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融合测量的去经济维度?
——兼析“整合”与“融合”的概念功能
摘要:社会融合测量是农民工城市融合研究的主要内容,与社会融合相关的社区融合概念也经常被使用,独立地发展社区融合测量指标是否必要?这涉及社区融合与社会融合概念的差异。社会融合有三种理论形态:宏观的整合理论、中观族群模式、微观认同接纳理论。社会融合测量从中观和微观层面设计维度,但宏观整合理论为社会融合测量维度提供理论框架。因此,社会融合测量与整合的四个功能项是一致的,即从经济、政治、文化—心理—认同、互动—参与—交往的角度来设计。在整合的四个功能系统中,社区只是一个子系统,不可能担负整合的所有功能。社区融合测量维度应该从社区互动以及社区互动产生的结果出发进行设计,具体包括人际互动、文化适应、心理认同、社区政治参与、社区公共利益维护等。社会融合中的个人经济地位维度与社区互动缺少直接联系,更不是社区互动的结果,因而应排除在社区融合测量的维度之外。社区融合去经济维度对重新认识经济融合的基础地位以及重新划定社区建设的重点领域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社区融合 社会融合 整合
社区融合和社会融合是近年来国内农民工城市融入研究中常用的两个概念。但就两个概念的测量而言,社会融合测量的文献很多而社区融合测量的文献几乎没有。社区融合测量是否有必要?这涉及社区融合与社会融合相比是否具有独特的概念所指。如果有,则专门就社区融合测量进行设计就有必要;如果没有,自然则无须专门设计。在此,本文对社区融合和社会融合两个概念进行辨析,进而从理论角度指出两个概念测量维度的差别。
一 国内研究使用相关概念的维度
国内农民工城市融合研究中社会融合测量的文献较多,那么国内相关研究中社会融合测量到底设计了哪些维度?在此选择五种典型的测量进行总结(表1)。
表1 国内农民工社会融合测量维度及主要指标
表1显示:(1)“经济融合”是所有文献的社会融合维度。(2)“文化融合”是除王桂新等外其他文献的社会融合维度。(3)“心理—身份—认同”在不同文献中的表达有所不同,包括张文宏的“心理融合”、杨菊华的“身份认同”、悦中山的“心理融合”、周皓的“社会适应”和“同化/认同”。因此,“心理—身份—认同”也是除王桂新等外其他文献的社会融合维度。(4)“互动—参与—交往”在不同文献中的表达也有所不同,王桂新等的“社会关系融合”、杨菊华的“行为适应”、周皓的“结构融合”都是该维度的体现。(5)“政治融合”除王桂新等外,其他文献都未列出该维度,但周皓的“结构融合”中的“政治参与”、张文宏的身份融合中的“拥有户籍情况”多少与政治融合有所关联,至于王桂新等的“公共权益融合”,其他文献基本把其纳入“经济融合”之中。因此,纵观上述五篇典型文献,社会融合总体包含五个维度:经济融合、政治融合、文化融合、心理—身份—认同、互动—参与—交往。五个维度中,经济融合基本达成共识,所有文献都把个人经济地位(经济状况、经济条件等)作为其测量的二级指标;政治融合共识性最差,除王桂新等外,其他文献或者只有二级指标涉及此维度或者根本没有涉及此维度;其他三个维度虽然存在分歧,但总体而言五篇文献都对三个维度进行了适当的阐述。
相比于社会融合测量,专门讨论社区融合测量的文献很少,但提到社区融合概念的文献还是不少。纵观社区融合的相关讨论,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把社区融合看作社会融合的浓缩,指出应该像分析社会融合一样从经济、空间、社会心理等各个方面全方位地分析村庄社区融合的困境(郑祥福、杨美凤,2012: 88~94),认为“城市社区为考察社会融合提供了可操作的综合性场所”(童星、马西恒,2008: 79)。二是从人文精神、价值认同、人际互动等层面来讨论社区融合,指出“社区融合是人文精神的最终体现”(唐钧,2006: 1~6),认为“社区融合是心理层面的社会融入、是否了解其周围邻居的基本信息、是否到邻居家做客吃饭以及是否有困难时向邻居求助”等(崔岩,2012: 141~160),强调“社区融合侧重于强化认同感和归属感、完善社区自治、构建互动网络体系、培育普遍信任的邻里关系、建立互惠互利的合作关系”(孙肖远,2010: 54~57)。社区融合内容的分歧也说明对该概念进行准确界定甚至提出测量的方法是必要的。
二 整合、融合、融入:社区融合与社会融合的词源差异
