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理标本”与舆论场——写作《140万双袜子的命运》的感想
余兰生
报纸每天都在做报道，有时为了引人注目，把标题字做大并加围，甚至配发评论，进行连续报道。结果呢？有些报道千呼万唤无人应，不能形成舆论场，对社会没有什么影响。
与此相反的是，一些报道，有时看似不经意，但报道一出来，就形成一个强大的舆论场，在社会上，甚至在政府部门引起巨大反响。
两者差别为什么这么大？新闻与舆论场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笔者的调查性报道《140万双袜子的命运》新近被评为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回过头来看，一篇新闻作品究竟能不能形成社会舆论的中心，推动社会进步，最终要看你的新闻作品属不属于这个社会，是不是在受众的注视范围内，对于问题性报道则要看是不是把受众关注的社会“病理标本”找到了。
抓住“病理标本”，形成舆论中心，这是笔者正在探讨的新课题。
一 “袜子”报道成功的启示：找到了“病理标本”
在做《140万双袜子的命运》的报道前，有关国有企业改革的报道可谓成千上万，这些报道中也有许多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它们从不同的侧面对国有企业的弊端进行了报道。有的是从振兴国企做正面报道，有的是从国企管理问题入手进行分析，找出国企病，给国企一条出路。那么我的报道怎样才能有所突破，而不是重复这些内容呢？
与同事们在一起探讨时，对于这种情况，一种意见认为，这一类的题材写滥了，再没有什么写头；另一种意见认为，这类问题还没有破题。
国企病尽人皆知，尤其在经济理论界，不仅知道病因，在我们的经济理论刊物上，经济学家们甚至开出了种种药方，有国产的，也有借鉴俄罗斯或美国的，但是这些药方没有人用，甚至连国有企业的积压物资如何处理都没有解决。如何破题，这的确是摆在新闻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难题。就在1997年6月，老通讯员刘麟祥来电：武汉袜厂袜子积压不卖。他认为这是中国国有企业搞不好的一大怪事。与刘麟祥一起采访后，写成《140万双袜子到底该不该卖？》的通讯。
这篇通讯马上被潘堂林副总编辑和部主任徐占锋否决。潘总认为，国企病的“病理切片”是找到了，如果你医术不高明，就会看出小病而误了大病，明明是这个病你说是那个病，看不出病来，就千万不要误诊，要看“专家门诊”，找出病根。他要求把“袜子”这个“病理切片”送给经济学家看“专家门诊”，此后报社再开“飞行集会”会诊。
武汉大学伍新木、李光教授，中南财大喻景中副教授，开出诊断书：“袜子”是经济界长期讨论过的那种国企病，他们一直期望新闻界在这方面有所突破，尤其在江泽民同志“5·29”讲话后、中共十五大召开前这样一个国企改革的非常时刻。
在深层次的分析与观察后，“袜子”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病理标本”的形象越来越突出：老百姓过日子都知道把烂苹果的烂处削掉后先吃，以免越烂越多，最后完全不能吃，而武汉袜厂却违背这一常理，把积压的袜子放在仓库里十年不卖，国企的病根直指体制问题，因为卖得越多，国有企业体制下的考核认为账上亏损就越多，不卖反而不亏。长期以来，在国企行为上，人们不实事求是。在国企报道上，我们现在能不能解放思想，从现象到本质都讲真话呢。
一直关注这个报道的总编辑熊伟作了深刻的分析：这个“病理标本”选得好，它直接指向国有企业改革的体制问题、所有制问题。如何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已到了非正视国企病不可的时候了。江泽民同志“5·29”讲话吹响了新一轮解放思想的号角，在举国上下关注的情况下，在十五大即将召开的前夕，我们适时端出“袜子”这个国企“病理标本”进行报道，应该说是很及时的。
稿件见报一周后，全国新闻界作出强烈反响，一个全国性的舆论场形成：在知识界有巨大影响的《南方周末》转载本报道后，用“编者按”的形式惊呼“袜子”是国企病的“病理标本”；权威的《经济日报》更是发评论直言，称《长江日报》的报道提出了国企下一步改革的深层次课题；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焦点访谈”等三个摄制组飞赴武汉采访“袜子”。
十五大召开后，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是，进行了所有制的改革，提倡国有资产的多种实现形式，这将大大推进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提倡“混合经济”，是所有制的重大突破，将从根本上让国有企业真正以“企业的身份”进入市场。
