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东正教与俄罗斯民族

东正教与俄罗斯，同生共长，不可分割，是一体两面的有机关系。它的命运，经历了基辅之“确立期”、莫斯科之“自立期”和19世纪初叶尼古拉一世推行的“三信条”运动之“卓立期”。正是俄罗斯语言和东正教文化，塑造了该民族独特的精神类型。

俄罗斯哲学家别尔嘉耶夫曾说，“俄罗斯人的灵魂……是东正教的精神类型”，属于“宗教集体主义”。这里说的“类型”，不一定与显性的信仰有直接关系，而是指文化性格，比如该民族对笃信的不妥协性和对神圣或世俗权威的顺从性等。正如别氏所说：“与东正教脱离了关系的俄罗斯人，其心灵类型依然是东正教式的。”就好像我们中国人，讲亲情，重友谊，体现着儒家文化类型一样。文化“类型”是民族之“家”，各个民族在其中确认自己民族性的“密码”。有了“密码”，便获得了归属感。历史上有不少这样的现象：若干民族消亡了，或若干民族失去了自己的语言文字；但在俄罗斯民族，其语言文字、宗教信仰和大众生活，是同生共长的，就像一棵生命之树不能从中劈开，否则，文化肌体便无存了。

为了弄清这个民族的文化真面目，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历史，即基辅公国的宗教、莫斯科崛起时期的宗教和19世纪30年代的“东正教、君主制、人民性”的“三信条”之说，我们这里称之为一种运动也是可以的。

一 基辅罗斯时期

在基督教传入以前，东斯拉夫人与其他原始文化部族的信仰没有什么两样，都是多神的萨满教。在12世纪时曾有一位俄罗斯作家，旅行各地进行考察，后来他写了一本书，名字叫做《异教徒如何崇拜偶像及贡献祭祀的故事》，此书把斯拉夫民族的原始信仰依时间次序划为三类：动物图腾崇拜，天神“罗德”及女性生殖崇拜，天神“佩伦”与诸神崇拜。原始的斯拉夫人信奉恶神 (即鬼魂) 和善神 (即保护神)，前者形状似狼，是凶残的吸血鬼，后者则是仁慈的神灵。文化稍稍进步，他们又开始祭祀“罗德”, “罗德”(Род) 在俄语中跟生育 (Родить)、亲属(Родня)、人民 (Нaрод)、祖国 (Родина)、大自然 (Природа) 为同根词，它的威力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宙斯，统治着所有自然力量，他们还崇拜具有象征生殖能力的女神。基督教传入后，她与圣母重叠为一。当基督教传入时，一种新的信仰，开始在上层阶级中流行，这就是对“佩伦”即雷神 (也是战神) 的崇拜。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在接受基督教前举行拜神仪式时，置放六个木偶，其中间者为“佩伦”，他的头用银子、胡须用金子做成，其余五者分别为太阳神“霍尔斯”和“达日吉博格”、雨神和风神“斯特利博格”、灌溉神“西马尔格”、女神“莫克什”，彼时的祭祀需要宰杀大量的牲畜，并以活人为牺牲品，基督教传入后，这种愚昧的陋习被终止。

基督教在10世纪末才成为基辅公国的国教。在此之前，传教士已抵达罗斯开始传教了。据说耶稣弟子圣彼得的弟弟安德鲁，就曾经到过基辅，也到过诺夫哥罗德城。此外，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传教士也在邻近的地区活动。弗拉基米尔统一基辅公国后，继续向外扩张领土，各教的传教士也因此得以进入并发展，这其中尤以来自君士坦丁堡的东正教教士特别努力。当时，君士坦丁堡西受罗马教廷的抗拒，东遭伊斯兰教势力的挤迫，他们只能向东欧斯拉夫人居住的区域行进，东罗马皇帝麦克三世因忧虑于俄罗斯的武力侵扰，想以宗教的力量把这只野兽同化，于是在公元863年他派遣了基里尔和梅弗季兄弟二人前往东欧传教。为了让蛮族的民众了解基督教的教义和规范的祈祷仪式，他们携带去以“格里高利”斯拉夫文字翻译好的《圣经》。这种早期斯拉夫语系的通用文字，是传教的最好工具，也是东正教在俄罗斯大地上获得成功的最基本的原因。

