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东亚模式的特征

东亚模式的成功体现在社会和经济的各方面，本小节将刻画东亚模式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些特征性事实。

经济增长

如上所述，日本和“四小龙”都经历了一段高速增长的时期。为了更具体和更全面地描述这一段高速增长时期，我们选取了几个代表性国家，将它们的人均GDP增长情况和东亚模式进行比较。从图2-1中，我们可以看到从1950年到1965年这15年中，世界各国都处在战后重建中。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它们的人均GDP已经遥遥领先其他发展中国家。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经济在这15年中已经表现出了强劲的增长力，而“四小龙”的经济水平则仍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处在一个档次上，甚至还落后于拉丁美洲的阿根廷。从图2-2中，我们可以看到1965～1995年这30年中，世界各国都有着良好的经济增长，而日本和“四小龙”无疑是最耀眼的，它们的经济增长率显著高于世界上其他地方。我们可以看到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已经将以巴西和阿根廷为代表的拉美以及以肯尼亚和尼日利亚为代表的非洲国家甩在了后面，而新加坡和中国香港这两个城市经济体的人均GDP更是直逼美国。在这段时间内“四小龙”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都超过了10%，这几乎是非洲国家的4倍以上，拉美国家的2倍。而日本在这段时间的增长率也高达8.4%，高于美国、阿根廷和肯尼亚。但是我们从图中也可以看到日本的人均GDP从1990年后相比“四小龙”增幅有所放缓，这主要是因为日本1990年泡沫经济破灭后高速增长的时光一去不复返，进入了“失去的十年”。而从图2-3中，我们可以看到从1995年到2009年这14年中，各国经济依然稳健增长，日本和美国在2008年遭受了金融危机后，增幅出现了一定的下滑。而“四小龙”在1995～2000年这一段时间，由于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经济增幅有所放缓，但是之后又保持了稳定的增长，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对后期经济发展破坏力并不大。

全要素生产率

毫无疑问，东亚模式的经济总量上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那么它们的增长质量如何呢？经济学家通常用“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来度量增长的质量。所谓全要素生产率指的是，经济增长中扣除了要素投入（如劳动、资本）的贡献份额后，由技术创新和制度改进带来的贡献份额。

我们通过图2-4可以看到东亚国家和地区1965～2009年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图中东亚国家和地区劳动生产率逐渐提高，与原来处于一个水平的阿根廷拉开了距离；尽管与美国仍有不小的差距，但有所缩小。其中，我们可以把劳动生产率提高分解为三部分，一部分是来源于人均有效资本投入的增加（比如添置更多的生产设备），一部分是人力资本的增加（如工人教育程度的提高），而最后一部分则是效率的提高，即不能由投入的增长来解释生产率提高的部分。我们把这最后一部分增长称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它的来源包括技术进步、制度的改革和创新等因素。

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广义上的东亚模式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中，大约有2/3来源于人力资源、物质资本和劳动力要素，有1/3来源于TFP的提高。相比于同期其他发展中国家，1/3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东亚地区能够在这近30年中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日益接近先进的工业化国家（世界银行，1995）。

我们从图2-4中工人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也可以看到，东亚模式的国家和地区在90年代与欧美先进的工业化国家仍然有较大差距。尤其是“四小龙”中的韩国和中国台湾，其工业的先进生产技术依然以靠进口和购买工业化国家的专利为主。因此，这值得我们去重新审视TFP对东亚国家的贡献。有人开始挑战世界银行的观点，认为在“四小龙”以及其他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中，经济增长最大的贡献来自物质资本的积累，而TFP的贡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Young, 1994; Kim and Lau, 1994）。因此，东亚国家和地区能够取得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在于要素投入，这种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也必然会崩溃。而这种发展模式对依靠技术进步的西方国家并不具有示范作用，东亚国家和地区只是“纸老虎”而已（Kugman, 1994）。之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东亚经济陷入低谷，似乎也印证了克鲁格曼的论断。但是，他们的结论却与东亚国家和地区确实有技术进步的事实相悖，而且东亚经济也并没有如克鲁格曼所言在金融危机之后崩溃。因此，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受困于TFP的测定争论，而应当从东亚国家和地区TFP变化的背后挖掘出经济增长的来源。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争论意义不大（斯蒂格利茨，2003）。

