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李小云

本书是我们过去几年在非洲实地从事中国对外援助研究的一个阶段性的总结。我们选择在非洲进行研究的主要原因，一是非洲一直都是西方援助的重点，是殖民和后殖民发展问题的集中地；二是非洲也是中国对外援助的重点地区，是被压迫民族实现“民族独立”的主要场域，也是近年来践行“互利双赢”以及争论所谓“新殖民主义”问题的集中地。这样的地域有助于我们将西方的“殖民”“后殖民”和“新殖民”的范式，或者按照“前发展”“发展”“后发展”以及“新发展”的框架将不同的历史事件连成一个连续体进行观察和研究。将援非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是考虑到农业技术一直是中国援助非洲的重点，同时，“农业”“技术”“示范”“中心”等又承载着中国自身发展的叙事，与欧洲早期在非洲的“农业开发”，和其后援助非洲的“绿色革命”“农业研究和推广”和“综合农业发展”等，以及非洲自身的“粮食安全”“农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等本土战略共同构成了援助场域的三元遭遇。我们选择“新发展的示范”作为本书的书名，

并且作为讨论中国援非农业技术示范中心的一个视角，把“发展”和“新发展”作为讨论的议题，而将“示范”视为和“干预”相对应的文化形态，这样就建构出了从历史和现实维度通过中国对外援助来认识中国变迁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的一个基本路径。

我们访问了位于T国、E国、Z国、M国等国的中国援非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在和那里的中国援非工作人员一起讨论中国的对外援助，观察他们如何管理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时发现，他们的做法与我们了解的西方发展援助方式有很多不同。埃塞俄比亚外交与国际合作部负责管理发展援助的常务秘书对我们说，中国的做法和西方的做法不一样，西方更热衷于帮助他们设计发展计划和政策，更多地找他们商量如何和各个部委开会协调等，而中国朋友很少开会讨论这些问题，更像企业家，忙着找市场、找合作，找他们解决项目中的具体问题。中国援外人员更喜欢和自己的人待在一起，而西方人更喜欢和当地人打成一片。非洲朋友显然感觉到了中国和西方在发展援助上的差异。用西方援助者的话说，中国援助者更像“生意人”，而中国的援非工作人员则说西方的援助者才是真正的“援助者”。其实，不同西方国家的援助方式也不一样，英国、美国和德国对外援助的做法便不一样。所以，不同视角反映出的中西方对外援助的差异究竟代表了什么，我们还不能断言。但正如De Hart所说，“全球发展已不再由西方国家所控制”，中国和印度等有着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援助历史和框架。随着中国对外援助规模的扩大和援助方式的日益多元化，我们有必要在深层次上回应这个问题。首先，中国的对外援助经历了从20世纪50年代到现在的一系列变化，特别是新发展银行、亚投行的启动，标志着中国在发展援助领域由双边行为向多边制度化行为转变。由“被迫卷入”到“主动把握”标志着中国介入全球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变。其次，这个转变不仅是话语层面的变化，还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从经济层面将中国和世界在“新发展”框架下连为一体。虽然还不能说有了这两个多边机制，中国就会主导国际发展事务，但是，完全可以说至少中国开始认真尝试如何把握西方和世界，并逐渐发挥主导作用。如果这种新的主导性是过去资本主义主导性的重复，那么中国的国际地位将是不可持续和不受欢迎的。因此，面对中国可能成为新型的领导国家，中国的社会科学家显然无法逃避为国家发展提供知识的责任，但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将肩负生产全球公共知识产品的道德义务。这就要求中国的社会科学家意识到长期作为“客体”和“对象”身份以及长期作为西方社会科学“助手”身份的局限性，逐步移至“主体”位置来看待自身和世界。如果现在还做不到系统地从建设性和批判性的角度展开研究，至少要意识到系统的资料收集和“主体”体验的重要性，意识到理解和说明“自己”在域外行为的重要意义。