弗拉基米尔成为基辅大公以后，东正教在俄罗斯落脚取得历史性的突破。为了巩固权力，他对内高压，对外黩武。他深知要获得军事上的胜利，必须采取远交近攻的政策。于是他派遣使臣，四处说访。这样，各地的代表也络绎不绝地来到了基辅，要求觐见大公。除了犹太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外，更重要的是君士坦丁堡的客人，正好，在100多年前即公元860年在这里盖起了东正教堂。在各教的传教士中，要数希腊人最为有经验，也准备得最为充分，他们精彩的“表演”，博得了大公的欢心。为此，大公在公元987年召开贵族会议，与会的元老们听后，建议组织一个代表团，到各国去考察。东罗马皇帝闻讯后，立刻嘱咐大主教，为他们准备一场“豪华”的礼拜仪式，并亲自陪同前往。在袅袅上升的轻烟中，在虔诚柔和的赞词中，在优美动听的圣歌中，基辅代表沉醉了。他们回来以后向大公汇报，说：“……在那里，我们竟然不知道身处天堂，还是在人间。因为在尘世，我们还没有见过如此的光耀和美丽。我们的震撼，简直无法形容。我们才知道那边的人都与上帝同住。”弗拉基米尔信以为然，遂决定与东罗马帝国联盟。但是，这一联盟首先是外交与军事上的考量，东罗马帝国亦然，后者也想寻找联盟，以对抗土耳其人的威胁。

公元988年，弗拉基米尔率大军攻克希腊的克尔松 (Kherson) 城。然后他派遣使者前往君士坦丁堡，要求东罗马皇帝巴娑二世 (BasilⅡ, 976~1025) 将自己的妹妹安娜公主嫁给他，否则，他将拥兵围困君士坦丁堡。巴娑二世回答，假如他能接受洗礼，不但可取安娜为妻，还可以与东罗马结成盟友。基辅大公非常高兴，但他又怕其中有诈，非要安娜亲自参加为他进行的洗礼，结果奇迹发生了，礼毕后，他的眼疾不治而愈。之后，他返回基辅，宣布东正教为国教，禁止人民再崇拜木偶与其他神灵。他又派指12名军士，用棍击将木偶“佩伦”的头颅击碎，然后将身体绑在马尾后，沿路拖至并丢进第聂伯河中。他复下令全城民众，必须在指定的日子里到第聂伯河受洗，不参加者将受到严惩。这种强制推行一种新的信仰是有效的，然而并非十分顺利，北部的诺夫哥罗德城的居民就违抗不听，更北部的部族城镇在11世纪时，仍拥护异教的首领，而伏尔加河流域的人民，至12世纪时也未完全接受新的信仰。基辅虽然是基督教 (东派，即东正教) 的国家了，但传统的迷信和信仰，仍在民间普遍地流行着。纵然如此，东正教对于凝聚俄罗斯文化的统一性，确实有其重要的贡献。它将政治、军事及宗教融合为一。传播福音及礼拜仪式所沿用的斯拉夫文字，成为以后俄罗斯人民的通用文字。基辅大公从此成为宗教领袖。

有史料表明，拜占庭在当初有意冷落这个刚刚受洗的城邦，不愿意给这个年轻的教会太多光环，所以迟迟没有给基辅那些杰出的人物封圣，如奥利加和弗拉基米尔，以及其他王公和宗教领袖们。在后来的封圣中，有两位王公特别引起注意，一个是鲍里斯，另一个是格列布，他们是两兄弟，是弗拉基米尔与他的保加利亚妻子所生，他们是兄弟争位的受害者，之所以被列入圣徒的名册，原因是他们反对自相残杀，并勇敢地选择了死亡，这正是耶稣基督的品格。还有两个被封圣的圣徒和传教士——圣安东尼和圣费奥多西乌斯，他们都与俄罗斯修道院的建立有关，他们创立了基辅洞窟修道院。前者走的是禁欲主义路径，其目的在于个人灵魂得救，我们可以把他称为“小乘”，后者则主张发展修道士共同体，并强调帮助他人，服务社会，我们可把他叫做“大乘”。基辅洞窟修道院建立以后，各地纷纷效仿，像火炬传递一样，遍布了罗斯所能影响到的地方。由此可见东正教在基辅之初发展的声色。