Crafts（1998）修正了之前Young等人计算TFP的方法，他主要针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具有不同的生产弹性的事实，将增长的核算方法做了一点调整，得出了不同因素对增长的贡献（见表2-1）。Crafts的研究表明，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经济增长的各种来源中，物质资本依然是第一，其次是人力资本，而最后才是TFP。日本和“四小龙”的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18%～39%，这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而且东亚国家和地区（除日本外），TFP水平远远低于欧洲发达国家在10年前的水平。

为何东亚国家和地区的TFP和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偏低呢？在经济高速增长期时，东亚模式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对经济进行较多的干预，制定了很多产业振兴的政策。同时，政府主导产业投资，并通过各种渠道购买先进技术，以缩小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而这种技术进步可能是政府高投资的副产品，因此这导致TFP值计算出来不高（斯蒂格利茨，2003）。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表2-1中看到。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中，物质资本贡献最大。此外，发达国家的技术已经处于前沿，要想取得技术进步，必须进行研发；而研发的投入在计算经济增长时并不包括在资本要素投入内，依靠这种方式取得的技术进步即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带来的贡献。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可以通过购买先进技术以缩小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比较普遍的方式便是购买先进的机器，而这种技术进步往往包含在资本要素投入内，不算作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因此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低，技术进步明显的事实，是经济体处在发展初期的必然结果。而这种局面只有在自己的产业技术处于最前沿时才会改变（Chen, 1997；林毅夫，2007）。

在基于投资的发展阶段，如果仅仅依靠资金购买技术，就可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那么很多发展中国家也可以实现技术进步。然而，事实却是日本和“四小龙”实现了，而很多发展中国家却不能实现。这体现了东亚模式的优越之处，其主要原因在于东亚模式的政府更加注重资本积累（斯蒂格利茨，2003）。我们通过表2-2可以看到，东亚地区（包括广义上的东亚模式国家和地区，不含日本）的资本存量年均增长率远高于同时期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但显然仅仅注重资本积累也是不够的，在整个东亚地区，“四小龙”与东南亚新兴工业化国家（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相比，其技术进步更加明显。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就在于“四小龙”的政府更加开放，投资也更加有效率。而反观东南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都做出了很多非常错误的投资决策，而这些决策毫无疑问降低了它们的技术进步率（Pack, 2001）。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四小龙”对教育更加重视，这点我们也可以通过表2-3发现。东南亚新兴工业化国家与中国台湾和韩国的教育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比如泰国，在1992年人均GDP与1984年的韩国和1978年的中国台湾相当时，中学入学率却连它们的一半都不到。而这种教育水平的差异很可能是导致两个地区在投资效率和吸收技术水平上产生差异的重要原因（Booth, 1999）。