Hoselitz在1952年发表了《经济发展的非经济障碍》。他在该文中明确指出了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化的实现不仅是生产技术的变化，而且是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的革命性的变化（Hoselitz, 1952: 8 -21）。他反对经济决定论的观点并非全无道理，他的观点代表了当时盛行的现代化理论中经济发展必须基于与之相适应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根本性变革这一理论。这一观点实际上也一直是西方对外援助的理论基础。不能否认的是，中国的迅速转型的确也带来了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层面的巨大变化，但是福山关于中国的快速发展能否可持续的疑问恰恰说明了中国和西方在发展路径上的差异（福山，2014: 472）。自由主义政治家不喜欢中西的分类，比较赞成历史终结的观点。而民族主义者和政治家往往会强调中西的差异。如果按照去政治化或者文化的视角来看，解读这个差异是有意义的。其实中西发展道路的争议点主要在于“权力有限的政府和权力相对大的政府”这个方面。英国政治传统是受限制的君主以及权力似乎不受限制的各种自然人的经济和政治活动，而中国的历史政治实践则完全不同。与西方有差异的政治实践导致了与西方相似的经济繁荣，这个事实本身是我们看待这个差异的基础。西方对中国对外援助感兴趣的背后是假设中国的发展模式也会自然反映在中国的对外援助上。因为西方的发展援助在实践层面处处都体现了其自身的政治逻辑，而中国的援助也自然会体现中国发展的政治社会逻辑。正如我们发表在IDS Bulletin上的Difference and Indifference一文所暗示的那样，中国的对外援助实际上一直是中国国内发展方式在海外的延伸（Li et al., 2013）。实际上，很多国内外的学者也都注意到了这一点，但是没有人揭示这个逻辑的内涵问题。

如果按照很多学者的假设，中国在非洲的呈现与西方在非洲的呈现有着某种本质的不同，则使用“新发展的示范”来作为书名可能产生某种误导。因为，从严格的学术意义上来说，虽然发展的词义是成长、进步、延伸、扩张（Petit Robert, 1987，转引自Gilbert Risk 2010:8），但发展研究领域中讲的发展严格意义上是指非欧洲国家和地区按照欧洲的历史经验以及由此导出的社会模式发生变化的过程，也就是我们讲的欧洲中心主义的扩张，即使出现不同的变迁方式，也不过是多元现代性。因此，如果我们把中国的援非示范中心作为“发展”的示范，就自然意味着中国在示范如何按照西方发展模式发展的经验。因为，虽然很多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现在做的很多东西与西方在20世纪50～60年代的做法相差不大（Bond and Garcia, 2015），但是在技术层面上的相近并不代表背后的政治和社会逻辑一致。上面提到的非洲国家管理援助的官员对中西援助的不同体会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种差异。中国的发展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新发展”的实践，中国的现代性似乎不同于西方以思想启蒙为基础的表征。关于这一点，虽不能说是共识，但也有很强的经验支持。所以，中国援非农业示范中心不应该仅仅是在示范农业技术，它们还在示范一种非规范的变迁经验。这一点在本书的具体章节中可以明显地反映出来。在研究中，我们感觉到示范中心呈现了一个新的主客体关系以及构建这个关系的方式。在示范中心，我们感觉到中国的专家与当地农民、当地政府官员以及中国国内机构的互动与西方的援助专家在非洲建立的社会关系的互动方式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所以，我们把这本书定名为“新发展的示范”。

