素从技术进步慢的部门流入技术进步快的部门；如果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小于1，则要素会从技术进步快的部门流入技术进步慢的部门，最终技术进步慢的部门比重增加。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他们还利用英国和美国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验证理论分析的结论。

Acemoglu和Guerrieri（2008）进一步推进了Ngai和Pissarides（2004）的研究。Acemoglu和Guerrieri构建了内生增长模型，同时考虑了不同部门资本密集度和技术进步差异性，解释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动。模型中的生产函数采用如下形式：

这里η和α分别决定了两个部门的资本密集度。模型显示由于两部门资本密集度不同，产出和技术进步速度也不同，最终资本密集度大的部门技术进步速度比较快，产出迅速增长，在经济中的比重增加。

另外，Kylymnyuk（2007）从部门技术进步差异性的角度，在动态一般均衡的框架下构建了包含多部门的不平衡增长模型。该模型研究了三个部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部门，其中农业部门使用规模报酬不变的技术，而工业和服务业部门均使用规模报酬递增的技术。在这种情况下，最终模型存在两个稳态均衡，一个是经济中只存在农业部门，另一个是三个部门同时存在，不过各自在经济中的比重呈现不同的变化，农业部门的比重逐渐减小，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的比重逐渐增加。该模型的结论很好地吻合了经济增长中的库兹涅茨事实。

（四）偏好与产业结构变动

偏好对结构变动的影响，实际是需求收入弹性的差异引起不同行业比重的变化。19世纪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发现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人们对不同产品需求的变动存在差异。他发现收入上升时，食品支出比例下降，而住房和服装的支出比例大致保持不变，其他商品的支出比例递增。克拉克和库兹涅茨均从需求收入弹性的角度解释三次产业变动。钱纳里利用计量模型分析引起结构变动的因素，他将整个经济分为三个部门：初级产品部门、制造业部门和非贸易部门，通过分析多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发现，初级产品部门份额的下降主要来自国内需求的减少和净出口的下降，因此可以说需求收入弹性决定了初级部门的结构变动趋势。但是对制造业的研究有着不同的结论，钱纳里认为恩格尔效应并不是引起制造业比重增加的最重要原因，生产迂回化所带来的中间需求增加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制造业比重上升。不过钱纳里的研究更多的是经验型分析，没有从理论角度进行说明。

Echevarria（1997）基于索洛的经济增长理论构建了一个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模型中包括三个生产消费品的部门，每个部门的生产过程有着不同的要素密集度以及不同的外生技术进步率，另外，模型假设了非位似偏好。此时模型中经济结构的变动主要由非位似偏好所驱动。由于不同部门具有不同的外生技术进步率，所以经济中产业结构状况会影响整个经济增长水平。该模型说明随着收入增长，需求收入弹性差异成为产业结构变动的驱动力，从而带动整个经济增长。在这种需求驱动结构演变的经济体中，最终的均衡状态符合卡尔多事实和库兹涅茨事实。Kongsamut等（2001）、Foellmi等（2008）将不同收入水平下偏好的差异作为结构变动的驱动力，分析经济增长过程。Kongsamut等（2001）假设农产品、工业品和服务的需求收入弹性分别小于1、等于1、大于1，并且设定农产品最低必要消费量以及服务的自我供给量。随着经济增长，三种产品的边际效用不成比例变化，这就带来了边际替代率的改变。产品之间边际替代率的改变导致对各种产品的需求量呈现不平衡的变化，在均衡状态下，供给结构最终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动，产业结构发生改变。但是Kongsamut模型中的均衡并不是稳态均衡，只有当总产出保持常数增长率，同时技术进步率保持不变时，才能出现这种结构变迁。因此，该模型并没能很好地与卡尔多事实相吻合，这就导致Kongsamut认为平衡增长过程和结构变迁是不相容的。