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对东亚经济造成了很大冲击，但短短几年内，东亚模式下的经济体就顺利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一方面，这与东亚政府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去应对金融危机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东亚在金融危机后的技术进步有关。从图2-5中我们可以看到，相对于表2-1，日本在金融危机后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了一半，韩国在金融危机前后TFP对经济增长贡献稳中有升，唯独中国台湾地区在金融危机后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出现了下降。日本TFP贡献率上升得益于其雄厚的经济基础和日本公司在国际市场逐步占据一席之地。1997年金融危机对日本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部分负债率较高的金融企业破产，并未对日本实体经济造成深层次的影响。韩国是受1997年金融危机影响最深的地区之一，大量前期盲目扩张而债台高筑的大型企业面临破产从而重创韩国实体经济。面对这一危机，韩国政府推进了对政企关系的改革。而在振兴实体经济方面，韩国政府一方面推动企业经营模式改革并学习国际先进模式，另一方面大力扶植高科技企业，尤其是鼓励支持IT信息产业和LCD液晶面板产业。金融危机后韩国企业在政府的支持下投入大量的资金应用于研究与开发（R&D），不断抢占市场先机，直至今日，以三星和LG为代表的韩国企业已经处于行业内的领先水平。借助于经济复苏和韩国企业在高科技方面的巨大成就，韩国金融危机后TFP对经济的贡献率稳中有升。与韩国和日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台湾，台湾因为有充足的外汇储备和较少的短期债务而安然度过了金融危机，但是之后台湾在尖端科技发展方面却落后于日韩两国。从图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台湾TFP贡献率反常地出现了倒退，这很大程度上归咎于台湾在政党轮替后行政执行力的下降。台湾当局在金融危机后制定了“两兆双星”计划以加速产业升级和推动科技进步，然而在具体实施方面却不尽如人意。台湾企业过于依赖先进国家的关键技术，使得自己在尖端信息产业方面一直遭遇瓶颈而无法突破，台湾并未跳出技术输入地区的框架限制。台湾TFP贡献率下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与大陆贸易的增加导致了贸易对经济的增长贡献率不断上升，从而削弱了内源性技术创新的动力。

经济结构变迁

库兹涅茨事实（Kuznets Facts）是库兹涅茨关于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体发生的结构性变化的描述。具体而言，伴随着经济发展，组成国民经济的三大产业比重会发生变化。其中第一产业（农业）的比重不断下降，第二产业（工业）经历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第三产业（服务业）比重持续上升。而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从收入相对比较公平的农业社会转为早期的工业社会时，由于劳动力大量转入收入较高的第二产业，收入差距会随着经济发展不断拉大，然后进入一个短暂的稳定期，之后随着社会工业化的完成，收入差距又开始逐渐缩小。

东亚模式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转型是否也如库兹涅茨事实描述的那样呢？通过图2-6～图2-8，我们可以看到东亚模式国家和地区在几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其产业结构得到了很大改善（1950～1973年的日本，1970～1995的韩国和中国台湾）。这些经济体的产业结构正如库兹涅茨事实所描述的那样，第一产业比重不断下降，而第三产业比重不断上升，第二产业比重则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呈现倒“U”形。而完成这一过程东亚国家和地区仅仅用了30多年，这与早期的工业化国家相比快了很多，比如法国完成类似的转型用了84年（Kuznets, 1957）。从图2-6～图2-8中我们还可以发现它们的基尼系数并未如库兹涅茨所描述的那样随经济的发展呈现倒“U”形变化，如图所示，这三个国家和地区的基尼系数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并没有拉大，有的甚至有所下降（比如台湾）。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社会收入差距却始终能被控制在较为合理的区间内，这种“共享式增长”（inclusive growth）也正是东亚模式最值得称赞的地方。

东亚模式的产业结构调整过程具有较强的共性。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具有面积狭小、资源相对贫乏的先天劣势，而且经历过二战和内战的创伤，资本相当匮乏，市场高度不完全。为此，政府都采取了相应的产业政策，以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和扬长避短。表2-4列举了不同阶段的产业调整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在经济发展早期主要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在完成资本积累后，逐渐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变；在这之前，第二产业的比重不断上升。而进入第三阶段，即重化工产业向技术密集产业转变后，第二产业的比重也迎来了拐点，开始下降。从图2-9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投资率也是随着经济发展呈现倒“U”形的，如果我们将图2-6～图2-8和图2-9相比较，可以发现投资率和第二产业的拐点基本一致（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台湾地区在80年代，韩国在90年代）。这也标志着产业结构升级的开始，从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向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而进入第四阶段（日本从1999年后已经进入这一阶段，而韩国仍在转变中）后，产业向知识密集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并且不断发展金融和现代服务业，这一转变也进一步导致了第二产业的比重下降和第三产业比重的持续上升。不同国家之间虽然不是同一时间发生产业调整的，但是所走的路径却是大同小异，著名的“雁形假说”总结了这种现象。早期的日本，劳动密集型产业所占比重很高，而后一直呈下降趋势，与此同时，后发的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比重开始上升。而随后，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比重也下降，同时更后进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劳动密集型产业比重却开始上升。此外日本的资本密集产业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现象，技术密集产业呈现了持续上升的现象。而这些现象也如前面劳动密集产业一样，出现了由日本向韩国和中国台湾，再向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传递的情况（斯蒂格利茨，2003）。这种“雁形假说”式的产业转移是各个经济体根据自己的要素禀赋选择关键产业的结果，而正是这种在不同时期选择正确的产业来发挥自己比较优势的策略，成为日本和“四小龙”经济成功的核心（林毅夫，2007）。