发展研究在学术上一直存在经典发展研究和批判发展研究的争议（李小云等，2014）。前者强调工业资本主义主导的文化模式由西方逐渐传播到世界各地的过程；这种文化模式宣扬人类理性的力量，倡导以自然科学为工具来认识和改造世界；它同时主张在发展中国家建立一套与工业化相适应的政治经济体系（普雷斯顿，2011: 14）。西方之所以发展出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经济，是因为它发育出了一个由强大的国家、法治和问责制为一体的现代政治制度（福山，2014: 472）。西方发展援助的核心就是在发展中国家实践并建立这套政治经济体系，而新自由主义和新制度主义结合的发展援助的理论框架则是这一理论在当代的具体体现。这一理论框架强调全球的贫困和暴力是糟糕的政治治理体制所致，而要想改变这一状况并为穷人提供服务则依赖于一个强大的制度（Craig and Porter, 2006: 4-5）。从工业资本主义出现到现在，全球经历了工业资本主义文化在欧洲内部的自我深化和对外扩张的初期阶段，以及这种文化模式逐步侵入非欧洲社会并且大规模地改变了非欧洲当地文化的全球性扩张阶段。似乎在今天全球化的条件下，很难说世界的哪个角落没有受到工业资本主义的冲击。工业资本主义已经演化成全球资本主义，并形成了通过国际发展援助进一步强化这种文化扩张的局面。随着不同文化之间的频繁交流，特别是在今天高度发达的交通和通信条件下，物质和文化生活方式相互影响的程度越来越高，从表面上看，工业化的文化形态充斥世界各地。但是我们应该看到，问题可能不在于是不是存在工业化文化的扩张这个事实，而在于如何看待非欧洲国家在工业化文化冲击下的各种反应，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的遭遇”。首先，工业资本主义在宗教的配合下，侵入世界各地，改变了这些地区的本土文化，比如在非洲。由于西方社会科学对社会的认识是由低级向高级的进化，而且这个进化过程是不可逆转的，从农业封建主义向工业资本主义的变化也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经典发展理论的历史逻辑，这个历史逻辑为西方的殖民主义做了很好的辩护。因为在19世纪，西方认为殖民主义是在帮助野蛮社会进入文明社会，而且这一逻辑进一步维护了被称为“现代殖民主义”的西方发展援助的合法性。其次，与在非洲不同的是，工业资本主义及其文化形态在世界其他地区则遭遇了不同的命运。中国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中国既没有像非洲那样被完全殖民（工业资本主义的文化没有完全改变中国的本土文化），也没能完全避免工业资本主义的冲击。因此，有关中国所经历变化的学术思想出现了两个维度的分野。一是从植根于欧洲中心主义的进化论观点来看，当把资本主义视为接近历史发展顶点的时候，中国很自然地被放在了历史发展的近底部位置。因此，中国经济取得发展的唯一希望就是告别过去，向西方学习。这一见解植根于进化浪漫主义黑格尔派的思想以及实证主义的传统之中（卜正民、格力高利·布鲁，2005: 5）。这里隐含着一个思想，由于中国本土文化没有被西方彻底改变，西方社会科学界将西方工业资本主义与中国假设为两个对立的不同的文化主体。如果中国能在西方工业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发生转型，就可以充分地说明西方发展道路的普适性。相反，如果中国不能在工业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取得成功，中国处于相对西方落后的状态则会再次显示西方文明的绝对性。第二个维度的分野则基于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文明整体。中国持续不断的变迁虽然受到西方工业资本主义的文化冲击，但其文化模式一直沿循自身的逻辑。欧洲中心主义的社会理论将世界视为一个垂直的文明演进的过程，而反对进化论的观点认为，世界文明具有多样性，虽然存在相互影响，但不同文明之间是平行的。工业资本主义以及全球资本主义的确影响了西方文明过程，但非西方文明存在自身的理性。这个维度意味着中国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和独立性。中国在海外的呈现为我们提供了除国内以外另一个研究中国变迁的场域。

