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资产为本”背后的理论思维

“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Asset Based Community Development, ABCD）是McKnight和Kretzmann（1993）两位学者在1993年提出的概念和行动策略。可以说，新一代的社区行动策略，正是为了挑战“需求为本的发展”的不足和衍生出来的种种问题。

简单来说，需求为本的社区发展是为了响应社区居民生活的“不足”而出现的实务模式，此模式相信“不足”是专家等外来的人做出的判断，从而引进外来的资源以改善当地人的生活。当然，之所以称之为“需求为本”，表面上是指当地人的需求，但衡量需求还是有一套客观、普遍性的标准，例如平均工资水平或卫生指标等。具体情形如同人们看病，医生（专家）通过一套客观的诊断方法去探究人们身体出现的问题（需求），然后借助外来的药物，试图改善身体状况，达至医生认定的健康/复原标准。反过来，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却相信无论哪个社区都具备独特的资产。我们要做的是如何协助当地人挖掘并利用这些资产，提升他们的生活素质。同样用身体来比喻的话，就是要促进个人认识、发掘和运用自己身体的特质，利用自身的条件（资产）改善身体状况。

那么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什么会由“需求为本”主导的社区发展改变为“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呢？我们首先需要理解9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社会的变化状况。

（一）财富分配两极化对可持续发展的挑战

“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之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被提出并受到广泛关注，跟这几十年国际社会的变化有极大的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美国家的发展模式逐步成为全球的典范，“发展”被简单地理解为经济增长，大多数人相信只要经济高速发展，仿佛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但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除了繁荣昌盛的表象之外，还有贫富两极分化。大家从下面这堆数字中能够看出什么奥秘呢？

我们试想一下当两个组别的人都拥有1万元时，因着回报的比例不同，若干年后组别之间财富的数额会有天壤之别。如表3 －1所示，在最初的5年彼此的差别还不算大，1%回报的组别与30%回报的组别财富差距不到4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中的财富差距发生了惊人的变化：10年后两组的财富差距是14倍，20年后已是156倍，30年后是1943倍，50年后竟然达到302766倍。也就是说，对于1%组别的人来说，要把手上的1万元增值为两万元，总共需要花费70年的时间，这接近人的一生时间；而对于那些30%回报组别的人而言，从第50年步入第51年后，他们的财富就已经增长接近15亿元。

当然我们可以说这只是一个假设，世界上没有谁能够确保连续50年保持高额的回报，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增长和社会流动机会的增加，人们只要努力，1%组群的人应该有提高回报率的机会。

没错，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数学模型，但至少提醒我们，30年、50年后个人财富有多少，从数字来看完全取决于三大因素：一是财富的数量；二是每年财富增值的速度；三是时间的长短。不可否认，这三个关键要素对低收入甚至中等收入群组都是不利的。首先，中低收入群组的人在满足日常生活的基本需要之后，根本难以再有闲余的资金用于滚动增值。其次，富人通过合并、垄断产业以及金融工具的运用等，使财富保持更加稳定且偏高的增长速度。毫无疑问，增长速度愈快，财富的规模就会变得愈大。当财富规模已经足够大时，就算增长速度减慢，整体财富也会持续不断地扩大。最后，既然资产愈多，滚动增长的时间愈长，财富膨胀得愈厉害，自然就对已经身处高收入群组的人及其后代愈有利。以上讨论的是数学背后的事实，也是市场经济、资本投资的现实。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应该如何自处呢？

“致富”一直以来都是人们追求的目标，所以大家努力工作，希望通过勤俭节约积累财富，为今后的富裕生活打下基础。这样的主流生活逻辑塑造了社会的稳定。然而，单一追求财富的生活方式能使我们的社会持续发展下去吗？有研究指出（Oxfam International, 2016）, 2015年是具有标志性的年份，因为全球最富有的1%的人口所拥有的财富刚好超过世界资产总值的一半。换句话说，从这一年开始，以财富计算，全球99%人口的财富总和已经不抵最富有的1%人口的财富总和。同样的报告还有另一个惊人的数据，究竟多少个世界顶尖富豪的财富加起来等于世界一半人口（在2015年是36亿人）的财富呢？答案是62个人。要知道就在5年前，即2010年，这个数字还是388个，仅仅5年的光景，全球前62位首富的财富就由12180亿美元猛增到17600亿美元，增加了44%；而反观全球底层50%人口的总财富却在同期减少了10000亿美元，跌幅是41%，可想而知财富此消彼长的速度有多快。上述数据表明，如果今天的政策口号还是通过“扶贫”促成“致富”的话，那么机会已经越来越渺茫，甚至可以说是天方夜谭！