至基辅晚期，以基辅总主教为首已有了16个主教区，而且有两个主教区拥有大主教的地位。在这一过程中，只有两个总主教是罗斯人，即11世纪的伊拉里昂和12世纪的克莱门特，而其他主教都来自拜占庭。罗斯教会也乐得如此，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在两强 (拜占庭和基辅大公) 之间获得些许机动性乃至相对的独立性。但是总的来说，教会与俗权是一种合作关系。不然，教会不可能得到长足的发展。除了组织的扩大，教会还得到了大量土地，他们利用这些土地开展活动，如慈善、医疗、旅宿等，这样他们就成了管理者，而这种管理身份，更有助于他们的宗教仪式和德化教育。应该说，教会所在地也是文化中心，宗教节庆的中心，无论神道与人道皆荟萃于此，人们在这里可以“群”，可以寻求生活上的新刺激，也可以追求个人的心理依归。东斯拉夫人本有亲近大自然的热烈倾向，基督教宣扬至高无上的上帝创造的宇宙是多么的完满，而谦卑的受苦受难的基督就是要把大家带到美好无比的上帝之国去，这些说教对于未开化的蛮族是十分受用的。渐渐地，潜移默化地，神性的灌输提升出人性的萌芽，这一族群的宗教品格和政治品格鲜明起来了。

尤其在1054年，希腊东正教与罗马天主教正式分裂，但俄罗斯东正教会仍支持君士坦丁堡大主教，成为此后激烈对抗天主教和西方文化的主干。这一时期，我们可以看做是东正教在俄罗斯的“确立期”。

二 莫斯科时期

也许我们应该注意到，12世纪前后的基辅罗斯与城邦联合没有多少差别，最强者只是盟主而已，也就是说，它远远未达到中央集权化的程度。虽然，它幅员辽阔，在10世纪时，已经相当于西欧面积的总和了，然而，在当时的条件下，要把各城邦整合为一却是不可能的。一方面，各城邦都高度独立，拥有自己的王公和军队；另一方面，基辅以商业为根基，而商人只关心自己的利益，与权威的野心和重大设计一般是不能同步的。于是乎，这松散的联盟被一个强悍无比的敌人，即草原上的蒙古人给击溃了。1237年，蒙古军队进攻基辅遂使整个城市化为一片废墟。而基辅的支持者拜占庭的厄运来得更早，1204年，君士坦丁堡就遭到十字军的攻击，从而被拉丁帝国所取代。基辅瓦解，另一个与之旗鼓相当的城市，也是俄罗斯最早的发源地——诺夫哥罗德，却完好无损，从空间上来说，它距草原有1000公里之远，深藏于森林之中，而不像基辅，与草原的距离连百里都不到，对于马背上的民族——蒙古人来说，森林是它陌生的地方，是不能施展其驰骋之姿的地方，因此他们望而却步了。从时间上来说，1241年，窝阔台大汗因在游猎中饮酒过度而死亡，向西征服的进程终止了。大敌当前，东正教起着城邦之间和各层民众之间的纽带作用。别尔嘉耶夫说：“对于诺夫哥罗德和许多其他城市而言，俄罗斯已经成为了模糊的概念而宗教却比任何其他东西更能够把俄罗斯人连接在一起。”