我们开展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和投资以及中国与全球治理这三方面研究，是想通过中国在海外的彰显认识中国社会变迁的特征。这里有个经验性的预设：一个主导性的文化模式实践应该一致性地呈现在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我们发现日本和韩国，特别是日本这样一个全盘西化的国家，不仅经历了与欧洲类似的工业化在其内部的深化，也延续了西方通过殖民主义侵略和通过工业产品对外扩张的过程。日本虽然也创造了东亚经验，但没有发展出在本质上有别于西方的发展模式。这一点不仅反映在日本国内的政治实践中，也反映在日本的对外援助上。日本的对外援助很西方化，但在社会文化方面却很复杂。最近，日本提出设立1000亿美元的亚洲基础建设基金，其背后是争取在国际事务上的“主导性”，但是这个主导性还不主要是钱的问题。韩国的情况也与此相似。日本和韩国的援助项目和西方一样，都强调性别与发展、参与式发展等。即便如此，日本和韩国的对外援助与中国的对外援助也有许多共同的特点，如都强调不干预内政，强调经济合作，利他的成分少一点。日本和韩国的学者把这种趋同称为东亚发展合作模式（Yasutami Shimomura and Wang Ping, 2015）。很多西方学者觉得日本和中国的对外援助没有西方的时间长，西方也走过和日本与中国一样的阶段（Yasutami Shimomura and Wang Ping, 2015），但他们还是忽略了一些本质性的差异。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的一位资深官员曾经讲：日本很希望中国能参加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日本的对外援助和西方不同。在这个组织中，日本很孤单，和其他成员没有共同语言。韩国加入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以后的处境也与日本相同。“社会文化价值”“政治文化价值”的不一致是日本在和平时期难以主导世界的主要原因。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中国内部的变迁与欧洲在大的方面有很多共同点，如工业化、城市化、农民向工业和城市流动等，但是，这种变迁明显地呈现了中国的特异性和独立性。在对外援助上，中国与西方也有很多共同点，但是，中国“不干预内政”的方式不同于西方通过发展援助在发展中国家建立符合工业资本主义的制度的做法。就像周恩来总理说的那样，我们的对外援助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传统（王铭铭，2010；张海冰，2013）。基于这些问题，我们希望通过中国的对外援助实践来看中国变迁的意义，看看这种变迁在内部深化和外部彰显上是不是一致。很显然，仅仅从话语层面来比较是很难回答这一问题的，只有通过比较系统的实地研究才能得到答案。西方现代化的过程，无论是内部转型还是外部扩张都遵循了自由主义的逻辑，而中国的内部变化和外部呈现并不完全是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逻辑。所以，我们认为，如果一个相对独立的文明形态（显然中国的文明虽受到冲击，但至今没有中断）呈现出工业化和资本化的特点，但是自身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又没有完全转变为西方工业化的制度，我们将如何认识这样的社会转型呢？我们能不能把这样的转型作为另一种“新发展”的依据呢？西方社会科学界把不同文化形态的现代化现象归纳为所谓的选择现代性（齐格蒙特·鲍曼，2002），就像世界银行等把中国的转型看成市场改革的结果。但是，中国的这个转型变迁究竟说明了什么？是不是一个发展另类型案例呢？对外援助这个维度的研究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这个问题的新领域。

以上是我们在研究中国对外援助过程中的基本思考。我们认为，要想认识中国社会变迁的本质，仅仅通过研究中国社会内部发生的变化是不够的。在快速发展和转型的过程中，中国的存在已经远远越过自己的边界，延伸到世界各地。全球化条件下中国与世界的遭遇，与工业资本主义初级阶段中国与西方的遭遇呈现了完全不同的情况。而且，中国与非洲的遭遇，也和西方与非洲的遭遇不同；更重要的是，今天中国与非洲的遭遇与20世纪非洲国家独立后中国与非洲的遭遇也不同。首先，今天的多中心全球结构不同于以往的二元或单极世界。发展与欠发展之间的权力关系远比之前的全球关系复杂。单一的中心—边缘关系已不复存在。后殖民知识体系中“第三世界”的概念已经不再令人信服（Chatterjee, 2011: 208 -234）。曾经作为边缘的中国和印度等正在成长为新兴国家，正在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形成某种程度的新的中心—边缘关系。其次，新兴国家和发达国家在资本和技术方面仍然存在依附关系。新兴国家在传统的不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呈现出中心和边缘的双重身份。最后，与传统历史经济格局不同的是，资本和技术的流向不再是单向的，新兴国家在发达国家的投资日益增长。中国在美国37个州的投资从2008年的10亿美元增长到2010年的50亿美元（Rosen and Hanemann, 2012）。很显然，依照传统发展研究的西方—非西方的结构主义理论无法准确把握中国与非洲新遭遇的时代意义。中国作为发展援助提供者的成长，挑战了基于殖民主义中心—边缘历史框架下的西方后殖民主义发展理论（Tan-Millin et al., 2012）。这些都为我们研究中国的对外援助提供了巨大的激励。