那么，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结果会是怎样呢？由学者萨法（Motesharri, Riva and Kalnay, 2014）领导、美国政府资助的一个研究团队在2014年发表研究报告，指出：“由于全球经济不稳定和人类对资源的消耗压力不断增长，受到工业化推动的现代文明正在加速走向毁灭，如不采取措施，现代文明恐将在未来几十年内面临毁灭风险。”该报告还指出“资源消耗增加”和“社会阶级分化”是导致社会崩溃的主要原因。“崩溃”难以避免，很大程度上是“精英消费过多”将带来“一个不平等引起的饥荒”。研究报告警告说技术不会拯救地球，因为这种进步只会推动越来越多的消费。如果世界的“精英”能立即采取行动来恢复经济平衡、世界上的最富有者停止贪婪，文明毁灭的最坏结果将可以被避免。报告的结论是如果资源分配方式公平合理，人均自然消耗率降低至可持续发展的水平，那么人口将可达到平衡，崩溃也可以避免。

从以上研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以经济增长为主导的单一发展模式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变得更复杂和更难以解决，其中的发展瓶颈有可能诱发社会危机。以中国香港为例，2014年香港人均收入在全球228个国家及地区中排名第16位，但香港过去数年都是世界十大消费最高的城市。香港居民为了满足消费需要，成为全球平均工作时间最长的人，人均每周工作50个小时。联合国支持出版的世界快乐报告显示，从世界157个国家及地区的评比结果来看，香港的快乐指数只能位列第75位。香港居民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所建立的自信与自豪，在最近10多年的经济不稳定和社会贫富两极化的现实状况下受到挑战和磨灭，换来的是社会矛盾的涌现，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遭受严重冲击。

经济高速增长对谁最有利呢？反过来，经济增长减速是否就等同于世界末日？资产为本的发展模式的出现，正是要让我们反思，资产不只是金钱或只是以金钱去衡量的发展。资产可以是个人已经拥有的文化技术，甚至是传统的智慧。虽然这些不能通过交易变成金钱，但存在着绝对的价值，它可以为个人带来幸福快乐。最重要的是，资产为本的发展模式所强调的社区合作，能够舒缓社会阶层之间存在的矛盾，让可持续的社会发展得到支撑。

（二）全球化对社区可持续发展的挑战

全球化最受广泛讨论的是经济活动的全球化。传统的经济活动都是以国家为单位得到推行，但是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这个传统的国家界限被打破了。传统上，企业一般都从本地筹集资金，聘用本地的劳工从事生产，并以本土市场为主要销售对象。但在全球化的架构里，国家的界限已被企业的跨国运营能力所突破，出现所谓的“全球市场一体化”趋势。国与国之间的壁垒被打破，实现了一体化，这无疑促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长期经济增长与繁荣。不断扩张的贸易与各国人民之间愈来愈自由的交往，一方面为世界带来繁荣景象；但另一方面亦加剧了前面所述的贫富两极化和社会矛盾。

除此之外，全球化还表现在社会关系和地理因素等方面。Giddens（1999）这样形容全球化：“社会关系在环球的基础上深化，令不同地方联系起来，当中远方发生的事会影响本地的事，而本地的事又会影响远方的事。”而Waters（1995）在《全球化》一书中指出：“全球化是个社会过程，当中地理因素对社会文化发展的限制日渐降低，而人们亦愈来愈意识到地理因素的重要性日益降低的趋势。”

由于受社会关系的全球化、“远方与本地联系”的日益密切，以及地理因素的重要性下降等方面的影响，部分农村社区面临更加衰败的命运。大城市受惠于全球化的发展，消费市场旺盛，城市生活的标准成为生活的主流标准，普通人对城市生活趋之若鹜，加上农产品价格面临全球市场竞争等，农民的收入明显降低，人口大量向城市迁移。结果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为了生计的改善而背井离乡，家庭的维系能力被削弱，“留守妇女”、“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等成为严峻的社会问题。另外，面对强大的现代城市文化，农村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原有的传统文化受到轻视，无论是衣着、音乐、教学内容，还是日常闲暇和文化娱乐都趋向城市化，农民与少数民族面临着文化认同的危机。

全球化下部分农村面临衰败危机，旧有的城市社区也面临同样的命运。旧城区因为城市人口的增加和对物质生活要求的提高而要接受改造，社区关系被瓦解，旧有的城市文化及生活模式被改变，换来的是新颖的高楼大厦，但住户的生活空间完全独立起来，人与人的关系愈来愈疏离。同时，城市改造后出现的大多是购物中心，这只会有利于连锁经营的大企业和跨国公司，旧有小经营者的生存空间被急速侵占，连带小经营者积累的文化（包括饮食、休闲嗜好）特色和人际网络也逐渐消失。

