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前言

80后是一个独特的中国概念，指出生于1980～1989年的青年一代，据统计，中国在这10年间出生的人口共有219611563人。1979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和与之同时的独生子女政策，构成了80后生命历程中最关键且影响最为深远的社会事件。如果说80后的父母们是“新中国的一代”，他们的生活史就是新中国国家建构史；那么，80后们则是不折不扣的“转型的一代”，他们的成长与中国迈向现代化的转型过程密不可分。因此，有关80后的研究实质上既是对中国社会转型的反思，又是对全球范围到来的现代性的反思。

作为成长在这个独特的历史进程中的中国80后青年一代，其所面临的挑战无疑是多重且史无前例的：当下正值80后离校就业的高峰，他们既面临个体从依赖家庭学校到成家立业的人生转型时期，又处于中国向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过渡的社会转型阶段，并且同时置身于全球范围向后现代社会迈进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当中。面对这样的挑战，他们的生命历程在多大程度上被这些宏观的社会历史进程所形塑？这种影响又是通过什么模式作用于个人的？而作为具有主体性的个体，他们又是通过什么模式适应这个宏观的社会历史变迁的？这些都是本书试图探讨的问题。源于这些问题，本书从“个人转型”和“社会转型”这两个维度出发，以80后青年当前从毕业到成家立业这一过渡期中具体的生活境遇与态度为着眼点，将独特的个体生命历程置于中国社会转型和全球化范围向后现代社会迈进的背景下进行解读。在此视角下，我们需要做到以下几方面的理论关注。

1．要充分重视青年因处于个人转型期而对社会变迁特有的敏感性

从人的一生的历程来看，青年被看成是一个人生命周期中从儿童到成年的转型阶段，这种转型包括职业、社会和文化的转型，其中最主要的标志是从离开学校到获得稳定职业的职业转型，其要点在于青年的经济独立、思想成熟并实现自我管理。然而当今世界年轻人教育年限的延长、工作的不稳定，使得原先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影响整个生命模式的青年转型期正在延长（拉葛雷，2007）。当前的80后正处于这个独特的人生转型阶段，最能充分地体现出社会变迁在其身上打下的深刻烙印，具有重大的研究价值。

与此同时，从中国当前经历的变迁来说，这是一个迈向现代性的特定过程。吉登斯把现代性看成一种风险文化，一种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多样选择的后传统秩序，它带给人类最严重的后果就是不安全感和自我焦虑的磨难（吉登斯，1998）。而年轻人则是对这种变迁最为敏感的群体。法国学者拉葛雷认为，这一代人的重要标志是“邂逅后现代性”，他们在后现代社会的背景下成长起来，后现代社会出现并随之带来了个体化、个人的自由和责任、选择、机会的开放性、传统纽带的崩溃等概念，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的承担成为当今青年生活的一部分（拉葛雷，2007）。因此，个人从依附向独立的转型与社会从传统向现代并再度向后现代的转型重叠交错，放大了青年在处理个人经历时所面对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构成我们探讨80后问题时基本的立足点。

2．要将青年的生命历程嵌套在特定的国家和全球背景下来理解

将青年置于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脉络下理解，可以看到中国社会固有的城乡二元结构，结合来自家庭背景的阶层差异，以教育机会和教育资源为中介，将80后内在划分为很多个子群体，使他们的生活状态迥然相异且相互隔绝。最典型的如大学生80后群体和农民工80后群体，他们生活在同一时点，却仿佛置身于两个迥然相异的世界。这种多元性在个体身上体现为各种机会的不平等（教育、就业、发声）；而若放置于转型的视角之下去理解，社会格局对人口的年龄层和知识层的分割，又内在地成为市场化过程中资本使其利润最大化的工具。正如陈映芳所指出的，这一根本逻辑源于“人”被“人力”化，不同年龄层的劳动力和消费能力，正被各种力量精心地计算并实现其利益最大化（陈映芳，2010）。这背后，既有社会结构力量的形塑，又有席卷全球的资本力量的驱动。

2005年联合国的《世界青年报告》中讨论了全球化给青年人生活带来的四种影响：一是就业机会分配，全球化改变了就业市场，青年作为劳动力市场的新来者成为“最脆弱”的群体；二是全球化带来国家内以及国家间的移民迁徙，而青年人在移民中占有相当的比例；三是全球化对青年文化造成多重影响，媒体的扩展导致全球消费主义的出现；四是全球公民身份和活动潮流涌动（联合国，2005）。这些关于当今欧美青年处境的研究将青年的境遇与全球化时代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迁趋势结合起来，视青年为遭主流社会排斥并且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这给理解中国80后一代的境遇提供了某种参考。