国外关于中国对外援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两个方面。总体上的观点认为：中国初期的对外援助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输出特点，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对外援助逐渐转向实用主义，并服务于自身经济建设的需要。有限的基于实地的研究，也多从国际政治经济的视角回应中国是否属于“新殖民主义”的政治叙事，如Bräutigam的研究。Buckley（2013）的研究则是极少的发展人类学角度的实地研究。她主要关注中国援外人员的生活叙事以及中国的农业治理在非洲的遭遇。但是，很少见到国外针对中国对外援助系统的实地研究报道。从2013年起，我们在T国、E国、Z国、M国等国展开了对中国援非农业示范中心和援非农业专家的实地研究。我们避免以“效果评估者”的身份，也避免以短期访谈式的研究方式进入这些农业示范中心。我们和他们一起生活，观察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和他们交流，一起体验在非洲如何展开工作，甚至为他们进行培训，帮他们出主意。至少我们希望在那段时间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因为我们是农业大学的老师，也就很自然地和他们打成了一片。我们在这个过程中积累了一些民族志的素材，觉得参考人类学与发展的视角来消化我们的实地资料是比较合适的。

人类学兴起于西方的殖民时代。欧洲资本主义体系从萌发到现在的400多年中，经历了横向的拓展和纵向的强化两个维度的变化。西方资本主义的横向拓展依赖于一大批个人和团体充当媒介，包括商人、士兵、传教士和移民，他们成为资本主义的代理人（普雷斯顿，2011:132）。这些人按照自己的期望和观念在非西方世界从事各种活动，形成了对非西方世界的一整套认识和看法。这样的认识和看法逐渐制度化、惯例化，乃至学科化。人类学则是这个过程学科化的主要力量。人类学对发展研究的贡献主要可以归纳为“人类学与发展”的框架。在这个框架中，有两个维度的视角。一是解构主义的批判视角，典型的代表是Escobar（1995）的福柯主义的解构主义思想，以及将发展知识二元化为“世界性的知识和地方性的乡土知识”框架下对发展的批判（Hobart, 1993）。解构主义运用马克思结构主义的思想，并采用后现代的分析框架，将发展视为资本主义的霸权延伸，是西方通过知识和话语等维护其霸权的过程。与这个二元性的批判发展框架不同的是，Long（2001）、Bierschenk（2002）和Mosse（2005）等一批欧洲的人类学家采用了一个设法避免政治经济学和结构主义的视角，同时也设法避免发展研究中经常采用的外部—内部、世界—地方等二元型的分析框架。他们受到曼彻斯特人类学派的影响，将互动主义思想和行动者的概念带到发展的研究中。他们运用行动者、知识、界面、代理和代理人、翻译等概念，从微观上研究西方发展知识的形成和传播、发展项目的运行和过程等发展的微观问题，力图以此呈现援助机构和援外专家在海外的微观实践，以及这些机构和专家的日常生活画面，从而在这些日常生活的实践中获得发展援助运行的真实逻辑。这一视角下的研究非常杂乱。首先，发展项目涉及多元文化的问题，不同国家的人在同一个场域相互遭遇；其次，即使属于同一文化，也有不同的行动者在同一场域碰触；再者，即使都是地方专家，他们的知识也不同，不同的知识会在同一场域产生交互。关注发展的人类学家把发展项目、发展机构和专家作为研究对象，把政策、知识、管理和技术等作为研究内容，特别是将政策制定者、代理人和目标群体作为一个系统。我们同时也注意到参考这个框架的一些问题。首先，曼彻斯特互动主义人类学的传统是英国特殊的个体主义的框架，这个框架的背景是高度自由的自然人的能动性和结构的关系。Long（2001）将社会的建构看成不同个体之间互动的产物，认为个体的能动性可以冲击所谓的结构。Bierschenk将Latour的翻译概念用于互动主义的框架中，发展出所谓的“发展代理人”理论（Bierschenk, 2000，转引自Lewis and Mosse）。他们认为“人和机构”的基础是自然人的能动性和韦伯主义的技术官僚结构，把发展机构视为去政治化的技术机构，假定它们都有独立的利益和追求以及相应的结构文化，由此构成了与政治机制和地方机制的互动联系。而机构中的发展专家作为个人，在个人能动性的激励下，按照自己的利益和经验翻译政策，继而最终改变政策，同时形塑了机构的文化。参考这个框架来观察中国援非农业示范中心，虽然我们可以超越现实主义的框架，更多地观察“人和机构”的互动关系，观察国家和机构、政治和技术以及不同行动者之间的交融，但是我们也意识到中国与英国不同的特殊社会政治特点。中国的援外人员和结构不是独立于政治的自然人和独立的机构，而是镶嵌在中国政府和社会中的人和机构。其行为激励是复杂和综合的，构成了特有的界面和互动。这些在本书中将有清楚的呈现。