综观以上社会变化，家庭、家族和社区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受到挑战；这样，当个人遇到困难，还可以怎样面对呢？明显地只能由个人或者家庭（通常只有三四个成员的核心家庭）承担；如果无法承担，就只能把压力推向政府，希望通过社会福利得到缓解。但全球化引发的另一个全球性现象，就是政府为了吸引资本投资、推动经济增长，在税收方面往往有下调的压力，所以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被削弱，满足社会需要的能力亦随之下降。因此，如何改善社区的可持续性，加强并巩固社区的凝聚力及解决困难的能力，就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关键因素。

从上述两部分的宏观分析可以看到“资产为本”的模式，完全是这二三十年应运而生的产物：全球化导致贫富两极化愈益严重，家庭、社区愈来愈有解体的危险；我们迫切需要借助社区资产的发展，去重建社区居民的关系，巩固社区解决困难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维持家庭的持续稳定，而这正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三）需求为本模式的困局

社会大环境的转变，无疑也改变了我们对什么是有效助人模式的想法。正如上面所说，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社区发展模式倾向于以满足“需求”为核心。通常我们把需求分成三类：第一是感觉上的需要（felt needs），指人们感觉的或认知上的、生活中缺乏的或不足的东西，所以我们一般通过需求评估，在社区中了解居民的意见，找出他们希望得到的是什么；第二种是专家或是社会广泛认同的需求（expertly defined needs），专家会建基于科学知识，例如人类每天需要多少热量以维持生命，去计算基本的物质开支，以此作为济贫的客观指标；第三种是比较需要（comparative needs），人与人之间通过比较去确认个人缺乏的东西或需求，例如，当社会上普遍的人均拥有智能手机，小部分尚未拥有的人就会认定这是他们的基本需求。上述三种对需求的理解，其共通性都是要找出个人或社区有什么不足，当被认定为不足，就会得到一个“比较差”“贫困”甚或“落后”的标签。然后通过外来的资源，填补这种缺憾，并且相信只要需求得到满足，个人或社区的生活质量就自然得到改善。但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社区的不足往往被认定为生活必需品（例如食物、衣服）、通往外界的公路、学校、技术、卫生设施（例如厕所）、医疗设备、康乐设施等的不足。

要通过得到资源去满足需求，首先就要寻找不足，这样的社区发展逻辑，至少存在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需求的满足变得很单向，一方是给予，另一方是被动地接受。接受的一方要得到更多，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承认自己有更多的不足，而并不是凭自身努力去做些什么争取改变现状，“等、靠、要”等心态被不断强化。

第二，是谁的需求？随着物质文明的发展，人们感觉的需求和比较需求，甚至专家评定的需求都在不断膨胀，对于究竟什么是内心“真正”的需求已经很难做出判断。当人们认识愈多，需求愈被激发，永不停息，心理上贫乏不足的焦虑就变得更强。

第三，无论是接受的一方还是给予的一方，都是在既有思维模式下解决问题，只是不断地寻找更多的资源、解决不断发掘出来的问题（需求）。这是一个没完没了的过程。那么，究竟什么才算是“足够”或“满足”呢？社区的需求有没有被满足的一天呢？

在需求为本的模式下，既然需求永无止境，那么在经济不断增长、政府财政能力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乐观地说，上述问题当然不是难题；但在经济增长出现停滞甚至收缩、政府财政能力下滑的情况下，人们的悲观情绪涌现，上述问题就容易成为社会矛盾。当然，对经济不断增长的期盼已经潜移默化成为大众的愿景，但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这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愿望。正如前面论及，单纯的经济增长亦不一定是件好事。

需要清楚地指出，“需求为本”与“资产为本”两套社区发展模式并非二元对立的。但如果我们要在社区发展的过程中有一个好的开始，那么后者就应该是首选。当社区居民的参与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他们就会懂得运用自己的能力去满足社区需求，而不是被动地等待外来的支持，前面所述的三个问题就得以避免。