然而诺夫哥罗德并没有向东和向南发展，它更热衷于融入北方世界。这种局面意味着它不能取代基辅成为罗斯的宗教中心，更不会有统一整个俄罗斯成为帝国的雄心，东正教还得选择新的大本营。这一选择，也是从摇篮到圣地的转换，这一圣地便是崛起的莫斯科。由于蒙古人对基辅罗斯的占领，建立金帐汗国，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当地的宗教生活，不少教堂和修道院遭毁，总主教中心机构遂迁至更东部的弗拉基米尔 (位于今莫斯科以西)。到1325年，莫斯科伊凡大公重金贿赂金帐汗大臣，赢得了弗拉基米尔和全罗斯大公的称号。此后他千方百计拉拢弗拉基米尔的总主教彼得，终于使彼得将驻地迁移到莫斯科。1326年，总主教彼得在莫斯科驻留时去世，他后来被封为圣徒，其陵墓给这座城市罩上了一层神圣的光环。伊凡大公说服了彼得的继任者留在莫斯科，自此至15世纪中叶，莫斯科教会首领就一直保有“基辅和罗斯总主教”的头衔。从此，莫斯科王公与东正教会总主教竭诚同盟，东正教会总主教通过教会各级组织加强莫斯科公国的势力影响，莫斯科大公则把大片土地赠与或低价卖给教会。借助宗教的权威，莫斯科慢慢为人所知。后来当基辅公国式微、贸易重点转移之时，这个小阜莫斯科在东北森林中已形成俄罗斯本土文化圈，逐渐成为抵御蒙古民族维护斯拉夫民族的重镇，直至1480年永远停止向金帐汗国称臣纳贡。莫斯科整合俄罗斯，只待时日而已。

这时期的宗教组织已与基辅时代的洞窟修院有别，它被称为森林修院，成为俄罗斯人文精神的源泉。有三位14世纪的圣徒，阿列克谢 (Aрексей,1298-1396)，谢尔吉 (Сергий Радонежсκий, 1321? -1392)，斯杰潘 (Степан, 1340-1396)，他们怀有悲天悯人的热忱，为东正教信仰的振兴与传播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阿列克谢出身“博亚”贵族，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是为数甚少的精通希腊文的俄罗斯人。因为他渊博的学识、过人的才干和高尚的人格，在1352年被君士坦丁堡任命为全俄罗斯大主教。在任期间，他作出了两项贡献，一是在境内树立了莫斯科教区大主教的权威，二是全力支持莫斯科大公扩充中央集权的政策。在他就任之前，立陶宛的贵族们曾要建立独立教区，然其事未果，在他就任之后，立陶宛再度要求恢复独立教区，并派兵进驻基辅，拥戴罗曼为大主教。此事经过阿列克谢的努力，立陶宛独立教区在1360年告解，确保了莫斯科的东正教中心地位。阿列克谢还精通医术，他曾几度代表莫斯科大公前往金帐汗首都拜谒，都以厚礼相待，尤其是他在1357年治愈好了可汗皇后的眼疾，更获得了可汗的信任，这也是他与立陶宛教区斗争的最大砝码。阿列克谢历经伊凡一世、二世，骄傲的西密翁及顿河德米特里共四位莫斯科和弗拉基米尔大公，他还将俄罗斯东正教区正式从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利迁到了莫斯科。从此，莫斯科不仅成为整个俄罗斯的精神中心，而且也成为统一俄罗斯大业的政治中心。

谢尔吉则是建立了一座名为“圣三一”的修道院 (位于莫斯科近郊)，其中有志者共同从事苦修。他订立教规，要求修士必须严格服从；他们伐木开山，将荒原变成良田，附近的农民也随着屯居于四周，遂使整个地区成为一个富庶的城镇。谢尔吉教导信民弃绝引诱、不畏困难，锻造自己坚忍不拔的个性，正是这种信念，成为日后该民族反抗蒙古统治者的运动中不可或缺的原动力。在他的精神指引下，教士与农民，沿袭“圣三一”修院开疆辟野的路线，开拓农地，传播福音，无形中为莫斯科公国扩充了大片的疆土。谢尔吉被后人视为民族英雄，他最为突出的表现，是在1380年打击蒙古侵占者的库里科沃战役中，鼓励弗拉基米尔大公德米特里及全体将士“勇敢地前进，攻击这些不信上帝的人”。他的声音如号角大吹，极大地鼓舞了俄罗斯军队的斗志，他们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获得了抵抗金帐汗国的第一场胜利。后来他赢得人们成群结队的跟随和敬拜，更有俄罗斯学者充分赞扬他对其民族的重大影响，称他显示出人民精神生活中最光彩的一面。