国外“融合”研究比国内早得多,要区分社会融合与社区融合概念内涵,必须对国外相关概念的使用进行梳理。悦中山在梳理国外“社会融合”概念时指出:“social integration”和“social cohesion”都有社会融合的含义,“social integration”是社会学家眼中的社会融合,“social cohesion”是社会心理学家眼中的社会融合(悦中山等,2009: 114~128)。除了“integration”和“cohesion”,国外关于“融合”的词还有acculturation、assimilation、inclusion、incorporation、interpenetration等。虽然这些词都被翻译为“融合”,但是这些词语的含义并非完全相同。其中,assimilation(吸收、同化)、inclusion(包含、掺杂)、incorporation(合并、编入)、interpenetration(渗透、相互贯通)偏向于表达“同化”“融入”“吸收”的含义。这些词语的含义与integration(综合、集中)还是具有一定差异的。这些词语在社会理论、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使用中也具有区别。integration是社会理论和社会学使用的概念,被翻译为“整合”或“融合”; assimilation、inclusion、incorporation、interpenetration被翻译为“同化”“融入”“融合”等,往往被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所使用;cohesion被翻译为“融合”或“凝聚力”,被社会学或社会心理学使用。
国内学术界使用的“社会融合”到底是指“融合”的哪层含义?而要界定的“社区融合”又是指“融合”的哪层含义?
国内学术界“社会融合”中的“融合”既可以是integration(整合或融合),也可以是assimilation(同化)、inclusion(包含),还可以是cohesion(凝聚力)等概念表达的含义。而“社区融合”应该是assimilation(同化)、inclusion(融入)、incorporation(合并)、cohesion(凝聚力)等词所表达的“融合”的含义,更准确的表达应该是“融入”的含义,而非“integration”所表达的“整合”的含义。
社区融合中的“融合”(包括assimilation、inclusion等)和社会融合中的“融合”(既包括assimilation、inclusion,也包括integration)的用词差异,说明社会融合中的“融合”与“整合”的含义具有更多的叠加,而社区融合中的“融合”(assimilation等)和“整合”(integration)含义的区别更明显。接下来从社会融合中的“融合”与“整合”关系和社区融合中的“融合”与“整合”关系入手说明经济维度在社会融合测量和社区融合测量中的不同地位。
三 “经济维度”的基础地位:社会融合中的“融合”与“整合”关系的反思
“Integration”是社会学和社会理论共同使用的概念,社会理论常翻译为“整合”,而社会学多翻译为“融合”。“整合”理论提出两种不同的整合机制——系统整合和社会整合。系统整合是“经济—政治”领域的利益协调和权力制衡机制,社会整合是“文化—社会互动”领域的意义传承和共识达成机制;前者是社会集团或社会子系统的功能整合,后者是行动者生活世界的意义整合。由于integration同时被社会理论和社会学使用,既被翻译为“整合”,也被翻译为“融合”,概念上的混用足以说明“整合”与“融合”内容所指的相互交叉。“融合”与“整合”的内容交叉也被“经验测量”的社会融合概念所继承,对此,通过比较“整合类型”和“农民工社会融合的测量维度”的相似性能得到体现。对于“整合类型”,社会理论提出了两个层面的四种功能机制,即系统整合的适应(经济)与达鹄(政治)和社会整合的互动(共同体)与维模(文化)。对于农民工社会融合的类型,提出了经济、政治、文化、心理、社会互动五个维度,但是其中的“文化”和“心理”两个维度可合并为“文化心理认同”。这样得到“整合”与“融合”的维度比较表(表2)。
表2 “整合”与“融合”的概念维度及功能比较