第一章是有关中国援助非洲农业的历史叙事。这个叙事展示了中国的发展方式如何以平行流动的形式与非洲产生互动。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中国迫切希望逐步推行农业合作化和规模化，通过改造传统农业快速实现工业化，其中建设国有农场成为在农区之外发展农业的重要措施。因此，60～70年代，农业合作化和国有农场建设成为中国对非农业援助的主要形式。70年代末期，农业生产高度合作化和集体化的制度障碍导致中国农业发展陷入困境，旨在调动个体积极性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为中国农业发展道路的新选择。1985年，中国选派农业专家帮助改造之前在布基纳法索援建的三个水稻垦区。参照中国国内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做法，农田的所有权归国家，经营权则分给农民，采取“分田到户、个体经营、收获归己”的经营方式，将农民的收益和农田的经营管理结合起来。进入20世纪90年代，市场逐渐取代政府，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中国一方面进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实行政企分开；另一方面通过独资、合资和合作经营三种途径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尤其是外商投资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包括中国国内企业的合资经营改革及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体系的市场化改革，被自然而然地运用到中国对非洲的农业援助项目中。进入21世纪以后，“科技兴农”成为中国对非农业援助的主要形式，以援非农业示范中心和技术培训为主导的模式开始成为中国对非农业援助的主要方式。

第二章抽离出支撑中国农业发展的核心要素，即科技理性，并依次剖析科技理性的三个特质，即以现代科技为手段，将生产力的提高置于首要位置，注重国家的引领作用，并在市场化改革的背景下注重吸收商业化的手段，以提高发展的可持续性。之后，认为科技理性在过去50多年的时间里逐步渗入中国对非农业援助的过程中，直接反映了中国人对非洲农业发展陷阱和发展机遇的认知。农业技术示范中心的出现本身就是科技理性从中国向非洲漫游的升级版，是在原有实践基础之上进行创新和务实考量的综合产物。第二章一方面系统回顾了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出现的宏观背景，另一方面又细致入微地刻画了示范中心在T国和E国这两个案例国微观层次日常实践中的知识遭遇，分析了中非双方微观主体在示范中心日常运行中对“农业和科技”“示范和推广”“援助和发展”三组概念的不同认知，以及这些差异性认知对中国援外实践的塑造。通过这两个层面的阐述，揭示了新时期中非农业合作中备受关注的创新形式（即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内在联系的几个面向：第一，宏观援助政策设计和微观实践之间的断裂；第二，知识和政治之间的相互作用；第三，示范中心在提供替代性发展援助方式方面的可能性。以示范中心为代表的中国援外实践与现有的以西方为主体的国际发展实践之间存在价值与形式上的诸多差异。这些差异凸显的是宏观上中国对外援助“不干预”原则的微观显现，即在日常互动中，中方对他者不建构地进行“发展经验的平行示范”。这些平行示范理念的背后是公共学习空间的开放，以及伴随而来的多种可能的多方发展合作形态。这种新型场域的生成，预示着一种有别于传统国际发展知识架构的新型发展知识生产历程的开始。