斯杰潘，他的功绩是向其他民族宣传教义，他在1379年独自前往芬兰人居住的荒蛮之地，当时芬兰人的文化还相当原始，他为了传教方便，依当地人的方言创制了一套字母，作为翻译经文与仪式条文的工具。而这套字母，一直到现在仍被芬兰人所沿用。

还值得一提的是圣约瑟夫 (Иосиф, 1439-1515)，他是“君权神授”的提倡者，他认为君主是上帝在尘世间的代表，所以君主的权力应与上帝等同，君主的职责是维护人民物质与精神的双重福祉，也因之是这两事的最高仲裁者，就连教士们也应以百姓的态度来对待君主。这套理论，源自东罗马帝国，却成为莫斯科统治者赖以巩固自身集权的依据，于是皇权与教权结合为一，而伊凡三世也因此被赋予了铲除异端邪说和维护正统教义的神圣责任。伊凡三世支持这一理论，一方面与加强集权专制有关，另一方面与自认为是继君士坦丁堡之后“第三罗马”的观念有关。在此之前，1439年7月6日，罗马教皇宣布东正教会回归，这是因为奥斯曼土耳其军队已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东正教代表已无暇与罗马教廷争论关于圣子能否加入“尼西亚信条”的问题。此时莫斯科的瓦西里二世坚决不承认东西教会的统一，宣布与他们断绝关系，并亲自任命约翰 (Иоанн) 为基辅和全俄罗斯大主教，这是这个公国第一次不经君士坦丁堡的许可，行使自己最高教职的权力。1453年5月29日，在东西教会统一半年之后，东罗马帝国灭亡。由此，俄罗斯东正教更加坚信只有自己才是真正的教徒，是上帝的新选民，莫斯科也成为新的耶路撒冷，是第三个也是永恒的罗马。

君士坦丁堡的沦陷，引起了人们“末世感”的心理危机。为了安抚人心，稳定局面，莫斯科大主教佐西玛 (Зосима) 在1492年颁布诏令，强调伊凡三世是维护基督教信仰的新的保护者。这一年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根据其教义中之历法的推算，1492年正是创世后的第七千年，也是世界末日降临、新世纪即将升起的一年。“第三罗马”的观念，至1547年伊凡四世的登基大典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大主教马卡里在华丽庄严的仪式中，引经据典并借上帝之名，正式奉称伊凡四世为继承政、教两正统的沙皇。从此，沙皇便成为莫斯科公国以及以后俄罗斯帝国君主的正式头衔。马卡里还追认了37位修士和民族英雄为圣徒，并编撰历史，将俄罗斯的传教“圣线”一直追溯到圣彼得的弟弟安德鲁，从而证明莫斯科公国之政统与教统的合法性。这一时期，我们可以看做是东正教与俄罗斯的“自立期”, 1589年，君士坦丁堡大牧首正式承认莫斯科都主教约伯为俄罗斯教会牧首教职，是为俄罗斯教会正式独立的标志。

三 法定“三信条”