3．要重视公共表达和青年的“自我表达”之间的内在张力

近年来，中东、北非以及英国的政治动荡和社会骚乱，使人们将目光重新聚焦于作为这些骚乱主要参与者的青年群体身上。社会学视角的解释主要集中在移民困境、经济危机带来的高失业率和通货膨胀、贫富分化、腐败垄断、向上流动渠道的闭合，以及文化差异等制度性和社会文化的因素上。而在另一种意义上，骚乱也可视为青年群体的一种自我表达，它既与特定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背景息息相关，又嵌入于青年群体在公共话语中的“被表述”与青年群体各种形式的“自我表达”的内在张力之中。

同样，作为中国当下的青年群体，80后的成长也深刻体现了社会结构转型背景下公共表述和自我表达之间的内在张力。有学者在解释这几年国内层出不穷的各类群体性事件的主角为何都包含大量的80后青年时，曾将“县域青年的认同危机”作为一个重要归因（单光鼐，2011）。作为改革开放和独生子女的第一代，80后自出生以来便备受争议。在早期的公共话语中，充斥着“小皇帝”“自我”“叛逆”“缺乏担当”等负面的表述；而经历2008年汶川地震和奥运之后的公共表述中却突然出现了对这代人的爱国、奉献、责任心和民族精神的高度赞扬，使之前80后的负面形象得到部分修正。与此同时，他们的自我表达自始至终以各种方式展现着分裂和多元性，或漠然或热情，或主流或非主流。这代人身上似乎融合了各种矛盾，比如两种体制并存和多元化的机会所带来的标准化的成长经历与差异化的个人体验、充裕的物质条件与残酷的竞争压力、孤独的成长环境与强烈的表达欲望等。

这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代人？如何理解这代人与转型的关系？这一问题构成了本书在经验上的出发点——试图将这一代人放置在转型的过程中去理解，也试图从这一代人的生活境遇的角度来理解转型。有关80后的概念和话题虽然被社会和媒体各界炒得火热，但在学术界至今仍缺少系统规范的研究。关于80后的境遇和态度的研究，试图填补这一学术空白。同时这一研究不仅有助于理解当今青年和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还有助于消除代际隔阂，在主流社会与80后之间建立起理性的沟通渠道，因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节 为什么研究80后

有学者曾经对2003～2008年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14种主流媒体对80后的报道内容进行了分析，发现80后的媒体形象经历了一个从最初的“另类”“个性”“自我”到后来的“自信”“社会责任感”“爱国”，从原先“垮掉的一代”到后来的“鸟巢一代”的变化历程（王芳，2009）。这种转变背后的原因是复杂和深层次的，它标志着主流社会日渐走向成熟宽容并在价值观上呈现多元化趋势，同时，80后自身成长并开始在各自工作岗位上参与和发声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然而，在主流社会对这代人的评价日益主流化，并使80后的议题逐渐淡出公众争议的过程中，我们却要追问，80后是否在研究上构成了一个真问题？回答是肯定的。80后之所以可以作为研究的真问题，是因为这一代人所展现出来的，除却青年作为生命历程的一个特殊年龄阶段所具有的普遍特质之外，还有中国社会转型背景在他们成长历程中所留下的独特而深刻的烙印。在这个意义上，80后可视为一个与年龄相关的社会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年龄以历史和文化的特殊方式被社会建构、制度化和控制”，它“能帮助我们理解某些社会变革的复杂性以及制度与个人经历之间的交叉点”，这样就“将权力关系带到了最前方”（Johanna Wyn & Rob White, 2008）。因此，通过对80后的研究，我们不仅可以理解这个独特的世代，而且可以通过他们分析我们所处的时代。

作为社会急剧转型的产物，80后是一个充满内在矛盾的、多元化的和分裂的群体，所有这个转型时期出现的问题都在他们身上有所体现，这也是80后的话题在近10年来始终能够赢得主流社会和媒体关注的原因。同时，他们也不是被动承受的群体，在应对这个风险社会的过程中，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建构了新的规则和新的话语模式，并在行动中创造了自己的主体性。国内以往对于80后的研究或者表述总是更多的从上一代人的观念和立场出发，站在主流社会的中心，以居高临下的道德优势将80后青年视为某种程度上的问题青年。基于这样一种价值判断得出的结论就难免有失偏颇。这类研究在方法论上的一个主要缺陷，就是将80后都作为被动的研究客体，没有将80后自身的主体的声音纳入其中。尽管由于80后大多尚未在社会中确立自己稳定的身份和地位，因而很难作为主体来发声，因此常常被排斥在有关80后的主流话语之外，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但是要真正了解和理解80后，就需要考虑到公众话语的权力维度，把作为被研究者的80后重新带回分析的中心，让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是本书区别于以往的青年研究以及主流社会的80后叙述，在研究目标和宗旨上尤其强调的一点。因此，在这个意义上，80后不能简单地作为一代人的标签来理解，不能静态地、孤立地来理解，甚至不能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

