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一 研究的背景

1．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结构调整构成本研究的国际背景

2008年下半年，由美国次级贷款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中国也未能幸免。危机袭来后，使中国的实体经济首先受到冲击，并迅速波及金融等虚拟经济。由于金融危机造成国际市场需求的大幅萎缩，中国出口严重受阻，外贸数据明显下滑，工业增速降至十年来的最低点。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人们进一步从整体结构方面思考中国经济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的思路。

当前，国际产业发展与转移的态势是，一方面世界制造强国不断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处于生命周期末端的产品与技术等低端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通过积极构筑绿色壁垒、技术壁垒与法律壁垒，实施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打压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特别是高端制造业的发展。在经济一体化与对外开放的背景下，中国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一种不利的地位，中国的产业结构也深受国际贸易不合理秩序的影响，缺乏应对外部危机的弹性。而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则全面暴露了中国经济的这些深层次的问题，这些问题有的表现为长期的发展模式所积累的对落后生产方式的依赖，有的则表现为国际生产分工所造成的中国产业整体性地在产品价值链上的低端锁定。本次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国际金融危机使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问题进一步凸显”。在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中，中国长期依赖投资与出口，消费明显不足；三次产业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的纺锤形结构，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的比例严重不合理；在第二产业内部，低技术含量、低增加值、高消耗、高污染的企业占了很大的比例；需求结构中，外需与内需严重失衡，无论是第二产业还是第三产业均严重依赖海外需求。在这诸多的结构性矛盾中，制造部门竞争力提升的迫切需求与生产性服务部门发展严重滞后的现实状况构成了一对极为尖锐的矛盾。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有两个特点，一是服务业的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超过50%，二是生产性服务部门在整个服务业中的比重超过50%，而且这一比例还呈逐年增大之势，甚至可以超过70%。中国缺乏发达的服务外包业支撑的制造业绝非先进的制造业，其产品在性能、质量、差异性等方面均缺乏竞争力，仅能依靠低价战略占领市场，而其背后则是长期的对环境的破坏和对工人的压榨，更致命的是由产品技术含量低所导致的可替代性大、需求价格弹性大的特点，使中国的制造业极易受到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另外，缺乏先进制造业的拉动，服务外包业的发展也缺乏足够的动力，而第三产业中最主要、最具有活力、最具有带动效应的部分就是生产性服务部门，生产性服务部门的薄弱必然导致整个第三产业的先天不足。当出口受阻，工业生产大幅下滑之后，薄弱的第三产业自然无法承担起缓冲甚至扭转经济下滑颓势的重要作用。这也进一步削弱了中国经济抵御国际市场动荡的能力。

二是国际金融危机使中国对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国际金融危机形成的本质原因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脱离，它是在放松金融监管与鼓励金融创新背景下，长期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过度投机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共同推动虚拟经济过度发展，形成泡沫进而破灭的必然结果。”近20年来，国际社会未经历大的经济危机，实体经济发展又正经历结构性变化，以金融为代表的虚拟经济极度膨胀，各种创新层出不穷，吸引与沉淀了大量的资金。以美国为例，在危机爆发时，其实体经济的总和也未能达到整个GDP的30%。危机爆发后，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均意识到产业空心化的问题，认为经济结构的不合理是金融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纷纷提出了调整产业结构与振兴制造业的计划。例如：“2009年12月，美国公布《重振制造业框架》; 2010年8月，奥巴马正式签署《制造业促进法案》; 2011年6月，美国政府启动《先进制造伙伴计划》，构筑官、产、学、研合作机制；2012年2月，美国公布《建设更强大经济计划》，宣布企业税改方案，鼓励在美国本土投资。此外，美国还制定了《2040年制造业规划》，着眼于应对来自新兴大国的长远挑战。英国政府于2008年发布《制造业：新挑战、新机遇》战略报告，2009年又公布新的制造业发展战略，提出要占据全球高端产业价值链、抢得低碳经济发展先机等战略构想。2010年，《欧盟2020战略》中明确提出要恢复工业的应有地位，使工业和服务业共同成为欧盟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作为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欧盟在该年还出台了工业发展新战略，以巩固和发展其工业竞争力。”在抵御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中国的制造业在世界范围内率先止跌反弹，为中国，也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进一步证明了实体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最大的启示就是，为了应对未来可能的全球市场波动，中国经济必须实现结构的升级与优化，高度重视实体经济在整个经济体系中的重要作用，选择一条第二产业的升级优化与第三产业的加速发展并行的道路。制造业在中国的经济体系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不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更是国家稳定的定海神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的增长率更是稳居世界前列，“制造业增加值在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一直在40%以上，我国来自制造业的财政收入也在50%以上，制造业创造了我国接近3/4的外汇收入”。因此，在中国现阶段，发展经济首先必须发展制造业，不论是经济结构的调整，还是向实体经济的回归，均需要实现制造业由量到质的提升。而制造部门与生产性服务部门的发展又呈现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生产性服务特别是高端生产性服务的投入不足会严重制约制造部门的发展。制造部门与生产性服务部门之间是通过外包建立起产业关联的，因此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研究服务外包业与制造业的关系问题，既是对危机反思的进一步深入，也是危机之后提高中国经济整体素质与竞争力以防范下一次世界经济动荡的需要。

