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绿耕理论与实务模式的本土化建构

过去30年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轨迹是“教育先行，实务滞后”（孙立亚，2006），而专业社会工作教育及实务的发展路径是依托中国港台地区（主要是香港）作为欧美国家社会工作专业发展“转运码头”，从港台地区直接引进翻译教材和课程体系，培育一大批社会工作教育者。例如，香港理工大学与北京大学合办的中国社会工作硕士课程不仅培养一大批国际化的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学科带头人，而且利用课程实习的契机在中国大陆城乡社区建立各种专门的社工服务的实务基地（农村、城市、青少年等），这些实习基地陆续成为中国社会工作实务发展的重镇。

正在社会工作教育和实务基地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从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建设一支宏大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开始，中国政府强力介入社会工作专业发展及其实务工作，尤其是从2008年“5 ·12”汶川地震至今，我国逐步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工作大发展”的局面。与专业教育的发展模式基本相似，政府主导的社会工作服务一方面依靠大专院校课程及其人才的支撑；另一方面从港台地区甚至欧美国家直接引进专业服务模式，逐步形成以“三大方法”“服务为本”“临床辅导”等功能主义取向为特色的专业实务发展模式。

所幸的是，绿耕作为中国农村和灾害社会工作实务发展及教育的重镇并没有局限于“三大方法”“专业服务”和“临床社会工作”等专精的理论范式之中。如前所述，15年来，绿耕将国际社会工作的先进理念方法与本土化的社区实践紧密结合起来，逐步提炼总结出“‘五位一体’幸福生活”愿景。“驻村工作”模式、“整合社会工作”“社会经济”“社区组织”“能力建设”“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文化行动”等实务策略。除此之外，基于汶川“5·12”灾后社会工作的经验教训，我们开始重视社区的生态环境问题，将“环境社会工作”纳入绿耕的实务内容，并提出“环境友好”的社区社会工作。

秉持“扎根社区、精耕细作、培力弱势、彰显公义”的绿耕精神，在理论与实务模式的本土化建构方面，我们从以下两个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

（一）将西方社会工作的知识体系“植入”本土社区进行大胆探索

2014年墨尔本世界联合社工大会对社会工作的定义是：“社会工作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职业，是促进社会改变和发展、提高社会凝聚力、赋权并解放人类的一门学科。社会工作的核心准则是追求社会正义、人权、集体责任和尊重多样性。基于社会工作、社会学、人类学和本土化知识的理论基础，社会工作使人们致力于解决生活的挑战，提升生活的幸福感。”

这个定义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了社会工作的本质及其知识体系，包括价值观、理论和方法三方面的内容和关系（图1－1）。

这个定义之所以引起了绿耕人的共鸣，是因为从云南平寨的专业实习开始，我们就坚信社会工作“是做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早在2003年，正当我们在平寨推动农村社会工作本土试点工作时，笔者在撰写文章《知识哲学与社会工作专业教育课程的实践属性——人文－实践取向的专业课程设计》中就指出：

当我们检视中国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课程设计时，面临着工具理性控制越来越强，专业分工越来越细，专业课程体系是分割的而不是整合的局限性。这其中有许多两难处境：一方面，在很多时候，我们对社会工作专业的建构只停留在观念或意识上，专业课程缺乏实务教学，特别是缺乏在实践中反思适合中国本土的社会工作教育；另一方面，即使做了一些实务工作，大部分也是到机构“走马观花”，以研究者或专家对研究对象或案主的主客二元视角观察和认识服务对象，缺乏平等对话、理解与参与的实践过程。很多时候我们的学生只是学习了一些书本上的理论知识，背诵了几条伦理守则或概念陈述，很少有机会在实践中反思书本知识和相关的助人概念、模式和方法技巧等，更少有机会在实践中反省自己对社会工作价值观的理解，或是在实践中体会个人存在的道德性，当然也就很难将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内化到自己的人格里，或将认同的社会工作价值观体现在行动中。

上面这段话强调社会工作教育的实践属性，也同样适应于具体的社会工作实务工作。社会工作不仅要实践，更要在实践中反思，反思社工与服务对象的关系是否平等，反思工作者是否将社会工作价值观、理论和方法内化、“走心”，并付诸行动。

反观绿耕15年的社会工作实践历程，正因为大家认同专业的实践属性，我们才始终行走在“民间”, “驻村模式”一直延续至今。我们“驻村”为了什么？是为了“体察民情”并与社区民众共同行动，推动社区变革。