因此，在80后研究中，首先要看到这个群体的多元性，注重青年群体本身的社会分层及内部分化。内部分化可以从两个意义上来说，一是传统的社会分层（职业、收入）意义上的分化，如大学生群体和新生代农民工这两个典型群体。大学生就业难和对体制内工作岗位的热衷等问题不仅反映出高等教育体系与劳动力市场之间出现的偏差以及大学生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还折射出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均衡特别是体制内岗位的优势地位（工作稳定性和隐性福利）。而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对城市认同感更强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城乡之间“进退两难”的处境更凸现出我国城市化新阶段和户籍制度所面临的困境。此外，各类资源的地区分布严重不均衡（特别是集中于大城市）更加剧了青年的就业难问题和城市生活压力，“蜗居”和“蚁族”现象就是典型的例子。内部分化在第二重意义上可以体现为生活方式、消费模式和消费风格、亚文化小圈子和身份认同等方面的分化。各种被标签化的、非学术意义上的“一族”概念，诸如“月光族”、“卡奴族”、“布波/Bobo族”、“NONO族”（NO Logo）、“乐活族”（LOHAS）、“穷忙族”、“尼特族”（NEET）、“飞特族”（Freeter）、“快闪族”等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青年群体的内部分化和细化。或许可以说，这些五花八门的不同青少年“族群”为我们绘制了一幅当代中国“青少年社会结构”的另类图谱。

进而，在看到该群体多元性的基础上，要注重分析不同社会阶层在代际传递上的差异，特别是先赋性因素（父辈家庭的经济资本、政治资本、文化资本等）对不同青年群体向上流动的影响；在现实中这突出地体现在人们对“官二代”“富二代”以及城乡青年教育机会不平等的高度关注上。我们可以明显地发现，十多年来影响着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市场转型理论”范式的大量讨论（边燕杰，2002; 2008），无论其具体观点是赞成、修正还是反对，一直都只是成年人的视角，关注的是成年人的不同社会阶层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利益、机会和权力的得失消长、延续或再生产问题，而严重缺乏了青年和代际传递的视角。事实上，中国改革开放已经有30多年，新的一代已经逐渐走上社会生活各个舞台并开始成为骨干力量，在新的阶段，我们认为社会分层研究有必要也完全有可能引入青年和代际的分析视角。因此，青年研究是对中国社会分层与社会转型研究的必要补充和完善，并会不断丰富其成果甚至由此产生出新的理论范式。

其次，在看到该群体多元性的同时，也应该看到80后作为一个代际群体区别于其他代的共性。作为一个自出生便“形象鲜明”的群体，80后的共性是毋庸置疑的，这代人的衣着打扮、行为举止、生活方式、价值理念都已被标签化并在相当程度上有了辨识度。但本书要特别强调的是，在个人转型和社会转型这一双重转型视角下，80后除了这些外在特征外，还有一个更深层面的鲜明共性：较之其他代，80后是一个内在矛盾凸显的群体。这是由其所在的特定社会变迁时点所决定的。与之前几代相比，他们是改革之后的第一代；而与后几代相比，他们则成长于改革尚未全面推开的初期。这一代完整地见证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的渐进过程，他们在听着市场经济的宣传的同时却在很大程度上实践着计划经济而长大，两种体制的并存、纠缠与渐变，口号与实践的矛盾与断裂，内在且撕裂着这一代人，使他们总是处于一个尴尬且自我矛盾的境地。80后身上所体现的这种矛盾性的本质，探究到底，是动态的社会变迁带来的通过不同渠道（如教育、体制内外的单位类型、消费、网络等）作用在80后个体身上的国家、市场、社会三股力量本身的矛盾。

本书设定的目标是：基于实证调查和文本分析资料，采用多元分析方法，对80后群体进行系统性的描述性分析。由于目前大多数有关80后青年群体的研究分析仅限于媒体记者和文化评论家的讨论，缺乏学术性的、实证性的，特别是社会学视角的深入研究以供借鉴，因此，本书可视为一项带有社会学分析视角的探索性或开拓性的研究。另一方面，由于80后是一个正在不断成长和变化的社会群体，目前处于生命历程的过渡时期——由学校走向社会并即将或者刚刚成家立业，其社会特性及形象也在发生转变——由“另类”的、“反叛”的青少年转变为需要适应社会环境并承受生活压力的成年人。因此，本书也是一项针对80后群体长期追踪研究的一个阶段性研究。