“袜子”这个“病理标本”所提出的问题在十五大上有了一个巨大的回音。
二 “病理标本”是形成舆论场的发动机
小小“病理标本”为何能形成如此大的舆论场？
从客观上看，“病理标本”是深刻反映疾病本质的一种原始形态，直接表现了某种疾病的病状、病理、病因。这些“病理标本”都藏于矛盾之中，它越过表层，直接反映事物本质，它不仅是表象上的真实，更是本质上的真实。“病理标本”虽小，但它是以整个社会为背景的，所以具有典型性，揭示问题深刻有力。
从主观上来讲，具有代表性的“病理标本”是现实生活中公众的关注点。生活在社会中的读者，虽然有时痛切地感到某一事物不正常，但究竟患了什么“病”，说不清。“病理标本”就是要回答公众关注的问题，让得过或是见过这种“病”的人，一看就知。所以它能深入读者的心灵深处，很容易吸引大部分读者的注意，通过对“病理标本”的剖析，就能加深人们的认识，统一人们的看法，从而形成一种强大的舆论场。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经常关注社会舆论，进行深入研究，找到“病理标本”，这是记者写作问题性报道的重要方法。
新闻实践告诉我们，矛盾处处有，但找准有代表性的“病理标本”并非易事。寻找“病理标本”的过程，其实就是发现新闻的艰难历程，它直接考验记者的思想水平及对社会的观察能力与分析能力。
（本文发表于《新闻知识》1999年第2期）
附：原文
武汉袜厂仓库里积存着两火车皮袜子。它们中，最长的沉睡了10年。面对众多商家的订单，工厂长年不肯“吐货”。商家开价越来越低，袜子在一天天贬值。请看——
140万双袜子的命运
家有一筐苹果，会过日子的人往住会把现出一点烂眼的择出来，把烂眼削尽后吃掉，以免烂眼扩大，丢得更多。俗话叫做“救一点算一点”。
发生在武汉袜厂的故事，却违背了这个“过日子”的常理。
武汉袜厂是50年代建起的国有企业，曾是中南地区最大的袜厂。这家工厂今年6月份由市纺织局下放到汉阳区管理，交接过程中出现一道难题：堆在仓库里的140万双袜子究竟算多少钱？
上个星期，记者在武汉袜厂仓库里看到，800平方米的大仓库里，一万箱袜子堆积如山，上面布满灰尘。据今年6月“产成品入库月报表”记载，这批积存袜子中，1991年以前的占60%, 1991年到1993年的占30%, 1993年以后的占10%。
报表上的货号04-004，反映的是1986年生产的一批麻料袜子，现存3300双，在仓库里一睡十年。仓库保管员对记者说，这种袜子压在底下，现在变成什么样都无法知道，可以肯定地说，已卖不了“原来的那个价了”。
所谓“原来的那个价”，指的是“产成品”资金账户上记的那个价。它是当初生产这些袜子时按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制造费用等计算出来的成本价。这些袜子按其入库时的价格，总价值238万元。这个数进入企业的“产成品”资金账户，曾作为各年的生产业绩。
仓库里的袜子是从1987年开始积压的，起初只有几十万双，到1992年达到100多万双，企业经营陷入困境。这期间厂长换了两任。有商家找上门来，要求买“处理的袜子”，厂决策层犯难：企业虽有处理积压品的权力，但把这批袜子按市场价处理掉，上级考核企业法人代表经营业绩的重要指标——利润就会大受影响，降多少就表现为当年企业经营亏多少。如果降价20%销售，账面上的238万元产成品实现的销售仅为190.4万，硬亏47.6万元。不降价，销不动。东西在，账面上238万元“产成品”资金账户，年年照算。
140万双袜子继续在仓库里沉睡。1995年，这批“袜子”转到现任厂长的手中。这任厂长也“头疼”：去年初，厂里处理了一笔童袜，救活了几万元死钱，账面上却“亏损9万元”。还是按老皇历办好：“新官不理旧账”。
此后，不断有客商来到袜厂。但商家的要价越来越低，工厂也感到越卖越亏。常常是到仓库来看的多，买卖做成的少。去年10月，吉林一位客商到厂里，要把这140万双袜子全部吃进，商家开价0.5元一双。账面上的238万元，连100万元也不值了。工厂担心与“原来的那个价”差得太大，生意最终没做成。
目前厂里已亏损400多万元。140万双袜子仍“安睡”在仓库里。作为日用消耗品，越存越贬值。放长了，尼龙袜容易缩水，弹力袜鲜艳度变差，棉纱袜白的发黄。去年10月，技术监督部门找上门来，反映袜厂一批袜子出现色差。一查，发现是产品积存时间太长所致。
仓库里袜子一天天贬值，但袜子的仓储维护费却在增加，单银行利息一年要付十几万元；仓库如果租出去，一个平方米最少5元钱，一年也是5万元。如今的仓库，少有人去。为了对付老鼠，厂里春夏秋冬四季更换鼠药。据介绍，老鼠经常把纸箱咬破，工人还得把咬破的纸箱换掉。这些年来，这堆袜子曾被转移过4次，每次用工不下300人，要拖80多卡车，费时个把星期。
这140万双袜子啊！
（原载《长江日报》1997年7月30日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