关于“整合”与“融合”的比较,笔者得出三个要点。第一,“整合”和“融合”的概念维度基本重叠,两个概念维度的差别主要是表达上的不同,基本含义是一致的,包括经济、政治、社会互动(共同体)、文化心理认同(文化或模式维持)。第二,从功能来看,“社会互动”和“文化心理认同”两个维度的“整合”和“融合”要解决的问题及解决问题的方式基本一致;但“经济”和“政治”两个维度的“整合”与“融合”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及解决问题的方式还是有所差别的,“整合”层面的经济和政治维度是从集团或社会子系统的角度解决集团之间的利益协调和权力制衡问题,“融合”层面的经济和政治维度是从行动者角度解决行动者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参与问题。第三,同为系统整合的经济和政治维度,在作为融合维度时受到的重视程度则大相径庭。经济维度受到所有研究者的高度重视,而政治维度只有极少数学者把其列为独立的维度。并且,经济维度是社会融合四个维度中内容最丰富、涉及面最广的,包括就业、收入、消费、社会保障等个人经济地位、经济状况方面的所有内容;而政治融合的内容仅仅包括政治参与、政治身份获得等极少数方面。
上述三个方面表明整合和融合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实,在西方社会学理论中,融合理论包括宏观、中观、微观三种形态,整合理论是融合理论的宏观形态。除了宏观的整合理论外,融合理论还包括族群模式的中观理论和接纳认同的社会心理微观理论。宏观理论是从整体上把握社会的整合机制;族群模式结合社会问题研究族群或族群中的个人的互动方式、文化差异、经济地位、政治参与等问题;接纳认同则从社会心理角度研究行动者的心理认同,以及社会对个人的身份认同和接纳等微观问题。宏观整合理论是定性研究,族群模式和接纳认同理论侧重于定量的测量。社会融合测量基本立足于族群模式和接纳认同来考虑问题,是中观和微观意义上的社会融合概念。这种中观和微观意义上的社会融合概念既离不开宏观整合概念,又具有自己的特定研究对象、研究问题以及研究特征,其最明显的特征是只从行动者或小群体角度考虑问题、只研究具体的社会融合问题、以定量研究为主。虽然如此,但中观和微观的融合概念又离不开宏观整合理论的指导,宏观理论的整合机制为中观和微观的融合测量提供概念维度框架。因此,社会融合测量的具体维度还是经济、政治、文化心理、社会互动。
整合既为融合提供理论指导,同时整合和融合研究问题的视角又有所区别,特别是在经济和政治两个维度上,整合是从集团角度考虑问题,融合是从行动者角度考虑问题。因此,从整合到融合必须把集团层面的问题变成行动者层面的问题。对于经济而言,整合层面的问题是集团之间的利益博弈,融合则是个人收入、就业、福利等经济地位问题。个人经济地位既受制于其所属集团的利益博弈,又受制于个人的能力、努力和社会资本。对于政治而言,整合层面的问题是权力制衡,融合层面则是个人的政治参与,包括政治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政治参与的积极性等。
经济和政治都存在整合和融合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但在国内农民工研究实践中,经济融合是主要维度,而政治融合则无足轻重。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局面?这涉及现代社会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形式的不同。哈贝马斯在重构帕森斯的AGIL模式时,一方面根据行动的策略性和沟通性把其划分为系统(AG)和生活世界(IL),另一方面又根据社会领域的性质将其划分为私人领域(AL)和公共领域(GI)。从涉及行动者(个人)生活的广度和深度来看,私人领域的经济比公共领域的政治要深刻和广泛得多,因此,经济成为从行动者(个人)层面考虑问题的社会融合的主要维度,而政治则无关紧要。
经济融合虽然是从个人的经济地位角度来讨论,但个人的经济地位改变既受制于个人因素(个人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也受制于阶层身份。因此,在讨论经济融合问题时会遇到“是放在个人层面来解决还是放在集团层面来解决”的困惑。这一困惑正是社会融合理论三个流派(制度主义、现代化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表现出的差异。制度主义认为个人的经济地位提升必须从“制度设置”的角度来解决,制度设置非个人和小群体能解决的问题,是阶层(集团)博弈的结果,其采取的路径和整合理论是一致的;相反,现代化理论和网络理论则从个人素质培养和个人社会资本培育的角度来解决问题,即从个人和小群体角度来解决问题。并且,从现有研究来看,经济融合问题的解决,制度主义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在解决经济融合问题的对策上倾向于选择制度主义这一具有“整合”含义的路径,也充分表明社会融合中的“融合”与“整合”概念的功能一致性。