本书想要解答以下几个具体问题。

（1）80后是否是一个具有社会学意义的代际群体？通过代际比较分析，描述80后的人口、社会、经济特征及态度取向，并由此判断，80后除了年龄特征，是否是一个具有社会学意义的独特类型，即80后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是否具有显著特征。

（2）80后是否是一个具有高度集体认同的群体？深入分析80后内部的群体差异和构成，描述各个群体的社会经济特征和态度行为差异，由此判断80后作为一个整体是否具有集体意识和认同，以及其中哪一个群体是这一集体意识的典型代表，并最可能产生关键性的影响。同时，由于80后是一个由他人命名的概念，通过研究分析这一代人的自我评价以及对80后这一概念的认同变化及其原因，可以澄清社会上对80后的种种猜测与质疑、误解与困惑，揭示相关争议的实质所在以及与社会变迁的相互关联。

（3）80后是如何被社会环境塑造而成的？80后不仅仅是生于同一时代的年龄群，更是一个与特定社会变迁密切相连的代际概念。本书通过对这一代的生存境遇和生活态度的调查，分析哪些社会因素、以何种方式影响了他们在就业和生活目标上的选择及其实现，从中发掘他们的社会观、价值观以及他们对现代性的理解和感受。

（4）80后的选择与表达如何建构了社会？80后一代在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上的选择反映了其背后所推崇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可以理解为他们面对现代性所采取的一种应对策略。这种应对并非是完全被动的，而是体现了现代风险社会中作为个体的行动者的一种主动选择和主体性表达。本书将分析80后的选择与表达如何对主流社会产生冲击和建构作用。

与此同时，本书重点关注影响80后生存状态的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1）深入考察80后青年群体的就业与失业问题，分析青年人就业的影响因素，了解他们的困难和诉求，向青年人及其父母、高校机构、企业和政府部门提供相关对策和建议，以利于提高其就业竞争力，增加就业机会和渠道，缓解大学生失业问题，帮助大学生顺利地由学校走向社会，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2）深入考察80后青年的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了解其收入水平与消费水平的匹配程度，分析他们的消费取向和偏好，探查其生活方式的特征，评估他们的生活质量。青年的住房问题在当今中国的社会文本中尤其具有挑战性。本书将详细分析80后青年的住房拥有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将之放在社会分化和代际流动的框架下进行解释。在此基础之上，也将考察他们的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从而为刺激经济增长和扩大内需以及增加青年的生活空间、提高青年的社会福利做出政策建议。

（3）深入考察80后青年的价值观念和社会政治态度，分析影响其态度变化的原因，分析就业和生存状况对青年人的价值观念的影响，重点研究他们的政治态度和社会预期，比如：对现存政治体制的评价，对官方意识形态、国家和民族的认同，对政府执政水平的评估，以及对各种社会热点问题的看法等。同时，考察哪些社会政策有利于提升青年人对现存体制的认同，对党和政府的支持度，改善哪些方面的生存条件有利于提高他们的社会满意度。在此基础之上，为政府决策部门提供政策建议。

（4）深入考察80后青年的婚恋观和交往模式，分析在互联网和全球化时代这些观念变化和模式更新背后的原因及其影响因素。了解80后在走出校门、走上社会后碰到的基本民生问题，包括在成家立业、住房购置和生养孩子等方面遭遇的困境与最迫切的需求，为他们创造尽可能宽松的生存环境和向上发展的畅通渠道。同时也为他们开启有效的利益诉求通道，保留体制内外以及市场和网络等充足的言论表达空间，使得他们在遭遇转型社会挫折而成为脆弱群体时，不至于变成骚动的“危险”群体，并就此为相关政策部门提供参考性思路。

第二节 如何研究80后

研究方法取决于研究对象的性质以及研究的目的。在确定本研究的研究方法时，项目组充分考虑了如下情况。①青年研究涉猎范围较为宽泛，难以将过多的有关青年的主题纳入研究设计之中。②目前国内有关青年的研究整体上相对薄弱，在多个相关领域尚未形成明确的理论传统和研究范式。③80后是一个至今未经系统研讨的主题，80后作为一个学理上的问题在理论上缺乏梳理，其论域尚未界定。④80后的构成复杂，典型的至少包括大学生和农民工，而不同类型的80后问题可能有完全不同的内涵。根据上述情况，我们确定本研究采取的策略是：以探索和描述为重点，兼顾80后现象的理论构建和解释；分群体、分论域进行调查分析和研究。具体来说，就是在研究对象上以大学生和新生代农民工为重点群体，同时将和80后群体密切相关的就业、婚恋、消费以及政治态度这四个领域作为主要论域，在分析方式上则主要是对量化调查结果进行阐释、解读。