2．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适应经济新常态构成本研究的国内背景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新变化，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着力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发展新活力，着力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着力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着力培育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优势，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更多依靠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带动，更多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驱动，更多依靠节约资源和循环经济推动，更多依靠城乡区域发展协调互动，不断增强长期发展后劲。”党的十八大明确将结构调整作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攻方向，将实体经济视为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要求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健康发展，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壮大，合理布局建设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由此可见，实现制造业的升级优化与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壮大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

当前中国经济中，制造部门与生产性服务部门面临着不同的发展问题。对制造部门而言，一般性的产品供应充足，部分领域甚至存在一定的产能过剩现象，因此制造部门主要是结构的高级化与优化问题，即提高产品的竞争力，特别是满足国内市场对高端制造产品的需求问题。“产业升级的意义不仅仅是产业间升级，更重要、更具有普遍意义的是产业内升级，即工艺升级、价值链升级、产品质量升级、品牌升级，以形成 ‘精致制造’的工业素质。”对生产性服务部门而言，既存在供给总量不足的问题，也存在供给结构低端化的问题，尤其是无法满足制造部门产品结构优化升级的要求。“2012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4.6%，大大低于发达国家70%以上的份额，也比同等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低10个百分点左右；就业比重也明显偏低。”李克强特别强调了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部门的重要作用，将发展服务业视为打造经济“升级版”的战略举措，作为推进“新四化”的重要方面与释放“改革红利”的重大突破口。

中央已经明确提出，“十三五”期间，要构建新的产业体系，一方面“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中国制造二〇二五》。引导制造业朝着分工细化、协作紧密方向发展，促进信息技术向市场、设计、生产等环节渗透，推动生产方式向柔性、智能、精细转变”；另一方面“开展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行动，放宽市场准入，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生活性服务业向精细和高品质转变，推动制造业由生产型向生产服务型转变”。可以说，中国要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就必须大力提高制造部门的技术含量与产品的增加值，迅速发展生产性服务部门，满足制造部门升级与优化对生产性服务在量上与质上的双重需求。因此，深入研究服务外包业与制造业的相互关系，研究制造业的升级方向、路径与制约因素，研究生产性服务部门与制造部门的互动机制，研究服务外包业集聚与制造业集聚的相互影响，研究这两个产业的协调发展对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与保增长、促就业的作用机理，既是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的客观需要，也是提高中国经济整体素质与竞争力以适应经济新常态的需要。

3．推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促进福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构成本研究的现实背景

中央已明确将以福建为主体的海峡西岸经济区定位为“东部沿海地区先进制造业的重要基地”, 要求在发展先进制造业、培育特色优势产业的过程中，加快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培育承接服务外包业务的专业企业，打造有较强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而福建省“十二五”规划也明确提出，要“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高新技术产业化、新兴产业规模化，努力打造福建 ‘制造与创造’的双重优势”；并将全面提升服务业发展水平视为福建加快转变、跨越发展的战略重点，加快生产性服务企业集聚，促进生产性服务向研发创新和物流销售两端延伸，“力争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速达14%以上，到2015年，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42%，服务业就业比重达40%以上”。

福建已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工业产值占国民经济的比例超过一半，制造业在全国具有一定的竞争力，已经形成电子信息、石化加工与机械制造三大主导产业，传统优势产业则继续保持较强的竞争优势，新兴产业的发展也日益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但是，福建的制造业也存在总量不大、专业化不强、主导产业竞争力较弱等问题；而福建的服务外包业在全国的地位则更为落后，在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对就业的吸纳作用等方面与制造业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这些原因造成了福建服务外包业与制造业在产业关系上的割裂，这又反过来影响了福建经济整体竞争力水平的提升。因此，加快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提前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迫切要求深入研究福建服务外包业与制造业的协调发展问题，以为相关产业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上的依据与现实的具体建议。

二 研究的意义

1．理论意义

对生产性服务的研究，国际上大约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大约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了大量的文献，形成了许多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涉及生产性服务的界定、生产性服务对制造业的作用、服务外包等方面。对生产性服务的研究往往涉及制造业，这是因为生产性服务原本就脱胎于制造业，从更深层次来讲，服务外包业与制造业具有一种内在的经济与技术上的联系。本书所研究的“服务外包”是指制造业为提高生产性服务的获得效率而进行的外包生产性服务的活动，本书所研究的“服务外包业”是指承接生产性服务外包业务的产业。服务外包作为制造业获取生产性服务的主要方式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大量出现，到了20世纪90年代已经成为国际上较成熟的一种生产组织方式。研究服务外包业与制造业的关系问题，可以对以下几个理论的发展形成贡献。