第三章展示了中国发展经验如何通过平行流动的方式进入非洲的地方性体系中。西方援助携带着西方的文化，以直接作为附加条件的形式，或援助项目实施中的原则，或发展知识等方式强势进入受援国。西方援助可以视为西方文化扩张的重要途径之一。例如第三章提到的与中国农业援助项目同在一个非洲小村庄实施的美国农业援助项目便将文化要素直接强加给受援助农户。美国项目规定，在所有村民中选出一定数量的受援助农户，选择过程要遵循男女人数相等的性别要求和全员投票选举的民主要求。这种文化扩张方式直达受援国一方，迫使其接受。

与西方援助不同，在中国援助中，文化的影响呈现为非强制性的经验嵌入的形态。中国援助中的经验嵌入是嵌入在中国一方的制度和知识之上，对受援国一方并没有强制要求。当然，在实践中，在中国专家与受援国人员的互动中，源自不同文化和客观环境的经验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碰撞和交融。中国援助实践是中国发展经验跨国再生产和地方化的过程，中国与受援国的能动主体根据自身政治、经济等利益诉求，在实践互动中共同形塑着中国发展经验的再生产和地方化过程。中国发展经验在进入受援国地方的过程中，不可能保持原有的完整文化形态。中国发展经验不断接受地方文化和知识的修改，最终以改造后的变体形态存在于受援国地方。中国援建的农业技术项目是一个援助场域，它是历史条件的产物、文化的载体和实践的空间。在这个援助场域中，历史条件、文化和实践得以聚合。援助项目的实施是一个动态过程，众多来自中国及受援国的行动者（机构）在这个援助场域内运作各种经济、文化、社会、象征资本，使用各种策略进行互动，为自身谋求利益。

第四章主要展示了中国援非农业示范中心的微观运行模式。作为任何机构边界的“清晰”与“模糊”特点，完美地呈现在中国援非农业示范中心的运行中。国际上经常采用“行动者”（actor）和“代理人”（broker）框架，来讨论国际发展援助机构的行为和功能。在行动者分析框架中，强调行动者如何利用“能动性”（agency）来促成不同社会生活、知识和权力不同“界面”（interface）之间的协商（negotia tion），强调不同行动者在微观层面的互动。代理人分析框架则更加突出分析发展干预机构是如何通过“代理”（brokerage）和“翻译”（translation）将援助资金提供者和受益者连接起来。这一框架的基础是各个行动者边界的清晰。在中国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框架下形成的中国商务部、受援国相关政府部门和中国国内公司三方主体共同介入的管理结构，实际上让示范中心本身突破了行动者和代理人独立的身份，造成了身份和功能边界的模糊，即示范中心既是援助者又是受助者，既是公共服务部门又是企业。从示范中心的运行来看，三方主体的介入管理虽然使示范中心经常面临“选择”的困难，但是三方主体的角力使示范中心的行动难以偏离各方的利益诉求，示范中心所开展的所有行动几乎都是围绕三方主体的目标进行的。示范中心这种模糊的边界特点是中国政府、受援国政府和承建公司在维护各自核心利益目标时谨慎协调和博弈的产物，是社会互动构建的战略性安排。这与身份和功能边界清晰语境下国际发展援助中出现的偏离、妥协与代理等功能有很大的差异。我们把这些特点也视为新发展主义的特征。