根据上述研究策略，我们采取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两大类：以文献研究、文本分析为主的质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和以问卷统计调查（survey research）为主的量化分析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其中，质性研究中文献研究主要应用于梳理80后问题的脉络，从而为80后研究寻找准确的学理定位（第二章）；文本分析则主要应用于有关80后的各种话语，并试图勾勒当前中国社会中的80后形象（第五章）；量化分析则主要针对前文提到的四个论域开展相关研究，描述80后群体在这四个方面的基本情况，同时也对80后群体的代内差异以及80后群体和80前群体之间的代际差异进行描述（第三章、第四章、第六章至第十九章）。

在采取上述研究方法的过程中，我们根据项目经费、时间等客观情况做了如下具体安排。

一是将本项目的问卷调查的目标群体限定为80后大学生，而对农民工等其他群体的分析研究则利用其他数据进行。如前所述，80后群体是一个内部分化明显的群体，各群体面临的问题很可能千差万别，如果要在同一个调查中涵盖所有群体，调查设计和实施的难度超过了本项目资源支持的范围。因此，我们设计的“中国大学生就业、生活及价值观调查”仅针对在校和毕业的大学生群体，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分析包括第七、十、十二、十三、十四和十七章；而针对农民工和一些特殊群体的分析则采用了其他数据，如对80后整体的人口特征使用了人口普查数据（第三章），对80后职业群体差异、农民工、80后整体的政治态度分析则使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06、2008和2011年度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第四、六、八和十六章）；对80后群体的国际比较则综合利用了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 WVS）中的相关数据（第十九章）。

二是在调查方式上尝试采用了网络调查（online survey）。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实施全国性的各类面访成本巨大；而电话调查、邮件调查等方式则又受到回收率低等问题的困扰。考虑到80后大学生群体使用网络的程度很高，在线填答问卷对他们来说较为容易，且问卷回收速度快，调查质量易于评估和监控。从实际执行的情况看，网络调查历时3个月左右，较之各类面访节省了3个月以上的执行时间。

三是在抽样方案上采取了主观抽样和随机抽样结合的办法。我国共有各类高等院校2000余所，仅普通本科院校就已超过700所，如果要在全国所有的高校中实施多阶段随机抽样将是一件工程浩大之事，并且本项目的各种资源也不支持这样的做法。在实际操作中，我们根据地域的分布情况，选取了6所985学校（吉林大学、重庆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作为调查对象，在每个学校中，则采取随机抽样方式选取调查样本；这样，我们最终获得了11437个样本，其中在校生样本6782个，毕业生样本4655个；最后在分析的时候，根据各高校专业和性别的分布对样本进行了加权。

四是在分析方法上采取以描述为主，兼进行模型建构的方式。根据研究的策略，我们在量化数据分析过程中，对大多数问题采取频次分析和交互分析的描述分析方法，以呈现80后群体的基本面貌；同时，对一些有理论背景的问题则进行部分的模型建构分析，所用的主要包括Logistic回归、多项Logit模型（Multinomial Logit Model）等类别变量（Categorical Variable）分析方法。

这里重申，研究方法和分析方法均服务于研究的目的，更受制于研究资源和研究策略。选择研究方法是在既定的项目框架下寻求最优或次优的决策过程。在今后开展进一步的80后研究中，将根据研究的目的、经费、主题等要素对研究方法做出相应的调整。

第三节 本书的主要内容

本书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为总论，共有五个章节。第一章是前言，介绍了本书的研究目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二至五章分别从社会、人口和文化视角讨论80后这一代际群体，突出80后作为一个代际群体的特殊社会历史内涵，强调了这一群体的共同经历造就了他们强烈的集体意识和身份认同。

第二章“80后现象的产生及其演变”对80后群体从“小皇帝”般的童年、充满叛逆的少年、形象扭转的青年到如今初入职场面临激烈竞争的成年这四个阶段在公共视野中的形象从消极到积极的流变出发，展示了宏观社会转型的推进与个人层面的生命历程的演进这两大发展轨迹对于形塑80后的群体境遇的交错影响，阐释了80后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独特的代际群体的意义，凸显了社会学研究不同于其他学科对青年问题关注时的社会转型的视角。