当我们对社区的基本情况越来越熟悉，与社区民众“打成一片”之后，那些被教育“植入”的公平正义、人权、集体责任、多元文化等价值观不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会基于村庄现实状况和老百姓生活的挑战，形成期望改变社会现状的理想和愿力——为弱势群体“增能”，推动“五位一体”的社区可持续发展。

在价值观和愿景的指引下，我们“植入”许多西方社会工作理论和方法用于本土村庄尝试，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经验教训。例如，运用人类学田野调查和口述历史的方法认识社区，建立信任关系，深层次理解“民间疾苦”；与此同时，我们从优势、资产和能力建设的视角出发，推动乡村可持续发展。实践证明，这些基于社区内部“主体性”发展的理念、理论和方法，有助于突破乡村社区长期依靠外来者解决问题的被动发展及其提供服务的模式，得到社区民众的积极响应。

2001～2006年，绿耕运用“能力建设”模式进行农村社会工作探索。作为起步，当时的目标很简单：扎根农村社区，发挥农民所长，改善农民生活。用社会工作的语言就是“以地区发展为本，建设农民的能力，达成以人为本的社区发展”。从2007年至今，与第一阶段不同，我们不得不承认生计是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只有为社区居民奠定持续稳定的经济基础，社工才有条件凝聚社区的人气。相反，如果社区成员外出打工流动性太大，社工根本没办法进行社区组织工作；而且，单纯强调文化保育或性别增权等理念，亦不可能凝聚村民持续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所以，在村里建立一个以改善生计为前提，搭建村民关注不同层面需求的平台，成为我们此一阶段工作的重心。实践证明，以单一目标（例如文娱活动）推动农村发展效果有限且缺乏持续性。因此，深切体会村民日常生活不同层面的问题及其相互关联性，从而推动整合性社区发展成为我们工作转变的核心。

从上述绿耕专业社会工作“植入”本土实验的过程来看，西方社会工作知识体系的移植过程并不是照搬照抄的做法，而是立足于我国本土处境不断反思的历程——既反思中国的社会文化处境和西方社会工作价值观、理论与实务模式的本土适应性，也反思社工自身的专业身份和所拥有的知识（方法等）是否会对当地民众造成压力和不适感。

（二）行动过程的本土化反思与社区社会工作实践理论模式

正因为绿耕坚信社会工作的实践本质，促使我们更加坚守行动研究。遵循绿耕的历史传统，绿耕人对社会工作理念、方法的学习过程是在理论与实践循环往复的过程中不断内化和用心“体会的”。正如笔者在《知行合一：社会工作行动研究的历程》一文中所述：

社会工作是“从心开始”的一个专业、职业或事业，社区工作必须“用心去做”。一名合格的社区工作者，首先要有慈悲心怀，目睹社区民众的疾苦时，会揪心，会生发慈悲心和同情心，这就是所谓的“心动”。只有当社工有能力目睹到“小老百姓”生活的疾苦时，才会调动学习者的情绪和愿望，激活学习者社区工作的感受力，促使其“心动”。当社工对老百姓的现实处境“心动”的时候，那他对人心的冷暖和人性的善恶就具有深层同理（感同身受）的能力，由此一定会萌生出期望众生离苦得乐的情怀和社会行动。而社区工作更重要的是要通过行动去落实社会公正。无论是“用心去做”，还是“心动不如行动”，都是强调当社工感受到人间的疾苦时，必须以实际行动去改变现实，而且只有行动才能带来改变。但在“心动”与“行动”之间还有一个核心环节——社会学的想象力。如果忽视社会分析的想象力，或者不具备这种能力，就会造成行动“有心无力”（只是“愤青”而已），或者行动的动力和后劲不足，经常搞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要行动，更不清楚行动应该带来怎样的社会改变。首先是促使学习者“心动”，进而产生改变社会的愿力；其次是希望通过强烈的现实处境，激发学习者社会学的想象力。实践的感受力是人们受到社会现实状况的刺激后所产生的感性认识能力，包括希望改变现实的愿望等；而社会学的想象力是建立在实践感基础上的理性的社会分析能力，只有这样才有改变现实的行动力（张和清，2015）。