制度主义占据主导地位,一方面说明经济融合中“融合”与“整合”的紧密关系,另一方面也充分反映经济融合问题解决的艰巨性及解决路径的复杂性。经济融合在农民工社会融合中占据的地位,以及经济融合问题涉及的面之广,融合问题解决的艰巨性、解决路径的复杂性等都表明经济融合在社会融合问题中的基础地位。
四 去“经济维度”的必要性:社区融合中的“融合”与“整合”关系的反思
“融合”和“整合”虽然存在差异,但二者的关联性使“社会融合”必定会借鉴“整合”的相关研究成果以解决“融合”问题。整合类型中,文化模式和共同体属于行动者的生活世界,与其相对应的文化心理融合和社会互动在解决问题的层次、解决的主要问题等方面基本是一致的。对于经济和政治而言,整合是从集团角度解决问题,融合则是从行动者角度解决问题。虽然有所不同,但在讨论经济融合时,制度主义又返回到制度层面来解决问题,借助于整合机制再造来实现经济融合。社会融合中的“融合”与“整合”紧密关联,这种关联在社区层面是否必要以及能否成立?
对于社区融合而言,一方面,社区在社会四个子系统中被称为整合子系统,是解决社会融合问题的功能子系统,因此,社区融合应该在主要融合场域发挥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社区只是社会四个子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社区融合中的“融合”不可能像社会融合中的“融合”那样与“整合”的四个方面(经济、政治、文化、共同体)发生联系。上述两个方面共同赋予社区融合以独特的身份、发挥独特的作用,其既是融合问题解决的主要场所又不能解决所有融合问题。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我们想简单地总结一下整合与融合的关系以及社区层面能解决的问题(表3)。
表3 “整合”与“社会融合”类型关系及社区层面能解决的问题
表3显示:(1)社区是社会的互动子系统,其担负互动、沟通功能,因此,社会互动主要由社区完成。(2)文化适应、自我认同、个人政治参与、社区公共利益维护等与社会互动密切关联,一定意义上它们是社区互动的结果,因此,社区也是解决相关问题的重要领域。(3)个人收入、职业、社会保障等经济地位改变既非社区互动的内容,也非社区互动的结果(它们可能是社区互动的间接原因),因此,社区不能解决相关问题。(4)经济利益分配、政治权力制衡等必须通过制度设置来解决,是社会阶层(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非社区(初级群体)所能解决的问题。
把社区融合的上述内容和社会融合相比,明显感觉到社区融合很少涉及经济因素。为什么个人经济地位提升没有成为社区融合关注的主要内容?上面的分析已给出了初步答案,即社区融合关注的是社区互动以及由社区互动导致的相关结果,也就是说,社区互动并非导致个人经济地位提升的直接原因。个人的经济地位提升取决于三大因素:一是社会制度安排,二是个人能力,三是社会资本。社会制度安排是阶层(集团)博弈的结果,集团利益博弈中的群体是利益群体(次级群体)。个人能力(人力资本)是个人潜能和教育、社会阅历的共同结果,良好的社区人际关系对个人能力的直接影响也非常有限。社区人际关系对个人社区社会资本建设具有积极意义,但提升个人经济地位的社会资本更多是在工作中建立、在职业互动中建立,职业人际关系(利益为纽带)与社区人际关系(情感为纽带)存在明显差别。因此,决定个人经济地位的三大因素与社区人际关系都没有太多的直接关系。经济因素与社区人际互动缺少直接因果联系也可以从哈贝马斯重构帕森斯AGIL模式(图1)中得到反映。在哈贝马斯重构的AGIL模式中,文化心理认同(文化维模)与社区互动(共同体)同属于生活世界,而政治和共同体同属于公共领域,“文化心理—社区互动—政治”三者之间可能因属于相同领域而发生直接关联。只有经济(A)和共同体(I)分布在对角线上,缺少共同归属领域说明二者缺少共性的东西,自然直接联系更少。个人经济地位提升与社区人际互动缺少直接因果联系,个人经济融合的内容既非社区互动本身也非社区互动导致的直接结果,自然也就不属于社区互动要解决的“问题域”。因此,无论从融合的相关理论还是从农民工社会融合的研究实践来看,社区融合的去经济维度都是必要的。
图1 整合、社会融合、社区融合关注的主要领域