第三章“80后人口特征”对80后群体的人口基本特征加以描述，依据国家统计局人口普查数据、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详细描述80后的人口数量和构成，重点分析了青年人口年龄构成变化、独生子女、性别比失调及结婚率降低等现象。

第四章“教育机会增长与80后的教育状况”分析了在教育事业快速发展的条件下80后教育机会的迅速增长和文化水平的极大提高。通过代际比较分析，这一章充分显示出80后是教育机会大幅度增长的极大受益者。与此同时，本章还详细分析了80后不同群体的教育水平差异及其变化趋势，重点探讨了性别、城乡、农业与非农户口、流动人口与本地人口之间的教育水平差异，特别关注了城乡教育机会不平等扩大现象。

第五章“80后青年话语的建构与表达”主要探讨80后青年话语的建构与表达。其中，主流话语对80后的建构包含了两大传统：一个是作为政治和意识形态意涵的“接班人”话语，另一个是基于代际关系视野的80后话语；而80后自身的话语表达除了沿革和承继其前辈青年文化的反抗性特点之外，还以更加俗世化和娱乐化的方式创造了自己独特的草根文化。改革开放30年来，国家操控下的主流青年话语建构传统日渐走向衰微或被解构，而新的网络技术和平台造就了崭新的丰富多彩的青年话语表达方式，形成两种青年话语之间从控制、对峙与反抗，走向疏离、渗透与反哺的姿态。而80后作为网络时代平民化、草根化、娱乐化并充满反叛色彩的青年话语的主体和原创者，正是在与主流话语的博弈中渐次赢得并扩大自己的话语权，在与成人社会的代际冲突和渗透反哺中建构起自己的认同。这一过程本身经历了对80后这个称呼的集体抗拒到集体认同和无所谓，显示了以80后精英为主导的城市80后一代正在从被溺爱和安排、误解和指责的一代，走向被尊重和关怀、成熟而有担当的多元化的一代。

第二部分的六章（第六至十一章）分析了80后群体的内部分化以及各个子群体的现状特征。尽管这一代人形成了强烈的集体意识和身份认同，但社会结构中存在的多重分割因素仍然在他们的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城乡分割和阶层不平等导致了这一群体的教育分化及随后的职业分化，80后内部实际上存在着不同的子群体，在风险与机遇并存、机会竞争白热化的当今社会，不同子群体的生存境遇和市场状态差异很大。这一分化进程伴随着80后的成长而持续深化。

第六章“80后职业群体的比较研究”着眼于中国社会从封闭向开放过渡的转型特征，针对80后青年人群所处的劳动力市场，就高等教育、社会制度等因素的影响，讨论了此间的社会变化过程。本章认为中国社会整体上趋于开放，以职业为基础的社会分层体系适用于80后青年。本章在充分考虑户籍制度、企业性质、高等教育等诸多影响因素下，对80后群体做了具体的职业划分，并且讨论了80后职业群体划分与其他社会分层指标之间的一致性。此外，本章还考察了80后代际流动的特点，认为社会流动规模大、以向上流动为主、职业结构变化带来的结构性流动是社会流动性强的主要原因，进一步佐证了中国社会的开放性。

第七章“80后大学生的基本状况”以80后知识精英为研究焦点，基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10年中国大学生就业、生活及价值观调查的相关数据，描绘了一幅反映这一子群体的个人背景、教育、就业、消费、网络行为、价值观念与态度等特征的总体性图景。

第八章“80后农民工研究”着眼于80后农民工这一当前中国社会变迁中快速形成的庞大社会群体，从工作收入、消费方式、生活压力、社会态度等方面的特征入手，分析了80后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之间的共性与差异，得出结论为：80后农民工虽然在文化程度、工作技能等方面比老一代农民工有较大提高，却仍然处于整个社会结构的底层，游离于城市制度之外，他们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加快推动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关键人群。

第九章“80后独生子女的生命历程”摒弃了独生子女研究中传统的“个体差异”范式，从家国关系视角出发，采用生命历程范式对中国成年独生子女进行分析，认为中国独生子女世代，是具有政策依托性和文化特殊性的一个独特群体。基于2010年中国大学生就业、生活及价值观调查的数据和2011年在上海高校学生中进行的访谈，本章的主要结论为：家国同构模式促进了80后独生子女一代家庭现阶段的发展；“公共生命历程”为入世之初的80后一代独生子女提供了优势地位，但另一方面“优势地位递减”趋势也给其未来发展带来了更多的挑战；国家—社会互动过程中，作为中间组织的家庭如果缺乏必要支撑，国家行为的运作机制将会受到制约。