社会工作从“实践的感受力”到“社会学的想象力”再到“改变现实的行动力”是知行合一的过程（图1－2）。

对照绿耕理论与行动的历程，尽管很难做到真正的知行合一，但我们的社工行动始终坚持知行合一的循环往复。15年来绿耕人一直扎根于中国边远贫困地区、革命老区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三区”），社会工作者不仅是直接驻村工作，而且是长期（少则两三年，长达七八年）扎根乡村，与村民相伴同行。每一位驻村工作员都与村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她们将自己的青春热血与村庄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几乎每一位工作员都与村民建立起“一起过日子”“共同战斗”般的感情。根植于底层、油然而生的心力和愿力，不仅深层同理村民日常生活所面临的挑战，而且想方设法与他们一道寻找生活的出路（“一起活出来”）。

当然，行动者都应该明白，只有热血、同情心和愿望是不够的，要想真正推动社区的改变，必须具备理论的武器。正如毛泽东所说：“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

绿耕作为一个行动研究的团队，最初驻村时我们就抱着一套源于西方社会工作的知识体系，期望将一些自己相信的价值理念、理论知识和实务方法运用于本土社区实践，从而带来社区的改变。幸运的是，绿耕其中的两位创始人古学斌和杨锡聪是来自香港的老师，他们不仅有系统化的西方社区发展的理论训练，而且很早就在江西、贵州等地从事农村发展（“减贫”）工作。他们把“扎根社区”“文化与发展”“口述史社区评估”“能力建设”“小组培育”等社工与发展的知识带进村里进行本土化实验。他们既具有丰富的中国本土社区发展经验和“内地情结”，又践行能力建设和“学习者为本”的做法，因此绿耕非常重视理论与本土实践的反思批判。

现在我们可以将绿耕过往15年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概括总结为“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和“整合的社会工作”两个方面。

“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是绿耕社区建设的方向。社区社会工作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社区为本的理论视野（第二章），二是社区发展的主要实务理论（从第三章到第十章）。在绿耕“社区为本”第一表现在工作员扎根社区，深层理解社区居民的所思所想及其生活的困境，致力于再造社区的幸福生活；第二，我们应该站在“社会学想象力”的高度，对社区问题进行历史性的社会分析及反思，最终的社会根源探索必须回归社区日常生活，通过与社区民众的共同行动，以期能够根本解决社会问题；第三，我们应该基于社区内部的视角，而非外来者帮助社区解决问题的惯性思维，通过挖掘社区的优势、资产和能力等，与社区民众共同推动社区改变。因此，绿耕借助的社区发展实务理论，诸如优势视角、资产建设等都是致力于通过激活社区的内部力量，再造美好社区，从而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

另一方面，“整合的社会工作策略”是绿耕开展社区社会工作的方法。之所以倡导整合的工作方法，是因为任何单一的或固定不变的方法都无法应对社区居民所面临的千差万别的生活挑战。社会环境的复杂性、社会问题的多样性、本土助人互助方法策略的丰富性，决定了我们必须因地制宜，不仅价值观、理论需要本土化和涵化，而且方法策略更需要在变幻无常的社会工作情境中加以创造性地运用。

下面笔者尝试勾画出绿耕15年来社区社会工作的理论与实务逻辑框架图（图1－3），帮助读者深入理解绿耕如何将西方社会工作理论及其方法进行本土化的运用。

从这个框架图可以看出，绿耕的社区社会工作实验无论是理论视野、实务理论，还是具体的策略方法，基本上移植西方社会工作专业理论与实务模式，尽管我们提及“扎根社区”和“传统本土社区工作”方法，但在实际的运用方面也是零星地借用，并没有做出系统的总结和梳理。

英国著名的社会工作理论学者Payne（1995）在其名著《当代社会工作理论：批判的导论》一书中提到：“这是一种本土化（indigenisation）与涵化（authentisation）之平行过程，前者是将重要的概念转换成适合当地情况，涵化则是将本土之概念与外来理论结合发展出一个新的理论架构……”Payne同时指出：“当本土化与涵化发生时，研究原始的理论及其调试的方式，将有助于分析这些理论用于其他文化的过程……”

毫无疑问，绿耕的尝试是西方社会工作“植入”中国本土化的探索过程——绿耕在十余年中国城乡社区社会工作的实验过程中，已经自觉地将许多专业社会工作的理论视角（社区为本）、实务理论（资产建设等）和方法策略（组织及能力建设等）转换成适合或契合当地处境的一整套理论与实务的逻辑框架，将上述重要概念与当地文化情境结合起来进行反思批判并持续在本土文化的土壤中加以创造性的运用。这样的本土化探索是难能可贵的。

