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东正教与俄罗斯社会”是一个很大的题目，笔者做这个题目是既有“缘分”亦是“心仪”已久的，因为我与俄罗斯从“神交”到直接打交道已有30多年的时间了。笔者在大学学的是俄语，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后开始接触的是马克思列宁的宗教理论，接触到苏联宗教政策和无神论思想，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那时东正教在苏联并没多大的影响和作用，在中国更是几乎绝迹。令笔者对俄罗斯及东正教有深刻体验的是真正踏上了苏联—俄罗斯土地，对苏联以及后来的俄罗斯的三次访问，颠覆了笔者过去许多教条和陈旧的观念，也促使笔者此后一直关注与俄罗斯民族和历史息息相关的东正教。

笔者有幸在三个关键的历史时段赴俄，亲眼见证了从苏联到俄罗斯的社会变革。第一次去苏联是1989~1990年，笔者在莫斯科历史档案学院进修，与俄罗斯同学同吃同住整整生活了14个月。当时正值苏联社会动荡，戈尔巴乔夫实行经济改革艰难之际，“公开性”“民主化”如火如荼，健谈的俄罗斯人高谈阔论：为什么需要市场经济、如何融入欧洲、如何建设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而笔者课余更多的是与同学喝茶闲谈，周末跟着室友去教堂，问她们信教吗，她们说只是喜欢教堂音乐。间或我们也去转转商场，商品奇缺，却能在商场门外的黑市上高价买到《圣经》。这些交往无形中让笔者对俄罗斯人和苏联社会有了非常感性的认识。自然，拜访科学无神论研究所是在计划之内的。该研究所虽在社会科学院名下，却归苏共中央直属，地位很高，办公楼似宾馆一样高档，其研究工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服务。笔者在那里收集资料，出乎意料的是，图书馆里不光有大量20世纪60~70年代的研究批判文章，还有不曾见到的，比如有关宗教政党党派方面的材料。1990年回国以后，根据自己在苏联的观察和体会所写的现状的东西一度无法发表，因为当时国人无法接受、不能理解，也不允许“鸦片”复兴一类的彼邦形势来扰乱国人的视听。然而接下来彼邦的变化更加让人始料不及，苏联的改制，科学无神论研究所不再受国家财政支持，那个笔者曾经熟悉的研究所很快解散，笔者认识的研究人员都自谋出路去了。笔者也从此一度转向俄国宗教哲学思想引介与东正教研究。

1993年，笔者接待了来中国访问的基里尔大主教 (现任莫斯科和全俄罗斯大牧首) 率领的俄罗斯东正教代表团。笔者全程陪同了他们为期10天从北到南 (哈尔滨—北京—上海—南京) 的访问。这些社会精英学识渊博，对笔者领略俄罗斯民族文化有直接影响，比如古时所称“罗斯”(Русь)，后来“俄罗斯”一词是怎样出现的？大牧首言：蒙古人曾统治罗斯，他们舌头硬，在说“罗斯”时发不出第一个卷舌音 (Р)，遂每次都要先费力地从嗓子发出“哦”的声音再带出P，久而久之，就说成了“哦”“罗斯”，所以在蒙古人统治之后的15世纪末，这个国家才被称为“俄罗斯”。此类的交流令笔者难以忘怀。这次接待，主要是参与各种会见、座谈。与教会高层近距离接触，他们对俄罗斯前途的忧心和焦虑，溢于言表；交谈中，更多的是谈俄罗斯人民对教会的期望，以及俄罗斯教会要有所作为的设想。而以往我们不考虑东正教因素或从排斥它的态度说明俄罗斯国家社会文化的历史，显然不符合彼邦的国情和事实。

1999年笔者有机会再度访俄，这是俄罗斯最困难的一段时间，当时俄罗斯经济尚未恢复到1989年解体以前，人口死亡率绝对值居全球第一！那次笔者的最大感受是沉闷。但此时教会却有所发展。因为人们开始认识到全盘西化走不通，靠别人的恩赐是不行的，也不符合俄罗斯人的性格，他们不能容忍自己的国家沦入二三流的行列中去，而要复兴，就只有靠民族的凝聚力和智慧，因此他们努力去寻根，莫斯科市中心的基督救主大教堂在此国内经济最拮据、民心最低落的时候集资重建，作为俄罗斯民族灵魂的东正教重新成为俄罗斯各阶层人士的聚焦点。

时隔8年，作为俄罗斯科学院访问学者，笔者于2007年年底再一次来到莫斯科。3个月内笔者走访了科学院哲学所、民族所、情报所，也拜访了莫斯科牧首区教会人士、光顾大小教堂，尽量接触多方面的人士，以使笔者的看法中肯而客观。普京的不变式发展已使俄罗斯起死回生，总统换届大选在即，社会思想异常活跃，他们对普京政府、对教会的作用都可以自由地各抒己见。这次访问收获甚大，使笔者更多地了解了走在改革途中的俄罗斯人，这对笔者在看待俄罗斯问题时掌握分寸感是非常重要的。所有这些学习、积累和感性的接触，都为笔者研究这一课题打下了必要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