第五章涉及两种文化遭遇后的合作逻辑问题，从机构、制度层面分析示范中心的实施过程，以发掘中非农业合作的本质特征。一些研究者已经分析了中非农业合作在具体运行中的真实情况，不是仅考虑具体项目或政策运行是否成功，而是更关注其实施过程。中国援助的特征更倾向于避免某些标准的解决方案，而且常常需要回应合作国的具体要求，展示自己的发展经验，而不是建设体系化的政治或经济模式（Nordtveit,2009）。中非农业合作的过程，并不必然遵循OECD-DAC对发展中国家发展援助的规范（Li et al.,2014）。示范中心的运行所遵循的制度和机构规范，正如涂尔干（Durkheim, 1901/1950）所提到的，是由知识、信仰和“集体情感和集体观念”系统所构成。这些系统是人类互动的共同产物，但又被个人以客观和“强制”的方式所形塑。第五章的案例揭示了在非洲的农业技术示范中心运行过程中，所转移的中国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和制度规范，以及通过中国式适应而形成的异域创新。

第六章涉及援助运行的激励。在援助项目的实践过程中，中国为激励运营单位，将援助款项交给运营机构（企业或科研院所），由运营机构来确定项目款项的用途，选择项目具体实施人员等。这就为项目的实施机构和个人提供了发挥能动性的空间。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国家、运营单位和个人三方在经济利益上表现出博弈。博弈的结果是国家意志在项目的外形和展示示范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运营单位的性质决定了项目的日常运行模式，运营者为企业的项目，其运营目标自然是最大限度地减少运营成本，增加项目收入，鼓励项目执行人员利用援助项目进行创收，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在国家使命与经济利益双重激励模式下运营的示范中心，与受援国建立了互相依赖、互利共赢的微观关系。双方工作人员之间虽存在冲突和不信任，但这些都会在互利共赢的关系下通过中方妥协和让步的形式得到化解，使示范中心的示范交流功能得以持续。示范的效果激励着非洲人开始反思自身的发展问题。对可持续发展的探索也鼓励着示范中心承担起引导中国企业走进非洲农业领域进行投资，并承担规模化技术培训和示范的国家使命。由此鼓励非洲政府和人民探索和学习中国农业发展的经验，探索本国农业发展道路。

第七章则聚焦中国的援助者。西方国家的援助专家会接受专门的全球化的使命教育，带有西方文化“进步”思想，到非洲有类似于传教士的意义，而中国专家没有这种心态。他们带着担忧、期待和兴奋进入非洲大陆，对非洲的了解也仅在出发前才开始。他们没有西方专家的那种优越感，甚至还有一种“同乡”的感觉，看到的更多是中国和非洲国家之间在文化上的相似性。这塑造了中国援非农技专家在实践中的行动、角色和身份。中国农技专家不像西方独立的为挣工资而来的发展专家，也不同于传递文化的西方传统的传教士。他们作为普通的个体、社会行动者，既有个人的经济动机，又承载着国家的政治使命、承载着中国梦。他们每个人都是国家的一部分，都是中非国家之间的绿色使者。当他们的能动性与国家的使命产生冲突时，个人利益仍然服从于国家的使命。不过，由于示范中心客观上存在援助与商业功能的模糊性，示范中心的农技专家的身份特征也相对模糊。

本书把中国援非农业示范中心视为一个交织着中国、非洲和西方文化的“援助田野”（Aid Land），同时把这个“田野”假设为一个在中国政府、非洲政府、援助执行机构和个人各种利益目标约束下的，具有相对独立利益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政治战略、知识、技术等得以传播、交流，从而再生产出特别的政治和社会文化符号和话语。本书通过对这些符号和话语的分析，来理解“新发展”范式如何从中国流动到非洲，以此建构一个新的有关主客体关系的叙事。这一叙事不是地缘政治的呐喊，而是基于田野的微观呈现以及我们对新的全球化思潮模糊的学术理解。这一理解还远远达不到解释的目的，我们还不能在“天理”和“心智”、“理性”与“非理性”之间建构一个学术的合法性基础，但我们希望开启这个看似野心勃勃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