但是，绿耕的探索只是零星地将西方社会工作理论概念和本土文化做了初步的结合（本书的大部分章节是这样的尝试），还没有将外来理论与本土概念相结合发展出一个新的理论架构，更没有探究“原始”助人自助的理论（本土文化概念）是什么，它们如何在本土文化处境发挥作用，尤其是当与西方理论相遇时的涵化问题等。对这些核心问题的探索，将成为绿耕今后行动研究的难点和重点。期望本书能够开启绿耕社会工作本土化和涵化研究的新航程。

（三）本书的内容和适用范围

基于绿耕理论与实务的逻辑框架图，本书由十个章节和一个后记组成：第一章和第二章由张和清执笔，第二章“社区为本的整合社会工作”是点题之作。作者是中山大学社会工作系教授，具有15年中国农村社会工作及灾害社会工作的理论与实践经验。本章的中心思想是面对全球化中国与贫富“两极分化”造成的部分城乡社区日益衰败的现实，中国社区社会工作的核心议题是推动社区为本（community-based）的整合社会工作实践。社区社会工作的具体目标是重建城乡社区居民的生计、社会文化生活和生态，达至公共参与、生计发展、社会互助、文化认同、环境友好“五位一体”的美好社区和幸福生活。

第三章和第四章的作者是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的社工教师杨锡聪先生，他具有近20年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的实务及督导经验。这两章基于社区发展的实务理论，分别从“资产”和“文化”行动的角度讨论社区社会工作的行动理论。

第五章由绿耕城乡合作网络负责人、中山大学社会工作硕士万乙晔执笔，她以自己在绿耕最边远的云南东北部村落的性别与妇女赋权的参与式观察及实务经验出发，讨论赋权与性别平等的实务理论。

第六章由中山大学社会工作硕士吴丽娟执笔，她从复旦大学社会工作本科阶段开始就深入绿耕云南项目实习，之后在广东农村和城市网络实习，作者以研究者和环保践行者的身份撰写了环境社会工作的论文。本章从中国农村环境问题的社会根源入手，系统阐述了环境问题背后的“结构”“价值观”和“市场化运作策略”三大社会根源，并简述了绿耕的应对策略和遭遇的困境。

第七章由机构法人、中山大学社会工作博士生闫红红执笔。案例运用“扎根社区”“组织与能力建设”“资产建设”“社区参与”等社区社会工作的四个实务策略系统展示绿耕在从化仙娘溪－乐明项目中从组织培育到社区增能的曲折历程。作为从化项目的子项目，中山大学社会工作硕士刘蓓以自己长达三个月的实习和实务研究经历，在第八章中通过绿耕乐明村“青梅小组”的案例向我们深层描述和分析了农村妇女赋权的社会工作实践。第九章“以儿童为切入点建设互助共融的生态村”的案例作者是中山大学社会工作硕士廖凤莲，她以实习生和研究者的身份协助驻村社工在绿耕西南少数民族村寨工作。本案例描述了绿耕社工从儿童（个体）切入社区工作，逐步组织妇女小组，再推动整村改变的复杂过程。

第十章也是本书的最后一个案例分析由香港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硕士钟耀林执笔，作者也是岭南师范大学社会工作教师和广东湛江尚义社工中心的创办者。该项目是尚义社工与省妇联合作“集思公益”项目“从妇女互助组到社区营造”的子项目。项目的特色是省市妇联资助，尚义社工与村支两委合作在妇女组织与资产建设的脉络下重拾妇女的主体性，促进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本书的后记由绿耕现任总干事黄亚军撰写，他凭借自己身处绿耕十余年（其中连续八年在云南平寨驻村）的情怀和历史责任感，梳理了绿耕精神，并基于绿耕当前的内外部环境状况，清晰地阐述了绿耕转型的必要性和愿景。

本书是第一次全面系统梳理和总结绿耕15年来中国城乡社区社会工作（尤其是农村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经验的专著，权当作为绿耕人历史经验传承、实践知识学习、反思批判和身份认同的“教科书”；同时本书也适合作为国内外大专院校社会工作学生的理论与实务的参考教材；也可以作为各级政府部门、社工机构、群团组织、公益慈善机构等在职人员有关“社区社会工作”“农村社会工作”“社会治理与社区再（营）造”等课程的培训材料及教材。

思考题

1．试述“驻村（社区）模式”“社区为本”和“整合社会工作”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2．通过理论与实务的逻辑框架，你如何理解绿耕的社会工作本土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