第十章“80后知识精英的多元分化机制”将第六章职业对80后分化的探讨更向前追溯了一步，着力探究户籍身份和由家庭经济、文化、社会资本组成的阶层因素如何经由教育的中介，在80后代内分化中发挥作用。985高校在校生的数据分析显示，“上大学”这个在西方语境中获致性色彩强烈的因素，在中国的转型背景下，成为一个受社会结构和变迁影响巨大，并受城乡户籍身份决定性影响以及阶层因素强大作用的因素。同时，伴随着扩招而来的高等教育产业化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高等教育体系内部分层的严密化和精细化。在这个趋势下，进入精英大学，成为这代人的一个新的分割点，他们在精英大学里的生活呈现先赋性因素和获致性因素的交织：通过就读精英大学，先赋资源较弱的个体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侧重于传统能力的培养从而改变自己的命运，但较之其他同样有精英大学文凭的同伴，先赋性因素依旧透过各种与现代化更为接轨的资源和技能，捆绑和束缚着他们。

第十一章“80后 ‘蚁族’群体的生存现状”将视角转向以刚毕业大学生为主体的新群体——“高校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别称“蚁族”）。该群体的出现折射出我国城市管理、大学生就业、社会底层群体稳定等现实问题，特别是在高等教育持续扩招、城市管理日趋复杂、国际金融危机日益深化、世界青年运动的大背景下，这一群体尤其值得关注。本章通过对全国七个城市“蚁族”群体的抽样调查，从工作生活、网络使用以及社会态度等几个方面分析了该群体的生存现状，并就妥善解决“蚁族”问题提出了一些对策建议。

第三部分的四章（第十二至十五章）专门分析80后当中的知识精英（985高校的在校生和毕业生），这是本研究最为关注的一个群体。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80后群体中最活跃的部分，是最具代表性的发声者，是最具竞争能力并抓住最多机会的成功者，他们也可能成为未来的社会精英，对社会未来发展方向产生关键的影响。

第十二章“80后毕业生的就业状况”从毕业生的人口特征、毕业生的就业率、毕业生分流现象与继续教育、初职月薪及“文凭贬值”现象、预期月薪与实际月薪、工作单位选择与实际就业分布、影响就业率的因素、初职月薪的影响因素等方面对80后知识精英的就业状况进行全面描述。大学扩招无疑是80后成长历程中的一个重大事件，这一政策使这一代人享有了前所未有的上大学的机会，但同时也使他们面临了前所未遇的就业竞争压力。

第十三章“80后985高校毕业生消费和收入状况”通过考察985高校毕业生的消费和收入情况，对其生活状况和生活质量做了一个整体评估。数据分析分为两块：一是985高校毕业生的消费（主要指日常支出和住房拥有）和收入的大致状况，由此可以看出这一群体内部的消费分层和收入分层；二是985高校毕业生的住房拥有和收入的影响因素，主要从个人特征、家庭背景和社会环境三个方面对其生活机会和生活质量做进一步的分析。本章还重点考察了住房情况对该群体生活状况的影响，强调了消费在划分社会阶层上的作用。

第十四章“80后知识精英婚恋观”从社会转型期所处的传统和现代碰撞的场景出发，探讨了这代人独特的婚恋观。本章认为，传统观念与个人理性碰撞的结果在80后知识精英身上由于其较高的受教育程度而被放大，形成了他们相对开放的恋爱观、统筹兼顾的相对理性的择偶观以及坚守传统与崇尚理性的婚姻家庭观。集中表现为：双重标准和适度开放的性观念、坚持婚内生育的子嗣观、相信婚姻也注重理性的情感观，以及坚持夫妻有别和注重财产保护的家庭经济观。每一个阶段的婚恋观都体现出80后知识精英对婚姻传统的坚守和对个人理性的崇尚，这是对两者无奈的妥协也是对两者巧妙的融合。

第十五章“80后奢侈品消费与时尚文化研究”聚焦于奢侈品及其仿冒品消费这一80后群体的消费生活中非常醒目的时尚现象，试图理解青年一代在社会转型和全球化双重背景下的文化观念和消费模式的建构路径。奢侈品风潮造成的符号压力使80后群体在日常生活中常常遭遇纠结与困惑，不得不面对贫富差距带来的心理冲突。而他们对于名牌奢侈品真假符号的消费实践呈现内部分化，采取差异化的多重消费策略。本章进一步探讨了参照群体、互联网、时尚传媒等要素所构成的时尚启蒙和教育的社会化动态过程，认为商业化策略的强大影响、资本对社会化过程的渗透、传统文化断裂和文化符号体系的无序等令年轻人感到不安的特殊处境，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他们对于强势文化符号的跟从。最后提出希望传媒、教育系统和其他社会机构对年轻人的美育和精神生活的引导有所反思及作为。