政治模式

东亚模式的国家和地区从二战以后，伴随着工业化的进程，政治体制也在经历着变革。虽然政治变革路径各有不同，但是共同特征还是很明显的：经历了威权主义时代和强人政治，到最后的多元化的自由民主时代。在威权主义时代，政府高度集中政治权力，拥有干预经济的绝对权力，公民虽有表达民意和相对的言论自由，但都不得威胁到政府的权威，这时的经济也易受政府控制。但威权主义不同于传统的封建统治，它并没有完全控制经济。而在自由民主时代，政府的权力也仅限在公共服务领域，公民享有充分的权利去参与社会和经济活动，此时社会专业化程度很高，经济也以市场为导向。从威权政治到自由民主，正体现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制度上的“脱嵌”过程。

日本经济起飞虽然始于二战后，但日本的工业化却要追溯到明治维新时代。明治维新前，日本是落后的农业国家。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明治天皇推行“全盘西化”的政策，扫除传统势力对市场化的束缚，比如开始注重保护产权，允许人民自由迁徙和就业，鼓励自由贸易，同时引进西方先进的公司企业制度。政治上实行西方的“三权分立”，但却保留了天皇至高无上的权力。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明治天皇利用自己的威权，奠定社会市场化的基础，整合日本国内资源，那么日本这样资源匮乏的岛国是很难开始工业化的。

二战战败后，美国托管日本，对日本宪法进行了改革。日本开始实行以“三权分立”为基础的议会内阁制，同时天皇再也没有权力去干涉政府，仅仅作为国家的象征。在之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日本社会依然是一个“嵌入性”很高的社会。在经济方面，日本政府涉足很多产业的迹象随处可见，有大量限制保护性的法规存在。据日本公正委员会调查，90年代初，受政府直接限制的产业部门按附加值计算的产值，占产业部门总产值的近40%，其中，建筑、金融、电力和采矿为100%，运输和通信为95.3%，服务业为54.5%，制造业为16%。直到1993年，日本“脱嵌”的速度才开始加快。自民党结束“一党独大”局面后，打着“改革”旗号的联合政党政府上台，才逐步改革政府集权的局面，放宽对民间企业的限制，渐渐剥离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关系。在政治上，1955年后自民党绝大多数时候都垄断了日本的首相职位，可谓“一党独大”。