（四）优势视角

社会工作的一个核心价值观就是对人的信任，相信人只要在适切的环境下，其潜藏的能力就能够被发挥，最终达成自我实现的目的。所以，社会工作的优势视角反对将服务对象及社区问题化，认为问题的标签化对服务对象“具有蚕食效应，重复次数多了之后，就改变了案主自己对自己的看法和周围人对他们的看法。长远来看，这些变化融入了个人对他们的自我认同（越来越没有自信心）”（张和清等，2008; Saleebey, 2004）。相反，优势视角强调社区发展应该重视资产建立和能力建设。Saleebey（2004）明确提出：“优势视角是对传统社会工作实践的一次戏剧性飞跃。优势视角取向的实践意味着作为社工所应该做的一切，在某种程度上要立足于发现和寻求、探索和利用案主的优势和资源，协助他们达到自己的目标，实现他们的梦想，并面对他们生命中的挫折和不幸、抗拒社会主流的控制。”他认为，一直以来，我们在发挥案主的优势方面做得不够。“优势视角的实践要求我们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案主、他们的环境和他们的现状，不再是鼓励或专注地集中于问题，而把眼光投向可能性。在创伤、痛苦和苦难的荆棘之中，你能看到希望和转变的种子。其实这个公式很简单：动员案主的力量（天才、知识、能力和资源）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标和愿望，这样案主将会有更好的生活质量。”（Saleebey, 2004）

优势视角的基本信念包括：①赋权（empowerment）。Simon、Barbara Levy（1994）将赋权的概念建立于五个理念之上：案主和委托人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对提高案主能力和优势的强调；关注个人或家庭与环境；将案主视为积极的能动主体；将个人的精神指向一直受到剥夺和压制的人群（转引自Saleebey, 2004）。②成员资格。优势取向承认我们服务的所有人如同我们自己一样，是一个种类的成员，并享有与成员身份相应的自尊、尊严和责任。成为成员和市民、享有参与权和责任、保证和安全等特征是赋权的第一步。成员资格的另外一个意义在于人们必须走到一起，让他们的声音被听到、需要得到满足、不公平受到重视，从而实现他们的梦想。③抗逆力（resilience）。越来越多的研究和实践指向人类的这样一个规则——人们在遭遇严重的麻烦时会反弹，个人和社区可以超越和克服产生严重麻烦的负面事件。它是一种面对磨难、进而抗争的能力。④对话与合作。在对话中，我们确认别人的重要性并开始弥合个人、他人和制度之间的裂缝（Saleebey, 2004）。

为此，优势视角强调，每个个人、团体、家庭和社区都有优势（财富、资源、智慧、知识等）；创伤、虐待、疾病和抗争具有伤害性，但它们也可能是挑战和机遇（那些为面包、工作和住房而抗争的人们具有抗逆力和资源，即便在痛苦之中，他们也期望取得成就）；与案主合作，我们可以更好地服务于案主；所有环境都充满资源；注重关怀、照顾和脉络（Saleebey, 2004）。

以资产建立和能力建设为核心的社区发展侧重于三方面的内容：一是资产建立和能力建设。社区发展的许多概念集中于关注、洞察并利用社区内可获得的资产、资源和优势。从这一点出发，社区发展的起点涉及：分析社区中存在的资源；社区以什么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支撑社区生活；居住和工作于此的人拥有什么能力和资源；社区内的组织和团体在对社区资产的贡献过程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Benson, 1997; Mcknight, 1995，转引Saleebey, 2004）。二是建立关系。严肃对待和激发社区内大量存在的资源、资产和能力，社区发展工作者需要时刻注意构筑或重塑自己与居民以及与正式的居民组织之间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必须遵守以下基本原则：社区和它的周围环境可能隐藏着某种内在的资源，将居民推入一个协作、成长、繁荣和不断进步的场所，其载体则是信任、关怀和责任关系的建立。三是树立希望。以优势和资产为本的取向可以激发案主和工作者的乐观情绪、希望和动机（Saleebey, 2004）。

上述四点让我们对“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理论背后的思维有了更多的了解。从社会发展观来看，经济增长主导的发展只会把社会推向危机重重的境地，当经济增长没有为基层群众带来持续的生活改善，反而扩大了社会阶层的差距，造成社会流动更加困难时，那只会令阶层之间充满矛盾。全球化促进的经济繁荣，只是加速这种矛盾恶化的动力。更糟糕的是，这种动力同时加剧了家庭和社区的变迁甚至衰败，家族与文化纽带的延续能力被削弱，人们愈来愈要单靠个人的力量去应付压力重重的生活，人变得孤立。面对这样的社会/社区变迁，需求为本的模式已不能够有效改善人们的生活素质；反而只会强化依赖、削弱自我解决困难的信心。因此，我们需要改变思维，优势视角是一个选择。社区发展不是只祈求外来资源的帮助，更重要的是发掘社区中本来就已经存在但未被发现或充分运用的资产，借助资产的整合及利用过程，重建社区居民的互助网络关系，因此社区居民才是社区发展的主体，共同创造社区的前景。