Foellmi和Zweimuller（2008）也强调了需求方面的变动在产业结构演化中的作用。他们根据恩格尔定律区分不同消费品的偏好，同时引入新产品的出现。新产品出现的初期具有奢侈品的性质，拥有较高的需求收入弹性，随着更新产品的出现，原有新产品逐渐变为必需品，拥有较低的需求收入弹性。他们的模型很好地说明了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的相互影响，同时模型的结果与卡尔多事实保持一致。

陈晓光、龚六堂（2005）构建了工业化模型和城市化模型来说明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结构变动和卡尔多事实。工业化模型和城市化模型来源于一个共同的基本模型，在基本模型中经济结构的变化来源于需求收入弹性的差异。其中，工业化模型能够很好地模拟卡尔多事实，模型进入稳态均衡时，农业就业比重减小到0，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就业比重为常数。该模型假设了外生的经济增长率，从而该模型并没有探讨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仅说明了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三次产业结构变动趋势。

（五）其他因素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

除了从上述四个方面研究产业结构变动，还有一些经济学家分析了要素配置成本和制度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

产业结构变动本质上是要素在不同产业间的流动，要素在不同部门之间的重新配置存在一定的配置成本。然而，无论是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还是新古典框架下对结构变动的研究，大都假设了要素在不同部门和行业间的自由流动。实际上，要素在不同部门间再配置的成本也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和结构调整状况。Steger（2004）构建了一个三部门模型研究存在要素再配置成本条件下的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动，这三个部门分别是消费、投资和资源再配置部门。因为要素配置存在成本，要素在消费部门和投资部门间流动时，需要向要素再配置部门转移一定的资源。如果要素再配置部门的效率比较高，那么向要素再配置部门分配的资源相对较少，反之较高。Steger模型中的要素再配置部门有着丰富的政策含义。在劳动力的产业转移过程中，要素再配置部门可以看作教育或者再培训部门，因为从原有产业转向其他产业需要不同的技能和知识，而获取这种技能和知识需要一定的成本。如果社会中存在完善的职业教育体系，那么就可以降低劳动力产业转移过程中的成本，从而加速劳动力在产业间的转移。

Karp和Paul（2005）也考虑了存在资源配置成本情况下的结构变动及经济增长情况，他们假设经济中存在一个独立的运输部门，该部门主要是为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在部门或行业间的转移提供服务。该研究通过假设运输部门具有外部性以及市场失灵等特点推进了Steger（2004）的研究。在市场失灵的背景下，运输部门的低效率导致要素流动趋缓，整个产业结构变动趋于停滞，从而导致较低的经济增长绩效。

还有一些文献研究了制度对结构变动的影响。Blanchard和Kremer（1997）发现一些产业生产过程中需要少数几个关键的中间投入品，还有一些产业生产过程中需要广泛的中间投入品。在专业化生产背景下，购买投入品需要买卖双方的讨价还价，信息不对称带来了契约的不完全性，这容易导致谈判的无效率。在这种情况下，依赖于广泛中间投入品的产业产出迅速下降。在纯粹市场经济背景下，这种问题的解决主要依赖于诸如声誉等机制，但实际上这些机制的作用非常有限。Blanchard和Kremer发现了不同产业的制度依赖性不同。

还有一些文献研究了更为具体的金融制度对产业发展的影响。Rajan和Zingales（1998）首先研究了金融市场对产业发展的影响，依赖外部融资的产业在金融市场高度发达的国家中具有较高的增长率，他们的研究主要讨论了制造业不同行业对金融市场的依赖。Ju和Wei（2005）认为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不发达，资本所有者就不愿意或者不能够按照均衡利率提供企业所希望的全部外部资本，此时金融制度改善会增加那些高度依赖外部融资的行业的产量，同时减少其他行业的产量。Rajan和Zingales、Ju和Wei的文献虽然没有直接论述金融制度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但其文献中隐含了金融制度的差异产生不同的制造业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