一是产业的分工与协作理论。分工理论是亚当·斯密经济理论的基础，他认为分工是国民财富的源泉。马克思也高度重视分工问题，专门研究了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问题，阐述了分工协作对商品生产、对生产力、对劳动者所造成的深刻影响，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分工协作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分工协作理论完全可以解释当今的生产分割、产业集聚、国际贸易、国际分工等一系列问题。当生产性服务部门与制造部门出现分工后，服务外包业与制造业之间内在的经济技术联系决定了它们之间天然的合作关系；而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又决定了它们各自的区位选择。因此，研究服务外包业与制造业的关系问题，可以进一步从产业关联与产业集聚两个角度丰富现代条件下的分工协作理论。

二是产业集群理论。产业集群理论认为，具有内在联系的组织在一定区域内的集聚会极大提高相关产业及集群内部企业的竞争优势。研究服务外包业与制造业的关系问题，可以从服务外包业与制造业相互影响、协调发展的角度，探究现代产业集群的形成机理、内部的治理机制及整体竞争优势的形成路径。特别是通过对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关系的研究，可以发现现代产业地理集中与地区专业化的形成规律。而这些研究都将进一步丰富产业集群理论的内容。

三是价值链理论。价值链理论认为产品价值的生产可以通过链条上的一系列环节来完成，而这些环节在时间与空间上是可以相分离的。对于企业而言，就是要在这个链条上尽可能地占据有利的位置，从而实现对整个生产链条的控制，以获取最大的利益。服务外包业与制造业的分工协作关系就反映了这样一种链条关系。从产业关系上看，服务外包业与制造业构成上下游关系；从投入产出上看，生产性服务是制造业重要的中间投入品，制造业的升级优化过程就是其不断增加生产性服务投入，从而不断向产品价值链高端环节攀升的过程。而服务外包业的发展也存在一个技术不断升级的过程，也就是对服务外包业而言，其同时参与两条价值链的生产，一条是制造业产品价值链，另一条是生产性服务产品价值链，这反映了知识生产所具有的特殊性。因此，研究服务外包业与制造业的关系问题，将极大丰富与完善知识经济时代的价值链理论。

四是迂回生产理论。迂回生产理论认为生产的层次越丰富则分工越深化，产品所蕴含的价值也就越大，也就越会形成规模报酬递增效应，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制造业通过外包生产性服务而获得的技术性投入将增加其生产的迂回程度，不仅会深化生产性服务部门与制造部门的分工，还会促进这两个生产部门内部的进一步分工。规模经济是分工的结果，也会反过来促进分工的继续深化。研究服务外包业与制造业的关系，能够更好地阐明分工与市场之间的因果循环累积效应，论证迂回生产理论对于现代产业的适用性。

五是贸易理论。从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到新贸易理论，再到新经济地理理论，西方学者始终关注国际贸易与国际分工问题，力求解释国际贸易中出现的各种现象，为建立新的国际分工格局提供理论指引。服务贸易在全部国际贸易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直接影响了国际贸易的新的走向，这与服务外包业的发展密切相关。研究服务外包业与制造业的关系问题，有助于从理论上解释生产性服务的国际贸易现象及新的国际分工秩序，这也反映了现代贸易理论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

2．现实意义

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是福建加快建设“东部沿海地区先进制造业重要基地”的前提与保障。“近年来，福建省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都保持在30%以上，随着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步伐的加快，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制造业仍将是福建省经济的重要增长点。”但是，没有发达的服务外包业对制造业的支撑，福建无论如何也无法完成建设先进制造业重要基地的任务。同样，福建要发展服务外包业，也需要有一个强大的制造业的拉动。对福建服务外包业与制造业发展现状与竞争优势的实证性研究均证实了，福建服务外包业与制造业之间在数量比例、经济技术联系、地理集聚、协同定位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既影响了福建制造业的结构升级与竞争优势的培育，也影响了服务外包业的发展。因此，研究服务外包业与制造业的关系问题，对于福建的科学发展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可以为福建服务外包业的发展指明一个新的方向。福建服务外包业与当地制造业的关联度较低，重视发展离岸业务，其主要市场在省外，来自日本的服务外包占了较大的份额。这样的一种发展模式存在极大的弊端，第一是产业高度依赖国外市场，易受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第二是在产品价值链上易受国外生产性服务巨头的压制，只能承接低技术含量的服务外包业务，发展空间受限；第三是漠视本省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特别是高端生产性服务的需求，进一步割裂了其与当地制造业的产业关联，将使其逐步丧失本省市场的依托。因此，对服务外包业与制造业关系的研究，可以为福建服务外包业的发展指明一个新的方向，使其通过与当地制造业实现协调发展，促进福建现代产业体系的构建。

二是可以为福建制造业的发展提供路径指引。福建制造业的产业结构较为低级，主要还是依靠传统生产要素的投入进行竞争，高级生产要素对其竞争力形成的贡献率不高。这也可以从福建的主导产业发展缓慢与在全国竞争力不佳的事实中得到验证。因此，福建要实现制造业竞争优势的提升就必须通过结构调整，优化制造业与服务外包业的关系以及制造业内部各行业之间的关系。研究服务外包业与制造业的关系问题，可以回答福建服务外包业与制造业在空间布局、发展顺序、结构比例等方面的一系列问题，为规划区域经济发展、制定相关产业政策等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引导与扶持服务外包业将更多的创新因素导入制造业，以推动制造业的结构升级与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