以上分别从80后作为一个代际群体的共同生命历程、80后内部分化的子群体以及本研究着重关注的80后知识精英三方面，对80后在社会转型中面对的独特境遇做出了描述和解释，第四部分的四章（第十六至十九章）转而从多角度对由这些境遇形塑的80后的价值观和社会政治态度进行论述，体现社会结构变迁与青年一代的自我表达之间的张力。

第十六章“80后青年的政治态度”以200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CGSS2008），在代际比较的基础上对80后青年的政治态度进行描述和分析。结果显示，60后表现出较强的保守特征，最为明显的是其在自我政治角色上的顺从权威倾向；70后表现出过渡性特征，其与80后在部分指标上趋同，但程度上趋缓；80后表现出一定的激进特征，现实生活压力及自我政治角色的独立倾向，使其对未来社会冲突预期加剧；90后表现出前喻的政治社会化进行状态。政治态度是个人对政治的稳定的、有组织的心理状态。青年期是人生中政治态度形成的关键时期。

第十七章“80后知识精英的社会政治态度”从社会政治态度、对个人现状及生活地区的满意度、社会评价、政治态度几方面对985高校的80后的社会政治态度特点进行分析。总体来说，80后知识精英认同新中国从成立至今的发展且对未来充满信心。但是，由于房价问题、社会保障缺乏、就业问题、社会不公、社会诚信衰落和腐败等关乎民生、社会公平正义、道德良俗等的社会问题对其个人发展产生了严重影响，80后知识精英产生了对个人现状不满意的心理，对社会持否定性评价态度，甚至对政治信仰动摇和政治理念分化，毕业生比在校生的社会政治态度更加消极。

第十八章“80后网民的个人传统性与现代性”聚焦于80后网民群体，将这一代人置于中国大陆个人现代性形成的理论历史框架中来理解。本章的研究结果表明，80后网民的个人传统性弱于80前网民；而其个人现代性基本上和80前群体持平，但是在自由平等方面比80前网民有着更强的倾向。这一结果恰好展现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社会变迁的影响。1949年以来，大陆传统文化实际上受到了正统意识形态和现代西方思想的双重冲击，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有所式微，这也是80后群体在个人传统性方面弱于80前群体的重要原因。而就个人现代性来说，80后群体和80前群体几乎同时面对并经历了1978年以后的改革开放，因此个人现代性的形成具有同样的社会背景。而作为青年人在“自由平等”方面倾向强则可以归因于80后群体的总体社会地位较低，从而更容易具有追求自由和平等的倾向。

第十九章“80后政治信心的国别差异”将这代人置于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社会形势的大环境中理解。通过使用“世界价值观调查”目前所能得到的最新数据（2005～2008年段），本章对发达工业国家（七国集团）和新兴经济体国家（金砖五国）80后青少年的政治信心进行了比较和分析。研究发现，中国80后对中央政治机构的信心总体上在所有12个国家中最强，不过，中国的80后对政府机构的信心，可能针对的更多的是中央政府层面，而对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治，则呈现比较强烈的不信任感。这种情况在与其他国家做对比时，表现得尤其突出。此外，本章还描述了这12个国家的80后在个人生活满意度上的差异，以及对四种不同政治体制的评价，并考察了个人生活满意度和对威权主义的亲和度对他们政治信心的影响。本研究再次确认了经济繁荣对政治信心的重要性，但其他宏观因素，比如传统文化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最后的第二十章为本书的结论和讨论部分，就本书所体现的社会转型与个人转型互构视角下80后的境遇与态度以及双重转型张力下的共性与分化做了简短的总结，并指出了未来研究可能的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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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燕杰主编，2002, 《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边燕杰、吴晓刚、李路路主编，2008, 《社会分层与流动：国外学者对中国研究的新进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陈映芳、唐杰等，2010, 《80后如何谈政治？——80后的政治意识或曰家国情怀》, 《文化纵横》第2期。

吉登斯，1998,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拉葛雷，2007, 《青年与全球化——现代性及其挑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联合国，2005, 《2005年世界青年报告》（附件）, 《联合国青年议题》（http://www.un.org/chinese/esa/social/youth/report.htm），检索时间：2011年12月1日。

单光鼐，2011, 《从群体性事件看“县域青年”的认同困惑》，载《2011两岸三地华人青少年研究暨台湾青少年成长历程研究第四次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

王芳，2009, 《主流媒体上的80后形象研究——对中国14种主要报纸的内容分析》,《青年研究》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