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科技兴农：农业科技理性的域外漫游

徐秀丽 李小云

我的想法是，要用我国农业经验和技术，帮助非洲国家把粮食生产搞上去，彻底解决非洲老百姓的吃饭问题。中国为什么富了，为什么能够取得今天这样的巨大成就？就是因为我们的改革开放首先从农业开始，解决13亿人的吃饭问题。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了，才能放手发展其他方面。我认为，非洲的发展也应该走这条路。

——魏建国，2011: 230

自21世纪以来，尤其是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和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国内外对中国在海外，尤其是在非洲、东南亚和拉美的各种经济、援助活动的关注急剧升温，有关中国对外援助的探讨在此过程中也日益发展成为当前国际发展议题的热点之一。不同于20世纪80～90年代关于中国对外援助动机和战略的研究，新阶段的研究关注点较为综合，学科视角也更为多元，除了援助的动机和战略外，援助的历史（Hairong and Sautman, 2010；齐顾波、罗江月，2011；蒋华杰，2014；唐晓阳，2013）、理念、方式、规模、管理、主体、规则、话语和影响（Kragelund, 2008; Bräutigam and Tang,2009; Bräutigam, 2011;Scoones, et al.,2013; Buckley, 2013; a, 2013b; Li et al., 2014）等都成为热议的话题。这些探讨与国际上不时兴起的诸如“新殖民主义”“新帝国主义”“土地掠夺”“资源攫取”“新兴经济体”以及“中国模式”等关键词纠缠在一起，形成一个独特的21世纪“中国现象”。在这些研究中，他们都将中国援助与现行国际发展体系进行了对比，比如理念、领域、方式、准则与管理等。正如布罗蒂加姆（Bräutigam, 2010）所说，要将中国的对外援助和现行的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发展体系进行对比，无异于将苹果和橘子进行对比，陷入一场南辕北辙的较量之中。在这些关注“具有中国特色的援助”（Bräutigam, 2011）或者说“中国例外”（Alden and Large,2011）的研究中，最为核心的一个问题实际上是在追问：崛起或者说复兴中的中国将给全球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带来什么样的贡献或影响？具体到国际发展领域，中国究竟是现行国际发展规则的接受者还是制定者？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是否会一起引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以重塑现行的国际发展体系？中国对“发展”独具一格的理解和实践是否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一条可替代的发展道路？

上述问题与中西方学术界对现代性和全球化的反思紧密相连，关系到人类社会自17世纪迈入的现代社会和运行模式是否会就此发生变化。中国及其他一系列新兴经济体的发展路径及其对外援助是源于西方现代性的一种延续，还是一次改变？中国及新兴经济体能否孕育出一种新型的全球化？这些都是本章思考的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