韩国在二战前一直是日本的殖民地。二战结束国家光复后，在美国的帮助下，韩国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但是由于受朝鲜战争和美国军事管制的影响，韩国一直由李承晚的军人政权掌控。但同时美国对韩国的干涉既促进了民主改革，又维护了韩国的威权主义统治。随着经济的发展，韩国内部的民主化呼声也越来越高，并于1980年爆发了著名的“光州事件”，最终导致了军人政府的垮台。1987年全斗焕下台标志着韩国由威权政府开始向民主政府转变。回过头来看，韩国的威权政府在一系列市场化的改革和创建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公平环境中起了极其关键的作用。同时，政府对经济进行强有力的干预，制定国家发展的“五年计划”，引导产业发展。尤其是朴正熙总统1961年上台后，创建了强有力的经济计划委员会，赋予其广泛的预算权力，并通过控制银行以增强对大型企业的调控，与此同时又推动出口鼓励战略，最终使得韩国走上经济高速发展的道路，创造了“汉江奇迹”。但由于威权时代政府对大财团的扶植，导致了韩国政府在后面的民主化改革中步履维艰。政府对财团扮演着担保人和管制者的双重角色，使得韩国政企关系扭曲。大企业过度扩张而大量举债，但政府又监管不力，最终使得大量资本外逃，加深债务危机。1997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IMF的介入，使得韩国新一届的政府开始痛定思痛，推行政府改革，对经济从直接干预逐渐转变为间接关系，并逐步剥离和大财团的矛盾关系，鼓励金融自由化和开放外资进入。韩国较为彻底的改革短期内承受了巨大的痛苦，但是也使得韩国第一个走出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从图2-3中我们也可看到进入21世纪后韩国经济依然保持着稳定增长。不过韩国根深蒂固的官办金融和大财团的影响，依然使得韩国的改革任重而道远。这次进入危机对韩国经济的“脱嵌”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国台湾地区也经历了与韩国类似的政治历程。在政治方面，国民党内战失利败退台湾后，开始清理异己，加强政府的控制力。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台湾社会要求民主的呼声越来越大，“美丽岛”和“江南案”等标志性事件的发生，使得威权主义统治的合法性岌岌可危。面对这种情况，蒋经国选择了主动改革的策略，于是国民党当局开放党禁和报禁，推动台湾社会“民主化”。自此台湾政治体制也步入了新阶段。其后，李登辉又推行“全民选举”。在2000年时，国民党在民主选举中下台，台湾首次实现了政党轮替执政。台湾当局在1947年开始推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这一成功的土地改革使得台湾成为世界上收入分配最公平的经济体之一（世界银行，1995）。1953年后，台湾开始制定和实施四年计划，逐步提高工业基础和促进产业发展。与此同时从1950年到1965年，美国对台湾实施经济和技术援助，其中“贷款形式”的援助在这15年当中达到了14.8亿美元。蒋经国主政台湾后，政府又开始推动“十大建设”，鼓励出口导向的中小企业发展，使得台湾经济迅速起飞。1990年后，随着政治转向民主化，政府也逐渐放宽对经济领域的限制，推动公有企业民营化。进入21世纪后政党轮替，在台湾社会标榜为“民主榜样”的同时，经济却开始出现了问题。在银行呆账和全球经济放缓冲击下，台湾经济2001年出现了战后的首次负增长，直到2003年才开始回稳。全球对台湾贸易需求的减少，政党在“意识形态”方面无休止的斗争以及对电子产业孤注一掷的投入使得台湾在21世纪的头10年遭遇了发展瓶颈。这点我们也可以通过比较图2-2和图2-3来发现。

如果我们把东亚政治体制的变化和经济结构变迁结合起来看，可以发现两者有着密切的联系。威权主义统治的政治基础在于小农经济，此时政府可以通过提高福利水平来补偿公民政治权利的损失，从而维系自己的统治。另一方面，由于市场的不完全性，政府的干预在一定时间内可以更好地组织社会资源，推动经济发展。但随着经济结构的变迁，第一产业不断萎缩，以及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发展，社会分工日益专业化，社会结构出现了分层，最终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阶层，威权主义统治的社会基础也就消失了。与此同时，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中产阶级的力量也不断壮大，公民对政治权利的呼声越来越高，民主化的浪潮也越来越高。此外，东亚国家和地区都是对外开放程度很高的地方，无论是政治上还是贸易上与西方（尤其是美国）联系都十分紧密，这使得年青一代的意识形态开始受西方影响，同时西方盟国（尤其是美国）对东亚政府民主化的压力也与日俱增，这些因素也对东亚政治模式转型有重大的影响。最后产业结构的变迁使得社会专业化程度上升和市场不断完善，社会开始“脱嵌”。于是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到来也是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