历史一路走来，18世纪彼得大帝 (1682~1725年在位) 的西化改革涉及了军事、经济、行政、宗教和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改革后的俄国由东方转向西方，由古代进入近代。彼得大帝的改革仅影响到贵族，贵族接受西式教育，广大农民无缘受惠，这样，贵族和农民的距离就拉大了，导致社会冲突增加。到了19世纪初叶，十二月党人的自由主义传播，发展到要求根本改变政体。而尼古拉一世 (1825~1855年在位)维护专制统治的决心十分坚决，他是一个极有能力的君主，被称为“铁沙皇”。1830~1831年俄国境内霍乱肆虐，人心惶惶，局势动荡，信仰东正教的俄罗斯民众又产生了世界末日的危机感。尼古拉一世认为政府有义务提供精神上的慰藉，帮助人民渡过心理上的难关。他在1832年任命彼得堡科学院院长乌瓦罗夫伯爵 (С. Уваров, 1786-1855) 为国家教育大臣，由其制定教育改革的措施。乌瓦罗夫把“君主专制政体、东正教信仰与民族特性”作为教育原则的“信条”，而且要求对这三个信条“保持一个坚强的信仰”。把对这些信条的信仰奉为“解救我们国家的屏障与铁锚，也促使我们伟大国家充满活力与拥有最坚强的实力”。这三个基本信条——“正统东正教”“君主专制”和“民族特性”，在19世纪70年代被历史学家亚历山大·庇平 (Alexandar Pypin, 1833-1904) 称为“法定正统信条”(Official Doctrines)。尼古拉一世衷心地接受这一理念，他不仅要求全国人民遵从，而且也将其列为自己的家训，命令所有的家人都要遵守。“三信条”的理念，不仅为国家政权所强力推行，也得到了知识分子的普遍欢迎和支持，如果戈理、普希金都撰文加以推崇。由此，这一理念便很快地成为俄罗斯举国上下公认的民族精神。东正教作为“三信条”之首，这是因为，沙皇及其追随者都相信上帝的旨意是俄罗斯立国的基础，它不仅提供了个人生活的道德准则，而且也保佑了俄罗斯民族的心理安全。同时，他们也认为，只有在政府的监督下，借着家庭和学校的合作，加强道德与精神的教育，每一个臣民才能成为完美的基督徒。所谓在政府的监督下，其实是指君主制的重要性，指对君主的绝对权威的肯定和维护。诚如果戈理所说：俄罗斯的君权与神权不可分割，君主一方面代表着神的意志，完全控制着人类，另一方面他自己也毫无保留地臣服于上帝。神权与君权，或说第一信条与第二信条的有机结合，遂生出了第三信条，民族性，指俄罗斯民族特有的笃信东正教、顺从和忠于沙皇的品德。当时的知识分子将风行的浪漫思潮和古老的信仰融合在一起，把俄罗斯民族描绘成上帝真正的选民，他们认为这些选民是最温顺、最虔诚、最敬畏上帝与沙皇的人，是最吃苦耐劳而又不怨天尤人的人，同时也是最坚强、最不屈的民族。

尼古拉一世政治上独裁专制的时期，也造就了东正教不可动摇的地位。尼古拉一世注意到，自彼得大帝施行西化政策以后，俄罗斯上层与知识分子就以能说德语和法语自居，并以此与下层民众划清界限，他认为如此将不利于其民族性的塑造，要提高民族文化的自尊心，就必须强调俄罗斯语言的重要性。君主的声音得到了所有知识分子的呼应，如果戈理就说俄语就像诗歌一样优美，像人民的生命力一样顽强，它融合了《圣经》中庄严的词句与各地不同的俚语，包含了各种不同的音节和语调，它是深不可测的，又是凡人都能听得懂的，一句话，俄语是他们民族的精神家园。尼古拉一世作出这样的规定：将俄语定为处理公务的法定语言。教育部则在乌瓦罗夫的督导下，从道义的力量推广俄化政策，将俄语教学传播到非俄罗斯民族的居住地区，并强迫所有的人都要学习俄语。这些举措，是将学统 (语言文字)、道统 (东正教) 和政统 (君主制) 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对俄罗斯社会后来的发展起到了深远的影响。所谓影响，是指学统和道统之易风易俗的“熏习”，这是精神和心理的事业。正如黑格尔所说：“这里不能进行制作，这是一种隐秘的感染作用，它渗入有精神的人们心中，这是一种吹到他们之中的气息，这种气息使他们热情奋发，而无需他们认识到事情是怎样对他们发生的。”可以说，这是该民族自上而下的、由外转内的一场精神运动。并由其民族自豪感立起了，张目大千世界，叩问宇宙苍穹，在两间 (天与地) 开始大写“我”字。正是这场精神运动，引生了19世纪中叶的文学艺术的“黄金时代”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哲学思想的“白银时代”。那些光辉的名字如繁星璀璨，集体亮场——普希金、勃洛克、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列宾、苏里科夫、柴可夫斯基、果戈理、契诃夫、索洛维约夫、霍米亚科夫、别尔嘉耶夫、洛斯基……在秋夜的天空上熠熠生辉，那么苍茫、玄奥、深沉、美丽，给人类的心灵以极强烈的震撼力和冲击力。谁也不能否认：一个民族真正崛起了，卓立在欧亚大陆之间广袤的土地上。由此，我们可把这一时期名之为“卓立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