在此还想借助图1说明一下整合、社会融合、社区融合三个概念关注的基本领域。首先,社会四个子系统的所有整合和融合问题都是整合概念关注的领域,既包括集团之间的经济利益分配和政治权力制衡,以及由此衍生的个人经济地位和个人政治参与,也包括行动者层面的文化心理认同和群体互动。其次,社会融合(中观和微观层面的社会融合)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和群体互动四个领域,但其经济和政治领域只关注行动者层面的个人经济地位和个人政治参与,集团之间的经济利益分配和政治集团的权力制衡非其关注领域。最后,社区融合包括的内容最少,主要有群体互动以及由群体互动导致的文化心理认同、政治参与的积极主动性、公共利益维护等。
对于社区融合的去经济功能,项继权、李增元在讨论温州社区重建和社区融合功能的发挥时也有所提及。他们认为,把私人的经济功能带进社区导致社区融合难以实现,指出“外来人口进入村社区意味分享原村民的土地、产权、福利等利益,不可避免遭到原村民的激烈反对”,因此,“‘新居民’无法真正融入生活和工作的社区”, “社区和社会难以实现有效的整合和融合”。为了实现社区融合,温州通过“三分三改”破除村社不分、政经不分的体制,实现经社分开、政经分开;通过“转、并、联”推动村级组织的转型和农村社区的重建,将社区建设成管理、服务和自治的基础性平台(项继权、李增元,2012: 1~9)。在此,其从社区自治的角度探讨了社区融合,通过社区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实现融合,要实现社区自治必须把居民私人的经济领域和社区自治的公共领域适度区分开来。
五 社区融合测量去经济维度的意义
“社区融合去经济维度”对于重新认识农民工城市融合过程中经济融合的基础地位以及当前社区建设中的社区自治具有重大意义。
第一,把经济融合从社区融合中分离出来有利于从社会视角确立经济融合的基础地位。首先,强调经济融合非社区层面所能解决的问题,经济融合问题的解决必须放在整个社会层面考虑,应该从社会制度建设、个人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建设等角度全方位地思考此问题。其次,强调健全社会保险、教育、住房、就业等各种基本社会制度是实现个人经济地位改变、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的基础。最后,基本制度的公正也是化解社会各阶层矛盾、促进社会阶层良性互动的基础。中国当前社会建设特别要注意制度建设,为各阶层融合创建制度环境和制度平台。
第二,把经济因素从社区融合中分离出来有利于明确社区建设的主要目的、选择社区建设的主攻方向、认清社区建设能解决的主要问题。当前,我国社区建设还存在很多误区,一方面,把社区看作是基层社会行政单位,社区建设变成完善基层政府功能,因此,社区建设的摊子铺得很大、很宽,社区建设成了执行政府行政功能的底层组织。另一方面,社区建设要解决的“群体互动、群体团结、群体凝聚力以及与此关联的促进社区成员文化适应、培育社区成员的心理认同和归属感、调动社区成员参与社区事务和社区政治活动的积极主动性”等问题反而被边缘化;社区自治功能退化、空间萎缩。把经济融合问题从社区事务中分离出来(同时也把基层政府的行政事务从社区中分离出来),使社区集中精力抓好群体互动、社区文化、社区公共事务等自治性问题,促进社区自治真正实现,充分发挥社区凝聚人心、团结成员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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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中山等,2009, 《当代西方社会融合研究的概念、理论及应用》, 《公共管理学报》第2期。
项继权、李增元,2012, 《经社分开、城乡一体与社区融合——温州的社区重建与社会管理创新》,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6期。
作者简介
陆自荣 男
所属博士后流动站: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合作导师:苏国勋
在站时间:2007.1~2010.3
现工作单位:湖南科技大学法学院
联系方式:zironglu@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